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书：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点击：作者：周良书来源：四史与马院微信号发布时间:2021-05-03 09:45:43

[摘要] 在党史研究中，史料处于基础性地位。党史研究者不仅要知晓史料的来源与类型，而且还要掌握搜集、考证和整理史料的一整套方法。此外，如何运用史料，也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从“证据”到“证据链”，还有一个“珠联璧合”的过程。就党史研究而言，在这个环节上，我们还需把握诸如多用“一手资料”、善用“消极史料”、不要“断章取义”、规范引文和注释等一些细节问题。这也是史料工作中必须关注的事项。

[关键词] 史料；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1期。

梁启超说：“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1]鲁迅也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没有肯下死工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观测一时的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2]我们研究党史的人，应当记住梁启超和鲁迅的话，明白“史料”之于学术和学科的重要意义。

一、史料源流

在党史研究中，史料也是包罗万象的，除历史文献和社会常识以外，我们所使用的一切资料都属于它的范畴。其中有关于史料来源及其考订的学问，我们称之为“史源学”；也有关于史料类型及其应用的学问，我们称之为“史料学”。这些都是党史研究者的入门功课。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晓史料的来源与类型，而且还要懂得史料的考订与应用，但这一切都还需从它的功能和作用谈起。

1.史料地位

在史料问题上，中外史家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比如，德国著名的历史家兰克治史，即以注重史料的考订和应用而著称。兰克学派主张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再现客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将史学抬入科学之列。英国历史家阿克顿甚至认为，史学就是“收集历史资料的艺术”[3]。中国史家治学也有这一传统。唐代刘知幾就曾说过：“有才（方法）而无学（史料），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4]近代史家傅斯年的说法更为直接：“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家的工作无非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其史学思想的核心观念是“反对疏通”，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5]。

今天我们虽然不见得完全接受这类说法，但也不可否认史料在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因为“史学家欲求其信实而完全，必先搜集历史之材料。无材料无历史也”[6]。因此，历史家不必同哲学家比试玄思妙想，也不必向文学家炫耀遣词造句的技巧，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对史料的爬梳洗剔。[7]这既是史家治学的“入门功夫”，也是他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

其实，也不只是历史学，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应掌握这门“功夫”。正如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8]在这一点，我们也要向马克思学习。查阅原始材料的习惯，使他连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读到了，《资本论》里就曾引证过许许多多无名作家的话。马克思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正因为此，在他的著作中，即便反对马克思的人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9]

在党史学界，许多有成就的学者也都具备这一“入门功夫”。比如，张静如先生是史学家陈垣先生的“末代弟子”。他早年听陈先生“史学名著选读”课，读陈先生《校勘学释例》书，研习史料整理与考订的基本方法[10]，后来担任北师大中国革命史教研组“资料员”，又下功夫通读《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先驱》《少年中国》《新潮》《国民》《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五四期刊，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在确定研究李大钊之后，他开始集中精力搜集李大钊的著作。当时有两份“著作目录”可供参考：一是1951年2月3日刘弄潮[11]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共100多篇；二是同年5月24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蔡尚思写的李大钊著述分类编目，共200多篇。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于是经刘弄潮指点，又到中共北京市委档案室借来李乐光（李大钊同乡）生前所存李大钊著作300多篇抄件，全部抄录下来，并尽可能找到原件逐一校对。然后再将此前从五四期刊上发现的一些李大钊著作补充在内。这就比1959年人民出版社刊印的《李大钊选集》中收录的133篇要多得多。在此基础上，他写成《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2]张静如先生之所以被誉为“国内外李大钊研究的第一人”，与他所下的这番史料功夫是密不可分的。

近年来，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之所以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拷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受到质疑。因为历史家所遵循的是这样一种认识路径，即从他掌握的资料和证据中，推导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历史事实。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观念中，“证据所指向的并不是过去，而是关于过去的另一些解释，而我们事实上正是为此而使用证据的”[13]。在他们看来，史料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记述者的偏见和误解，不一定含有关于过去事件的真实信息，因此史家运用它来解释历史，也不过就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智力游戏”而已。

后现代主义要求打破对史料的轻信乃至迷信，这本无可厚非。但若是走向极端，完全割裂史料与史实之间的对应性，进而轻视史料，就会从根本上否定史学存在的价值。只要我们还承认人类有了解过去的必要，就不能颠覆史学存在的正当性。而史学要存在下去，除依据“很不完美”的史料外，也的确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14]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质疑，也应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为此，一方面在历史资料上，我们要运用批评性研究，将“资料”转化为“证据”；另一方面在历史书写上，我们也要遵循提出问题、找出证据、进行论证、形成结论的程序，抵制“剪刀加浆糊”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虽不赞同将史料等同于历史的观念，但也反对史学研究中轻视史料的倾向。

事实上，中国史学界确也因此付出过沉痛代价。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1958年兴起的“史学革命”中，学界一度曾将“以论带史”极端化，甚至把史料学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当时《历史教学》杂志就发表多篇论文，提倡“以虚带实”，“虚”即是“论”，主张用“劳动”、“群众”、“集体”、“工人阶级”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编排史实[15]。“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和一些学者更是将其推向极致，强调可用“七真三假”的“理论”来编写历史。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历史自然成了现实政治的隐语或注脚。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是我们党史研究者一定要记取的。

2.史料探源

收集和整理史料，首先必须知晓其来源。这如同矿工找矿，必先查考其矿脉，否则纵有史料，也无从查找。更进一步说，即便找到史料，也不能辨其真伪。陈垣说：“史源不清，浊流靡己。”因此，“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必须“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16]。

就党史研究而言，党的活动所留下的历史文件，便是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这主要得益于党早年开展的资料收集工作。早在1921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党就明确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在建立中共区委，开展工作的同时，必须报送统计报告等文件材料。[17]1923年10月，党中央又规定，党的图书及资料“皆备两份”，“一份置北京”，“一份置上海”[18]。有的还需另送一份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管，这样纵然某处档案文件遗失，也可通过另处保管使之得以留存。这部分文件，后来也成为了党史研究的重要史源。

比如，党的生日一直无从查考。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今年（1938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共领袖首次提出要把“七一”作为党的成立纪念日。但是1921年7月1日并非中共一大开幕的日子。直到1957年，苏共中央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这一问题才得以澄清。因为在其中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明确指出：“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9]只是这批档案当时并未公布，中国学界直到1980年，才由邵维正把党的出生日期考证出来。[20]

为保管文件，当时中共还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1923年6月，党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央机关设立秘书员，担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21]。1926年7月，党中央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之后又在秘书处下设密写文件处、文件阅览处与文件保管处，并由后者专门保管文书档案。比如，在1930年4月19日《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同志信》中，即规定各机关将“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到文件保管处保存”[22]。

除此之外，党中央还制定《文件处置办法》，以规范对文件的收集、整理与保存。《办法》规定：对外宣言、告民众书等，“须努力收集，只印在报上的必须剪贴归入，一次都不要遗失”；并要求将党的文件“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23]。为此，党中央又专门设立“中央文库”，保管这批珍贵文件。当时对“中央文库”保存下来的15000多件历史文献，均按《文件处置办法》进行分类整理。[24]这批珍贵文件，后来成为建立中央档案馆的基础，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史料。

然而中共开始大规模地征集党史资料，还是在1935年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当时开展这项工作，既有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也有主观上的现实需要。这一时期，党不仅完成一批重要党史文献的编辑，而且还专门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并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及部队师以上机关成立调查研究室，收集党的各种文件材料。当时中共征集党史资料，主要分以下13种：（1）会议文件；（2）党的上下机关工作活动方面的文件；（8）宣传与组织工作文件；（4）国共两党合作方面文件；（5）团的活动方面文件；（6）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及其他群众组织活动方面的文件；（7）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等活动的文件材料（如战史、长征史、剧本、歌曲、宣传品、纪念品、回忆录等）；（8）商业贷款及救济费等文件；（9）土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的文件；（10）大、中、小学恢复与建设的文件；（11）英雄模范事迹与烈士的文件；（12）干部文件（如干部的历史，是否被捕过，在秘密工作上是否犯过错误等）；（13）其他反映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的文件材料。[25]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更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这一时期征集的史料，不仅包括反映和记载党中央活动的资料，各条战线活动的资料以及党在各地活动的资料，还包括与党史有关的文史资料和各地方志资料。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项征集工作主要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承担。[26]前者负责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文稿、年谱、传记，出版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后者负责收集和整理党史人物（除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外）与事件的重要史料，并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史机构征集相关党史资料。

从史料来源看，上述文件资料大多属于“正史”范畴，它和“私人”记载，例如党史人物的日记或书信等，一并构成党史资料的主体。对此，我们称为“经意”史料，即有意识记载的史料。这当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除此之外，在党史资料中，还存在着大量不经意的记载。对此，我们称为“无意”史料，即无意中记载的史事。它也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例如同时代报刊上的新闻或评论，党外人士的日记或书信等，甚至包括一些文艺作品在内。比如，《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的文学名著，但它也是法国革命时期的重要史料。恩格斯不止一次提到，他和马克思从中学到的，要比从法国历史家那里学到的还要多。中国的一些文艺作品也不例外。比如，鲁迅的《药》《阿Q正传》之于辛亥革命，《死地》《记念刘和珍君》之于国民革命，就具有类似的史料价值。因此，我们也要关注这种“无意”史料，并把它作为党史研究的重要史源。

3.史料类型

在史学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探寻史料之源，而且还要考察史料之流。史料的不同流向，留传的不同方式，会使之呈现不同的形态。我们可据此区分史料的不同类型。由于它们在价值和用法上存在差异，所以史家一般都很重视对不同类型史料的鉴别，以便在选取和应用时做到心中有数。在中国史学界，傅斯年曾依据史料留传的方式，将之区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两大类型。[27]而荣孟源则依据史料留存的形态，将之区分为“书报”“文件”“实物”和“口碑”四大类型。[28]具体到党史研究，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史料应用的实际状况，将之细分为以下六种类型。[29]

第一，档案史料。档案中的文件或手稿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只是使用起来并不方便。有的手迹不易辨认，文件中的错误也难以辨别。好在有档案馆及研究者的整理，才得以解决这些技术问题。这部分史料有的已公开出版，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5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史料丛书》（17卷）等；有的虽已整理但尚未完全出版，如中央档案馆与20家省级档案馆合作整理的“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366册）。[30]当然，这种史料虽按原件刊印，但毕竟是由编者挑选和转写而来的。因此，它还不能完全替代原始档案的查阅工作。

第二，报刊资料。这类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后两大部分。其中，建国后的报刊查阅较为方便，但建国前的报刊查阅却极为困难，有许多还散落在民间。为此，有关部门曾征集并影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先驱》《向导》等19种革命期刊，以及《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大公日报》6种党报。改革开放以后，有关部门又整理并影印了《中国农民》《中国青年》《解放》《共产党人》《中国文化》等25种革命期刊和《红色中华》《救国时报》，以及沪、穗、汉三地的《民国日报》等多种重要报纸。[31]尤其是2015年由湘潭大学编辑出版的《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全书共428册，收录1915年至1949年间期刊151种，计3亿余字，其中有数十种刊物内容属1949年后首次公布。党史研究者应当充分利用上述珍贵史料。

第三，文件汇编。这类史料是由党的决议、决定、宣言、通知、通告、指示，以及党史人物的报告、讲话、文章、电报等汇集而成。早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就曾考证和校订一批重要文献，编印《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两条路线》《红色文献》等党史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文献工作成效显著。除整理出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3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20册）等大型文献资料外，还自1982年起，陆续出版《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逐步形成新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系列。这其中还包括一批专题文献资料，如《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等。除此之外，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主编《党的文献》也不时公布一些新文献，同样值得党史研究者关注。

第四，著作史料。它主要由党史人物的选集、文稿、文选、文集构成。自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5卷本）始，这类史料逐步形成为党史研究一个重要的史料群。目前，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外，中共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重要党史人物的著作也已结集出版[33]。这其中还包括一些专题文集或文稿，如《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邓小平军事文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除此之外，针对一些重要党史人物，有关部门和研究者还编写了一系列“年谱”，这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五，口碑史料。它主要包括回忆录、口述史、调查报告、文艺作品和民间传说等。在这类党史资料中，调查报告和文艺作品形成的时间最早，如邓中夏的《长辛店旅行一日记》（1920年）、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1926年）等。但从实际应用看，回忆录、口述史的使用范围最广。它也已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史料群。主要包括：综合性的如《星火燎原》《革命回忆录》（丛刊）等，地区性的如《北京革命史回忆录》《河北革命回忆录》等，自述性的如《彭德怀自述》《聂荣臻回忆录》等，研究性的如《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等。至于民间传说，虽应用范围有限，但也不可忽视其价值。比如顾颉刚就认为，“谚谣野史”有时胜过“圣贤经训”。[34]因为我们通过它可以深入观察一个时代的“民众生活”和“社会心理”，所以研究党史，也可以利用这种“民间史料”。

第六，文物史料。它主要包括与党史有关的生产工具、生活资料、武器、刑具、货币、印信、建筑、遗迹、模型、雕塑、照相、绘画、碑刻和纪念物等。党早年就很注重对革命文物的保管。比如，1925年3月，中央组织部在给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一封公函中谈到：“兹寄上大会决议案十本……大小照片四张交同志传观后亦交共产国际收存”[35]。除此之外，还有党史上一些重要文件的珍本或孤本，如1920年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原版，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干部与社员签订的包产到户“合同书”原件等；中共领袖人物的手稿或墨迹，如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原件，毛泽东手书诗词的真迹等。这些既是历史文件，又是文物史料。我们党史研究者应学会使用这类史料，这样既可以增强研究成果的历史感，也可以提升它的可读性。

以上党史资料中，除档案、报刊和文物外，其余皆属于“间接史料”。但由于文件汇编一般照录原件，且史源可靠，也可作为一手资料使用。相较之下，著作史料和口碑史料，则需在具体研究中谨慎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两类史料也值得关注。一类是信息化史料，如与党史有关的声像资料、数字资料等；另一类是行为性史料，如与党史有关的节庆仪式、纪念仪式等。当然，它们的史料价值，尚需党史工作者在具体研究中加以开掘和应用。

二、史料集成

在史料工作中，知其源流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还要掌握收集和整理的方法。因为我们研究每一课题，都需下大力气发掘和搜集史料，都需集中心力考证和整理史料，但这项工作也绝非一日之功，因此史家一般都很注重平时积累。古人作诗，常备有“诗囊”，平日闲思，偶得佳句，便存入囊中，作为吟诗的材料。据说唐代李贺、宋代陆游都是如此。对此，我们也可以效法，平时留意，每遇史料，或随手札记，或造册登记，如此日积月累，也会建立起一个不小的资料库来。然后再零存整取，辨而析之，考而用之，这样就不会再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一类事情发生了。

1.搜集史料

搜集史料的要求是“广全”。也就是说，要广泛收集史料、全面占有史料，力求做到“竭泽而渔”、“一网打尽”。倘若片面注重某一类型的资料，就不可能达到“证据周遍”。翦伯赞说：“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36]但中国史料哪怕仅就党史资料来说，也是浩如烟海的。如何做到“广全”呢？对此，党史学家往往各显神通。而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方法。

第一，“按图索骥”法。搜集史料一般要先利用已编印的目录索引，不过党史资料的分布极为分散，其目录索引也很不完备，所以它不像中国古代史那样，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还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较完备的目录学著作以为入门参考。[37]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利用既有的书目索引。事实上，前文所述各类史料，有一部分还是可以据此查阅的。比如，档案史料中的《中央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篇名索引》，报刊资料中的《29种影印革命期刊索引》，著作史料中的《毛泽东著作篇目索引》，口碑史料中的《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等等。

但以上还仅是一些基础性工作，尚不足以开展专题研究。因为这些目录索引不可能专为某一问题而设。所以，在研究每一专题以前，我们最好动手编制一个专题目录索引，以供自己使用。不过我们也需明白，一切目录索引都只是入门参考，要研究问题还须深入下去，查原件、看原文，这就需要再下一番苦功夫。在此过程中，我们披沙拣金，结果也不一定能尽如人意。然而这却是搜集史料的一个必经环节。否则，吃惯了现成饭，后来的辛苦工作便做不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只有明白每一粒米、每一颗饭，都是经过自己汗血造出来的，这样才会觉得异常甘美。正如梁启超所说：“因为资料未经整理，自己要作做筚路蓝缕、积珠累土的工作，实是给我们以磨练学问能力之绝好机会。”[38]

第二，“追本溯源”法。就是因一种资料，逆流而上，追寻另一种资料，逐一追查，不断扩检。梁启超说：“诸君不要以为某人鸿博，某人特具天才；其实无论有多大天才，都不能全记；不过方法好，或由平时记录，或由跟踪追寻，即可以得许多好材料。”[39]黄仁宇也把它视为搜集史料的一条“捷径”。他说：我常用的方式是将现代中西方学者的论文和摘要当成参考指南，其中通常会涵盖一两个朝代。他们的引文常常是很好的索引，带我进入二十四史的原文。我对明代的知识也让我保留一些自己的判断。我借此方式在绵延不断的海岸线上建立一些滩头堡，逐渐将据点相连结，持续往内陆推进。[40]

在党史研究中，这一方法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者可先从“研究综述”入手，追踪国内外学界相关文章论著。然后，一面根据其“参考书目”，追踪新的文章论著；一面根据其“引文注释”，搜集相关党史资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参考指南”，如“年鉴”、“年谱”、“年表”、“纪事”或“大事记”等，也可以为我们搜集史料提供“线索”。这类资料有的已经单独出版，有的附在相关论著篇末。比如，研究人物的著作附有“生平年谱”，研究事件的著作附有“大事年表”等。总之，我们可以据此方法，或由简单史实，一件追一件；或由某书注解，一书追一书。这样逐步深入下去，便可将“滩头堡”连成一线，即便在荆棘密布的丛林，也能开出一条小径来。

第三，“田野调查”法。通过这一方法，我们既可以询问研究者，扩大搜集史料范围；也可以走访当事人，征集一手党史资料。比如，1935年陕北曾发生“赤安事变”，但相关史料一直付之阙如。研究者为查清这个问题，曾多次函访外调，然而均收效甚微。后来他们改变“两眼朝上，两脚跑外”的做法，下功夫到群众中去访查。先是在志丹县找到靖边游击队的一个创始人，然后根据他所提供的线索，沿着这支游击队的活动地点和行军路线考察，经过46天的实地调查，共走访30个村镇，徒步行程1500多里，访谈50余人，终于查清游击队从诞生到被叛匪扼杀历时一年零11个月的主要情况，以及“赤安事变”起因及其演变的全过程。[41]

在党史研究中，运用“田野调查”法，不仅可搜集史料、澄清史实，而且能检验史实、校勘讹误。事实上，许多党史资料也都是经过实地调查后，才得以编辑出版的。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过程中，就曾运用这一方法，沿着毛泽东当年农村调查的足迹，“访问了位于赣江两岸、武夷山区的寻乌、兴国、吉安、吉水、上杭等县市，向三十五个单位和十四户家庭作了调查，召开了八次座谈会，并作了多次个别访问。这次实地调查历时五十一天，行程近五千里，总共核对了八百多处，收集和整理了三十多万字的调查材料”[42]。

当然，以上三种方法也不能机械套用。因为在实际研究中，仅靠这些方法还有可能漏掉一些重要信息，无法构建完整的历史观念。在这一方面，黄宗智的经验就是一个例证。他当年主要根据“满铁”资料研究中国农村[43]，但翻阅时发现这批资料略去了关键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952—1958）六卷本的索引。这迫使他逐句阅读和梳理这些材料，并用大量的卡片来整理和重建被深入调查的六个村庄，而不是像一般学者那样，仅凭从索引查出与研究课题直接相关的片断来使用。由此，他得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参考借鉴的依据，发现实体主义理论能更好地理解大多数农民的经济行为，从而形成《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的分析框架，并构建了“内卷化”、“过密型增长”等一系列概念，以刻画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经济逻辑。[44]

黄宗智的例子，再次证明搜集史料必须“广全”的道理。严耕望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只抱个题目翻材料，当你做完这个题目，其他的东西所得不多，久而久之，将会发现学问的潜力太薄弱，难以发展。但若是以求全盘知识为主目的，把找专题材料作副目的，将使你的治学潜力愈来愈强，这样人到中年以后，就会发觉一片通明，似乎无往而不可。[45]两位学者的经验之谈，对于我们读书治学，均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2.考证史料

考证史料的标尺是“真实”。这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顾颉刚说：“治史学的人对于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要是不经过这番工作，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而一究内容，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46]。法国历史家布洛赫也强调：“轻视考证使人民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有极大的缺陷。它不仅使人们忘却求实这一史学基本职能，而且使历史学难以不断更新，无法取得惊人的发现”[47]。因此，治学严谨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对史料的考证。我们党史研究者，也应当在下列几方面用心尽力。

第一，“鉴别史料”，即通过“外层”考证，根据年代、作者、版本等因素辨别史料的真伪。比如，在史料征集中，兰州市党史办曾收到一封信，抬头标明是谢觉哉写给民乐县开明人士孙振铎的。内容提及高金城牺牲一事，日期是民国二十六年正月八日（即1937年2月18日）。[48]研究者将其与谢觉哉日记对照，证明1937年2月18日这一天，谢觉哉不在兰州。再进一步分析，发现不仅信的年头写错，信中内容也与史实不符，且有将“北平”写成“北京”的错误，他们因此断定这封信不真实。[49]

以上是一种传统的史料鉴别方法。此外，研究者有时还会运用新技术，直接鉴别史料的真伪。比如，“文革”初期，“贺龙专案组”曾收集到一份材料，即所谓贺龙在1928 年至1929 年间的“两封亲笔乞降信”。据提供者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说，信件是当时贺龙差人托其代为转呈蒋介石而被他扣下的“乞降信”。[50]这一度被视为贺龙“叛变投敌”的铁证。后来周恩来下令调查，鉴别信件的真伪。经技术鉴定，“信件所用的纸张是建国后生产的，与40年以前造纸用的纸张完全不同，书写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后生产的，里面含有建国后才能生产的成分。由此可以确认，李仲公上交的贺龙‘求降信’确系建国后伪造的”[51]。这项技术鉴定，直接推翻伪造的证据，还贺龙以历史清白。

第二，“考订记事”，即通过“内层”考证，根据事理和逻辑判定史料所记之事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所谓“事理”，也就是事物的道理。一般说来，依据“事理”考证，文字史料要服从实物史料，口述史料要服从文字史料，报刊史料要服从档案史料，外部史料要服从内部史料。梁启超曾以“欧战史料”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说：“百年后人所记者，不如现时人所记者之详确，现时人所记者，又不如五年前人所记之详确：此先后之说也。同是五年前人，中国人所记，必不如欧洲人；欧洲普通人所记，必不如从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所记，必不如在营之军士；同是在营军士，仅听号令之小卒所记，必不如指挥战事之将校；同是将校，专担任一战线之裨将所记，必不如综览全局之总参谋：此远近之说也。”[52]

所谓“逻辑”，即思维的规律。我们也可以此“考订记事”。比如，瞿秋白是否写过《多余的话》。有人认为这是假的，理由是：该文发表在国民党统治区刊物《逸经》上。但我们知道，瞿秋白曾写过“多余的人”，文笔和格调同《多余的话》一致。[53]在遭到“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打击时，他确也曾给党中央写过报告，报告中流露的思想情绪也与《多余的话》吻合。据此推理，可以判定《多余的话》是真实的。至于国民党是否有增删修改，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三，“校勘文本”，即通过“文本”考证，校正史料中所载文字的错误。一般说来，文件越久，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几率也越大。对此，我们可根据陈垣提出的“校勘四法”，校正党史资料中的错误，恢复其本来面目。

二是“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互证”。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文，是毛泽东的一篇会议讲话稿。该会议于1941年11月6日开幕，11月21日闭幕。《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署其时间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但该文的一开头就说：“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说明这是开幕会上的讲话，而非闭幕会上的讲话。所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将时间订正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55]

三是“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比如，1928年中央给毛泽东等写指示信，传达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其中有一句话：“现在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让人费解。但现存只有一个版本，不能用对校的方法解决。后来查看“六大”文件，发现在《政治决议案》中有句话：“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结合“六大”精神以及指示信的本意，此处“革命”应改为“反革命”。[56]

四是“理校法”，即“无本可据”，只能以“常识”辨别是非。比如，《毛泽东选集》第一版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曾引证1929年4月5日前委给中央的回信，文中写道：“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此处“永新”应为“永丰”。因为从地理位置看，永新属赣西，与赣南不搭界，而永丰虽在赣西，但靠近赣南，且地形狭长，所以有时也称赣南；信中还有一句话也可作为依据，即“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按“常识”判断，毛泽东写报告时，绝不会将永新既作“赣西”又作“赣南”。[57]后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刊行时即更正错误，将“永新”改为“永丰”。

3.整理史料

整理史料，从广义上讲，分“汇集”、“审判”、“分析”、“综合”四个步骤[58]，这几乎涵盖史料工作的全过程。但从狭义上说，整理史料仅是搜集史料的后续工作。它可在考证史料前或后，也可与之同步进行。其任务是将史料按照研究专题，综合贯穿，各归其类。而同一类史料则按其价值，区分“主料”、“副料”和“参考”，依次编排，以便用时有次第可寻。据此而论，整理史料的目的，就是要使之“条理化”、“有序化”。对此，我们尚需把握以下两大环节。

一是“有耐性”，“善分类”。整理史料，耐性极重要。因为材料繁杂，工作繁重，非有耐性不能克服。事实上，许多史家也正是凭借耐性，才完成这项艰苦工作，并从中增长见识、收获成功的。比如，黄仁宇就曾到英国剑桥，专门整理李约瑟博士30多年的“收藏品”，以为写作《中国科学与文明》提供素材。这些资料可称“无一遗漏”，其中有登在学术刊物文章的抽印本，有写在油印通知函背后的手写字迹。有些是很久以前的书信，但有时也看到书名写在零碎纸张上，甚至餐厅的纸巾上。其中所提到的作家，有的享誉全球，有的名不见经传。有些资料非常重要，很有原创性，有些则很有争议性，甚至很轻浮琐碎。黄仁宇起初并不在意，但当坚持完成这项工作以后，他才发现“这个有趣的地方不但修正我的史观，而且也修正我的人生之路”。[59]

整理史料不仅要“有耐性”，还要“善分类”。这也是一件颇费心力的事。因为我们搜集来的史料，本是一盘散沙的，只是依其来源，尚可自为一束。因此，第一步就要突破其来源界限，依据史料内容，分成若干类别。就党史资料来说，可先分“党治史”、“治党史”两大类。但这也仅是一般分类，不能凸显史料的多样性。所以第二步，还要再分类别。比如，“党治史”一类，可细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治党史”一类，可细分为“思想”、“政治”、“作风”、“制度”、“纪律”等。这样一盘散沙的史料，就既可在大分类下显出它的一般性，又可在小分类下显出它的特殊性。第三步是对史料进行分节，即把每一组史料依其史实之先后加以编制，使之成为时间的系列。经过这种再编制，史料所显示的便不仅仅是它的性质和内容，而且还是相关史实之发展过程了。[60]

在史料分类问题上，史家的方法一般大同小异，但其中也不乏特立独行者。比如李敖作文独树一帜，其处理资料也别具一格。他说：我有很多资料夹子，夹子上写明标题。我把资料全部分类，而且分得很细，可以分出几千个类来。平日看书，剪刀美工刀全部用上。这一页需要，那一段需要，我把它按类别分开来。然后将书大卸八块，五马分尸。这样一本书看完以后，就全部进入我的夹子里。我不是凭记忆来记这些资料，而是靠耐心和细致的功夫把它勾紧。我的记忆力只要记住这些标题就好了。[61]李敖曾自嘲这种方法，叫“土法炼钢”。不过在今天信息时代，也不必再依赖这种“手工作坊”，我们还可以通过“云笔记”方式，把资料分门别类存在电子文档中。

当然，史料分类也要有所限制。从应用角度看，自然是越细越好，但一切都要以不破坏史料的“原生态”为前提。我们切不可因现时需要，打乱史料的原有系统。比如，在“民间史料”中，对一家的契约，采择“土地”部分而放弃“户婚”部分，然后与另一家“土地”部分放置一起，自以为同属一类，实则割断了其本身的脉络。[62]还有人依据现时观念，比如用“和谐社会”，把党史上有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材料合为一类，只为自设的概念服务，而忽视“革命”前后的不同情境，这也是不可取的。

二是“常清理”，“存差异”。在整理史料中，适时“清理”也很重要。因为只有经常“盘点”库存，才能知晓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只有去除无用或完全雷同的史料，才能节约我们的有限空间。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清理”史料的过程，也是一个“整理”思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是会有新发现的。“清理”史料的关键是“求同存异”，即在求大同的前提下，保留史料的具体差异。在党史研究中，我们甚至可以将一部分存有差异的史料，加以类集，使它们各为一群，以备用时参考。这里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第一，“官方”与“民间”并存。一般说来，官方正史和上层文献多为“权威定断”，史料来源可靠；而民间故事和地方文献多为“私人记载”，难以辨别真伪。因此，在具体研究中，我们还是要以“官方”史料为主，以“民间”史料为副。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而“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63]只有将它们对照比较，才能探寻更多历史真相。此外，“官方”记载一般偏向“宏观”，多“经脉”而少“血肉”；而“民间”记载一般偏向“微观”，多“血肉”而少“经脉”。两种史料并存，才利于形成优势互补。

第二，“己方”与“他者”并存。毛泽东曾指出：“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64]。二者缺一不可，因为“自我理解总是通过对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的理解而发生，并包含在与他者的统一与整合之中”[65]。所以只有把两种材料对照起来，才能走出“自我”格局，摆脱“自说自话”，并借助“他者”镜像来反观“自我”形象。

第三，“文献”与“口述”并存。一般说来，文献资料在准确性上，比当事人后来的回忆要强，因为人的记忆难免会发生误差。因此，在党史研究中，我们要以“文献”史料为主，以“口述”史料为副。但是，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却有源头活水，它以一种特殊方式保存在人的记忆中，有时甚至可以世代相传。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口述”史料不仅补充了文献的不足，而且能使文献活起来，使许多史实站立起来。因此，两种史料并存，交替配合使用，才能使历史由“平面媒体”变成“立体雕塑”。这样的“历史”，让人看了以后才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第四，“本事”与“旁涉”并存。傅斯年说：“看来像是本事最要，旁涉则相干处少，然而有时候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本事经意，旁涉不经意，于是旁涉有时露马脚”[66]。这种“旁涉”有无意自露的，也有故意隐藏，但却从旁流露个线索来的。所以依据“旁涉”整理史料，有时也能进达历史的“内宫后殿”。正如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指出：“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67]因此，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保存并关注这种“旁涉”资料，以为研究“本事”提供佐证参考。

三、运用细则

柯林武德说：“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68]。这的确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解释”也并不等于“运用”，因为从“证据”到“证据链”，还有一个“珠联璧合”的过程。更进一步说，一切方法都不单是方法上的问题，它还包含有实际运用的环节。就党史研究而言，我们在这个环节上，还应把握以下一些细节问题。

1.多用“一手资料”

“一手资料”属于“直接史料”，它因“未经中间人手”，所以更接近于史料的“原生态”。在有条件使用这类史料情况下，我们若是用了“二手资料”（间接史料），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顾炎武说：“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69]我们当然不可学“今人铸钱”，以“旧钱”为“废铜”，仅“克铸而已”，而应该效法古人“采铜于山”。也就是说，要采择第一手材料，经过高温熔炼，然后铸造成文。

以上所讲虽属平常道理，但实际工作中却未必都能人人遵守。有的研究者平日在反映历史事实的原始资料上下功夫不够，到写文章时现找几条二手、三手的资料点缀一下，甚至据此放言高论，好像煞有介事。其实，不论犹可，愈论愈加混乱，离历史真实也愈来愈远。人们戏称这种学风为“回锅肉史学”，因为它不过是在别人的成果上再加点佐料，回一下锅而已。[70]更有甚者，连“回锅肉”也不愿意做，干脆炒个冷饭了事，这样就更不好了。

比如，在党史人物中，我们研究毛泽东，其自述中关于他受过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关于秋收起义前夕被民团抓住后又逃脱的史事，以及在党内受到各种处分和多次打击等等，这些都可作为一手资料使用。还有一些回忆毛泽东的史料，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师哲回忆》，以及《我的回忆》（张国焘）、《椿园载记》（罗章龙）中涉及毛泽东的史事，也属于一手资料。但与毛泽东没有直接交往者的回忆录，如《双山回忆录》（王凡西）、《郑超麟回忆录》，以及《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往事并不如烟》（章怡和）中涉及毛泽东的史事，虽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却不宜作研究毛泽东的“一手资料”使用。

对党史事件的研究也是如此。比如，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一事，许多参加者都回忆说当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曹宅时，曹汝霖事先闻讯逃跑了。这一说法流传至今。但曹本人却回忆说：“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当学生“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71]。这才是最为直接的“一手资料”。虽然曹汝霖的说法也未必可信，但这毕竟是他晚年的回忆录，何况“逃”与“避”也无本质不同，所以确无必要在时过境迁之后，再为这一历史细节刻意说谎。当时学生没有找到曹，因此估计他事先逃跑了，这种分析完全可以理解，但却是不合历史事实的。[72]

此外，在使用一些“著作史料”时，我们还要格外注意不同版本的差异。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载《革命》半月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已有过三次修改。[73]原文开篇作：“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呢，却并不是容易。”该处现文作：“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里明确提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又如，现行版本文中提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该处原文虽也强调工人阶级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并分析“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但并未明确提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74]因此，我们使用后一种史料，在说明毛泽东确有某一思想时，这样用大体不差。但要说明毛泽东何时有这一思想时，那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具体研究中还会遇到另一种情况，即有时需要转引他人撰述中的“一手资料”。这在写作过程中也未尝不可，但定稿时必须找到原文核对。否则，别人用错了，我们也会跟着错下去。当然，有的出处确实很难找到，因为还有个没公开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只好转引，但也要交代清楚，示不掠美。至于他人撰述本身，我们就更要慎重了。比如，谈到敌后解放区建设时，有人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则史料作为证据：“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斤半肉”。其实，毛泽东的这些数据是从当时《解放日报》一篇报道中引来的。[75]我们若仅限于此，而不去查阅《解放日报》那篇报道，就会失去原有资料中所包含的更多信息。

2.善用“消极史料”

一般说来，某时代有某种现象，其记载谓之“积极史料”；而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其记载谓之“消极史料”。在党史研究中，我们更多关注前一种史料，而容易忽视对后一种史料的使用。梁启超说：“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盖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发生，前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时乃忽然灭绝，其间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76]。

比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提及1918年5月的一次学生运动，说：“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77]这便是一则“消极史料”。但我们却可从中体会“传统”的逐步“消亡”，看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张国焘回忆录中另一则关于建党初期的史料，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他说：“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的东西。”[78]

这种现象在朱务善的回忆中也得到证实：“在我们党初组织的时候，在我们党员中不少的常常表现出很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那时我们很少懂得党的纪律，一切偏重于感情。我记得邓中夏和几位同志在工作上发生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引起对邓中夏同志个人的不满，他很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dismiss me.’。蔡和森同志那时在北京，我们一同邀请邓中夏同志到守常（即李大钊同志）家和解。这样的和解，我记得在守常同志家对好几个同志举行了好几次。”[79]

然而在后来的党内生活中，这类现象已难再现。但我们却能从中看到“个性”与“党性”的紧张关系，看到中共由知识精英向政党精英转化的历史轨迹。此外，从这两则“消极史料”中，我们还可以读出另一层意义。在党的初期，“师生”关系有时要比“同志”关系更为坚固。李大钊之所以能够充当矛盾双方协调人的角色，倒并不单纯因为他是中共的领导人，而恰恰由于他是同志们的老师。因为当一个同志要求退党，就意味着他要告别组织的约束，这时领导人的权威就并不那么重要了。明白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当时发生的陈独秀“家长制”现象也有帮助。据包惠僧回忆，那时“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80]。

当然，以上也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消极史料”还有另一面，即“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发生”。比如，理论与实践并重，这本是中共普遍遵守的一个思想原则，但为何要到延安时期才得以确立。下面四则史料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一是陈潭秋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大会发生过“严重的争论”，一派以刘仁静为首，“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的目标”，“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入党”；另一派以李汉俊为首，“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81]。

二是1922年7月中共二大的决议案：“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82]。

三是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的批评：“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的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象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象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83]

四是1941年7月刘少奇的总结：“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和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联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在当时，党内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是没有得到发展的。”[84]总之，此种史料“以无史迹为史迹”，但却能揭示出历史深层的许多大问题。

3.不可“断章取义”

在运用史料时，断章取义也是一种极常见的毛病。那种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人，故意断章取义，以成其曲说，自然不必再论。就是一般学人也会常犯此病，尤其主观性强而学力不深者更是如此。这可能都是匆促翻查史料，没有将上下全文看清楚，而照着自己的意想生吞活剥地割裂取用之故。[85]

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86]这句话常被引用，但许多人引用时并不是在其本来意义上使用，而是用它来片面地强调暴力的作用。事实上，助产婆所做的也仅是“助产”，她只能在孕妇分娩时起作用。如果胎儿尚未成熟，在助产婆的作用下，反而会催生出一个早产儿来。而如果一个妇女根本没有怀孕，单凭助产婆造出新生儿，那就只能是乌托邦的幻想了。何况马克思早已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7]并且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专门批评过所谓的暴力“万能论”，认为“经济”才是第一等“事实”，关键是“‘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政治状况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经过斗争随之发生的”[88]。由此可见，片面强调暴力作用的确不符合马克思这句话的本意。

在党史研究中，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望文生义”，即不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向，单从字面上去牵强附会，做出不确切的解释。比如，关于毛泽东的自我评价，就有过“三七开”的说法。持此观点的人大多引证邓小平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89]但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是“如果”，而不是最后的“结论”。[90]事实上，邓小平也有过类似的自我评价：“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91]。1980年他甚至告诉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92]我们总不能“望文生义”，说邓小平的自我评价就是“四六开”或“对半开”吧。

二是“任意截取”，即忽视史料上下文关系，只按需要截取有利“证据”，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比如，《五四运动史》一书中曾使用1919年6月10日《新闻报》的一则电文，说明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决定作用就是一例。

这则电文原表述为：“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初因青岛外交，提倡抵制日货，后即以释放京师被捕学生，并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为要求条件。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地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所以永祥等昨日召集南北商会、省县两教育会切实会议开会办法。商界已允劝导开市，学界则坚持电请准将曹、陆、章三人去职，奉明令方能开市。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93]

《五四运动史》一书的引证是：“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94]这则史料本意是说“商人罢市”，有可能成为“燎原之火”，但书中却省略了“工人同盟罢工”之后的文字，直接过渡到“星星之火”，这一来就使罢市作用变成罢工作用了。[95]由此可见，在运用史料时，我们切不可省略关键字眼，割断史料的内在联系。否则，就难免产生“断章取义”的问题。

4.规范引文和注释

引文注释是运用史料细节中的细节问题。但这个细节问题却很重要，它往往是检验一人品质和一文质量的重要尺度。有的甚至还承担部分目录学的功能，因为他人若想对同一主题作更深入研究，就可将“我们作品里所附的书目”和所涉及的论文当作进一步阅读的“向导”。[96]前文提及黄仁宇的研究经验便是一例。然而在党史研究中，也确有文章因在这个环节上不规范，而引发学术失范的严重问题。这应当引起我们党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第一，关于“引文”问题。一般说来，“引文”有两类：一是直接引用，即对材料的引证；二是间接引用，即对观点、方法等学术创见的引证，二者目的都是为了增强论者自身论述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在“直接引用”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不要轻易改动文字。引文的首要原则，是忠实于原文。所引史料遇有讹误遗漏或文句不通之处，不可随意修改，而应注明“原文如此”；凡有订正或补充处，均须注明。例如，错字改正用“[ ]”，如“中共[国]共产党”；漏字填补用“< >”，如“布<尔>什维克”；补充说明文字用“( )”，如“民国十年(1921)”。辨认不清的字用“5”代，标点不全或无标点的，加标点后也需标注说明。

二是不要错用标点注号。若是照录原话，原来的标点不得改动，句号放在引号中，注号放在引文外。例如：李大钊指出：“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①若是摘引原话，引号内原来的标点不得改动，引文文末标点放在引号之外，注号则放在引号和文末句号之间。例如：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①。

在“间接引用”中，我们则需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准确地复述或概述原文，不可歪曲原文意指，不得添加任何个人观点。二是要尽量追溯相关论说的原创者，这既是对原创者的尊重，同时也可避免人云亦云或以讹传讹现象的出现。三是要以脚注或尾注的方式注明引证出处，以备读者核查原文，追踪学术观点。四是引用未发表作品要征得作者同意，尤其引用未刊的日记或书信，不得侵犯作者的隐私权。五是引证观点须有一定的权威性，要避免为“引用而引用”的现象。六是引用他人观点时尽量少有尊称，防止挟“权威”以自重的问题。尤其是一些职务称谓，除非确有表明其身份之必要，否则皆应省去。我们只需在引用的地方，写明类似“某某指出”、“某某认为”、“在某某看来”等“提示语”即可。[97]

第二，关于“注释”问题。它主要包括“出处注”和“学术注”两类。其中，“出处注”体现的是作者的学养和治学态度。一般说来，引用论文应注明作者名、题名、期刊名、出版年、期（卷）次；引用著作应注明作者名、文献名、出版者、版次、页码；引用网络资料应注明作者名、文献名、网址、网上发布时间。具体格式可参照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于2015年发布的《信息与文献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15），这是目前我国大陆地区通行的一种注释格式。例如：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35.不过，各出版社、杂志社有时还会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各自的注释要求，我们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同一篇文章或论著的注释格式，一定要统一、规范，切不可交叉使用不同的注释方式。

“学术注”体现的是作者的学力和研究水平。它可以是对正文中的某一概念、观点或材料作解释说明，以便读者理解文中信息；也可以是对文中所涉问题作必要的延伸和拓展，以增强学术论文的深度。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学者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裴松之注《三国志》，现代学者钱锺书写《宋诗选注》、唐德刚写《胡适口述自传》[98]，都是极好的范例。在党史研究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著述。比如，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讲到某个人时，就说明一下他的出身，干过什么事情；讲到某件事时，就介绍一下别人的说法，错过哪些细节。[99]这样读起来就让人感到很亲切、很真实，随时给人以知识。

当然，注释本身也要精当，才能为正文“增光添彩”。正如钱穆指出：“正文中有许多枝节，转归入附注，则正文清通一气，而附注亦见精华，必使人读每一条注语，若条条有所得，则爱不释手，而对正文弥有其胜无穷之感，万不宜使人读到附注，觉得索然少味，则转减却其先读正文之影像。”[100]所以注释应为正文锦上添花，与正文相得益彰。这既是对注释提出的一项要求，也是对正文与注释关系的极好诠释。

注释：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1页。

[2] 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5页。

[3] 引自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3分册，谢德风、孙秉莹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7页。

[4] 刘昫等：《旧唐书•刘子玄传》第102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73页。

[5]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27页；《傅斯年文集》第3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2、10页。

[6] 柳诒徵：《史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王东、李孝迁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7]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9]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10] 张静如：《暮年忆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11] 刘弄潮1923年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与李大钊接触，并经李大钊介绍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后从事团的工作，曾任吴玉章秘书。1952年任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刘弄潮对李大钊研究有重要贡献，曾发表《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李大钊同志年谱简编》等著述。

[12] 这是国内外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第一本书，而且直到1979年《李大钊传》出版之前也只有这一本。该书除正文之外，还附有“李大钊同志著作年表”，并在备考处写明李大钊著作保存情况，以便研究者查找。国外学者当时也研究李大钊，但很难得到有关李大钊的材料，所以这本书就成为他们的必读书。前苏联的加鲁尚茨、美国的迈斯纳、日本的斋藤道彦和后藤延子等人的著述，都曾以此为参考。

[13] [荷南]安克尔施密特：《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历史与理论》1989年第28卷第2期，第146页。

[14]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9页。

[15] 蒋大椿：《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期。

[16] 陈智超编：《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18] 《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7页。

[19]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20] 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2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22] 引自费云东等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1921—1949）》，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2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0页。

[24] 《文件处置办法》规定：“中央文件应当分下列四大类”：（1）“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以及材料）”类；（2）“对外的宣言、告民众书等”类；（3）“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记录（政治及组织问题记录）”类；（4）“中央议决案及通告、宣传大纲（党员个人致中央的重要政治信件附）”类。参见《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第48页。

[25] 刘绍华：《党的文件与档案的收集工作》，《山西档案》1991年第3期。

[26] 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于1980年5月，前身是197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于1980年7月，它与同年5月成立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起在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下工作。1988年8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入中央党史研究室。2018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7]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页。前者也称“原始史料”，即“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史料；后者也称“撰述史料”，即“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史料。

[28] 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1页。

[29] 当然，这也仅是一个大致分类，事实上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交错分立的关系。因为同一史料以不同形态出现，分属不同类别的现象也大量存在。

[30] 该文件汇集是供党史学界内部使用的，被称之为“馆存本”或“馆藏本”。它分甲种本和乙种本两种，约七八千万字，内容包括从省到县区各级地方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群团组织的通告政纲、公函往来、会议记录、登记表册等。文件绝大部分出于中央档案馆藏，史料来源可靠。

[31] 张注洪：《党史文献资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2] 在这套文献资料基础上，中央文献研究室又于2011年整理出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26册），收入各类文献3600多篇，其中300余篇为首次公开发表。

[33] 据统计，目前重要的党史人物大多已有选集（文选、文集）出版，其中尤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出版为最高规格。余者皆以选集（文选、文集）编辑组名义出版，其中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作品集，如《陈独秀文集》《李大钊全集》等，也有各个时期重要党史人物的作品集，如《乌兰夫文选》《胡乔木文集》等。

[34]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35] 引自费云东等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1921—1949）》，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36]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1日出版。

[37] 张注洪：《党史文献资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41页。

[3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42页。

[40]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2页。

[41] 刘汝宁：《关于党史资料工作的几个问题》，《北京党史》1986年第1期。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研究组：《文献编辑和调查研究——〈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编辑记事》，《光明日报》1983年2月12日。

[43] 黄宗智查阅的“满铁”资料，主要来源于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早在1935-1942年间，日本“满铁”调查机关与日本社会科学家在华北33个自然村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调查，涉及农业经济、村落结构、民俗文化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

[44] 黄宗智：《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45]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1页。

[46]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47]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48] 高金城（1886—1938），字固亭，河南襄城县人。早年参加革命，1934年在兰州创办福陇医院。1936年“西路军”失败后，高金城受党的委托，收容失散战士，营救被捕人员。1938年2月3日（阴历正月初四），被马步芳军旅长韩起功以治病为由，骗至大衙门内审讯，后被秘密杀害。1951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政厅追认为革命烈士。

[49] 刘汝宁：《关于党史资料工作的几个问题》，《北京党史》1986年第1期。

[50] 李幼华：《父亲李仲公上交贺龙两封信的前前后后》，《文史博览》2010年第1期。

[51] 徐世强：《周恩来下令重查“求降信”为贺龙平反清除最后障碍》，《档案天地》2009年第8期。

[5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8页。

[53] 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将第“三十五”节标题，命名为“中国之‘多余的人’”，他以此自称。此篇写于1921年12月19日。《赤都心史》是瞿秋白早期作品，共收杂感、散记、小品、游记、读书录、散文诗46篇，记述作者在考察莫斯科时的见闻，以及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

[54] 步心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本）评介》，《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55] 周一平：《关于中共党史校勘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1期。

[56] 唐雁行：《革命历史文献中的版本问题》，《建国以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得失讨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57] 坚毅：《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几个史实的订正》，《上饶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58] 柳诒徵：《史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王东、李孝迁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4—78页。

[59]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7—355页。

[60]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上海《中华论坛》第2卷第3期，1946年10月1日出版。

[61] 李敖是中国台湾著名学者，2004年3月至2007年1月在凤凰卫视开设《李敖有话说》栏目，从政情、社会、经济到治学、读书、生活，无所不谈。文中所列内容即为他在2006年1月19日这期节目中介绍的读书方法和治学经验。

[62] 本书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63]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8页。

[6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65] 一般说来，“他者”与“自我”处在一种“相互映照”的关系中，“他者”是“自我”的镜像，反之亦然。这在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论中也得到验证。文中伽达默尔的话，转引自乐黛云、张辉：《文化传统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66]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4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4页。

[68]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38页。

[69] 顾炎武：《与人书十》，《顾炎武文》，唐敬杲选注，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92页。

[70] 韦庆远：《利用明清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体会》，《学史入门》，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6 页。

[71]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207页。

[72] 彭明：《板凳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73] 三次修改稿分别发表在1926年2月《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3月《中国青年》第116、117期， 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上。1991年第2版《毛泽东选集》对该文未作修改。

[74] 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1925年第4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75] 张平凯：《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解放日报》1945年1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1—1022页。

[7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7页。

[7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7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79] 朱务善的回忆，参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80] 包惠僧的回忆，参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81] 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参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关于这场争论，也有说发生在张国焘为首的多数派与以李汉俊为首的少数派之间。大家众说纷纭，但从争论的内容看，它的确触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严肃话题，即理论探究与实际运动的关系问题。

[82]《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83]《拉狄克的发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

[84]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220页。

[85]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6页。

[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4页。

[8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这在《毛泽东年谱》中也有记载，1961年8月毛泽东对卫士张仙朋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参见《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90] 其实，“三七开”只是毛泽东评人论事时，一个比较常用的判断标准。例如他说：“斯大林一生功过三七开，即是过三分，功七分。”毛泽东也曾以此评价邓小平：“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参见《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2页。

[9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9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93]《六月八日卢永祥等电北京政府请“力顾大局”，明令准将曹、陆、章免职》，《新闻报》1919年6月10日。

[94]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95] 张静如：《彭明与五四运动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

[96] 刘寅生等编：《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4页。

[97] 关于引用规范问题，杨玉圣、张宝文曾提出10条原则：（1）学术引用应体现学术独立和学者尊严；（2）引用必须尊重作者原意，不可断章取义，不可曲解原文；（3）引注观点应尽可能追溯相关论说的原创者；（4）写作者应注意便于他人核对原文；（5）应尽可能保持原貌，如有增删，必须加以明确标注；（6）引用应以必要为限，避免过度引用；（7）引用已发表或出版修订版的作品应以修订本为依据；（8）引用未发表作品要征得作者或相关著作权人的同意；（9）引用应伴有明确的标识，以免读者误会；（10）引用须以注释形式标注真实出处。我们党史研究者也可以此为参考。参见《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47—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