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群：近代中国历史演变时势中产生的卓越科学家李四光

点击：作者：陈群来源：党的文献微信号发布时间:2021-02-23 10:44:11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动荡、剧变又充满希望的不平凡的历史。李四光是在这部历史演变时势中产生的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李四光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中国科技界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 60个春秋里，李四光经过怎样的艰辛求索，最终找到了方向和目标？本文拟对此作一个历史探寻。

一、加入同盟会，探索救国之路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 1889年 10月 26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市）回龙山街（镇）下张家湾一个贫寒的农村私塾教师家庭。他从小聪敏灵巧，勤奋好学。1902年冬天，年仅13岁的李四光告别父母，前往省城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读书。（他在湖北省学务处填写报名单时，由于一时紧张，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了一个“十四”（虚岁）。当他发觉填写错了，便把“十”字加上几笔改成了“李”字，可是“李四”当作名字可能会被人取笑，正在为难时，他抬头一看，中堂上挂着一块四个大字的匾：“光被四表”。他灵机一动，在“李四”后面加了一个“光”字。从此，李仲揆又名李四光了。）由于学习成绩优异， 1904年 7月，他被选派到日本官费留学。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正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诞生前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所宣传的革命主张，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影响一天天扩大。李四光经常出入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听演讲，特别是结识宋教仁、马君武等人之后，他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05年 7月，孙中山来到东京，进行筹组同盟会的工作。年仅 16岁的李四光积极响应，成为同盟会创建会员之一。孙中山亲切地对他说：你年纪这样小就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李四光从弘文学院毕业后，考取了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并选择舶用机关学科，学习造船机械，实现他立下的吸取甲午战争惨败教训、为祖国学造船的志愿。 1910年 7月，李四光结束了留学日本的生活，回到武昌。（1911年 9月，按照清朝学部的规定，李四光到北京参加留学毕业生考试。10月 4日公布成绩，李四光得了 81分，列为最优等，授“工科进士”称号。）1911年 10月 10日晚上，武昌起义爆发，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清王朝被推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 1月 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 1912年为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李四光被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同盟会总部迁至南京后，由秘密转为公开。湖北同盟会重新组织支部，石瑛为支部长，李四光为书记。）孙中山就职后，倡导兴办实业，认为这是“中国存亡的关键”。2月 7日，湖北军政府同时组织实业、教育两部。李四光被选为实业部部长（后改称实业司司长）。

正当湖北各项实业开始出现生机的时候，仅存 3个月的南京临时政府，就把政权拱手交给了北洋军阀袁世凯。袁世凯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以北京为首都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发展实业，建设新湖北，已成为幻想。7月，李四光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为理由提出辞职。他辞去湖北实业司司长之后，一度陷于彷徨之中。南京临时政府结束的时候，在总统府服务的不少革命党人恳请孙中山设法派遣他们出国留学。孙中山认为，他们“有功民国，向学甚诚，未便淹没”，指令临时稽勋局列为特案全数派遣。李四光得知不少革命党人公费出国学习的消息之后，想到自己现在既然“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的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当即提出继续留学的要求，之后获得批准，被派往英国留学。1913年 7月下旬，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远涉重洋，继续寻找救国之路。

二、在英国攻读地质科学，夯实学术基础

李四光到达近代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之后，按照自己的志愿，决定学习采矿。原来李四光想为祖国学造船，现在进一步想到造船首先需要钢铁，因此他又选择了采矿这门学科。当时采矿方面较为著名的，有伯明翰大学。经留欧学生监督处同意，李四光到了伯明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的生产机构转为军事生产，物价开始上涨，生活用品日益紧缺。李四光凭着他从小养成的艰苦精神，节衣缩食，克服种种困难，把学习坚持了下来。

经过预科和采矿科各一年的学习，李四光认识到要采矿，离不开地质。他决定转到理科学地质，在一位名叫包尔顿的教授指导下学习。1917年 7月，李四光通过学士考试之后，利用暑假，广泛收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有关中国地质的科学文献，进行仔细地阅读，提出评价和见解，最后用英文写成长达387个打字页的论文，标题为《中国之地质》，并于1918年 5月提交伯明翰大学地质系， 6月通过了答辩，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此时，延续了 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1918年 11月 11日德国投降而宣告结束。

1919年 1月，时任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随梁启超等到欧洲考察，当他得知在英国学习地质的李四光的情况后，便找到李四光谈中国需要自己培养地质人员的迫切性，建议李四光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回国前，李四光决定去欧洲大陆作一次考察。

1920年 2月 28日，李四光应约到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了题为《现代繁华与炭》的演讲。李四光首先谈到对事物的认识应该有科学的态度，“那就是为真理奋斗”。接着，他根据学习地质的体会，对造成西方繁华的物质基础，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什么东西是现代繁华的最大凭据？这个东西就是大家知道的天然势力（天然势力，现通称为“能”。热势力，即热能。）。热势力是由什么地方来的？小部分由“煤油”（这里所说的“煤油”，即石油。）产生，大部分是由煤炭产生的。李四光一口气把中国各省的煤矿逐一数了一遍。随后，他把话引到未来，他说：人类越趋于繁华，煤炭的消耗量就越增加。有朝一日，中国的煤炭要烧尽，世界的煤炭也要烧尽，那时，有什么东西，用什么办法，来代替煤炭，维持人类的繁华？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大，有研究的必要，同时指出了可以研究的途径。他把天然势力的来源，概括地分为三类：一是天体转动的，如潮汐力；二是原子裂变的；三是太阳送来的，包括直接的太阳辐射能和间接的水力、风力等。他还指出，除了这些流行于地表的天然势力外，还有一种蕴藏于地中的热。 20世纪初，李四光就能如此明确地指出研究解决未来能源问题的重要性和主要途径，是令人叹服的。

三、在北京大学任教和创立中央研究院

地质研究所，并在时势动荡中不断探索

1920年秋，李四光从欧洲回国，并于 1921年 1月到北京大学就职，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活。李四光在北大地质系讲授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一面教书，一面进行科学研究。他把备课、讲课，带学生实习，当作实践的好机会。他不断积累资料，不断思考和研究问题。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李四光在进行这些项目的科学研究时，始终坚持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结果追索到原因的治学方法，总能不断地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争论，但也因此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

1925年 8月 8日，苏联科学院函邀北京大学派代表参加该院成立 200周年纪念大会。北京大学请李四光代表本校前往。会上，苏联科学院永久书记欧登堡作的题为《两百年来俄国科学院的经过》的演讲，以及另一位院士作的题为《俄国科学家在科学上的种种贡献》的报告，都给李四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 4月 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 11月召开的筹备会议制定了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蔡元培担任院长，杨铨担任秘书长（后改称总干事），协助院长主持院务。首先筹建的研究机构，有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观象台。李四光应蔡元培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李四光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度过了 20多个春秋，这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地质研究所成立百事待理，从广纳地质人才，确定研究所工作方向，到科研成果交流，李四光都花费了大量心血。而李四光自己仍没有放松对地壳运动基本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从 1931年夏到 1936年秋的 5年间，李四光 4次赴庐山考察，并将考察所得，于1937年写成《冰期之庐山》这部专著，为我国第四纪冰川地质的研究打开了大门，并成为范例。

李四光坚持正义，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他一直是衷心敬佩的。1933年春，李四光得知北大师生准备为 1927年被害的李大钊举行公葬的消息后，立即拿出一笔钱送去，襄赞这一义举。后来，他还定制了一只大铜墨盒，在盒盖上刻了“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李大钊所录同一联中，将“棘”字改为“妙”字。）作为铭记。这个墨盒，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李四光一直带在身边。 1933年6月 18日，李四光得知杨铨被特务暗杀的消息，心中十分悲愤。他与杨铨的友谊，是从共同热心于创办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中建立起来的。他立即赶到上海，参加送殡仪式。回到南京后，李四光决定把他最近鉴定出来尚未命名的一个.科新属，献给这位值得纪念的牺牲者。他写下了这样几行字：“杨铨.的命名，是用以纪念中央研究院已故总干事杨铨先生的惨死。凡是为科学事业忠心服务的人，都不能不为这种令人沮丧的境遇而感到痛心。”

1934年 12月，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李四光应邀到英国讲学，又一次踏上了赴欧旅程。李四光在船上，认真审查并修改自己将要在英国讲学的讲稿。他认为中国地质有它独特的区域特点，有它自在的完整性，决不能生硬套用那些仅仅从西欧区域地质建立起来的地质术语和概念来阐述中国的地质现象、来解释中国独特的地质构造问题。他根据多年收集和积累的地质资料，按照自己的观点，写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地质学讲义。同时，为了回敬当时英帝国主义及其少数御用学者对我国主权的挑衅，他的讲稿的第一章，就从西藏高原讲起。多年后，李四光这样解释其中用意：当时西欧一般人的思想总认为西藏不完全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认识，就有意识地把西藏高原列入了中国自然区域的第一位；且西藏高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性，也是值得抬高到第一位的。这深刻反映出李四光的民族尊严和气概。

李四光在英国各大学讲学约有半年时间。讲学结束后，李四光应英国地质界朋友的请求，决定在英国再住一年，将讲稿《中国地质学》整理成书，付印出版。1939年这本书由伦敦杜马·摩尔第出版公司出版后，评者蜂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指出：“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中国地质学》。”

1937年 8月 13日，淞沪战役打响，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南京。中央研究院接到通知：“现在情形紧急，鸡鸣寺全部被南京防空司令部征用。限各所三日内全部迁移，过时则不准出入。”地质研究所往哪里迁？李四光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迁往桂林。在全面抗战的艰难岁月里，李四光在桂林度过了将近7个春秋。

1942年 7月 6日，一个万分悲痛的消息传来，李四光的学生、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朱森（字子元），因其夫人误领 5斗平价米，受到教育部所谓“贪污”的处分。朱森气愤之下，胃溃疡恶化，以致不治而亡，年仅 41岁。朱森的死，轰动了重庆，激起了知识界的愤慨和同情。7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论朱森教授之死》的社论。为了纪念朱森，李四光于 8月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了一篇《朱森.，.科之一新属》的论文。12月，李四光又发表了《南岭何在》一文。文章开头是一首五言诗《悼子元》：“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这首深沉悲壮的诗句，表达了李四光对朱森的绵绵哀思，也表达了他对反动势力的重重怨恨。

在桂林期间，李四光几乎每年都要到重庆去参加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会议结束时，蒋介石为了拉拢知识界，总要宴请与会人员，但李四光每次都借口有病或连夜离开，拒绝参加。

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以重兵由北向南进攻，想要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 6月从湘桂路直扑桂林。在这外侵内患的形势下，6月 27日，李四光率领地质研究所的同事，仓促离开桂林，开始了奔波的艰难旅程。他们经贵阳、遵义，翻越娄山关，于 11月到达重庆。

1945年 1月 11日，中央研究院和重庆大学、北京大学同学会联合举行蔡元培诞辰纪念会，李四光应邀在会上作了《从地质力学观点上看中国山脉之形成》的学术讲演。这篇演讲稿，经整理后，李四光正式命名为《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于 1945年 5月由重庆大学地质系首先印发；1947年 1月，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国科学社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这是李四光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它包括了自 20世纪 20年代初开始到 40年代中叶为止的研究成果。

1945年 8月 15日，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1946年11月，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在时任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俞建章的陪同下，离开了重庆，直达上海。南京地质研究所的同事，常有人来上海看望李四光。有一天来看望他的，是抗战开始后来到地质研究所工作的孙殿卿。李四光知道他在北大上学时，朋友中有些进步人士，便和他谈了自己的心情，希望他设法联系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董必武，看西北地区是否需要地质工作者去做些工作。孙殿卿接受老师的托付，几经辗转，得到了董必武的约见。董必武说：“我们知道仲揆先生在上海，但不能去看望他，怕反而给他带来麻烦”，“到解放区去，路上也很不方便。当前内战发展很快，蒋介石尽管在尽力挣扎，实际已处于崩溃的前夕。我们代表团在这里也停留不了多久。可告诉李先生保重身体要紧。最好就近找一妥善住处，暂避战乱。现在蒋介石已经疯狂，不可不注意。望多珍重，后会有期”。

四、冲出囹圄，回到新中国，开启地质事业辉煌篇章

1947年 6月 6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在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图书馆举行会议，讨论参加 194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 18届国际地质学会会议的代表问题。会议决定“用通信方法，由全体理事票选二人”。7月 14日，再次举行会议，当场开票，结果李四光、尹赞勋当选。李四光感到这次出国是可以暂时避开乌烟瘴气的好机会，表示同意。1948年 4月，李四光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国际地质学会，当时已有 7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届国际地质学会会议上，李四光准备的并将亲自宣读的论文是《新华夏海的起源》。李四光所称的新华夏海，是指东亚东缘的渤海、黄海、东海和日本海。他认为，研究新华夏海的起源，对于弄清太平洋盆地的发育，有重要的意义。1948年 8月 25日，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延期 7年的第 18届国际地质学会会议，在伦敦亚尔培大厦开幕了。会议开了 7天，9月 1日闭幕。李四光没有立即回国，他同夫人搬到了博恩默思海滨公寓，静养身体，同时关注着国内外时局的发展。

祖国的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机构在 1949年元旦后仓皇逃到广州，并令各机关南迁。地质研究所被通知搬迁到广州中山大学，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从。1月13日，地质研究所许杰、赵金科等秘密协商起草了一个反对搬迁的誓约。在这个誓约上签字的有 11人。他们将这个情形，写信告诉了李四光。1月 19日至 2月 9日，李四光分别给许杰、赵金科和俞建章等写了 3封信、打了 1个电报，表示自己反对这次搬迁的态度。他明确指出：如果因为要同中山大学合作，“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研究所及同人避乱，“似无多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信中还说到，现在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最可虑者，是同人的柴米等各项生活问题，愿“将我个人名下所存的少许积资公开，作本所研究工作、个人救济之用，以箪食瓢饮，或尚可维持于一时，俟局面稍定，再从长计议可也”。由于李四光的力阻和地质研究所留南京同人的努力，这场反搬迁斗争胜利了。南京解放时，地质研究所没有受到一点损失，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 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郭沫若领头签署的，内容是请李四光早日返国。李四光在英国接到信后，心情十分激动。他马上订好了由马赛开往香港的船票，办好了过路的签证。遗憾的是，那时由英国到远东的船很少，要等上半年才能起程。这时，李四光夫妇以简朴的方式，为女儿李林和女婿邹承鲁举行了婚礼。当时他们都在剑桥大学读书，李林是学物理冶金的，邹承鲁是学生物化学的。学业结束后，他们先后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都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二代三院士成为佳话。

1949年 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各地报纸公布了会议代表名单，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区域和人民解放军的代表等 662名。李四光是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这个团体的代表之一，列入会议代表名单的。

李四光正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起程回国日期时，国民党正在策划着阻挠李四光返回祖国的阴谋。一天，伦敦的一位朋友给李四光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他，驻英大使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不然就有被扣留的危险。事发突然，李四光当机立断，他同夫人许淑彬商量了一下，就拿起一个小皮包，只身从普利茅斯渡过英吉利海峡，去往法国。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李夫人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过了两个星期，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巴塞尔。1 949年 12月 25日，李四光夫妇由意大利的热那亚启程秘密回国。1950年 3月初，经过2个多月的重洋漂渡，终于到达了香港。到码头上接他们的是早年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当时在香港经商的陈厚甫。

李四光离开伦敦的消息，早已传到了北京中南海。周恩来十分关心李四光的旅途安全。1949年 11月 15日，周恩来给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并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发去一封电报，电文说：“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11月27日，吴文焘给周恩来回电说：李四光“尚无来捷消息”。按行程计算，已经是该到达的时候了，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呢？这个任务委托到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根据情况分析，李四光不可能走北路经苏联回来，因为他办不到签证；走南路，必经香港。之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与当时在香港的李四光取得了联系。

1950年 5月 6日清晨，李四光夫妇在地质研究所俞建章、张文佑、孙殿卿的陪同下到达北京。到火车站迎接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北京大学教授钱端升，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钱昌照等。李四光的住所暂时被安排在六国饭店。住了约一个星期，搬到了北京饭店。

搬到北京饭店的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来到北京饭店，同李四光畅谈了近 3个小时。周恩来从当时新中国的迫切需要谈起，希望李四光把全国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使他们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过后没几天，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也来到北京饭店看望李四光。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重视，给李四光增添了巨大的力量。他曾经兴奋地说：“今天是中国未有的大时代，一切人都要努力，不能落伍。”

李四光到达北京后不久，就赶上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李四光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召开的还有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和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扩大会议，也都要他参加。1950年6月16日，在政协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中提到李四光前不久曾向他谈到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情况，会议秘书处希望李四光在大会上也讲一讲。李四光在仅仅十来分钟的发言中，以充分的事实，简明而深刻地揭示了战后陷入困境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老牌的英国和后起的美国之间的矛盾，就是“大帝国主义者要吃小帝国主义者”。在高教会议期间，李四光和其他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问候并赞扬了李四光，说：“李四光先生，你回来了，欢迎你。你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讲得很好！”

1950年 6月 26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扩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李四光在讲话中说：“我经过的时代是从念八股文起，一直钻牛角尖，直到最近才了解了解放的意义。打碎社会上旧的‘破烂’是解放，但那是不够的，就我们来说，真正的战场还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之中。”“理论说起来简单：‘到新社会来，把旧思想去掉就行了’。实际上很不容易做到。”李四光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一次自我批评。原因就是，他聆听了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的闭幕词《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同时也受到周恩来报告的启发，开始阅读《整风文献》，立下了一个志愿：“要向共产党人学习”，“改造思想”。

1950年 8月 18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是新中国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团结的大会。李四光在会上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作了题为《新中国的科学研究》的报告。他系统地谈到了中国科学院成立的依据、经过以及同旧中国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区别，谈到了旧中国科学事业不能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原因和后果，强调生产、教育和科学机构的关系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这次大会上，李四光被推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0年 8月 25日，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8月 7日，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1971年 4月 29日，李四光逝世。（1970年 8月，地质部与国家计委合并，成立国家计委地质局（对外称国家地质总局）后，李四光调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在长达近 20年的时间里，李四光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组织和开展新中国地质工作方面。他同地质部其他同志一道，开启了新中国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