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决议的方式确定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党的核心，也就是明确了习近平同志是中国这艘航船的舵手。对此决议，第五纵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千方百计的想为中国的航船换一个掌舵人。于是，茅于轼写了一篇《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迫不及待的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茅于轼这篇文章有三个看点：

　　1、要精英掌舵。中国目前是谁在掌舵？全世界都知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是习近平同志在掌舵。习总履任以来，力挽狂澜，铁拳反腐，阻止了私有化的势头，重新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打击了历史虚无主义，重申共产党人的初心，重提共产主义理想，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确保了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在波谲云诡的世界格局中，习总高瞻远瞩，纵横捭阖，打破了美日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和围堵，挫败了帝国主义第五纵队改旗易帜的阴谋；保证了经济建设在和平稳定的环境健康发展，保证了人民安居乐业，使中国避免了苏联的悲剧。这些。中国人民有目共睹，人民从心底欢呼，天佑中华，有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个好舵手，一定能驾驶中华航船乘风破浪，驶向共产主义的彼岸！

　　然而茅于轼又在期待那个精英来取代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来掌舵呢？

　　2、茅于轼抛出社会转型这个伪命题。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已成功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成功转型为社会主义国家，顺应历史潮流，中国要转型，也只是想着共产主义社会转型。但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奋斗才能实现。 那么茅于轼所期待的转型是什么呢？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茅于轼难道是要把中国迅速转到共产主义？茅于轼到底要把中国转向何方？看看第3点就知道了。

　　3、怎么让中国转型？

　　茅于轼说“但是怎么实现？我认为有两条能够想像的路。第一条是建立精英分子必须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制度环境，其实就是实行普选。大众的选票一定会投给关心大众利益的精英。如果精英分子不为大众利益着想就得不到选票。第二条路是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处于一个全世界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之中，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的帮助。这个力量不可小看。我觉得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百六十多年的进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带进来的。”

　　茅于轼的“转型”方法有二。一是推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把共产党挤下台，把习总选下去；二是请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武装颠覆。霸权主义在对中国围堵，也在世界各地煽风点火，他们先后用武力帮助阿富汗、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实现了转型，使那里的人民享受了血雨腥风的“民主”，还操纵精英让乌克兰一蹶不起，让叙利亚的孩子尸体漂流到异国的海滩。这些，在茅于轼眼里成了“世界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

　　现在茅于轼又在呼唤国际帮助我们转型了。要让帝国主义为我们选择舵手，要像对伊拉克、利比亚那样，把他们的“舵手”强加给中国人民，再把中国转型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茅于轼究竟是什么宝贝，竟然成了改革的国师？

　　附 | 茅于轼原文：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

　　一个稳定的社会，她一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也就是说社会是由精英来治理的，但他考虑的利益是大众的利益；反过来，如果精英只为自己的利益，社会就稳定不了，就会造反。同样，如果只由大众来代表自己的利益，没有精英来治理，这个社会也会乱。全世界能够保持稳定的社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精英和大众结合，而且精英是代表大众利益的。

　　我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社会，特别要注意我们这个社会要构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强调精英的还是强调民众的。看一下世界各国什么样的社会能够稳定，什么样的社会稳定不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是精英治理，从共产党的总书记、部长、县长、市长都是选拔出来、经过淘汰优选下来的精英分子。他们是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如果他们真心诚意像共产党党章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没有问题，也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但是我们的社会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一些有权的人想的不是大众的利益，他们凭借权势可以左右司法，包庇坏人。在城管和小贩的冲突中完全站在城管一方，极少考虑底层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样就给民粹主义创造了机会，他们全面地攻击精英分子，否定精英的作用，但这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的。一个没有精英管理的社会能够走上轨道吗？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精英分子治理国家，并且共产党治理国家总的说起来还是不错的，因为改革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值得肯定。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在变，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在转型的时候，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各自起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型社会的状态。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也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但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一种转型能够成功，恐怕不是靠大众。比如英国的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靠精英的，都是精英之间的协商，从国王和贵族的斗争，国王和宗教的斗争，都是上层阶层妥协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民众专政，精英被民众同化了，结果并不好。我觉得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但是这些精英必须是正真代表大众利益的。

　　但是怎么实现？我认为有两条能够想像的路。第一条是建立精英分子必须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制度环境，其实就是实行普选。大众的选票一定会投给关心大众利益的精英。如果精英分子不为大众利益着想就得不到选票。第二条路是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处于一个全世界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之中，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的帮助。这个力量不可小看。我觉得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百六十多年的进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带进来的。

　　中国的儒家思想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儒家思想中确实有些自由平等的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主流，所以我们进一步完成这个转型还要靠西方。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西方理论。同样，我们的社会改革——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都是使用西方花费了巨大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尽管可能有争论，但我觉得方向很清楚。所以在国际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努力，同时要寻找现在有权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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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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