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说说增加流通性

点击：作者：吴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03-13 08: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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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某著名金融机构的一位人物，在著名媒体上讲，为应对这次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国家决定提供更多贷款流入市场，增加“流动性”，推动经济复苏，减弱这次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复苏。云云。

我看了半天，感觉，此人物，虽然其观点听起来象个玩笑，甚至是恶作剧，但此人的确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在搞恶作剧，他是很认真、很严肃地在讲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是政策。

向企业提供更多贷款，让更多货币流入市场，大大增加流通性，这样就会促进经济繁荣？没有搞错吧？

这种增加流通性的做法，究竟会导致什么？咱们看看汉朝的故事吧。

元狩五年（公元118年），汉武帝下令郡国铸五铢钱，这意味着汉朝廷与各地方分享发行货币的权力，只是统一了货币的形式。但不允许其他豪强势力盗铸货币，这一点表明汉朝皇帝及有铸币权的郡国势力，是知道铸币权的重要性的。注意，这其实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汉武帝对旧铸币制度的追认。不过，这一招提高了铸币门槛，减少了铸币的主体，表面上对有铸币权的各郡国是有利的，所以，他们不会反对。不过，这是汉武帝的虚晃一枪，是为了团结他们，同时也是为了麻痹他们。三年后，元鼎二年（公元115年），汉武帝以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为由，开始回收郡国的铸币权。又过二年，元鼎四年（公元113年），这次来真的了，汉武帝“悉令郡国毋铸钱”，彻底废除了自汉高祖、迄汉景帝以来的各郡国铸币权；强制规定只有朝庭才有权铸币，而且，汉武帝还把铸币用的铜材由朝庭统管起来，并提高铸币的工艺难度，防止盗铸（即“造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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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汉朝的“五铢钱”，而与今天纸钞非常相似（不完全一样，因为汉武帝还有常平仓、盐铁专营等政策，常平、盐铁等商品国营，恰如五铢钱的锚！），是所谓信用货币，与黄金白银不一样。

铸币权与郡国分享，什么意思？就是说，各郡国铸币机构（相当于发行货币的银行）都可以为“市场主体”提供金融服务，自然也就无限制地增加了“流动性”。这种“提供金融服务”的权力，在汉武帝看来，属于政权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他的太爷、爷爷、爸爸都想千方百计地收回而没有收回的。这种增加“流动性”，与抗战时期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伪币、日币、法币、北海币同时流通，没有本质区别。

收回铸币权，是汉武帝在收回军权、打败北方的匈奴之后的最伟大政治举措。收回铸币权，意味着，为市场主体“提供金融服务”这个事，属于政权的关键组成部分，只能由朝庭才有权来做，地方郡国无权与闻！

汉武帝这个收回铸币权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也如法炮制，通过三次“排法禁伪”斗争，终于把法币、伪币都驱逐出根据地，北海币成为根据地流通的唯一货币。这就为北海币打入日占区、蒋管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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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罗荣桓同志

有人提人民币的国际化，其实，北海币打入日占区、蒋管区，本质上就是人民币的第一次“国际化”。人民币于上世纪70年代成为外贸结算货币，是第二次“国际化”。

我个人在看汉书时，非常怀疑，汉庭的权臣与北方的匈奴是不是相互勾结的？仅仅两个年轻的将领卫青、霍去病，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资历平平，第一次出兵，就能把匈奴打得如此惨不忍睹，匈奴军根本不像汉书里面说的（很可能是开国元勋们说的）那么厉害嘛。既然不那么厉害，为什么不早点把匈奴收拾掉？汉庭权臣很可能、也完全有理由与这个北方的敌人里应外合，姑息养奸，协敌自重，以牵制皇帝收回兵权、财金大权的意图。

汉朝在领土版图上的统一，是打败项羽、平定军阀后就完成了，在这个问题上，高祖与多数重要权臣、悍将，没有根本矛盾。但真正经济金融意义上的统一，则完成于汉武帝时代，朝庭垄断了铸币权，才意味着汉王朝政权真正在经济金融意义上建立起来了。在收回铸币权问题上，汉朝廷与权臣、宗王、地方豪强，有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斗争极其激烈，所以，才死了那么多重要政治名家，比如维护王朝铸币权的邓通、晁错、桑弘羊，也有周亚夫、窦婴、田蚡、霍光。

那么，我们再回头看看“增加流通性，推动经济复苏”这个政策，对当前的中国，究竟是意味推动经济发展，还是破坏经济发展，还是别的什么。

毫无疑问，汉朝郡国铸币，只意味着：一是与朝庭政府分权甚至是平权，完全剥夺至少是严重侵蚀汉朝庭的经济金融能力；二是必然导致各郡国大量铸币以掠夺商品，也就是无节制“增加流动性”，导致物价飞腾、通货膨胀——这是对平民的掠夺，是对生产的破坏，根本不是推动经济发展；三是最终导致两极分化、经济危机、民不聊生，汉朝天下动荡，这是政治上的后果。

那么，今天这种“增加流通性”政策的结果是什么呢？

首先，因为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制已经取消，就是说，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和中国国家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一样，可以贷款给企业，有存款业务，甚至还有投资、支付、保险等其他业务。那么，这些银行必然争先恐后地向各类企业贷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外资在华金融机构的钱，都是白来的，要多少有多少，几乎不需要任何付出，无非就是从其本国拿来一串数字，表示一个投资额，要多大有多大，到中国投资，交给中国国有银行兑换成人民币，然后用这些人民币投资或者贷款。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华外资金融机构，与汉朝的郡国一样，是有无限铸币权的！意味着中国政权把铸币权交给了这些在华外资金融机构，使得其铸币权与中国人民银行一样，都是人民币，而且更加有优先权。因为有了铸币权，所以，当然要大量“铸币”向中国输出资本，然后，千方百计向中国企业贷款、投资等等，不择手段地为市场“提供金融服务”。这样，其实就是在掠夺中国经济，并吞中国企业，“空手套白狼”，最终完全控制中国金融和所有轻重工业、农业。

自然而然，在取消在华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鼓励他们为中国市场提供“金融服务”的政策前提下，中国人民政权的经济金融能力和权力进一步削弱甚至是完全丧失，外资金融、私有金融机构必然大肆掠夺中国实体企业，破坏生产，必然物价飞腾、通货膨胀，必然贫富进一步分化、必然民不聊生，很可能出现社会动荡。

汉朝皇帝，从高祖建政，到汉武帝收回铸币权，其间用了60年时间，最后采用法家思想，牺牲了吕家、少帝刘弘等兄弟、邓通、晁错等大人物，总算死里逃生，夺回铸币权，刘家才算真正当上了皇帝，不象高祖、文帝、景帝那么窝囊了，有实力出兵大宛等国了；老百姓因为少了郡国的剥削，日子应该稍好过一些。

主流历史学一直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我感觉，这和历史事实是严重不符的。汉武帝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其关键举措在于回收铸币权于朝庭、建立常平仓制度、盐铁专营等，比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贡献，还要大，还要重要。汉武帝对董仲舒并不那么尊重，董仲舒，是他是郡国权臣利益的代表人物，是坚决反对武帝的经济金融政策的，他的作用是破坏朝庭集权，破坏汉朝的统一，所以，汉武帝收拾了此人，也从未重用过此人。

新中国比汉朝幸运得多，毛主席等党的重要领导人物懂金融，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就开始建立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已经成熟、壮大，在金融上并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时，朝庭及时将铸币大权收回朝庭，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建国不久，由于铸币权统一、且独立自主，又有党坚强正确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毛主席共产党就进行了货币改革，统一了全国货币，并保证了中国金融稳定、币值稳定，直到1970年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今天，以引进外资、取消在华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为标志，人民币的铸币权不再由中国最高政权垄断，而是与各国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分享，甚至，已经打算不要这个权力了，完全送给外资金融、交给所谓市场，居然认为银行是一种“企业”，似乎居然认为这个关键的权力是一种负担。没有认识到，银行，是政权的关键组成部分！甚至是政权的灵魂！

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朝庭即将完全丧失金融权力和能力，中国，至少在金融上已经四分五裂了，已经是殖民地至少也是半殖民地了。

其实，既然铸币权已经给了外资在华金融机构，以及中国本国的私有金融机构，那么，你想阻止他们向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也不可能了，就如汉武帝无法阻止各郡国铸币并开展存贷业务、直接购买商品一样。政权在与外资、私有资本分享铸币权的同时，也就放弃了阻止这些外资、私有金融机构为市场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放弃了阻止他们提高“流动性”的权力和能力，必然导致货币滥发、实体企业被金融机构所控制。让这些外资的、私有的金融机构向市场投入更多货币、增加市场流动性，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把汉朝的历史倒着看就可以了。汉武帝的强大是因为收回了铸币权，他可以为所欲为！而其父亲、祖父、太祖父之所以“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那是不得已，在朝有权臣牵制，在野有地方诸侯王觊觎，在国外有匈奴威慑，他们相互勾结。要把这些都消灭尽，不那么容易，皇帝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朝不保夕，吕后一家被杀，小皇帝刘弘被杀，汉文帝是人家拥立的，在长安是孤家寡人一个，无军权、无财权、无人事权，他们不“无为而治”还能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