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政要和老一辈华人华侨都很了解，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是古今中外最有威望、最得民心的世界第一大党！就连败逃台湾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值得他学习。蒋介石内战失败后都能给中共总结中共是靠七大优点打赢他的。

  1）组织严密（党支部建在连队、各级有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专职政教工作）；2）纪律严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精神紧张（兢兢业业、紧张、负责任的工作作风）；4）手段彻底（说到做到，绝不口是心非）；5）军政公开（廉政保障制度）；6）办事调查（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7）主义第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括弧系笔者注解）。中共正是依靠这七大优点赢得民心的，而“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共能赢得“一党专政”的执政地位全是靠建党以来一贯坚持正义斗争、赢得民心历史所必然形成的。有人企图以否定文革或诽谤、侮辱毛泽东来否定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既违背历史事实，也绝对受到中华各族多数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广大人民群众都坚决拥护支持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反腐败的正义斗争。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更加想念毛主席、更加怀念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共，就是深怕共产党变富后会全盘丢失蒋介石所概括总结的中共赢得民心七大优点，而脱化变质为国民党。所以广大底层民众都从心底里真诚呼吁“中共要依靠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吸取历史事件的深刻教训及时纠错，才能恢复昔日辉煌！”。

  凡是了解2011年6月20日俞正声在交大为5千师生上党课所讲内容的民众，至今还很赞赏当年俞正声坦荡无私的肺腑之言。在被学生问及对毛主席发动那场文革的看法时，俞正声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我认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有很多事情也证明毛主席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求一种错误的道路。”；在学生问及对党未来的看法时俞正声回答说“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有关中共执政问题俞正声回答说“有的同志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制，多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看台湾就可以想到，中国大陆复杂情况远比台湾多得多，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为此，中共全党和全国民众若能对俞正声当年这篇讲话、引申归纳两大问题加以研究探讨，籍此实事求是揭开建国后中共党内各大事件真相、或许能找出中共执政后所发生各种历史错误的根源，而给中共提供正确政改方向与措施，最终才能确保中共真正树立法治精神管党治党，永不背叛共产党宗旨，真正担负起复兴中华的神圣重任！

  一、  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其动机无可厚非，但所采取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必须实事求研究探讨当年是什么因素迫使毛主席寻求解决问题道路发生错误？明确的答案是：当年刘少奇等党内高层严重违反党章，搞小集团分裂活动，而在极其临危之际邓小平对刘少奇突然反水、暗中向毛主席“告密揭发”刘少奇，加上文革初期处在中央第一线领导的刘少奇、邓小平以派工作组形式进驻高校，实施资产阶级专政路线，围剿、压制学校革命派，这才迫使毛主席于1966年八月5日在大学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这说明当年毛主席发动这场文革之所以会寻找错误道路全是被掌控中央第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结党营私、企图以党内多数派分裂党的错误行径逼上梁山的。

      细读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共八大所制定的《中共党章》就不难发现，当年只要党政严格遵守《宪法》与《党章》，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复辟空间。但从1953年毛主席退居二线、全权托付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第一线政务工作后，刘少奇严重缺乏法制观念，不遵循《宪法》和《党章》有关规定，全凭自已主观意识放任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而邓小平自从“告密揭发”高岗、有效维护刘少奇接班人位置后，有恩于刘少奇，受到刘少奇的特别提拔与重用，成为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后最可靠的亲信与助手，邓对刘的施政措施始终言听计从，步步紧跟。为此毛主席才感到需在农村和企业广泛开展一次社教运动，分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但社教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刘少奇一直坚持是“四清”与“四不清”矛盾，不承认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社教中刘少奇始终把矛头对准广大基层干部，打击一大片。造成刘少奇与毛主席分歧越来越大，加上有高岗事件的前车之鉴，刘少奇越来越感到不采取措施、抢先接班，最终可能被毛主席改变主意，断送接班机遇。为此刘少奇开始在党内高层暗中策划、要效仿苏共罢免赫鲁晓夫的做法，准备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机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罢免毛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为了赢得党内高层的理解与支持，刘少奇特别强调“罢免毛主席只是为了有利于推行我们现行为党内多数人支持的方针政策，罢免后全党还必须把毛主席尊为“终身名誉主席”给予敬重。”。这一巧妙说辞在1966年三月很快赢得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刘少奇铁杆高层全部成员的赞成，时任中央党总书记的邓小平更是向刘少奇表忠心、要全力支持，使刘少奇深信用此办法罢免毛主席已十拿九稳。可让刘少奇万万没想到的是，已向他表忠心全力支持的邓小平，事后经慎密思考，权衡再三后，深感毛主席在军中人脉深厚，刘少奇根本没把握罢免毛主席后就能太平安稳掌权。所以与刘少奇等人开会策划同意罢免毛主席的方案后，邓随即静悄悄秘密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考察的毛主席告发刘少奇的全盘政变阴谋。要求毛主席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扭转形势，绝不能让刘少奇的“反党计谋”得逞！毛主席得悉后也请邓绝不露声色，继续和刘保持亲密关系。同时布置当年五月份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共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拟个通知文件，布置开展全国文化大革命事宜。而毛主席有意停留上海不参会，要静观刘少奇的态度。这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共同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文件，发起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事实经过！

      让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现在看来确实是毛主席当年得到邓小平十万分火急告密后被迫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毛主席在中共七大后就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1953年毛主席提出他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第一线党政工作，直到1965年刘邓已全盘掌管党政工作十几年，已掌控各级党政官员多数，若让刘少奇罢免毛主席阴谋得逞，将迫使毛主席无法阻止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所以毛主席非常器重邓在极其危难紧急关头对刘反戈一击所起的作用。毛主席为了暗中保护邓，表面上把邓与刘并提为中国头号走资派，私下又把邓小平夫妇送往江西保密军工厂保护起来（让邓夫妇住军工厂领导一套高级住房，过上休闲疗养生活）。全党高层仅汪东兴一人知道邓的去向，连中央文革领导组都不知道邓的下落。

      综观建国后至今，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大事件都是中共欠缺法治精神造成的—1954年九月虽已制定比较完善的《宪法》，但一直未能《依宪执政》；中共八大后虽有面面俱到的《中共党章》，中共建国执政后，经常未能遵照党章规定严格管党治党！各级党政领导总以实际掌大权的领导为“服从的天职”。如果当年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能坚持党性原则，力劝刘少奇要遵守党章，不能背着毛主席搞分裂阴谋活动，就完全可避免对提拔他最恩重如山的刘少奇在文革后期惨遭厄运。刘、邓在施政中，若能严格“依宪执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完全可避免毛主席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发起这场文革，更可避免毛主席当年处在党内高层少数派最紧急关头，为了及时阻止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图谋，只好被迫从发动学运开展文革做起。学运初期全被走资派利用，搞打砸、批斗校领导与教师，以此干扰毛主席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当年以高干子女为首的西纠、联动红卫兵组织就是当年干扰破坏毛主席文革大方向最严重、最典型的反动组织。

      1952年毛主席为了加强中央的工作，分别从东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中南局调高岗、饶漱石、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五大员进京。毛主席本打算让刘少奇专管党内事务、让高岗管政务院、让周恩来专管外交与统战事务。这本是比较合理妥善的安排，因毛主席对刘少奇二十年代在东北奉天被捕后的表现不太清楚，指定他做接班人还不太放心。高岗进京后毛主席私下吩咐高岗要暗中亲自查阅敌伪档案、查明刘少奇20年代在奉天被捕后的真实表现。高岗以此认为毛主席已不信任刘少奇，想从高层串联交换意见中表达对刘少奇存在问题的看法，主观认为这是帮毛主席更换刘少奇作接班人的好办法。实际上这是高岗从政后没吃透党内人际关系、为人处世极不成熟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乱了套的做法，给毛主席帮倒忙。

      五大员进京后，1953年高岗就向邓小平等几个同级高层领导表达对刘少奇的看法，邓听后不表态，但暗喜这是争取日后能受刘少奇特别重用、提拔的天赐良机。为此随即整理高岗在高层散布对刘少奇意见和看法的材料，分别向毛主席和刘少奇“告密揭发”。当初是建国初期，高层急需团结为重，毛主席也很恼火高岗如此不成熟的做法，同意让高岗停职检查。毛主席为了团结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高层领导，打算让高岗检讨后给予降职处理，拟安排他去陕西当省委第一书记兼延安市委书记。但1954年2月6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七大四中全会（毛主席因休假未出席），刘少奇将高岗与饶漱石问题定性为“反党集团”。导致高岗对未来很悲观失望，于1954年8月17日凌晨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鉴于邓小平告发高岗立了大功，特别受到刘少奇的欣赏重用，于1954年四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取代饶漱石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6年9月邓小平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共党总书记。1957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表现斗争性特强、立场特坚定！毛主席估计全国右派最多不超过五千，而在邓小平强有力领导下，头一年就抓出55万右派分子，超过毛主席预计110倍，“胜利”完成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后来又是在邓小平坚定反右立场主导下，执意把许多右派分子押送边远地区劳改，尽管毛主席不赞成邓的做法，但邓却力劝毛主席对右派分子的斗争绝不能心慈手软，要镇压得他们再不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从此就变成“反对第一把手就是反党”之不成文规矩。1958年党内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出任“军内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把刘伯承元帅和粟裕将军作为最主要批斗、“修理”对象。错误否认淮海战役是粟裕将军指挥的，给粟裕将军扣上“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大帽。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呈送的万言书根本不是对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有任何原则上的反对，而是指出“三年困难时期”负责党政领导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具体贯彻执行上存在的错误，才造成许多灾难。可是却被刘少奇批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所以毛主席在1959年8月1日在庐山预备会上推心置腹对彭德怀谈心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对你有恐慌感，难对付你。你那么凶，人家都怕你，我死以后怎么办？”。历史真相的事实是：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全是当时负责党政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大刮共产主义浮夸风造成的恶果，可是邓小平等人却要把责任推给毛主席。1959年庐山会议彭被整下去主要也是刘、邓等人的主意，现在却被说成是“毛主席反右倾把彭德怀整下去的”。为此，毛主席在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都不找我（这说法也许是对邓暗中告发刘少奇实施特别保护，故意说给刘少奇听的）。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二、中共应如何吸取上述大事件历史教训，果断采取正确政改措施

      1、由最高领导人指定接班人已证明产生许多弊端，必须废除；必需拟定有利于党内竞争的竞选制度。省以下各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直选产生。

      2、中共现有监督机制无法监督腐败和重大违纪违法事件产生，必须研究建立党内三权分立（各级党代表大会、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党常委会、各级纪委会的三权独立体系）的互相监督体系，彻底改变现在第一把手权力过大的弊端。

      3、全面加强全党法治精神教育。全党自上而下全面认真反思：为何长期以来无法运用《中共党章》严格管党治党？为何当官者未能《依宪治国》，违反宪法者未能受到《依宪追究》？

      4、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共赢得民心的优良传统。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这个得民心的优良传统已快丢光了!需认真反思如何重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才会有真正共产党存在。

      5、高岗对革命有重大贡献，要像毛主席那样始终记恩陕甘宁根据地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几位领导人对革命的特殊贡献。当年高岗在高层会外议论刘少奇的错误缺点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定性为“反党集团”开除出党显然有违“中共党章”，建议中共予以撤销平反。以反教条主义对刘伯承、粟裕无限上纲上线的批判，有违党章规定，必须撤消平反。

      6、一个国家失去多数人的共同信仰，这个国家就永远不可能振兴发达强盛！当代中国唯有毛泽东思想能为政府官员和多数民众认同为崇高信仰！必须立法认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指导思想！严禁对毛泽东任何污蔑、诽谤和人身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