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源：武汉印染厂赚大钱的奥秘

点击：  作者：卢世源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1-08-26 12:26:14

 

 

一 令人惊奇的五大业绩

 

革命导师列宁认为：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四卷16页）

 

但对列宁的这一科学论断，全世界政治经济学家，包括中国信仰和拥护马列社会主义的左派学者，严格地说，实际上绝无一人认同。

 

因为，发生的客观事件截然相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分崩离析了，其原卫星东欧诸国，也无一例外地复辟了资本主义。中国原有的公有制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实行了私有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还能理直气壮，无可质疑地声称自己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可见，在世界上，并非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

 

按照一般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解，右派学者迎合人们的这种片面理解，洋洋得意，振振有词的断言：“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理想。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人类终极的实现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经济制度。”

 

但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右派学者且慢得意，你们的断言为时尚早。

 

国内外现实社会的经济实践上，公有制企业相对于私有制企业为什么效率低下？一言慨之，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地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行事，甚至相反，以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先进理论”为圭臬，指导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实践，东施效颦，驴唇不对马嘴所致。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公有制企业管理方面成功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实行按劳分配。同时在中国，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战无不胜，最重要原因，也是一句话：倡导群众路线。按劳分配和群众路线，乃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经济建设赖以腾飞的双翼。纲举目张。国有企业和经济建设只有遵循主义和思想的原则规律，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适当变动后，应用到企业管理和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就可能创造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管理学是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并不排斥，而是愿意继承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管理学中适合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部分，以便服务于我们的利益。但决不能照单全收，因为彼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资本主义经济学中有按劳分配和群众路线的内容吗？肯定没有。那又根据什么方法去提高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须知，按劳分配和群众路线是实现服务于劳动阶级利益，从而调动广大劳动群众发挥创新劳动精神的有效手段，以便达到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列宁的科学论断不就随之验证了吗？

 

抽象理论难以使人明白。还是让我以解剖一只麻雀的方式，具体而微地实例述评吧。

 

我的上篇文章<<一个中国老工人讲述的故事>>前已登载于昆仑策网，可对照本文阅读。

 

前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原为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从私营到国有，本厂有些令人惊奇的传奇事件值得介绍给国人。

 

一  1951年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中，上海天一厂独家捐献了一架飞机。当时，天一厂约有三四百职工，如此规模厂家拿得出这么多钱，全国绝无仅有，天下唯一。据我的上海师傅说，当年主政上海的陈毅市长担心是杀鸡取卵，出于爱护企业的考虑，认为不宜宣传推广。所以，后来人们只知道河南常香玉豫剧团献机的非常难能可贵的事迹。其实，天一厂的典型经验才更应该学习和提倡，因为它与众不同，具有可持续性，可惜当时人们都未能认识到。

 

二 当年中国人穷得叮当响，但出于强烈的爱国心，都是义务劳动，并且勒紧裤带，省出钱来捐献。显而易见，难以持续。唯独天一厂人另辟蹊径。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产业工人开始第一次从“苦干”向“巧干”的历史性转变。

 

现在，人们对“技术革新”一词已经耳熟能详了，但你知道中国第一个吃螃蟹者是谁吗？近代以来，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企业界工人的技术水平普遍极其低下，若是有人会操作洋机器，并能达到设备产能的设计指标，那是被认为很了不起的。从未听说，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将洋设备拆卸后重新改装，使之产能翻倍。闻所未闻，简直是天方夜谭。

 

原来，天一厂印染布连续生产有很多道工序。其中丝光机工序是个肠梗阻瓶颈。其前后多道工序设备因丝光机产能短版，连接不上而经常长时间停机。购买新丝光机受场地限制而不可行。因此，大家群策群力，动手改装丝光机，使之从原来单头变为双头进出布，一举成功，产量倍增。利润也相应增高，就不用勒紧裤腰带也有多余的钱买飞机捐献了。

 

同行们闻讯前来学习。照道理说，仿制应当比创新容易，但当时上海多家印染厂却都知难而退，害怕拆卸后还不了原，机器反而报废了。为什么只有天一厂敢于动手并且成功？其中原因大有讲究，后文补叙。

 

上海厂后迁武汉。上世纪80年代，三台双头丝光机中有一台年久磨损报废，换购来的新机却是单头。我问厂里一位工程师，为什么不买产量高一倍的双头丝光机？据他说，全世界印染厂的丝光机都是单头进出布，我厂的双头也是从原来的单头改过来的

 

科技随着时代进步。在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机器品种中，几十年后的新机反比以前同类旧机产能低一半，大概只有敝厂的丝光机了，堪称天下一绝。

 

三 一个小厂捐献一架飞机，需要拿出多少钱？15亿元(旧币，后改为15万元)这笔巨款，当时可能相当于天一厂全部家当价值。难怪有人吓得一跳，这不是要倾家荡产吗？其实，这次丝光机革新产生的效益，用之于献机的捐款只是小头，因为是一次性的，后续几十年因而多赚的钱，积累起来就是大头了。

 

丝光机进出布单改双，印染布短版工序补齐，产量倍僧。随之出现了一个问题，多赚的钱应当如何分配？政治经济学家们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效益分配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而，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也就产生不了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上海天一印染厂老板唐永昌先生堪称几十年前中国首屈一指的杰出企业家，因为只有他认识到了。顺便提一下，他除了上述三件事迹与他有关，还有一件“天下第一”的是，中国机器生产的工业品，史无前例地第一个走出国门，乃是上海天一印染厂的印花布和染色布。（《故事》一文中已有介绍）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提出过一个指导方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它应当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经济建设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则和组成部分。唐老板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比较完美地身体力行之。

 

多增效益以三份分之。一份是今后国家多收税款，再则“二马分肥”，劳资双方各得一份。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形成了一个当时绝无仅有，职工人数达四百人左右的“万元户”群体，内容指的是每户存款和其它财产达万元以上，令人非常惊羡。它就是天一厂的职工群体。当时，除此之外，全国以工薪收入为生的体力劳动者，恐怕一个都没有，即使有，绝对是凤毛麟角，不会超过个位数。

 

四 上海私营天一厂转为国营武汉印染厂后，长达20多年，继续以比其它厂劳动生产率高得多的情况下经营。可见，产权体制并非决定企业效率高低的关键影响因素。当年，国营厂经营还有个政策性不利因素，就是企业办社会。我厂有医务室、幼儿园、小学、技校、民兵武装部。。。。。。眼前厂外就是武昌区消防队，但厂内依规还得自建一个。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武印厂职工人数也从私营时的几百，一下子膨胀到了千余，后来又逐渐增加

到了两千多。成本当然也大大地提高了。尽管如此，国营武汉印染厂仍然大赚其钱，资产利润率之高，至少在我所知的湖北省数以万计的国企中，唯一鹤立鸡群。（卷烟垄断企业除外）一骑绝尘，独步天下。

 

这一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原来，本厂在印染行业发明了“满负荷工作法”。（这是我为之起的名字）至今无别的厂家能够效法，因不得其窍门而入也。

 

印染布生产过程中，有许多道工序。如缝头、烧毛、煮炼、开轧烘干、丝光、水洗、再次烘干，然后分别印花和染色。一环紧扣一环，只要其中一环出现问题，其它工序都得停顿。

 

我在“三班倒”生产大车间工作过几年。从周一第一个早班起，到周六最后一个夜班止，每周六天，每天24小时，大车间内数十台机器连续不停地轰鸣运转，蔚为壮观。短期内做到这一点可能不难，稀奇的是本厂从1958年正式开工，到80年代初期，20多年都是如此高效生产，极少暂停。更绝的是，我厂在全国同行业中，机器设备与众不同，全是老掉牙的三、四十年代产品，没有一台新的。

 

企业效率高低与其产权体制完全无关，关键影响因素是企业管理机制。武印为什么能实行“满负荷工作法”，高产量高利润，因其机制高效也。后文补叙。

 

五 中国产业结构的特点，概括地说，基本上是大而不强，全而不优。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今天必须设法尽快解决了。

 

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具体表现内容，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优质俏销，

附加值和利润都较高。这就要求我们的产业结构大而强和全而优。

 

可是，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并不尽如人意。这是什么原因呢？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让我举一个典型例子，对比一下实行精英路线和群众路线产生的不同结果。

 

武汉是中国中部最大的一座工业城市，可从近代以来，除了一杆“汉阳造”步枪，竟然再找不出一种闻名全国的机器规模生产的工业产品。到了上世纪80年代，市领导决心改变这一不光采的现状，突破口选在当时武汉的一种重要工业产品——农用柴油机的创优上。为此，开了中国企业界风气之先，引进一位德国内燃机专家格里希先生来汉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可谓杀鸡用牛刀。这位洋厂长工作作风严谨，而且十分敬业。可是干了几年，武汉柴油机质量仍属一般，未能超群出众，结果黯然而归。但在同时，武汉印染厂工人群众的创名牌活动，从酝酿到实现，仅仅一两个月，便破天荒地生产出了名冠全国的武汉印花布。（详情可看《故事》一文）两例对比可见，之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失误在选择的是精英路线。

 

我厂不过是中国竞争性行业中的一家普通企业。上述令人惊羡的五大业绩，是极其偶然巧合发生的吗？非也，它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先就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而言，乃其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一厂两制”企业管理机制使然。所谓“两制”即其独特的符合按劳分配和群众路线原则的工资分配机制和劳动组织机制。“两制”沿袭于私营时代，那时的情况也相似。

 

如果，我厂成功的经验群起效法，推而广之。那么中国公有制经济制度便能实现列宁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国企低效论”则可以休矣！

 

但是，推广我厂成功经验却非易事。首先，人们的不利于企业实现高效率的传统观念很难改变。千百万人的习惯观念是一种最可怕的观念。对于实现企业高效率来说，某种习惯观念也是一种人们认为理所当然而不容质疑的破坏因素。

 

我再强调一下，正确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是为达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高劳动生产率目的的最主要一种手段。(虽然不是唯一手段)但人们却忽略了，它也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恕我直言，中国研究企业管理学的人士，对这门学问浅尝辄止都谈不上，还未入门，遑论深入研究了。所以，难免受到错误习惯观念的影响，干出事与愿违而又不自觉的蠢事。

 

让我举一个武汉印染厂企业实践中的具体例子说明吧。

 

印染布生产主要机台之一是丝光机。每台丝光机操作工共有4人，其中两人是上海工人，另两人是武汉工人。两者工龄大致相同，技术水平也不相上下，同在一个班组，都是8小时工作。可是两者的工资差距却很悬殊，当然，这是指计划经济时代普遍在吃平均主义大锅饭时的背景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该机台武汉操作工月薪约50元多一点，上海工人则是一百三、四十，收入为前者的两倍半到三倍。在主要生产大车间，其它各机台两地工人的情况都与此差不多。

 

这种同工不同酬的工资分配机制合理吗？谁都认为非常不合理。于是，因之而经常闹矛盾。但在同时，又有个悖逆现象也很明显，尽管我厂工资差距矛盾现象特别严重，至少在湖北数以万计的国企中，资产利润率之高，却是唯一的立于鸡群之鹤。就是在全国同行业中，也没有哪家印染厂能像我厂那样大赚其钱，因为它们都实行不了“满负荷工作法”。

 

薪酬差距矛盾和鹤立鸡群利润，两者又偏偏是一种因果关系，前者是因，后者为果。这就更使人莫名其妙，难以理解了。我因为是长期身在其境，熟悉实践，断断续续地，经过几十年的反复琢磨，脑壳想破，才初步地有所领悟，可能也只是一些浅薄的皮毛之见，现在抛砖引玉，就教于有识之士。

 

没有薪酬矛盾就是一件好事吗？恰恰相反。中国国有企业的“鸡”们，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下，相对应地，可谓无一例外，都是在吃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平庸之辈。它们倒是没有矛盾，但也同时缺乏活力，更无前进的动力。计划经济时代如此，市场经济时代大概率也好不到哪里。

 

再举一个例子反证。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新建一家武汉第二印染厂。这家厂复制当年上海天一厂内迁武汉时的人员组成模式，从车间主任、班组长到生产一线骨干工人，都是从武汉印染厂派遣去的。为了避免发生工人间的工资差距矛盾，没有派去一个“高薪”上海工人。也就是说，该厂完全不存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这种情况应当有利于团结和生产吧？事实却是与我厂内迁后截然相反，从开工之日起，多年来就因生产不正常而一直亏损。无奈之下，搞什么“合资”，“引进海外先进的管理经营理念”，后来惨遭破产。

 

武汉印染厂的“一厂两制”，这是历史原因保留下来的，它分明是稀世之宝，闪闪发光的黄金，但人们都看走了眼，误认为是堆粪土，欲清除之。“武印”当年隶属于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领导官僚是怎样清除的呢？一，工资分配机制方面。1961年在我厂单独搞工资调整，第一步先拿上海来的党员干部开刀，一般是减半；二，劳动组织机制方面。1964年搞“四清”运动，将本厂生产大车间“满负荷工作法” 的主要创建人，过去私营时代的工头，变为现任车间主任打成“封建把头”，撤消职务。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因为经历三年灾害困难和文革动乱时期，中国企事业单位只在1963年调整过一次工资，加了几元钱。上海“高薪” 工人当然没有资格再加而被冻结。也就是说，原有的两地工人工资差别缩小影响有限，“满负荷工作法”照旧延续进行。

 

改革开放以后，武汉工人多次加薪，与上海工人工资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这本来是好事。可是，“满负荷工作法”的效力，却又莫名其妙地逐渐减弱，后来同第二印染厂一样，各机台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再也不紧密连接，运转不停了。

 

从不同实践情况对比中可以看出，武汉印染厂的高盈利率，是建立在同工不同酬，因而“不合理”矛盾的必然性基础上。那么，问题就来了，哪位企业领导人不喜欢过平安日子，会自找麻烦，学习与引进武印这一遭到人们普遍非议的工资分配管理机制？因为必将画虎不成反类犬，在工人中掀起轩然大波，搅乱与破坏正常生产秩序。按劳分配这门学问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政治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认为实行接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造不了列宁论断的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是因为他们都无能解决如此之类悖于常理的矛盾，即将不合理的事物，使之变为合理，并且还须使人信服，愿意效法。

 

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有句名言：“有效即真理”。翻译成现代汉语，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这个真理，还是抵不过千百万人的习惯观念厉害。

 

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优越性是，它内在可供挖掘的潜力，远比资本主义大得多。但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我们先要对客观事物中的矛盾，探明其中道理，摸清变化规律，弄通效率逻辑，然后据之而设计出可行和有效的方法，以便推而广之。

 

老夫班门弄斧，不怕贻笑大方，让我试一试吧。

 

矛盾如何解决，且待后文解释。

 

作者：卢世源，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