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社”6月26日报道称，4月7日至10日由俄罗斯独立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re)所作的民意调查中，俄罗斯民众被要求选出有史以来10位最伟大人物。斯大林(Joseph Stalin)以38%的支持率脱颖而出，名列第一;普京(Vladimir Putin)以34%的支持度和受俄罗斯民众爱戴的诗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同列第二名。其次为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Vladimir Lenin)、沙皇彼得大帝(Tsar Peter the Great)以及苏联时代第一位航天员加加林(Yuri Gagarin)。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6%的民意支持率垫底。

一

这并不是斯大林第一次名列民调榜首，像去年的一次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调查当中，斯大林、列宁和普京并列第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并列倒数第一。附带说一句，这些民调的测试机构列瓦达中心是由反共公知掌控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好几次修改民调来降低斯大林的支持度的不良记录。因此，斯大林的实际支持度只能比这些民调更高。

相比之下，中国专家们却始终不承认斯大林热，相反还不断的极力宣传苏联公知们制造的一些政治段子。其实，那些苏联公知也就和戈尔巴乔夫一样，虽然掌握了宣传机器，但是他们所制造的谣言早已在老百姓中臭不可闻。更加可笑的是，近期不少中国学者出访俄罗斯的时候居然还询问：“你们是不是要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审判列宁和斯大林”，“你们是不是要彻底清算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人听了以后瞠目结舌，纷纷表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儿，我们早就吃够了苏联解体的苦头了。怎么觉得你们中国人还老羡慕我们俄罗斯国家崩溃这场大灾难呢?特别是一些中共党员，怎么比苏联解体前夕那些宣传‘取缔共产党，清算共产主义罪行’的苏共党员还要露骨的多?”

其实，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情况也不奇怪。有些俄罗斯学者发现，知识精英与工农大众往往在一切问题上的看法都是对立的。因为斯大林让工农群众接受了教育，打破了知识精英对文化的垄断，也取消了他们的绝大部分特权，因此知识精英不可能喜欢斯大林，但是他们所害怕的也恰恰是劳动者最欣赏的。例如，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化学动力学与燃烧研究所所长、数理学博士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久巴的文章《以公正名义的暴政：在民众的意识中斯大林的威望与斯大林时代的人文成就相联》将斯大林的“暴政”概括为三个方面：

【1.在斯大林时期，从属于各个阶级的人民，有权利也有条件平等地、通过不同途径接受各类教育。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判断标准，打破了千百年来的等级制。人们的出身或者财富，再也不是社会地位高低的象征和标志。现在以是否接受了教育和履行了做社会主人的权利和义务，来标明其先进与落后。而在从前，俄罗斯贵族的仆人如果像现在的人民这样自由地高谈阔论，那么，他的主人绝不能容忍。难怪俄罗斯帝国政府竭力限制劳动人民接受教育。

2.在斯大林时期，国家保证全体公民连续七年接受义务教育，因而消灭了文盲。工人和农民的孩子都能够进入名牌大学学习。国家建立了许多工厂，保证了每一个劳动人民的劳动权。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有保障的教育制度取得了辉煌成就，使得人人平等、人民是社会主人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所谓贵族和平民百姓的区别，不仅是在法律上、而且是在事实上早已消灭，从前的“仆人”像从前的“主人”一样自信和扬眉吐气。那些年，人们在作自我介绍时，完全是新社会时代的精神内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非常愉快、充满热情的基础上的。这些当然保证了人民群众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积极支持苏维埃制度，谁都不愿意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3.实行这一伟大变革的重要性还在于，随着苏维埃制度的巩固，人们在社会和精神上的平等地位，已经化作客观存在的社会理念，很难推翻了。普及教育使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素养大大提高，从人们的言谈举止中已经很难判断其从事的职业。譬如说，那时，你随时能够在任何时候和出租车司机、远离城市的农村人畅谈起来。让你感到惊讶的，不仅是他对各个领域问题的熟悉、并且具有正确的见解，而且自己竟然还获益匪浅。而在19世纪，和马车夫是不可能平等交谈的，在主人的眼里，他们就是一些“会说话的牲畜”。因此，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这一开天辟地的社会观念大变革和斯大林紧密相联。】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全世界的知识精英们都喜欢攻击斯大林，制造了无数荒诞不经的谣言。关于斯大林的谣言很多，笔者没有办法一一辟谣。在这里仅仅说两个最流行的谣言。第一个是所谓斯大林违背了列宁遗嘱并长期隐瞒列宁遗嘱的问题。第二个是所谓大清洗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致使几乎每个苏联家庭都成为受害者的问题。

二

所谓斯大林违背了列宁遗嘱并长期隐瞒列宁遗嘱的问题，即不少人宣称列宁在遗嘱中要求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位置，然而，斯大林却把相关的内容隐瞒了下来，一直呆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这种说法是随着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攻击斯大林时流行开来的。

其实，首先列宁遗嘱的这种说法就是不妥当的，所谓列宁遗嘱指的是列宁逝世前夕口述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因为列宁并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会去世，所以只是在卧病在床的时候做了一些对于领导人看法的评价。后人便称之为列宁的“遗嘱”。但是严格来说，这个评价和列宁的其他著作一样，并不占据特殊的地位。

具体说来，这封信也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针对斯大林的。因为列宁的确提出了不再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建议，但是对其他几位领导人的评价更低。列宁认为斯大林不适合担任总书记的理由仅仅是强调其性格比较粗暴，从来没有说过其在政治上有任何问题。而这封信中因为其他领导人无论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是布哈林，都存在着政治上的问题。列宁强调托洛斯基存在“非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毛病，而且“过分热衷于事物的纯粹行政方面”，即权力欲过强;布哈林理论观点是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十月革命“当然不是偶然的”。显然，这些人在列宁眼中还远远不如斯大林。因此，列宁认为斯大林不适合担任总书记，并不是说让其他人担任总书记。就笔者推测，他可能觉得自己身体会很快康复，可以亲自主持党的工作。

另外，列宁只是强调应该把自己的口信儿交给党的代表大会，从来没有说过要把这个口信公开发表。在列宁逝世后在十三大上。斯大林第一时间要求把这个口信公开传达，并且表示要辞去总书记职务。而反对公布列宁遗嘱的恰恰是另外几位领导人，也是他们对斯大林作了挽留。最后经过党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暂时不公开发表“列宁遗嘱”，同时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

另外，列宁的这个遗嘱也并不是整个斯大林时代都没有发表。因为在联共13大之后时间不长，托洛斯基又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出尔反尔，宣称是斯大林隐瞒了列宁遗嘱，并把列宁要求解除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建议拿出来说事儿。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澄清，并且把列宁的口信进行了公开。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早在20年代斯大林与托洛斯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论战中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们可以参考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

【有人说，由于斯大林“粗暴”，列宁同志在这个“遗嘱”里建议代表大会考虑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一点不错。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也许对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种温和态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请求中央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代表大会本身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每一个代表团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所有代表团，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在内，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有什么办法呢?从岗位上溜掉吗?这不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从任何岗位上溜掉过，也没有权利溜掉，因为这样做就是逃兵行为。我这个人，以前已经说过，是个不由自主的人，只要党责令我，我必定服从。

一年以后，我又向全会提出辞职，但是全会又责令我留在岗位上。

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至于公布“遗嘱”的问题，那是代表大会决定不公布它，因为它是给代表大会的，并没有指定在报刊上发表。

一九二六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曾经做出决定，请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准许发表这个文件。同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发表列宁的其他书信，在那些书信中，列宁指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起义前夜所犯的错误，并耍求把他俩开除出党。

很明显，说党隐瞒这些文件，那是无耻的诬蔑。在这些文件里也包括列宁主张必须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除出党这样的书信。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从来没有害怕过真理。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正在于它不害怕真理，正视真理。

反对派竭力拿列宁的“遗嘱”当王牌。但是只要读一读这个“遗嘱”就会明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俩当王牌。相反地，列宁的“遗嘱”致命地打击了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

列宁在“遗嘱”中斥责托洛茨基为“非布尔什维主义”，而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则说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这的确是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政治上决不能信任托洛茨基，因为他有“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毛病，也决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因为他们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们会重犯而且必定会重犯这些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

请看“遗嘱”中有关的一段话吧：

“对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品质我不想再评定了。我只提醒大家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这很难说是他俩个人的过错，就像很难说非布尔什维主义是托洛茨基的过错一样。”

看来是很清楚的了。】

这个演说是第一时间公开发表并收入了《斯大林全集》的，在此之前，苏联报刊就已经对列宁遗嘱作了公开。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长期隐瞒列宁遗嘱的问题”。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重新拾起这个早就已经被说清的问题来攻击斯大林，恰恰是证明连他都找不出来多少可黑斯大林的点了。

三

关于大清洗运动问题，现在在苏联与中国的公知操控的媒体上不断的炒作，所谓“受害者”的人数与日俱增。像索尔仁尼琴就宣称斯大林的迫害导致“6600万人失去了生命”，相当于卫国战争死亡人数的三倍。这是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也不会相信的。

实际上，现在关于大清洗运动的“受害者”人数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了。大清洗运动期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有60多万人，即时把实施范围扩展到整个斯大林时代被判处死刑的也不过一百多万人，平均每年有3万人。不足卫国战争中死亡人数的1/20。大清洗的受害者作家季诺维也夫(不是上面说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对于这一情况作出了如下的评价：

【斯大林时代每年被判处死刑的有3万人，现在俄罗斯每年被谋杀的也有3万多。区别在于，现在被谋杀的基本上都是好人，当初被判处死刑的绝大多数该死。所以现在该死的人往往都讨厌斯大林，而好人几乎都喜欢斯大林。】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家的少年时代一曾经参与过刺杀斯大林的活动，但是因为没有造成太严重的损失也只不过被判了十年徒刑。这说明，大清洗运动不像今天很多人宣称的那么残酷。当时，苏联的确存在很多暗杀与暴乱的活动，采用强力的手段打击几乎是必然的选择。今天一些人把大清洗运动中受到打击的人通通说成是受冤枉受迫害的，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就好像今天美国是世界上监狱里犯人最多的国家，但是恐怕不会有哪个公知来统计美国的“受害者人数”。

当然，这并不是说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没有问题。不过对于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也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像运动的另一位受害者卡尔波夫经过多年的研究指出，大清洗运动的确存在扩大化，但是大清洗运动出现的扩大化问题不能简单的推到斯大林身上，实际上恰恰是一部分基层干部违背了斯大林的指示精神所搞出来的。当时，斯大林领导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避免在清洗中造成扩大化的决议：

【……在共产党员中存在着尚未被揭露的个别利欲熏心的人.他们靠开除党员、镇压党员来表现自己，得到提拔，尽力设法通过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党员来避免被指责为丧失警惕性。    这类利欲熏心的共产党员以为，既然有人揭发这个党员，即使揭发是错的，是别有用心的，那么这个党员对于组织来说也是危险的.应该尽快摆脱他，表明自己有警惕性。因此他认为不必客观地分析对党员提出的罪名，事先就决定必须把他开除出党。

中央全会因此要求各州委、边疆区委、各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解除不执行联共(布)中央指令、不经认真核实材料就开除党员和预备党员、对党员恣意妄为的党的领导人的党内职务并追究他们的党内责任。】

这时期，斯大林关于大清洗运动很多公开讲话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据卡尔波夫研究发现，斯大林对于大清洗运动制定的标准是必须实事求是为基础，不能捕风捉影乱扣帽子。例如有一次讲话就斯大林强调了不能老是深挖出身和历史问题：

【斯大林：据说，图哈切夫斯基是地主，另一个人是牧师的儿子。同志们，这样的方法一点也不能解决问题，绝对解决不了问题。当人们提到贵族这个劳动人民的敌对阶级时，是指一个阶级、阶层，但这并不是说贵族中某些个别的人不能为工人阶级服务。列宁是贵族出身，大家知道吗?

喊声：知道。

斯大林：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总归是非无产者。恩格斯本人管理自己的工厂，以此来接济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神父的儿子——是一个不坏的人。与此相反，谢列布里亚科夫是工人，可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大坏蛋。利夫希茨是一个工人，识字不多的工人，却是一个间谍。

因此总的尺度不是是谁的儿子，这是老的尺度，对一些人不合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我们还有另一个同样错误的流行观点。人们往往说：1922年某人投票支持过托洛茨基。这同样是错误的。一个人有年轻的时候，分不清是非，喜欢惹事。捷尔任斯基投票支持过托洛茨基，不仅投票，还当着列宁的面公开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大家知道这件事吗?他从来不是在某件事上消极旁观的人。他是个十分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甚至想发动整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来保护托洛茨基。这一点他没有做到。还有安德烈耶夫在1921年也是十分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这是在你们中以至全党十分流行的第二个观点，它同样是错误的。我想说，这个观点不总是正确的，它往往让人上当。

因此，我在对这一核心及其成员评价时也不采用这个错误的观点。

在评价这个阴谋核心的领导人时需要采用第三个观点。这是根据这些人许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对他们作出评价的观点。】

看看上面这些讲话，谁能说这个标准定的不合理呢?就大清洗运动的历次审判而言，也都没有强调历史上的党内斗争，更没有强调出身论，只是强调了他们在现实中出卖国家利益等罪行。应该说，这也是贯彻了斯大林一系列讲话精神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卡尔波夫还强调，大清洗运动虽然有扩大化的问题，但是不搞是不行的，否则的话卫国战争很有可能会遭到失败。正是大清洗增加了国家的凝聚力，为外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现在有些人攻击卡尔波夫，宣称其采用了审判时那些受害者的供词作为依据。而这些供词是被逼迫出来的，并不可信。问题是，卡尔波夫至少是使用了原始的第一手材料。如果说这个不可信，那么现在的那些反对斯大林的公知却只不过是使用了受害者的回忆就给斯大林定了一大堆罪名难道就可信吗?这就好像某些专家不承认大量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第一手材料，却通过蒋介石的日记和地图把蒋介石“研究”成了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一样荒谬可笑。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政治上的站队问题。越是自诩客观公正的公知也越是喜欢操弄双重与多重标准。今天的中国媒体与公知们近乎狂热的反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无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图借苏联攻击中国，指桑骂槐罢了。遗憾的是，俄罗斯的民众总是不给面子，一次又一次的对他们进行打脸。我相信，随着公知们一个个谣言的破产，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一定还会被颠倒回来。无论是对于斯大林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对于中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人们终将会清除公知们丢在上面的垃圾，发现那些被掩盖了的璀璨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