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一）

点击：  作者：崔凯    来源：通信兵的故事 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1-05-03 11:51:09

 

序：去年，《通信兵的故事》公众号曾两次发表过史祥彬将军关于多次进藏执行任务的回忆文章，史将军是笔者的老领导，看了他的文章便也产生了提笔冲动。

 

笔者于1969年2月入伍，1985年5月调入总参通信部通信处无线组，分管卫星通信、微波通信等方面的业务，当时的通信处处长正是史祥彬。

 

 

通信处领导与无线组成员合影

（北京-1985）

前排左起：刘荣轩、陈远芬（副处长）、史祥彬（处长）、张庆心（副处长）

后排左起：崔凯、黄少岭、李国玉、陈振声

 

1987年3月9日，史处长要我做好立即进藏执行任务的准备。事情的缘由大致是：中印边界东段正在发生自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对峙，起因是印军渗透到我旺东地区，随后又进入克节朗地区，目前正在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演习。为遏制印军的蚕食和渗透，总参已于年初下达命令，要在克节朗、朗久地区进行设点，任务代号为“874演习”。为确保设点行动的成功，总参和外交部已成立联合工作组，由总参作战部牵头，总参通信部也派一人参加，立即前往西藏。

 

笔者意识到此行非同以往，然而时间紧迫，也来不及准备什么，重点关照了一下照相器材，3月11日便随工作组一同飞赴成都。

 

发生在1987年的这场边界危机，算得上是中印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可能是顾虑外交方面的敏感，多年以来，中印两国都没有就事件原委发表过官方报告或权威性的专题研究。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中印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一直未能得到根本缓解，近年来更是冲突不断，所以即便是往事重提，也不能无所顾忌。落笔之前做了一些检索，网上已能搜到有关874演习的回忆文章。即便是总部工作组的情况，在公开的出版物中亦有所涉及。例如： 

 

“成都军区党委决定由廖锡龙副司令员负责，陶伯钧参谋长协助，共同指导完成这次设点任务。国务院、中央军委都极为重视，为做到万无一失，授命总参谋部、外交部、军委空军组成了联合调查组，总部工作组组长为总参作战部作战处处长陶智。总部工作组于3月中旬赴西藏，就设点事宜展开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总部工作组在西藏调研20天，3月31回到成都。”（《傅全有传》/解放军出版社/2015）

 

“总部工作组向成都军区转达了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设点问题上的明确意见：这次在争议地区的军事活动是去设点，而不是去拔点。要树立两种思想，一是要敢于对峙，二是不怕犬牙交错。要严格遵循中央军委的指示：既要设点，又要避免武装冲突。”（《傅全有传》/解放军出版社/2015）

 

笔者虽是总部工作组的成员，但主要任务是了解通信保障方面的情况，军机大事参与不多，留在记忆中的就更少。本文重在回忆当年的个人体验和感受，为方便读者理解事件的原委和了解中印边界东段的全貌，文中加入了一些背景介绍及战事回顾。文中出现的照片和图片多出自笔者个人收藏或制作，不无遗憾的是，当年拍摄的现场照片大都随工作报告上报，留在手中的多为借助他人之手、供个人留念的“到此一游”之作。

 

1 

工作组的组成和任务

 

总部工作组的组成人员：陶智（组长，总参作战部边防处处长）、林尚麟（外交部亚洲司处长）、李大华（总参作战部）、耿克璞（总参情报部）、崔凯（总参通信部）、陈铁群（总参兵种部），共计6人。

 

外交部林处长没有参加边境前沿的军事调研，在拉萨另有活动安排，工作组返回拉萨后与其再次汇合。

 

 

左起：陈铁群、林尚麟、崔凯、陶智、军区陪同人员、耿克璞（拉萨-1987.3） 

 

 

左起：李大华、崔凯、陈铁群、耿克璞

（拉萨-1987.3）

 

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为874演习的设点行动做实地调研，包括实地勘察，了解现场状况及最新动态；传达总部领导指示，并就设点行动预案交换意见；检查设点部（分）队的准备情况，重点是存在问题和困难；及时向总部报告全面情况并提出建议。

 

作为总参通信部的派出人员，笔者除了参加工作组的集体活动外，主要任务就是找各级通信部门主官了解情况，包括通信处长、科长、股长、参谋、连排长，直至边防连的报务员，重点是了解存在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详细记录，并及时上报。

 

 2

背景介绍

 

中印边界全长1700余公里，分东、中、西三段。总部工作组此次活动的区域仅限林芝军分区和山南军分区的范围，也就是中印边界的东段，调研重点则是东段的西端，即达旺地区北侧。

 

 

印占藏南地区示意

 

1987年的中印边界危机是由桑多洛河谷（旺东）事件引发的，为了讲清楚事件的原委，还得从东段的三条线说起：

 

(1) 传统习惯线：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边缘，邻接印度阿萨姆平原（原为掸族（傣族）的一个独立王国，19世纪30年代被英国吞并），这是两国人民在长期交往中，由双方历来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了的传统习惯线。传统习惯线总长650公里，我国出版的地图一直是按这条线标注边界。

 

(2) 麦克马洪线 （麦线）：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由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命名的，其依据英国谍报官为英属印度测量时划的一条位于英属印度和中国的边界，总长1100公里，噶厦地方政府和历届中国中央政府都没承认过。现已查明，麦线不仅非法，而且是伪造（篡改）的。

 

(3) 实际控制线（实控线）：1948年，刚独立的印度开始派军队进入门隅地区，1951年印军占领门隅的中心城市达旺。自新中国成立直到1959年平叛结束，印度从传统习惯线逐步向北推进到麦线附近。中国所说的实控线是以1959年11月7日双方的控制线为准的线，东段基本与麦线重合，仅在沙则（兼则马尼）一地印度有越线。

 

传统习惯线沿不丹南部边界延伸，顺着山麓蜿蜒，这些山都自平原突然隆起，陡削上升，向北150公里左右的距离就是海拔5～6千米的喜马拉雅山脊，其间就是通常所说的藏南地区，包括了门隅、珞瑜和察隅（史称藏南三隅）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对应于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错那、隆子、墨脱、察隅四县的大部分及朗县、米林两县少许国土，总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

 

有文章论证印度实际侵占的面积约为6～7万平方公里，鉴于藏南地区从未实地勘界测绘，所以面积数据有出入并不奇怪。

 

 

雅鲁藏布江下游（印称Siang河）

藏南腹地风光（网搜）

 

藏南地区属于印度洋板块和亚欧大陆板块冲撞的东北挤角，巨大的海拔落差加之北方青藏高原及其南坡江河水系不断南下冲刷，形成高山峡谷。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藏南是世界上山地垂直自然带最齐全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

 

藏南地区原住主要民族为珞巴族和门巴族。门隅藏语意为“门巴人居住的地方”，珞隅藏语意为“珞巴人居住的地方”，察隅藏语意为“人居住的地方” （包括藏、汉、纳西、独龙、苗、回、门巴、珞巴、傈僳、怒等十个民族和僜人）。

 

珞巴族总人口约60万，我国实控区内3682人（2010年六普）；门巴族总人口约5万余人，我国实控区内10561人（2010年六普）；僜人总人口约3万，我国实控区内1632人（2019），民族身份尚待识别（不在56个少数民族之列）。

 

 

印占察隅地区身着节庆服饰的僜人

（印称Mishmi）（印媒）

 

1962年，印军越过麦线对克节朗河谷以及拉则拉山脊冒险入侵，成为当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的导火索。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停火，并主动撤回。1962年11月30日，总参下达在实控线中国一侧20公里范围内设立28个民警检查站（后改称民政检查站，1974年改编为军区各独立团的边防步兵连）的部署方案，后减为26个，其中东段有16个站点。

 

1962年12月9日，锡兰、缅甸、印尼、柬埔寨、阿联和加纳六个亚非国家的政府首脑或代表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商讨调解中印边境冲突。我国政府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号召，决定将停火安排存在争议的四个地区空出来，其中包括东段的扯冬地区（克节朗河谷地区）和朗久，不设民政检查站。

 

如若当初撤军时我们不去理睬所谓的争议和调解，而是依据布防需要自主设立检查站，那或许就没必要在1987年搞演习设点了。

 

 

克节朗地区

（摄影/蓝志贵/1962）

 

1963年5月6日，印军再次占领了克节朗河谷东端的沙则据点（下图），重新在实控线上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此后很长时间，印方未敢再向克节朗地区推进，中印双方在克节朗地区基本脱离接触。印度的军事失败让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拒绝和中国谈判。一直到1981年中国外长黄华访问印度，双方才打开了谈判的大门。

 

进入 20世纪80年代，随着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力增强，印度政府重拾尼赫鲁时期的“前进政策”。鉴于达旺地区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以及1962年战败的惨痛教训，英迪拉•甘地内阁于1981年做出决定，将保卫达旺地区作为印军的一项基本任务。为了确保达旺地区得到有效保卫，理想的防线当然是再次向北推进到拉则拉山脊。

 

从1983年夏季开始，印军每年都派出情报小组，渗透到桑多洛河谷地区进行侦察和试探。1985年8月26日，印军深入到松多地区的旺东，并设立季节性据点。

 

 

克节朗地区和旺东地区态势

（1987.3）

 

印军在旺东地区的渗透被中国军民发现。1986年6月，山南军分区边防二团先遣连翻山越岭到达该地区，立即组织部队宿营、构筑简易防御体系，并开辟了直升机场。6月底7月初，团长高明诚带领一个巡逻分队在桑多洛河源头无名湖高地一带勘定建连地点，突发重病牺牲。

 

印军则迅速增兵设点，向北推进，对我旺东守点分队形成包围态势。在旺东阵地，中国军队只有一个连，当面印军有三个连，且居高临下，两军前沿阵地相距只有七八米。

 

1986年11月24日，印军抢先进入克节朗河的南岸占地设点，再次进驻克节朗争议地区的莫若打。当年底至1987初又进驻克节朗河谷的扯冬等地区，并设立了10余个据点。至此印度已基本恢复了它在1962年6月占领的哨所阵地。如继续听任事态发展，那就只能等着印军爬上拉则拉山脊了。

 

 

本文作者在拉则拉北坡

（1987.3）

 

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87年初下达了“加强边境控制，保持边境稳定”的指示。总参谋部于1987年1月5日正式下达命令：成都军区组织西藏边防军在朗久、克节朗地区进行设点。任务代号为“874演习”。

 

西藏军区部队自1987年年初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反蚕食斗争的准备工作：军区专门召开了874演习会议，传达中央军委、总部和成都军区关于加强边界控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研究部署了坚守旺东和在朗久、克节朗地区设点的实施方案。军区领导多次带领军区机关、组织参演部队领导勘察地形。各部队认真抓了临战强化训练。

 

1987年2月，印度宣称建立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1987年3月后，印度在达旺-克节朗地区大举增兵。在陆军参谋长森德吉主导下，从1987年3月起，印军相继在印巴边境拉贾斯坦、古吉拉特沿海和中印边境举行代号为“铜钉”和“棋盘”的演习，这是印军在边境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印军将三个步兵师从西部边境调往东部麦线地段。在这个区域，印度部署了12个师和数个独立旅。印军曾两次计划使用一个师的兵力来“清除”桑多洛河谷地带的中国军队，但均在最后一分钟撤消了攻击令。（《印度时报》1987年4月16日）

 

以上便是总部工作组抵达西藏前后的大致背景情况。

 

3 

抵达拉萨

 

总部工作组于3月11日飞抵成都，并于当日下午就工作组在西藏军区的活动日程安排与成都军区交换了意见。次日中午，工作组一行飞抵拉萨。在其后两天时间里，笔者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外，主要是到西藏军区通信处、通信总站及卫星地面站了解情况，征求意见。

 

 

总部工作组全体成员在布达拉宫前合影

（1987.3.12）

（左3为本文作者）

 

拉萨的海拔高度是3650米，下飞机后好像没什么感觉，但被一再告诫，为适应高原环境，第一天要尽量少活动，否则后面的日子不好过。到了军区招待所后给自己号了一次脉，休息状态下的脉搏已达每分钟90多次。招待所的条件虽然很普通，但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个房间里都配了一个巨大的氧气瓶，自立于床头边，看上去有点瘆人，感觉随时都有可能接受抢救。瓶口上已配装了整套的连接装置，靠在床头试了一下，还真有氧气出来。

 

笔者虽是第一次进藏，但此前与西藏军区的业务联系十分密切，这也是史处长派本人参加总部工作组的主要原因。当时西藏军区拉萨卫星通信地面站的主官是王洪彦副站长，他虽然不是卫星专业科班出身，但组织管理能力很强。由于拉萨卫星地面站的特殊地位，笔者平日里与他打交道较为频繁。记得到达拉萨那天，我们工作组刚在军区招待所安顿好，他就赶来了。

 

 

左起：陈振声、王洪彦、崔凯

（总参通信部招待所/1986）

 

1984年4月，我国第一颗实验通信卫星发射、定点成功，由军队负责筹建的地面卫星通信网开始试运行。其中，西藏军区的拉萨地面站和新疆军区的乌鲁木齐地面站还担负着央视节目的实时传送任务。

 

以往这两地的老百姓是无法看到当天央视节目的，新闻联播要靠航班空运录像带解决。受航班安排和气象条件的制约，拉萨的老百姓往往要滞后多日才能看到央视新闻，极端情况下，甚至要滞后一两周时间。卫星实时传送电视节目对老百姓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尤其是在1984年10月1日，这套系统还成功保障了国庆大阅兵的实况转播。

 

受我国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以及西方国家对我国航天、卫星事业的技术封锁，我们全国产化的卫星通信广播传输系统，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面的设备（包括卫星站到电视台机房的微波传输系统）都还处在试验阶段，卫星的设计寿命仅有3年，星上只装了两个8W的C波段转发器，由于系统不稳定，拉萨老百姓看央视转播会出现时断时续现象，于是出自各方的抱怨就通过不同渠道汇集而至。那些日子里笔者是一个头两个大，为此王洪彦也没少挨过骂。

 

 

王洪彦（右）与本文作者合影

（拉萨卫星地面站/1987.3）

 

 

拉萨卫星地面站营区

（1987.3）

 

1986年2月，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局面随之发生明显改观，但问题仍然不少。那些年里，本人曾多次参加国防科工委召集的故障分析会，切身感受到了我国卫星通信广播事业的发展真可谓是一路“跌跌撞撞”。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当年的跌跌撞撞，哪有今日的灿烂辉煌，否则难保不会是又一个“高端芯片”的下场。

 

不仅航天和卫星事业，我国的雷达事业也是如此。当年为拉萨地面站提供天线的南京第十四研究所（上图“大锅”里的名字），就是当今大名鼎鼎的电科14所。《通信兵的故事》公众号曾多次转载过有关我国研制反隐身雷达的消息，说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本文作者（前右1）在总参卫星通信地面站

接待中央首长视察（1986）

前排左起：田纪云副总理、李鹏副总理

二排左起：国防科工委丁衡高主任、

伍绍祖政委

 

此次进藏执行任务，一路上受到各单位通信部门的热情关照。总部工作组的同伴们曾不无羡慕地讲：还是你们通信兵好啊，无论到哪里都有人照顾。记得最后离开拉萨返京那天是搭乘早班飞机，王洪彦坚持要亲自送，由于机场距市区较远，他凌晨四点多钟起床，带着车赶来招待所。我们往机场走的时候天还没亮，路上也没有路灯，半道上撞到了一条野狗，差点抛锚。

 

禁不住写了这么多题外话，是因为笔者的这位好兄弟已经在一次事故中不幸重伤不治，过早地走了。谨借此文抒发一下多年以来的怀念之情吧。

 

 

与西藏军区通信处、通信总站、

卫星地面站的领导合影（1987.3）

（左3为本文作者）

 

与西藏军区会商的情况都已忘得差不多了，然而有一个话题却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西藏军区的精简整编。

 

其实1987年的中印边界危机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1985年的大裁军。就在我们工作组返回北京后没几天，1987年4月4日，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徐信副总参谋长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

 

在这次大裁军中，面对印方“前进政策”咄咄逼人的边界压力，原本就兵力不足的西藏军区并未得到特别照顾，总兵力被进一步压缩。西藏军区的同志对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一刀切的作法很有意见，甚至指名道姓地抱怨。

 

 

西藏军区领导机关（网搜）

 

西藏军区是在1955年成为大军区的，1968年底降为军级（军政主官高配为副大军区级），划归成都军区。建国初期我军入藏部队主要是18军的三个师。1952年52师师部撤销，1955年54师师部和直属队调归武汉军区（编为防空军1师）。1957年进行全区性大缩编，53师番号也被撤销。至1959年春，全西藏只有5个团的兵力，总共一万多人。1959年平叛和1962年反击战，虽有一些部队入藏参战，但战后大都撤离或调防新疆。

 

1965年52师恢复番号，所辖各团主要是原18军的老底子。1968年，西藏军区奉命以原西藏公安总队为基础重组53师。1969年，52师与50军149师互换防务和番号。从历史上看，受制于自然环境和后勤保障能力，西藏军区兵力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

 

在笔者印象中，即便是按照1985年大裁军的方案，西藏军区的野战主力部队也应该有3个山地步兵旅，而到1987年边界危机时，却只有由52师和53师缩编的两个旅（52旅和53旅），缩编过程中员额减少了大约30%，可谓伤筋动骨，而且部队长期处于和平环境，马上拉出来就打肯定问题不少。

 

检讨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的发生，面对八十年代初印军野心复燃，重蹈前进政策，我方依然维持在克节朗河谷、桑多洛河谷等地区不设防状态，而且部队还要进一步缩编，这在客观上也算是给无赖之师的蚕食活动壮了胆。由此引发一些抱怨和不满，当在情理之中。

 

 

西藏军区招待所（拉萨-1987.3）

左起：耿克璞、崔凯、陶智、陈铁群

 

其实难处还远不止兵员人数上的差距。即便西藏军区不裁减员额，如果真要开战，还是得从区外调入部队。事实上，总部已经向几个集团军下达了预先号令。然而中印边界东段一旦全面开战，按照当时印军的实力和部署情况，战争的规模将远超1962年。

 

跟1962年的情况相比，我军进藏的运输保障能力虽有所增强，如1977年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正式投入使用，1985年青藏公路全线黑色路面铺筑工程基本竣工，但总体上并没有根本性改观。川藏公路还处在半瘫痪状态，空运能力极为有限，铁路就更谈不上了。

 

这印度好歹也算是个大国，尽管笔者毫不怀疑我军所向披靡的战力，但是代价将会十分巨大，关键是打完了怎么办，难不成还像1962年那样撤回来？

 

 

要想胜先修路 - 工兵任务重，演习打先锋（1987.4）

（图源：《青春热血筑牢边防线》/罗洪忠）

 

从国内大局上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社会热点问题频出，甚至还发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这是一段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发展岁月，即所谓“在阵痛中前行”。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军队要忍耐”。整个八十年代都是“军队要忍耐”时期，我军在装备、待遇、战场建设及训练等方面都处于“欠账过多”状态（如果以1978年军费开支指数为100计算，10年后的1988年仅为75.2），而且当时中越边境也还在打。

 

另一方面，印军的战力已有大幅增强，空军的例子比较典型。1962年中印双方都没有使用空军，20多年过去了，我军在西藏的空军战力仍旧几乎为零，以往曾有歼-6战机进藏，也只是试航做做样子，直到874演习开始后才有12架歼-7战机进藏，担负战备值班任务。而印军方面，仅在边境前沿地区就至少部署了5个战斗机中队。印军装备的米格25侦察机在我西藏地区上空如入无人之境，高峰时每年超过100次，据说西藏境内几乎没有米格-25没到过的地方。

 

所以当时就有个说法：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印军在制空权、制电磁权、机动能力和保障能力上和解放军相比占有相对的优势，并且在制空权和制电磁权上具有“支撑和主导性质”的优势。

 

网上有文章说1987年我们失去了一次收复藏南的机会，那是想多了。我方虽然做了万一开战的准备，但真心是不愿意打的，后来危机得以迅速平息也正是这种意愿的真实体现。就874演习的结果而论，也只能是两说。一方面，参演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了军委总部的意图，实现了预定任务和目标。另一方面，由于设点克制，虽然避免了武装冲突，但事实上是容忍了印军对克节朗河南岸的蚕食（本文最后还要专门说这个事）。

 

在拉萨停留两天后，总部工作组于3月14日前往林芝军分区（八一），3月16日前往山南军分区（泽当），次日前往山南军分区边防二团（错那），至此进入874演习的预定战区。行车路线画出了一个大问号：

 

 

工作组行车路线图

 

作者：崔凯   《通信兵的故事》|编辑部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