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7日,台湾省前文化部长、作家龙应台,在香港大学参加《大学问》活动,以《一首歌,一个时代》为题目发表演讲。龙应台先以幼年在台湾两蒋戒严时期学唱反共歌曲而自得。然后笑嘻嘻地问台下观众,你人生最早的启蒙歌曲是什么?一位前排香港观众回答:是大学师兄们教的《我的祖国》。然后,全场开始合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龙应台在台上尴尬地笑着,并迅速转移了话题。这段视频在网上发布后,引起轩然大波。
龙应台与《我的祖国》事件中,透露出的关键细节是,为什么会有大批香港精英和知识分子喜欢《我的祖国》。
龙应台在《南方周末》《大河就是大河》一文中也不得不涉及这个秘密: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621
【当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站在台上的我,脑海如电光石火般闪过好些念头。
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首「红歌」,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
但我欣赏他的诚实。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学,所处的氛围曾经被称为「火红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侬发表的Imagine所倾诉的,那时的港大学生,在英国帝国统治的阴影中,是多么憧憬那个红色的「祖国」可以带来公平正义和民族自尊。周伟立所说的「师兄们」,就是那「火红的年代」里拥抱着纯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轻人。他的「启蒙」来自那个年代对理想最热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来代表,在他脱口而出的那一个刹那,我就懂了。】
公知大V闾丘露薇也评论如下:
http://weibo.com/1189729754/EmJecregX
【被刷屏的港大“我的祖国”视频和龙应台自己描述当时的场景和想法。对历史和香港有点了解,就不会惊讶一个港人说启蒙歌曲是”红歌”,这一点,龙在文中讲的很清楚。再补充一些:71年的保钓运动,港大冲的最前,96年跳海宣誓主权遇溺死亡的陈毓祥就是当年港大学生中的“国粹派”。拿话筒的周伟立,七十年代在港大读了本科和研究生,再去美国读了硕士博士,之后又回到港大心理系任教,长期担任学生事务长,两年前离开港大。这些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的香港人,一些经历了89彻底失望改变,一些在97以及雨伞之后,被视为了不爱国的人。但他们其实没有改变过,用自己一贯的原则爱自己的祖国。】
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单仁平同志只是在《环球时报》写评论指出一些表面现象,却不敢分析其来空去脉:
【说实话,在香港大学的报告会现场有那么多人唱起《我的祖国》,让内地人也感到有些惊讶。正因如此,这个短视频才迅速传遍内地互联网。对很多人来说,看到这个视频的一刹那,对香港的了解一下子多了一个维度。这两年“占中”“港独”的各种消息太多了,几乎主导了内地人对香港社会的认识。那段视频展示了香港社会的另一面,那是那座城市与祖国割不断的联系。】
无论是龙应台,还是闾丘露薇,都谈到在七十年代香港大学,新一代的大学生们追随的是红色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香港大学学运的领导权在大陆共产党手中,虽然当时的政府是英国殖民政府,虽然香港是台湾情报机构的老巢,虽然香港当时是美国、英国的情报机构重点渗透的前沿阵地,但是整个香港的文化领导权,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再到市民运动,都是在大陆共产党的领导之中。这就今天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的政治启蒙是《我的祖国》的根本原因。
当然,闾丘露薇也在微博中夹带私或,把周伟立和占中雨伞运动那批人混为一谈,把当年跟随共产党的那批人和今天占中那批人混为一谈,这是别有用心的。按照闾丘露薇的逻辑,本来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学生和知识精英是跟随共产党的,只不过后来因为89走向了反共。她这是刻意地造谣。实际上从1987年开始,港台文化界的反共势力就开始抬头了,两者根本不是同一拨人。虽然个别人有叛变,但是七十年代代表时代潮流那批追随共产党的港台大学生和知识精英,今天仍然是爱国的偏左的。按照闾丘露薇的逻辑,文革及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没有导致整个港台精英的转向,一个89却导致他们由亲共到反共,这不是在变相的说其钦佩的赵太爷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文革吗?
龙应台这个讲座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仅点的问题,而是面的问题。例如,2014年9月22日,香港学联在罢课起动宣言《抗殖反筛选自主港人路》一文中,沿用的就是四十多年前香港学联的“反资反殖”的口号,鼓动普通民众反抗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但是,四十多年前的香港学联是爱国的倾向于红色大陆的社会主义力量,而今日的香港学联则是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控制下,“以子(共产党)之矛攻子之盾”。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中,莫说是香港,就是台湾很多国民党高官的子弟最终都站到了大陆共产党这一边。在残酷屠杀和镇压下(四千人被杀,近万人被判刑,十四五万人被捕),在六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上半期,左统派仍然是台湾党外运动中的主导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据陈映真回忆:
【从七零年到八零年,是台湾第三波左翼运动的十年。一九七零年,台湾和海外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一个很大的思想运动,就是"保钓"。当时,甚至有人称它为"新五四运动"。那一年,出现了钓鱼岛问题,大家很愤怒,是非常单纯的民族主义,咱们中国的土地,怎么让美国送给日本了?从此作为出发点,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国民党告诉青年人,你不要被共产党利用,美国和日本是我们的重要盟邦,谁要这么调皮,就有共产党嫌疑。北京当时是在文革时期,调子很高,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呀,打倒美帝国主义呀。在两边这样的情况下,运动分裂了。留学生应该"站边"了,你选择哪一边的中国?产生了"我是谁?"的问题,"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一批人,像马英九,是反共爱国联盟,他们要求的只不过改革保台,但还是要反共,还是以前《自由中国》的老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反共?更多人是向左转,觉得北京才是我们的政府,你看立场站得这么稳!大量的人去找三十年代的文学和共产党的文件学习,真是产生了触及灵魂的改变,有的人因此离婚了,有的人放弃学业了。这种情况,后来侵染到岛内来。那时已经有各种复印技术,他们把大量的宣传品寄到台湾,虽然受到邮检的拦截,但终究还是流进来不少。第三波左翼运动,就这样起来了。跟过去两波的左翼运动完全没有关系,是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战和内战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会,看到了阶级,看到了国际上的帝国主义问题。这是一个完全新的视野。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杂志,《夏潮》。以《夏潮》为中心,集结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识分子,跟当时台湾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在当时起到很大的影响。】
然而,进入八十年代后半期后,左统派被边缘化,港台的文化和知识分子运动潮流被美国把控,这是什么原因呢?四十年间,香港和台湾的大学生精英分子由亲共变成反共,原因何在?笔者在《台独背后那只不为人知的黑手--从陈映真先生病逝谈起》一文中也曾做过一点分析: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及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对台湾左统派的釜底抽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半期,美国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和党政高官群体,培养了大批亲西方或者说亲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就连赵太爷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那个时间段竟然成了党的总书记,而《夏潮》一代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被这些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和知识分子视作“极左”并对之进行打压和嘲讽。如果说台湾左统派在蒋介石、蒋经国血腥屠杀下仍然可以顽强坚持和成长的话,来自祖国大陆内部的釜底抽薪,对台湾左统派最根本的、最大的打击。
……
8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在大陆成功的思想文化渗透,抽掉了台湾左统派们得以发展壮大的政治根基。对于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大陆官员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更乐于和港台富豪及国民党高官打交道,自20年代到70年代中共在台湾多年经营所培养的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包括1950年初被台湾枪毙那1100多派到台湾的精锐干部,都被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背叛和抛弃了。他们抛弃了中共群众路线,并且目光短浅,看不到在台不得民心的国民党高官早晚要日落西山,把和平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和大资本家身上,不注重在台湾普通人民中间发展力量,更不懂得利用台湾曾经强大的植根于台湾人民中的左统派力量。
从1987年至1989年,以赵太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日益发展壮大,并且在1989年差一点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亡党亡国的历史深渊。这股势力在90年代上半期成功潜伏下来,并在1998年后顺利地在中国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改革,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国有资产流失程度,医疗、住房等公共福利领域的市场化程度都已经远远高于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局面下,台湾左统派即社会主义统一派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叙事,已经被彻底瓦解。既然在大陆思想舆论和实际经济政策中,都如陈映真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化派、买办化“智囊”进行统治,台湾左统派如果要坚持亲大陆和统一,就必须淡化和取消自身原有的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果要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就必须批判大陆占主导地位的西化派、买办化“智囊”及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这必然使自己进一步遭受大陆的政治冷遇。因此,台湾左统派在1987年之后一直处于一蹶不振乃至走向土崩瓦解的状态,而本来影响原本比左统派小的台独势力1987年后就顺势把控了台湾党外民主运动,进而把控了台湾政局的领导权。
……
换句话说,假如1987年后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大陆左翼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仍然能够在政治权力核心枢纽占据一席之地,从而抑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发展壮大及抵制后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激进推进的话,那么今天台湾左统派的力量至少可以形成和台独势力形成强有力抗衡的局面,那么在高雄担任市长的,可能不会是台独分子陈菊,而是类似苏庆黎这类即便是台独元老也不得不敬重的左统派骨干。在台湾左统派成为主流政治力量前提下,如果大陆不犯幼稚性错误的话,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今天必然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
回到龙应台及《我的祖国》这个话题,其实新中国前三十年类似《我的祖国》这样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非常多,然而自87年以后,在赵太爷及其强大政治势力的干扰下,港台反共文化成功反攻大陆,大陆流行的是张贤亮、莫言等为代表的低俗的反共文化。以《我的祖国》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到今天有点要绝后的感觉。我们在香港、在台湾之所以还有类似周伟立这样的大学校长和支持统一的爱国力量,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前三十年的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从这个角度看,赵太爷及其强大政治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干扰破坏可谓罄竹难书!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7/07/3808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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