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武宏志老师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问题。30多年中，出版了多种关于审辩式思维和非形式逻辑方面的学术专著，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和科普文章。

位于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是审辩式（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重镇，是国内最早重视审辩式思维发展的高校之一。该校的李牧川教授在2019年11月17日于浙江杭州举行的“中小学思维课堂高峰论坛暨审辩式思维教学研讨会”上问武宏志老师：“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什么是批判式思维’，您怎样回答？”。武老师在此次会议中题为《批判性思维的本质与核心》的演讲中，回答了李老师的问题。回答是：“从悬置判断（延缓判断）通过论证达到最佳判断的过程，就是批判性思维。”武老师指出：“批判性思维的本质是悬置判断”。

武宏志老师的演讲视频：

为什么要“悬置判断”？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所了解的事实可能尚不够全面和完整。有时候，经过多种证据的互相参照，我们基本确认了“李四打了张三一拳”这一事实。但是，我们可能尚不知道：“张三先打了李四两个耳光，之后李四才打了张三一拳”。

2008年震动了改变了世界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12年，已经“悬置”了12年。或许，今天我们可以尝试根据比较可靠的证据做出一些判断。

2011年，美国HBO公司拍摄一部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主题的电影《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此片主要刻画了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金融危机中的经历，电影的另两个主角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

其中，有这样一个片段。2008年8月奥运会期间，在宴请中，中方主人对保尔森说：

【“上个月俄罗斯告诉我们，他们手上也有大量的‘两房’债券。他们向我们提议，与我们联手共同抛售数千亿的‘两房’债券。对于你们，那会是灾难。巨额负债已经让你们国家岌岌可危了。但是，我们拒绝了俄罗斯的提议。”】

保尔森回到美国后，在例行工作早餐上，伯南克问保尔森：“这算是中国的威胁吗？”

保尔森说：“不，这算是善意的提醒。他们只要与俄罗斯打一通电话，美国经济就玩完。”

电影《大到不能倒》片段：

这并不是电影中的艺术虚构，而是真实的历史。2010年，保尔森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On the Brink：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 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中译本当年就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由乔江涛等人翻译）。在该书中译本第141页，保尔森本人讲述了这件事：

【“我在北京听到的消息令我自己绝难安心：俄罗斯官员已经与中国进行了顶层会晤，提议两个国家共同卖出大量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债券，迫使美国政府动用应急权力对这两家公司提供支持。中国人已经拒绝了这一居心叵测的计划，但这一消息令人寝食难安­——大肆抛售可能导致人们对两家公司突然丧失信心，对资本市场造成冲击。我一直等回到美国有通信安全的环境之后，才将这一消息通知总统。”】

这一段的英文原文是：

虽然这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但是，至今还留给我们许多困惑，有“事实（fact）”方面的困惑，更多的是“看法（opinion）”的困惑。

在“事实”方面，是谁向保尔森透露了中俄之间的高层沟通？这种透露是属于集体讨论的“决议”，还是属于“个人行为”？如果是个人行为，是属于纯粹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还是牵扯到利益交换？对此，我尚不了解，我非常希望能够从知情人那里获得更多比较可信的事实。

一个可以基本确认的事实是：当美国的金融体系站在“峭壁边缘”的时候，俄罗斯曾经打算与中国一道把美国向峭壁下面推一把，但中国做出了与俄罗斯不同的选择，伸手拉住了处于“峭壁边缘”的美国。

可以猜想当普京从保尔森的书中读到这一段回忆时的心情。他的审辩式思维水准，或许可以使他对中国的不同选择“包容异见”，但很难使他包容向美国人透露俄罗斯建议的做法。我们也可以猜想这种心情对普京相关决策所产生的影响。

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刘邦问韩信对项羽的看法，韩信说：

【“臣尝事之……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此所谓妇人之仁也。”（我曾在项羽军中效力……项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有生病的人，心疼的流泪，将自己的饮食分给他……）】

如何看待12年前中国曾经做出的选择？是属于“妇人之仁”？是属于明智的战略选择？是由于当时力不从心？是另有苦衷？无论论证哪一种观点（claim），都需要必要的经济学知识的支撑（backing）。我是一个心理学者，深感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不足以对各种不同观点做出判断。我期待着，能够看到有实力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对自己的观点展开精彩的论证。

【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