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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雨|淄博饕餮盛宴:齐文化三记
点击:  作者:胡春雨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3-04-30 12:38:58

 

作为山东人,不能不向往齐文化。作为中国人,不会不熟悉齐文化。它是无尽的风云往事,无数的风流人物,挂在我们嘴边,淌在我们血里,可又太厚重、太博大,乃一本翻不完的大书。当我鼓足勇气,走进临淄故都,如登河汉,四顾庄严灿烂;栗栗危惧,而又欲罢不能。短短一日半的行程,参观了齐文化博物馆、拜谒了姜太公衣冠冢、凭吊了牛山管敬仲墓。神游千载,归来略述繁华。

 

 

 

(上篇)泱泱齐风:致思齐文化博物馆

 

东夷千秋

 

“齐之所以为齐者,以天齐也”。《史记正义》开宗明义讲述了齐地身世的不凡——临淄古城东南有一处天齐池,先民相信此乃“天之腹脐”,由是成为神圣的“天主之祠”,在齐地“八祠”中,“天主”无疑高居宇宙至尊,临淄带着王者桂冠降临世间。

 

上古文字中,“齐”字或像一簇麦穗,或像一簇箭头,尘世之中,农业乃文明的基础,武力乃立国的前提。世代成长于斯的东夷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汇成中华民族的主干,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行。东夷的“夷”字,像是一个威武的山东人背负弓箭,然而这里又是“仁而好生”的“君子之国”,奠定了山东人与生俱来的气质。毕竟,海岱之国乃托起朝阳的地方,齐鲁先民以思想文化的光芒,照亮了文明进程,塑造着民族面貌,齐地乃聚焦点之一。

 

早在与“北京人”相当的旧石器早期,“沂源人”就在齐地留下了足迹。历经漫漫时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一步步演化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踏出“上百万年文明起步”。约一万年前,山东先民迈入新石器时代,向着文明的曙光进发,从三皇五帝到虞夏,历经考古学上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谱写出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深厚的历史根基,壮阔的历史舞台,使东夷人成为缔造中华文明、华夏民族与早期中国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其中,五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已进入农业时代,见证了文明的孕育与国家的诞生,陵阳河陶尊便刻有图像文字。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时代,与五帝开辟华夏之功相对应,黄河上下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局面。这一时期,继三皇之尊的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以及战神蚩尤之后,伟大的东夷领袖虞舜接受唐尧禅让,建立了虞朝。此后,东夷前贤皋陶、伯夷一度成为帝位继承人,伯夷虽因夏朝家天下未果,但其后代姜太公辅佐周朝崛起,成为齐国始祖;嬴姓在山东出发,最终建立了第一次混一万邦的秦朝,终究君临天下。

 

夏商千年之间,夷夏东西,恩恩怨怨,上演了东夷首领后羿代夏、夏禹子孙少康复国,历经无数交流交锋,终将碰撞融合定于一尊,东夷部族臣服于中原地带的中央政权。有种说法,代夏而起的商朝乃东夷分化而来。商人和东夷同样以禽鸟为图腾,直到商朝覆灭,东夷长期是商朝统治的重要根据地,临淄西北的薄姑乃其重要方国,济南大辛庄则是重要据点之一。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商朝的亳都很可能就在曹县,迄今有商汤陵遗址。

 

太公首封

 

彻底改变上古东夷文化面貌的,是西周封建齐鲁。八百年间,东夷时代逐步淡出历史,从文化到血脉与诸夏融合无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中,齐鲁文化横空出世。在今日山东的版图上,以“五岳独尊”的泰山为中心,南部地接中原的鲁国,循着周公之子伯禽“革其俗、变其礼”的建国思想,发展为东方礼乐中心,“郁郁乎文哉”,孕育了孔子、孟子等伟大先圣;北边坐拥山海之利的齐国,融合夷夏奋发图强,成为首屈一指的东方大国。如果说春秋战国乃中华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那么齐地便是思想文化进步的“重心”之一。其奠基国本者,正是与“文圣”孔子并称“武圣”的姜太公。

 

人类历史,总是以地理环境为舞台。吕思勉先生说,“亚洲的东部,在世界上是自成其为一个文化区域的”,这个广阔区域声气相通,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因,使得“中国民族以同化力的伟大闻于天下”,山东乃早期最主要的参与者。步入春秋战国,“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恰好分布四方,鲁国等老牌中原大国,“反夷为二三等国了”。其中的规律,在于新兴大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拥有后发优势,其间隐藏着齐国历史的格局。

 

在兴周灭商的革命中,“师尚父谋居多”,姜太公以首功封齐,《晏子春秋》追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担负起雄镇东方的重任。齐国的诞生并非简单的“空降”,而是来自艰辛的开拓。东夷方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强者如林,商朝灭亡原因之一就是在东夷穷兵黩武,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商周之际,“会纣之乱而周初定”,太公首先面对的就是土著“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太公以霹雳手段,对外击败莱侯,对内镇压“顽民”,迅速稳定了政局,随即着手全面建设。

 

此时的齐国“地潟卤而人民寡”,太公领导先民“辟草莱而居焉”,制定了三大国策:在政治建设上,“举贤尚功”,不拘一格降人才,号召实干兴邦,鼓励干事创业;在文化建设上,“因俗简礼”,立足国情世情民情,简化周礼,实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迅速赢得人民;在经济建设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开发矿产资源,打造“海上山东”,以农工商并举,推动协调发展,加强货币管理,发展对外贸易,迅速实现国富民强。“齐国制造”广泛赢得国际市场,“冠带衣履天下”。这些宝贵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齐国历史传统,迄今用之不竭。

 

西周开国不久,武王去世,爆发“管蔡作乱,淮夷畔周”,新政权风雨飘摇。艰危时刻,太公与周公两位元老东西两线出击,一举平叛,再造周室。成王命召康公授予太公征伐大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太公以其神妙莫测与丰功伟绩,为齐国霸业奠定了雄厚基础,开创了永远的齐文化。

 

春秋霸业

 

回顾历史,太平的时光总是那么可贵。周室东迁后,中央政权急剧衰落,意味着社会陷入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礼崩乐坏,王纲解钮;兵戈碰撞、戎狄入侵;思想交锋,谋略纵横,数百年间上演着苦难辉煌。面对“内外多事,亟亟不可终日”之局,霸政时代到来,齐国注定不会碌碌无为。

 

按钱穆先生概括,“霸者标义,大别有四”:一是“尊王”,把中原诸侯在共同旗帜下组织起来,客观上“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央郡县大一统国家之酝酿”;二是“攘夷”,保存华夏文明,抵抗外来侵略;三是“禁止篡弑”,采取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种手段,维护联合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四是“裁制兼并”,在盟主主持下,维护各国安全主权发展利益。因此,“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心”,填补着中央统治力量的空白,而“其事创始于齐”。

 

春秋之初,庄公、釐公父子为政百年,国势持续稳定,国力持续发展,形成“庄釐小霸”之局。襄公继位后,虽昏庸无道死于内乱,导致齐国接连政变,但依靠强大国力,仍向东攻灭纪国,向西吞并今菏泽境内的郕国,使齐国疆土纵贯山东。诚如后来《管子》总结的:“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泱泱天齐,乃英雄用武之国。公子小白在鲍叔牙辅佐下,战胜管子辅佐的公子纠,率先回国夺取君位,是为桓公。鲍叔牙深知管子具有“宽惠爱民、治国不失秉、忠信可结于诸侯、制礼义可法于四方、使百姓皆加勇”的王霸之才,举荐代替自己出任首辅。桓公放下夺位中几乎将自己射死的一箭之仇,定计在鲁人刀锋下抢出管子,成就齐国霸业。

 

管子当政后,立足当时主要矛盾,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修旧法,择其善者而创之”,在继承传统基础上与时俱进,大刀阔斧推行全面改革,围绕内政外交,实施“尊王攘夷”、“选贤任能”、“官山海”等一系列重大国策。例如:

 

在地方治理中,“三其国而五其鄙”,意在加强中央集权,“作内政而寄军令”,实现寓兵于民;在政府建设中,建立逐层选拔人才的“三选”制度,为人才进入体制打开通道,避免社会阶层固化;在阶层管理中,实行“四民分居定业”,使民众世代安守职业,提高社会生产力;在农业政策中,推行“相地衰征”,即在一定意义上实施“包产到户”,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在经济体制中,首创盐铁专卖,为政府开辟了稳定而丰厚的财源。同时,统一货币,平抑物价,招商引资,刺激消费,加强宏观调控,储备战略物资,为霸业奠定了雄厚基础。

 

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永远是大国面临的主要考验。依托强大的综合实力,管子辅佐桓公伐戎救燕,迁邢存卫,问罪强楚,安定周室。在葵丘会盟中,桓公主持盟约,维护各国政治统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周襄王一度遣使参会,齐国霸业达到了顶峰。孔子盛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齐桓君臣驱逐戎狄,存亡继绝,史载“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从”,以信义赢得诸侯,保卫了华夏文明共同体。即便崇王贱霸如孟子,也充分肯定“五霸,桓公为盛”。

 

苏洵《管仲论》有云:“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管子去世后,桓公年老昏聩,重用奸佞小人,一代霸主饿死深宫。“五公子各树党争立”,骨肉相残,篡弑相继,齐国霸业在悲剧中落幕。但历经起伏,齐作为东方大国的地位无法撼动。齐晋鞍之战失败后,顷公调整政策,对内争取民众,对外“厚礼诸侯”,逐步走出战败阴影。此后灵公兼并莱国,将整个山东半岛纳入囊中。

 

中经崔褚杼之乱,庄公死于荒淫。景公即位,在一代名相晏子辅佐下,保持长期安定,经济繁荣,时值晋霸衰弱,形成晋楚齐秦各霸一方之势。《史记》高度评价:“晏子事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国无道,即衡命。”晏子倡导以礼治国,薄敛省刑,对外折冲樽俎,不辱君命。尽管与孔子在政治上颇有抵牾,不妨碍孔子对其充满敬意,称赞“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大国最大的危机,总是在内部裂变。景公时代,君轻臣重的“病灶”已经形成,《左传》载晏子已经忧虑“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预见到“齐其为田氏乎!”田齐祖先原为陈国公室,桓公时避乱来齐,历经长期发展成为大族。利用公室昏庸腐朽,夺取民心成为关键一招:贷给群众粮食时以“大斗出,小斗进”,小切口大文章,没有引起景公警惕。其局面是“今公室骄暴,而田氏慈惠,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晏子去世后,田氏在外结援诸侯,在内废立君主,争取各方面力量,一步步把持朝政。到了平公时,田常提出“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操纵司法大权剪除异己,孤立公室,“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直接控制的地盘已大于公室,姜齐时代接近尾声。

 

战国纵横

 

纵观春秋之末,“霸政衰微,变而为大夫执政。”在晋国,韩赵魏消灭知伯三分其地,加快了田氏夺取政权的步伐。时机成熟后,田和通过魏文侯遣使周天子,承认了田齐的诸侯地位,“列于周室”,确立了政权合法性。田氏代齐,成为历史进入战国时代的重要标志。战国二百数十年间,惨烈的大国对决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社会最动荡、谋略最精彩、思想最活跃的时期。留下江山一统,百家争鸣,永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形态,而齐国乃最主要的舞台之一。

 

到了威王时代,以继承齐桓霸业为己任,起用邹忌、孙膑、田忌、淳于髡等卓越人才,改革内政,富国强兵,终于“一鸣惊人”。在战国之初的大国争霸中,齐军以围魏救赵、增兵减灶等经典战术,先后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击败魏军主力,取代魏国成为新的霸主。迫使昔日自封“夏王”的魏惠王到徐州朝齐,两国互尊为王,史称“徐州相王”。十余年后,魏国又联合韩赵等国发起“五国相王”,借以建立对抗齐秦等一等强国的“统一战线”,虽因大国抵制未达到预期效果,标志着周王权威彻底丧失。

 

宣王继承威王余烈,“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志在一统天下。利用诸侯相攻、燕国内乱之机,命大将陈璋率兵“三十日而举燕国”,取得惊人的军事胜利。但由此造成“国际均势动摇,各国环顾不安。”孟子警告:“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建议宣王“谋于燕众,置君而去之。”宣王审时度势放弃了占领,虽一度让万乘之燕臣属于齐,双方从此结下了深仇。

 

汉《盐铁论》总结,愍王继位后,“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齐国霸业达到了顶峰,一度出现“秦昭王为西帝,齐愍王为东帝”的局面。然而《荀子》所谓:“庆者在门,吊者在闾”,齐国强势扩张严重破坏了国际均势,此时的愍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燕昭王抓住复仇机会,委任名将乐毅,联合五国之师,一举击败上下离心的齐军,“取齐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不下”。愍王在流亡中死于非命,齐国一蹶不振,秦国成为独强。

 

反思这段历史,印证了孟子当年的和平崛起路线:“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异于邹敌楚哉?盍亦反其本矣!”列强虎争,天下“以攻伐为贤,”孟子以人民为中心的仁政思想看似迂阔,却是历史进步的根本。危难之际,田单以卓越的军事天才力挽狂澜,坚守即墨期间,鼓舞军民同甘共苦,同仇敌忾,“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抓住燕昭王辞世之机,巧妙利用燕国内部矛盾迫使乐毅去职,随后以诈降麻痹燕军,摆出火牛阵一举破敌,乘胜收复故土。田单“遂以复齐,遽迎太子于莒,立之以为王。襄王即位,君王后以为后,生齐王建,”齐国迎来最后的中兴。

 

齐王建继位后,依靠母亲维持政局,“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母亲去世后,任用小人得志的娘舅后胜执政,被秦人的糖衣炮弹打得一败涂地。《战国策》留下了齐国的死亡记录:“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在长达两代人的太平日子里,秦人纵横捭阖,远交近攻,齐人苟且偷安,醉生梦死。可怜八百年英雄乐业,一旦以屈辱的方式,汇入了大一统的洪流。

 

稷下星空

 

回顾历史,也许最让人震撼的,不是早已消逝的霸业云烟,而是历久弥新的思想文化。稷下学宫通过它传播的思想,永远沉淀在我们灵魂深处。

 

战国之世,“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在激烈角逐中,人才与思想成为关键变量。汉代《论衡》所谓“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各国争相“养士”。田齐桓公时,即在临淄小城西面的稷门建起学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到了威宣时代,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更要以优厚的待遇、宽松的环境招致天下贤达。或“开第康庄之衢”,或赐予“上大夫”之位,各派学者在此“议论而不治,”可以专心聚徒讲学、自由辩难,著书立说,指点江山。一时文星闪耀,司马光所谓“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一百五十年间,稷下学宫引领文化潮流,成为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例如:

 

儒家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孟子曾长期游历稷下,《孟子》书中大量篇幅来自与齐宣王的对话,传播王道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政治文明的正统观念。荀子乃继孟子之后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襄王时在稷下“三为祭酒”,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高足,成为法家代表人物,促成了秦朝统一大业。《管子》内容极为宏富,被今人誉为“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梁启超先生指出,“《管子》一书,实国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书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战国时其后辈所纂述,”即来自稷下管仲学派。今人颇感陌生的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提出“大九州”学说,认为“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焉”。以今日全球眼光看来,岂不信然!其“五德终始说”,成为历朝阐释其受命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

 

历史进程中,“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齐国灭亡后,中经秦朝文化灭绝,汉代文艺复兴,流风余韵所在,齐鲁之学独领风骚,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汉初以“黄老之术”为立国指导思想,主张“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出现了“文景之治”,其理论源头即出自稷下。西汉重经学,汉初“五经八师”中齐人占一半,董仲舒即公羊学大师齐人公羊寿弟子。适应大一统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千年来凝聚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故《汉书》称,“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奋,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此后,以儒术拜相的齐人公孙弘,成为儒学独尊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齐地文风骀荡,到了东汉之末,郑玄打破今古文经界限,宗古兼今,深通博达,集两汉经学之大成,齐文化从高峰走向高峰。

 

泱泱天齐,从未谢幕,来自日出东夷,汇入历史星河,凝聚成灿烂的齐鲁文化,永远照彻东方文明的时空。

 

 

(中篇)周师齐祖:致思姜太公衣冠冢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根据太史公记载,姜太公是我们山东人最伟大的祖先之一。“封神”之后,留在故都临淄的,是他的衣冠冢。

 

《礼记》云:“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太公辅佐文武二王,缔造周朝八百年江山,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文化面貌。商周革命之际,“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谋计居多”,武王开国,“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太公不仅是齐国的始祖,更是王朝的柱石;不仅开创了齐文化,更是中华文化中神明般的存在。返葬于周,发迹之地,也就顺理成章。而齐国子民不可能放下对太公的追思,于是有了这座衣冠冢。如今临淄人重立祠堂,守护神圣的祖脉。

 

太公冢前,耸立着刻有武成王名号的石碑。《史记》云:“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可以说是中华军事文化的鼻祖,历来被作为武圣人顶礼膜拜。李唐时代,太宗便借用太公的神力,自诩太公转世,戡平祸乱。玄宗时诏令各州建立太公庙,“乡供武举人上省,先令谒太公庙。每拜大将及行师克捷,亦宜告捷”。肃宗时追封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与文圣孔子并列,成为文韬武略的最高象征。太公以其神鬼莫测,以神明形象活在子民心头。中国人可以不知道他的《六韬》,没有谁不知道封神榜。

 

衣冠冢下,簇拥着太公后裔诸多姓氏的先祖碑。令人震撼的是,包括丁、高、卢、许等大姓在内,太公后裔多达上百个姓氏。太公一脉出自炎帝,虞夏之际,“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于是被我们胡姓的祖先大舜封到了吕,故太公“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绕行古冢,仰望太公功德巍巍、血脉繁昌。他的神明照耀万古,他的子孙遍布万国,这看得见的神力,岂是区区神话所能譬喻?

 

然而成就太公伟业的,依然是齐文化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在太公的擘画里,周朝革命成功,不可能仅仅是靠“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所谓“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讲的是天道。史载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为推翻商朝政权,制定了“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唱。天下和之,极反其常”的宏大政略。政略的展开,固然是《兵经百字》总结的“谋成于密而败于泄”,但核心仍是“修德”。后世兵家《素术》第一章云,“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欲。”一切从实际出发,得贤才之辅佐、诸侯之拥护、人心之归附,乃周朝得天下、守天下的根本。太公所谓“国之大务”,不过“爱民而已”。

 

《六韬》一书,以太公与文王父子的对话,展开了治国平天下的文韬武略,宋代列于武经七书之一。大概最初是“著于金版”,珍藏于国家档案,由齐桓时代或稷下学者编著而成。要之如此宏大的思想方略,只能来自开天辟地的历史实践。上古中华元典的降临,似乎总是来自经典的时代,历经后人无数心力凝结而来。与孙子、吴起等将领著作的兵书不同,《六韬》从平天下的政略展开,并非单纯阐释军事谋略。唯有太公辅周灭商,方有如此格局。

 

五百余年“大邑商”,中后期逐步丢掉了祖先的优良传统,“帝甲淫乱,殷复衰”。到了“帝乙立,殷益衰”。国势至此,“材力过人”的纣王即位,“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让人想起隋炀帝——没有过人之才,不足毁灭一切。而此时的“小邦周”,文王继位,“尊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只等天赐圣人,辅成大业。

 

如太公所言,此时老大帝国的商朝,“曼曼绵绵,其聚必散”;韬光养晦的周人,“嘿嘿昧昧,其光必远”,面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太公博闻,尝事纣”,洞察商朝风俗颓败、吏治腐朽、经济凋零,“此亡国之时也”。一旦革命力量顺天应人,“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以卓越的思想、崇高的道义、强大的武力,必将开辟新时代。于是太公离开商朝,“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西伯”。

 

太公早年历尽坎坷,《尉缭子》载:“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孟津,七年余而主不听,人人谓狂夫也。”这段经历,令人想起《商君书》的论断:“有高人之行者,必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毁于民”。没有谁能够理解太公,磨难可以成就太公,终于在改天换地的历史剧场,迎来与文王的千载一遇。被《六韬》静水流深的片头,演绎的荡气回肠。

 

故事的主题,从文王出猎引出,卜者谓“兆得公侯,天遗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在渭阳之滨“卒见太公,坐茅以渔。”胸怀天下的圣王,遇到了超凡入圣的高士。太公的讲述,从钓取天下之道展开:“钓有三权:禄等以权,死等以权,官等以权,”团结天下英才,出生入死,共展宏图。实现“天下归之”,最根本的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所谓道、德、仁、义,不见得高谈性理,在于尊重人性、顺应人情、凝聚人心,与人民同甘共苦,为人民兴利除害,让人民安身立命。一席话打动了文王,“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我不相信有如此神奇的历史瞬间,然而只有如此瑰丽的历史画面,才能揭示真正的历史精神。探求历史真相,不见得拘泥于历史细节。作为一代圣君,文王关心的首先是天下治乱,究竟取决于天心还是人事?太公以唐尧的历史经验,指出“福祸在君,不在天时”。唐尧的伟大,在于“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把握历史规律,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瞎折腾。制定一系列施政纲领,实现廉洁从政,发展经济,醇厚风俗,严明法度,保障民生。“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为周人的建国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其核心思想,仍不外乎以人为本:“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在生产生活各方面,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治国理政,力求“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事业的长盛不衰在于作风建设,“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注意照顾同盟者的利益,“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在国家治理中,以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确保经济繁荣、民生稳固,把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势力,“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对于各种敌对势力,则要敢于斗争,果断出击:“日中必慧,操刀必割”。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太公对干部队伍的选拔提出了六条金规:仁、义、忠、信、勇、谋,包含了今日“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对干部的考察使用,强调考核政绩,用人所长,“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材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保持客观公允,杜绝团团伙伙,“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坚决避免“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完善干部激励和问责机制,“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做到奖罚分明,能上能下。惩治拉帮结伙、生活腐化、欺压群众等“六贼”,警惕投机钻营、高谈阔论等“七害”,包括坚决打击“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的各种邪教邪说。

 

在最高领袖坚强领导下,周人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力求人民拥护、干部忠诚、治理高效,实现“正群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保障军队思想统一、指挥有力、纪律严明,“凡用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进而以神鬼莫测的军事艺术,发挥出强大战斗力。宏大的政略,为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奠定了雄厚基础。

 

“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太公主张把握历史大势,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注重调查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把握事物本质,作为决策依据。“何啬何忧,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事物自有规律,需要“优之游之,辗转求之”,从而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面对“商王虐极,罪杀不辜”的暴政,人民亟需获得解放,“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取天下者,若逐野兽,天下皆有分肉心”。关键是“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践行群众路线,建立统一战线。

 

但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要接入文明正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依靠人民,顺应时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理顺政治关系,完善地方治理,加强思想文化建设,“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变于形容。”最终实现“各乐其所,人爱其上”的和谐社会。在政治路线上,坚决避免“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导致“上下不安其命,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

 

面对尖锐的国运之争,不仅是综合实力的竞逐、军事斗争的对决,太公总结了从人心人事人情上颠覆敌人的“文伐之法”,例如“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无论是对干部的糖衣炮弹,还是对民众的奶头战略,令人高度警醒。太公重视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面对大国角逐,主张要善于“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重以众”,警告“太强必折,太张必缺”。从历史经验看,譬如春秋时吴国因争霸胜利而猝死,日本因四处侵略而投降,可谓确论。但一切的一切,还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启天下。”

 

感怀古今,神游千载。太公给我们留下了光耀万古的思想财富,珍藏在齐文化的宝库里,让一代代中国人顶礼膜拜,香火永传。

 

 

(下篇)华夏一相:致思牛山管敬仲墓

 

最初知道牛山,是因为孟子游历齐国时的评论:“牛山之木尝美矣”。《晏子春秋》上齐景公君臣登临牛山,一句“堂堂之国”的眷恋,让人把牛山与临淄的大国气象融汇在一起。二三千年前,在这临淄近郊的名胜,可以俯瞰都邑的繁华,可以畅享林间的野趣,也成为许多齐国王公身后的归处。齐桓公、齐威王……在这里可以遥见许多辉煌的背影。当泱泱天齐早已汇入历史的星空,让我有缘与牛山偶遇的,是因为管子——今人在坟茔旁建起了宏伟的纪念馆。当牛山不再因齐都而显赫,终因管子而长青。

 

作为中国人,当然崇拜管子,何况身为齐国故地的子民。一部《管子》,由管子生前开创的思想与事业发展而来,煌煌八十六篇,在诸子百家中裒为巨帙,被誉为“百家争鸣的高潮”,而又超越百家之门庭,凝聚着经典时代最经典的智慧,囊括着国家生活各领域的秘诀,让人望洋兴叹而又取之不尽。我们很难认识管子,而梁启超先生一句简单的介绍已经足够:“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对于前贤的伟大思想,后人“虽不能至,而或具体而微焉,或有其一体焉,则薪尽火传,犹旦暮也,国于是乎有以立。”万古长青的,乃思想之伟力。

 

管子的伟大,不仅仅是一时的霸业,不仅仅是精彩的谋略,而是来自中国人为国为民永恒的忧思。当面对齐国内乱,死生之际,管子的选择是“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出处进退不以统治者荣辱为标尺,而是为了国家——人民最大的集合体。一代伟人,对担负的使命有宏远的期许:“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关于国家的起源、性质与意义,无疑在中外政治学说中居于基础位置,《管子》没有像近现代西方学者那样提出“必要的恶”,而是信仰国家乃“必须的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以国家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让人们过上有秩序、有尊严的文明生活。在管子心目中,“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民本与威权的中道在于,“民者,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

 

从这一思想源头出发,也就不难理解,在辅佐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君位的斗争中失败后,召忽慷慨殉难“自刎而死”,管子则甘冒“不仁”之名,出任桓公的国相:“然臣之不死纠,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伟人之为伟人,在于心怀远大,绝非苟安怀禄。破解齐国接连内乱造成的危局,必须规模远大,积极进取:“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而大国复兴的根本,不在于穷兵黩武,在于厚爱人民。面对列国竞争之局,管子提出了一个核心政治命题:“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因此,治国理政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管子》开宗明义,为国家长治久安留下了金科玉律:“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对人民群众要“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所出”,乃知所谓大道无关空谈,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此则“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毕竟,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关乎国运盛衰与事业未来。

 

既然以人为本,首先要厉行民生主义:“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遵循经济规律,守住民生底线,创造美好生活;关键要塑造国民精神:“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对于时代兴衰的绝对重要性在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此,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核心价值观,“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实现“教训成俗”。

 

这些思想,与孙中山先生“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的论断如出一辙,揭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当代国家实践中得到印证。

 

以人为本,必然要依靠人民群众:“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性情,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用今天的话说,始终坚持与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必然要依靠人才强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用今天的话说,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必然要依靠民主监督,齐桓公曾问管子:“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为之有道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是每一个时代关心的问题。管子总结从黄帝到尧舜禹汤的历史经验,在于广泛听取人民意见,积极接受人民监督,倡议设立“啧室之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依靠人民,最终是为了人民。在《管子》的国家理想中,“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乃中国人固有的政治伦理观。管子告诫统治者,倘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胜民为易,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于身,虽能不久。”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终究会被人民抛弃。

 

站起来,富起来,才能强起来。梁启超先生总结,“管子治术,以法治主义和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在传统分类中,《管子》往往被划入法家,而丰富的经济思想在百家中独树一帜,在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当下,尤为宝贵。梁启超先生对法治的要义,从建国立政的高度作出了解读:“而此国家主权者,则于国家成立之始,同时存在者也。主权之表示在外者谓之法,故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事之必不可得者也。”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深刻教训,不难得到印证。

 

《管子》对法治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全面论述,几乎占据全书的五分之一。法治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管子》做了生动阐释:“法者,民之父母也。”法律对于苍生,既是严父般的管教,更是慈母般的爱护。因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法律为规范社会生活,确立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使人们得到秩序的保障。通过完整的立法体系,“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为人民兴利除害,让人民各安其分,使人民知所趋避。在《管子》看来,“仁义礼乐者皆出乎法”,以法治保障德治。对于社会构建而言,“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倘若没有法律,社会将一盘散沙,动荡解体。

 

法治的逻辑是:“事督乎法,法出权,权出乎道”,国家设立行为规范,出自价值的权衡,来自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因此,立法要“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木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制定法律,一方面要统一稳定,“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一方面要与时俱进,“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与民则祥,法者不可恒也。”法律治理贵在政策适中,“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推行法治的关键在于领导人民带头守法,“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妨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君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法治社会的崇高理想是,“君臣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实现齐国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势必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我们看到,《管子》大量篇幅涉及经济管理,《轻重》十九篇尤为大观,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根本命题:“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自古“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王道。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故善者势力之所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而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乃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在此过程中,“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倘若“无市,则民乏矣”,发展市场经济,让人民勤劳致富、各得所需。施政中减税降费、让利于民:“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纵观《论语》《荀子》等各大经典,藏富于民的思想一以贯之。

 

在经济体制中,管子强调国家控制商品流通,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率先提出“官山海”政策,对盐业、矿产等战略物资实施政府专卖,确保财政收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突出宏观调控作用,“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政府在大宗商品价格较低时购入,上涨时抛售,即稳定物价又增加财政收入。尤为可贵的是,管子主张优化营商环境,致力招商引资:“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粟,五乘者有五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让政府当好服务客商的店小二。反复强调粮食安全,“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由此可以看见粮食战争与货币战争的威力。主张刺激消费,“积者立余食,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提升消费拉动经济,扩大群众就业途径。

 

法治的树立,经济的发展,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面对王室衰微,群龙无首,中原各国持续动荡,少数民族大举入侵,管子寻求最大公约数提出“尊王攘夷”,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实现各国普遍安全,建立华夏命运共同体。“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齐国以外交手段为主,武力手段为辅,成就了“五霸,齐桓为盛”的伟业。以亲诚惠容的理念赢得诸侯,“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先王不以勇猛为边境,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患生难”,反对基于实力原则,大搞霸凌主义。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维护华夏世界和平正义。管子以一系列富有齐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齐国的霸业,被孔子称为“仁霸”。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和平来自强大的国防实力。《管子》告诫:“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只能依靠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管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形成军民融合发展格局:“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工制作、人才队伍、军事训练、情报系统、谋略运筹,确保敢打必胜。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改革创新,齐国依靠强大武力,成就了存亡继绝的霸业,保卫了华夏文明的成果。孔子盛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二千多年过去,走过地老天荒,阅尽天下兴亡。走进牛山,站在伟人肩膀上登高望远,神游山河无限。放眼满川思想文化的洪流,由泱泱天齐涤荡而来,为中华大地留下无穷滋养。

 

作者:胡春雨,天桥区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会员,齐鲁晚报签约作家;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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