【摘要】：葛兆光先生的核心主张是，中国必须追求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反对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这次他再度入选国家教材委员会显然进一步增强了其思想在未来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话语权。因此，未来历史教科书究竟会怎样编写也就值得关注了。

葛兆光教授

半个月前，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之后，很多朋友们纷纷询问：“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就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不同的委员观点有很大的差异，在这里仅仅介绍一个笔者比较熟悉的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即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古文献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聘教授及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第一届“普林斯顿全球学者”葛兆光先生的观点。

葛兆光生于1950年，1966年开始中断学业在社会上游荡了12年，1978年考进了中文系，但是在毕业以后改行转教历史系，现在成为中国最出名的“学术暴发户时代”的历史学专家之一。他的核心主张是，中国必须追求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反对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本来走上了追求普世价值的正确道路，但不幸的是1949年起这条正确的道路被打断了，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但遗憾的是1989年这条道路第二次被打断，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把1989年被打断的道路恢复过来：

【“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追求现代化，尽管当中经历了建国17年、“文格”10年的曲折，到1980年代仍然回到了“五四”的路子。这条路到1989年前后，经历了非常大的转折，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苏东解体都说明了这一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追求现代性、批判现代性、追求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回到大民主时代等种种主张……从经济、法律、文化各个角度出发，判断、思路都不一样，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纷乱的思想世界里找到一个既中国又普世的价值，作为大家的共识。

第一个是普遍价值，包括人权、民主、自由，这必须是大家共享的，不能因为它们最初出现在西方，就说这和我们没有关系。

第二，如果承认有普遍价值和一般道路，就要警惕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有必要重新考虑。有人认为中国崛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强势、国家独立。我也承认，强势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方便之处，可是，它真能给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平等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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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先生为论证自己观点的合理性，追溯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差别。其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是不同的，西方国家都是现代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因此是依靠民族凝聚力建立起来的人人平等的国家，分裂势力没有也不可能有市场，对外也讲建立国与国之间完全平等的现代国际秩序;中国则保留了大量传统的帝国意识，主要是依靠政治强制力来维系不平等的国家统一，对外也仍然很大程度上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意像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主张建立国与国完全平等的现代国际秩序。这一切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今天有一些中国人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者把中国分成台湾、西藏、新疆、东北和内蒙等若干块来研究是企图分裂中国。其实，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日本不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侵略和分裂中国，其学者完全是从学术上对于中国的这种帝国统治秩序的探讨，中国人应该对此表示充分理解：

【中国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中国并不是从传统的帝国转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而是民族国家和帝国是混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它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因素，但是它另外一方面又保留了帝国的想象和意识。所以，这两个东西并没有像欧洲那样从传统到现代。

在中国，正因为传统的帝国和现代的民族国家混在一起，所以现在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它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现代了的国际秩序，但是它又有很多传统的帝国想象。怎么办?我们之所以会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和中国当下的问题有许多联系。比方说，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和处理对内的民族问题的时候，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其实跟这个历史──跟这个特别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所以就带来很多很多困难。你单纯地按照现代国际秩序、国际法则来处理问题好办，或者干脆你回到帝国时代去也好办，但是这两个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很多麻烦。你看看现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脑子里，到现在仍然是这两个东西是混在一起的。

……

日本在很长时间内都希望中国干脆把生命线划在长城以内，是一个汉族的一个中国。因此，日本在这方面是有领土要求的，希望中国跟日本一样，变成一个单民族国家。这个跟后来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30年代的中日战争是有关系的。

但是，西方不同。西方是在学术意义上不能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他们觉得这样一个大的多民族国家能够存在并维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他们希望把中国分成若干个区域，分成若干个民族，来了解这个国家是靠什么来维系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的。所以，美国和日本的这个，它虽然问题一样，但是它的出发点是有差异的，但是，他们在方法上又可以互相借用。比方说，美国的new Qing history和日本的明治时代的很多研究方法是可以互相联系起来的。包括关心边缘、采取田野调查方法，历史研究重心，都有他们的共同点，但是说到根本的地方，就是立场和目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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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葛兆光先生又推出了一个结论：一定要把国家和政府区分开来，“中国”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爱国不等于爱政府，往往加入了外国特别是美国国籍的中国人比没有加入美国国籍的中国人更加爱国。同理，对于中国边疆地带一些政治上不认同中央政府的人也不应该否认其爱国精神，相反对于台湾、西藏、新疆、东北和内蒙等地区本身就不应该采用传统的帝国手段统治，而应该采用现代的民主秩序来决定其前途：

【我很不喜欢提“大国”这个词，中国内部问题很多，所以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建造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多)民族国家，不要急于在世界上膨胀，先把自己现代的、民主的、有限的国民国家搞好，让人民对这个国家有信心。何况我们内部的满、蒙、回、藏、苗，还有台湾到底怎么处理，都需要思考，对不对?

所以，我不赞成简单地提“天下主义”，中国是应该有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但现阶段，还是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弄好点再说。当然，在文化上我们都认同中国文化，但我不赞成简单地把文化认同跟政治认同重叠起来。我一再强调政府不是国家，国家不是祖国。政府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常常假借国家的名义，让人们无条件拥护。按照以前的看法，有人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那么他就不爱国。可是，你看到很多入了美国籍、入了欧洲国籍的人，一旦中国跟外国发生什么纠纷，包括体育比赛，还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的。而且，当他们觉得自己在异文化的压力下，常常更凸显自己的文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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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几个主要观点，葛兆光先生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诸如，葛兆光先生认为，民国时代是中国学术上的“黄金时代”，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点名批判的胡适和傅斯年虽然表面上鼓吹全盘西化，其实是中国最伟大最爱国的学者。他们的观点与葛兆光自己一样，是完全客观公正的，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纯学术研究。相反，新世纪以来一些批评西方霸权的新左派学者其实是照搬西方时髦理论的卖国贼，同时也迎合了政治宣传的需要，没有任何学术性可言：

【192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最好的学者，他们在学术上努力“预流”，恰好这时候又有所谓中国史料的“四大发现”：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大内档案。胡适去看敦煌文书研究禅宗，陈寅恪在外国就知道这些东西很重要，一回来就做敦煌、佛经、中外交通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学者，陈垣、傅斯年、陈寅恪、胡适看起来很西化，骨子里民族主义得厉害，想要把汉学中心从外国夺回来。胡适好像主张“全盘西化”，但你去看他最典型的英文文章，都是讲中国好，讲中国的传统多么了不起。傅斯年成立史语所，借鉴的是德国人那套研究方法：史料就是一切，但他想的是把“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从巴黎、东京搬回中国来。

2000年前后很多问题被国际、国内学界提出来，特别敏感的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我注意到中国学界回应时的一些现象，最主要的是：以学术面貌出现的一些论述，看来好像在批评西方，实际是“貌似反西方的西方论述”，问题、概念、逻辑都是来自西方最时尚的理论，他们把历史问题变成了抽象文本。同时，恐怕也暗合了现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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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左）和胡适（右）

现在，葛兆光先生入选国家教材委员会，那么其对于未来历史教科书编写的要求我们也就很容易设想了。即古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与霸权帝国，相反西方社会具有很多先进的民主因素，最终在中国的明清时期就建立了现代的国际秩序和实现了普世价值观。但是，中国仍然一直鼓吹天朝上国秩序，不肯与西方国家平等交往。因此，西方国家之1840年以后出自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帮助中国逐渐融入了公正合理的现代国际秩序，同时无私地向中国传播了伟大光荣正确的普世价值。遗憾的是，有些中国人死抱着“天朝上国”的迷梦不放，导致自1949年开始又再度脱离了现代的国际秩序和抛弃了普世价值。好不容易在1978年刚刚恢复一点同西方接轨的苗头，在1989年这一正确方针就再次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以致直到今天仍然有些人还在鼓吹虚幻的大国梦。现在，青年学生的使命就是应该彻底清算残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实现伟大的普世价值和融入国际社会而奋斗……

值得注意的是，葛兆光先生长期担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可参见开头一大串头衔)，因此对于以前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和历史教学的评定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历史课程改革中已经部分的吸纳了葛兆光先生的观点。笔者以前在《新世纪的课程中的“全盘西化”倾向》一文中曾经指出：

【为了推崇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和蓝色文明的优越性，课程设计者与教科书编订者不惜违背教学的最基本规律，这一点在历史课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可以看一下人教社2007版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与高中历史必修一头几个单元的目录。

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目录：

第一单元　侵略与反抗

第1课　鸦片战争

第2课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侵华罪行

第3课　收复新疆

第4课　甲午中日战争

第5课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活动课一　模拟时事报道──侵略与反抗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探索

第6课　洋务运动

第7课　戊戌变法

第8课　辛亥革命

第9课　新文化运动

……

高中历史必修一目录：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1课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

第2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第3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第4课　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第二单元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第5课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第6课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

探究活动课　“黑暗”的西欧中世纪——历史素材阅读与研讨

第三单元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第7课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第8课　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

第9课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

……】

显然，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是为了突出所谓近代化史观，即西方文明的伟大和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为此不惜打乱历史教学的时间顺序，导致很多学生认为洋务运动是发生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这种不按时间顺序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排方式，即使是在文化大格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而高中历史为了推崇所谓西方文明的伟大故意用中国的专制独裁和希腊罗马的民主法治进行对比，可惜的是，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希腊罗马为何灭亡。为了回避这个问题，竟把中世纪改为了活动课，希腊罗马之后直接衔接的就是英国君主立宪制。这种为了突出某种意识形态而删掉整个一个历史时期的做法，也是在文化大格命时期都从未有过的。看看这个中学历史教科书目录，谁敢说那些西方的崇拜者们不讲政治?可以说，他们要比文格时期还要讲政治的多。

不过，葛兆光先生这次再度入选国家教材委员会显然进一步增强了其思想在未来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话语权。因此，未来历史教科书究竟会怎样编写也就值得关注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这里介绍葛兆光先生的观点并不是对葛先生个人有什么意见。事实上，葛兆光先生的观点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是带有普遍性的。绝大多数所谓知名学者和顶级学术期刊都是这种观点，几乎提出一点反对意见的人都在学术圈子里面很难混下去。相比之下，葛兆光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像同属复旦大学的冯玮教授就要比他激进得多，而且还经常在微博上卖弄“自己成功阻止了一个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教师评职称”之类。问题是，这种拥护中国共产党成为政治不正确的学术界现状难道是正常的吗?把教材编写权放在这种“主流学者”手里边儿真的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