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万河谷的突发冲突已经过去快一周的时间了，冲突造成了中印双方人员伤亡。人员伤亡无论对印方还是中方，都是非常不幸的，尤其是对于伤亡人员的家庭来说，那就是人间悲剧。作为主动挑起事端的一方，印度的伤亡比中方严重的多。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将近一周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军队和新闻媒体一直保持着克制和低调，不希望继续将事态扩大化，而印度政府、军队、反对党和媒体则不断炒作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借机生事，渲染悲情，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叫嚣进行军事报复，抵制中国商品。还有印度战略界人士趁机要求印度政府同美国结盟，共同对抗中国。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发生有其偶然性，并不像有些印度学者和媒体所臆测的那样，是中方早有预谋。在6月19日印度全党派会议上，莫迪总理已经承认：“中国军队没有进入我们的领土，也没有占领我们的哨所”。也就是说，莫迪实际上承认此次冲突发生的责任在印度一方。虽然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但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是必然会发生的，区别可能只在于发生的时间早晚和地点的不同。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印度国内政治进程和对华政策多年以来误入歧途的必然结果。首先，莫迪上台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莫迪不仅要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巩固他和印度人民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有更大的图谋，那就是民族和国家的整合与再造。莫迪及印度人民党希望借助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这个种族、宗教、语言复杂多样的联邦制国家打造成“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一种语言”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其树立的外部敌人主要是巴基斯坦和穆斯林，而中国由于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而不幸躺枪。改变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是其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中的一环。但印度修改宪法370条款，取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将印控克什米尔重新划分为查谟-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两个中央直辖区，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中方对此表示不满，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进行讨论。印方做贼心虚，反而认为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克什米尔地区的地理位置确实非常重要，是中国古代商旅进入南亚和印度洋，以及现在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便捷通道，是印巴两国的“水塔”。印度陈重兵与巴对抗的锡亚琴冰川就位于拉达克的北部，企图确保拉达克及锡亚琴冰川地区的安全，从地理上将中巴两国完全隔开。印度改变印控克什米尔地位，同时挑起与中巴两国的领土和主权纠纷之后，非常担心陷入“2.5线”作战的窘境，因此企图强占中印边界地区的战略制高点，打造对华战略优势。印度之所以要夺取加勒万河谷地带的战略要地，是因为该河谷是印军进入位于中国新疆和西藏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而登上青藏高原，以及中国进入拉达克的交通要道。但该河谷绝大部分位于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此次印方越过实控线在加勒万河谷架桥修路，是冲突的直接起因。其次，印度方面在边界地区不断抢占战略要地和战略制高点的政策有其历史连贯性。印度独立后继承了大英帝国的物质遗产和思想遗产，不仅要控制原先英印的所有领土，而且要实行“地图开疆”政策，沿北部雪山高原的所谓“分水岭”建立所谓的“战略边界”。正是由于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地区不断实行“前进政策”，才导致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发生。中国主动停战后，沿1959年11月7日实控线又后撤20公里，以表达与印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良好意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允许印方再从实控线向前推进20公里，以形成新的实控线。中国当时确实不了解印度人奇特的思维方式，中国军队后撤后，印军真的就又越过实控线继续向前推进。今天，中印双方在实控线问题上的很多争执都与此相关。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印方实际上一直不断推行“前进政策”或“攻势防御”政策，通过蚕食和侵凌，将印方实控线向中国一边推移，以占领边界地区的战略制高点。1967年乃堆拉山口冲突、1975年土伦山口事件、1986年桑多洛河谷对峙事件都与此有关。印度的这些侵略行为由于中国的坚决反击而破产。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后，中印关系回暖。两国从1993年开始探索边界地区信任措施建设，于1996年和2005年签署两项协议，规定两国军队都不得在边境冲突中使用武器。这一规定虽然限制了边境地区冲突的规模，但对于防守方造成了不利影响。再次，莫迪上台后，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印度政府对外实行“多瓦尔主义”，在处理边界相关问题上，莫迪政府的政策实际上与此前历届印度政府的“前进政策”和“攻势防御”政策并无实质性差别，但是更加强硬。并且最后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印度边防部队的绩效，以及前线官兵的奖励和升迁与此紧密挂钩。印度边防部队定期轮换，各部队之间相互攀比竞争，使得印度边防部队更加富有攻击性。随着印度在边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提升，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地区所能到达的地点更多，两国关于实控线的纠纷更加突出。而中国军队由于恪守自1993年以来的中印两国边界地区信任措施建设的约定，对于印方的挑衅行为缺乏有力的反制手段，使得印度前线官兵更加有恃无恐。近几年，莫迪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咄咄逼人的政策与当前国际大环境也密切相关。由于美国政府日益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印方认为当前国际环境对其非常有利，因此在边界及其他双边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企图逼迫中国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印度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支柱。印度决策者笃定，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面对印度“牛二式无赖”的欺凌，也只能隐忍吞下苦果。印度甚至进一步提出了所谓的“印太”构想，企图利用当前局势，成为“印太”棋局的操盘手。在印度主动提议下，美日澳印四国对话2019年9月升格为外交部长级。除了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对话外，印度还参加了美日印、日印澳三边军事合作，以及日印、美印、印澳等双边军事合作。印度认为背靠这些准军事联盟，就可以对中国进行恫吓，实施军事冒险行动。2017年的洞朗对峙事件及刚刚发生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就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国际背景下，印度国内政治和印度对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洞朗对峙发生的时间点非常蹊跷，它发生在印度总理莫迪访美第一次拜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发生在美日印马拉巴尔海军演习之前，发生在厦门金砖国家峰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当时中国军队的改革刚刚开始。从中方学者看来，印度政府在洞朗对峙发生之前经过了精心盘算和策划，因此胆敢越过已定边界，进入中方领土与中国军队对峙。虽然最后印方并没有占到便宜，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从而使得印方此后在边界问题上更加嚣张，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的发生也就成为必然中的偶然了。根据印度现在透露出的信息判断，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中，中方军队并没有一定要致人于死地的企图。但此前在班公湖等地发生的印军针对中方交涉人员的暴力攻击事件表明，印方早已决心大打出手，中方不得不反击。但中方的反击是克制的，并未造成多少印军人员死亡，大多数印军死亡人员并非死于直接冲突，而是死于高寒环境下其后勤保障不力。被中方俘虏的印军无一死亡。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印度国内舆论大哗，莫迪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在印度国内，莫迪政府受到国大党等反对党派，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责难和压力，要求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甚至进行军事报复。印度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人中有一些巴不得莫迪政府被中国打败，从而可以趁机将莫迪赶下台。印度战略界的对华强硬派则趁势要求推动印美结盟，抗衡中国。在外部，美国政府对印方表示同情和支持，企图为加强美印关系进一步扫清障碍，但莫迪政府担心与美国走近将使中印关系更加复杂，印度将彻底站到中国的对立面。同时，面对中国的军事优势，莫迪又不知该如何体面地结束对峙。因此在19日召集的全党派会议上，莫迪不得不承认，此次冲突的责任在印方。虽然是迫于形势，但单从这方面来讲，莫迪总理够得上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表现的非常冷静和理性，并且能屈能伸。现在印方大肆炒作伤亡数字，其目的一是为转移国内对莫迪政府应对新冠疫情不力、经济形势严峻、民生凋敝等问题的关注，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向美西方及国际社会展示悲情，赢得同情，向中国施压。为鼓舞士气，印度大肆宣扬中方伤亡远超印方。但莫迪也怕民族主义情绪失控，对中印关系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也在努力平复军方强硬派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莫迪平复军方强硬派及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充满了风险。现在印度军方已下令，对于边界上的“非常情况”，印军边防指挥官不用再遵守“不开枪”协议。如果印度边防部队中有一个头脑发热，下令开枪，那么中印之间必然爆发热武器的冲突。中国军队已做好反击的充分准备，但战争打起来，规模将很难控制。冷兵器作战都不能取胜，挑起中印边界热战难道有印军的好果子吃吗？现在，据说印军大规模向前线调动，不知道印度政治家和军方是否已经过认真思考？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国内少数几个理性的战略界人士对此进行了反思。马诺吉-乔希等人向印度政府呼吁，现在印度不应该由于被中方激怒而对华实行武力报复和经济抵制，与中国的供应链脱钩、对华军备竞赛、与美结盟，以及构建全球民主同盟等方案都不可行。印度应该着眼长远，卧薪尝胆，像战神阿周那一样，壮大自己，发展出有效的对华战略。但实际上，这种反思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印度内部，一是其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议程已对周边国家形成负面的外溢效应，印度已成为南亚地区稳定的破坏者；二是其对华政策难以摆脱1962年的误区。尼赫鲁盲目自大，推行“前进政策”，挑起边界冲突，他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千古罪人。而尼赫鲁之所以在对华关系上犯下大错，印度所谓的民主体制脱不了干系。今天，国大党等反对派又在指责莫迪总理对华软弱，印度媒体又在鼓动盲目的民族主义，如果莫迪总理不能摆脱这些牵绊，他很可能将成为另一个尼赫鲁！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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