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决定了，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发展带有“战时经济”的性质，重工业优先发展、计划经济、三线建设、农业集体化、上山下乡等重大经济举措，都同应对战争威胁有直接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拥有了“两弹一星”、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石油等战略物资自给，具备同超级大国博弈和威慑的能力之后，才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从而有条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个目标，奠定现代化所必需的工业基础。工业化是现代化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但启动工业化进程和做大经济总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旧中国的GDP长期领先世界，清朝全盛的乾隆时期，中国GDP占世界的1/3，但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曾努力启动现代化，但是并没有具备现代化所必要的起码产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现代经济成份只占GDP的1/10左右，人均固定资产不足40元（1952年价格），难以形成有效投资。虽然工业有了一定发展，但是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只占26.6%，轻工业主要是纺织、食品加工等作坊式工业，每年人均发电量7.9度，还不够一盏日光灯照明；每年人均原油产量0.36公斤，只够开几公里汽车；人均钢产量0.29公斤，不够打一把菜刀。在这种情况下，要启动现代化，必须要对旧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的改造，而要具备产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就必须解决如何在一个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积累资本的问题。

第三个目标，改善民生和促进人类发展。人类自身的发展，既是现代化的目标，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人力资本水平极低。80%以上人口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仅20%，人均预期寿命35岁左右，婴儿死亡率超过20%[1]，这些指标相当于西欧1820年的水平，国民精神萎靡不振，社会一盘散沙，被称为“东亚病夫”。这种状况，不可能产生一支合格的产业工人队伍，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活力和精神面貌。解放战争后期，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使得民生维艰，国民党丧失人心。而中国共产党是在亿万人民支持下建立新中国的，执政之后，党承担起艰巨的使命，既要应对国内外的安全威胁，启动现代化，同时还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巩固政权，获得人民的拥护。这又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难度。

国家安全、工业化和人类发展这三个目标，都具有“一票否决”的性质，哪一个都必须实现。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2]”。要兼顾这三方面的目标，就决定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不能简单追求增长速度和微观效率，而是必须找到能够兼顾三方面目标的发展道路。

以上的约束和目标，也决定了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世界上已经存在的现代化道路，也都不适合中国。

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靠殖民和海外贸易获得原始积累和市场。在国内通过圈地运动，强行把农民和土地分离，获得廉价的自由劳动力。在外国通过对外殖民，获得廉价的奴隶、原料以及产品市场。据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估计，从16世纪开始的300年历史中，欧洲和美洲国家从非洲贩卖的奴隶达到6000万人口，使非洲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从1/5下降到1/13，正是依靠这些奴隶的劳动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3]。很显然，这种道路，中国没有条件走。德国和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靠战争赔款和殖民获得原始积累和市场，中国也没有条件效仿。

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小经济体，靠依附大国获得安全和市场。有观点认为，新中国如果像亚洲四小龙那样，加入全球贸易体系，承接西方产业转移，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和贸易，发挥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那么就会和他们一样，早日实现现代化。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四小龙”的腾飞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他们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体系，台湾和韩国容许美国驻军，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前沿阵地，它们并不需要独立地建设国防体系，反而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市场、技术和资金支持，是一种依附型发展道路。这条路对小型经济体是可以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并不适用：一方面，中国不可能放弃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支持几个小国（地区）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是能够负担得起的，但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像支持四小龙那样支持中国，也不敢像扶持小国一样扶持这样一个大国。

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不适用于中国。不管是自己家的老路、还是别人的老路，都走不通，只能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1]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532315/1532315.htm

[2] 融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J]. 党史博览, 2015(5):110-116.

[3]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