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从古田开始，又不止从古田开始

点击：  作者：李景璇    来源：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发布时间:2019-12-30 09:35:23

 

古田会址动车站站前广场主题雕塑。资料图

成功从古田开始，又不止从古田开始

■李景璇

成功从古田开始。

这是镌刻在福建古田会址动车站站前广场主题雕塑下的一句话。来到古田，稍稍留心，这7个字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成功，是那段历史赋予古田的一个注脚。现在读来，依旧余音袅袅。

90多年前，古田只是闽西上杭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里和闽西其他地区一样，正经受着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在闽西的长汀，一条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醒目地印在了城头，“革命者来”：这是1927年的9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径闽西长汀、上杭、永定等地时，播撒下的革命火种。

在闽西的蛟洋，一则“新闻”刊登在国民党反动刊物《狂涛》上，“大土劣傅柏翠……煽动农民联络十八乡图谋不轨，封仓收米，焚契灭据，无恶不作”：这是1928年6月，出身蛟洋第一大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员傅柏翠，将自家土地全部交给农会进行重新分配，引发的一场农民运动。

在闽西的漳平，一个群众家里的墙壁上留下这样一段文字，“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九斤，大洋贰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这是1929年8月，红四军由闽西向闽中行军作战途中，战士们买米找不到卖主，主动写给群众的一封留款信。

1929年的闽西，风雷激荡，红旗跃过汀江。从井冈山入闽，红四军攻克了400年来无人攻破的上杭城，夺取了有着闽西“小上海”之称的长汀城，全歼盘踞在龙岩城的国民党军阀陈国辉部队，从农村到城市，战地黄花分外香。

单单以当年的闽西来看，革命的烈火的确是越烧越旺。但闽西之于闽省，始终是一个局部；闽西之于中国，更是一个小小的局部。放眼于当时中国，白色恐怖依旧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也造成当时的共产党和红军中，有的人犯了革命急性病，也有人产生了悲观的念头。

一旦认知脱离了实际，往往会导致错误思想的产生。只看到局部的胜利，而不关注全局走势，就可能做出“会师武汉 饮马长江”式的决断来；只拘泥于眼前的困境，而看不到浩浩汤汤的潮流，也许会得出“红旗究竟还能打多久”式的疑问来。

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中国革命就是在不断对标国情和形势中，校正着自己的航线，最终抵达胜利的彼岸。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曾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出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5个条件。其中，第5个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如何能让组织有力量，政策不错误，成为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亟需解答的历史考题。

（一）

1929年3月，在红四军攻下长汀城当晚，毛泽东就让人找来《汀州府志》《长汀县志》进行查阅，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和经济状况。但志书上的记载毕竟不够全面和具体，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变化，为此，毛泽东特意把长汀县委宣传委员黄亚光找来，决定要开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和流氓头子6种人的调查会，而且特意要求他们都要在各自行当干了20年以上的时间。

 

辛耕别墅。资料图

没几天，黄亚光就把6种人找来了。在红四军前委驻地辛耕别墅，经过毛泽东一番循循善诱的引导，他们七嘴八舌地讲开了。老佃农饱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讲的是地主豪绅占有的田地和剥削情况；老裁缝师傅有机会为市民商贾做衣服，对这些人的生活状况说的头头是道；老教书先生对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民情风俗了如指掌信手拈来；老钱粮师爷肚子里装的是旧政府纳税完粮的一本账；老衙役和盘托出了豪绅地主与官府衙门勾结的底细；流氓头子则最明了当地社会各种势力的状况，把是非纠葛介绍得绘声绘色……毛泽东一边仔细地听，一边认真地作笔记，还不时问问这问问那。

调查会开得很成功。陪同毛泽东进行调查的黄亚光对这位红四军前委书记也心生敬意：自己虽然是本地人，又在本地生活工作了多年，但是掌握的情况，还不如毛泽东这次调查得来的材料多。

其实，终其一生，毛泽东对调查研究都极为重视，也是这方面的行家和高手。从这些调查活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作调查，目的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因此，调查也往往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

在结束调查工作的当晚，对长汀城各方面情况都已熟稔在心的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起草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其中写道：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

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

 

《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复制件）。中国军网记者李景璇 摄

这个文告，鲜明地阐述了红四军对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争取商人和知识分子站在革命的一面取得了很大作用。作为红四军入闽后的“首次重要亮相”，这个文告不仅稳定了当地民心，也为红四军争取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文告发出后，红四军及长汀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各项工作也井然有序地开展起来。

长汀城在革命军队到来后，依旧正常运转，依旧繁荣似锦，继而红军被服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等也建立起来，支撑起了红色政权的骨干工业体系，成为了党领导下的红色“小上海”。这其中重要的缘由，是毛泽东对这座城市社会经济状况身体力行的调查研究，和对各阶层民众生活处境细致入微的认知了解。

（二）

1929年6月，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作风作祟，如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导致会议开得很不成功。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毛泽东在闽西地方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依旧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给时任闽西临时特委书记的邓子恢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中共闽西一大召开地文昌阁。资料图

在中共闽西一大召开前夕，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了文昌阁，毛泽东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在交谈中，毛泽东发现很多代表对闽西的革命形势、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甚了解，便和邓子恢建议推迟大会开幕时间，要求代表们赶回去再花些时间就土地、政治、党务、物价等项目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本人也深入到当地合作社详细询问物价、生产等情况，掌握了开会所需的第一手资料。

闽西一大的推迟，在闽西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于这一点，他曾明确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代表们熟悉了各地区的情况，为大会讨论制定纲领、决议做好了准备。在大会召开后，代表们畅所欲言，毛泽东也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6个有利条件和建立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3条基本方针。通过热烈的讨论，大会通过了《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及关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问题、妇女问题等多项决议案。

这些决议案是由邓子恢等执笔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邓子恢在后来的回忆中讲到，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毛泽东对闽西革命形势和任务能够做出如此精辟的分析，是与他高度重视并且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分不开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闽西一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闽西有600多个乡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在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农村的83个乡、14.6万人口的地区，约有20万亩的土地始终保留在农民手中，直至全国解放。这也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

 

永定溪南八坊乡土地调查表、分田清册（复制件）。中国军网记者李景璇 摄

闽西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又先后到上杭、永定、合溪等广大农村，一边搞调查研究，一边直接指导地方工作。

有一次在苏家坡，与邓子恢的聊天中，毛泽东给这位特委书记出了一道题：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

邓子恢一时语塞，答不上来。

毛泽东说：“依我看，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任务就在于替群众当传递员，就是把大多的贫苦工农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党的领导机关，党政领导同志就应当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分析研究，做出切合实际的决定，然后再把党的决定传送到群众中去执行。”

概括地说，调查研究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让邓子恢听了很受启发。后来，他在中共闽西特委会议上，特意把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传达给大家，并针对这个精神发出了《特委通告第十四号》，要求党员在实际工作中按照这一思想努力实践。

（三）

1929年11月底，在中央“九月来信”指示下，毛泽东恢复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由于9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党的八大仍然没能统一认识，许多官兵对军中现状不满，人心浮动。在长汀，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九月来信”精神，决定开展军政训练，以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全面提高部队的综合素质。

12月初，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分别主持了为期十天的政治军事整训，这就是著名的“新泉整训”。

 

毛泽东在新泉进行连队调查（油画）。资料图

冬季的新泉山村，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住处望云草室，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多次调查会。这些调查会由各纵队、支队、大队的负责同志以及连队的支部书记和一些红军战士参加，每次大约10来人。在会议开始前，毛泽东都会先说明开会的目的，真诚地请参会人员提意见，并根据各自掌握的情况，如实反映官兵的思想和问题。

在一次调查会上，有战士反映三纵队副大队长郭天民，性格暴烈，爱动手打人。三纵队副官赖毅给毛泽东介绍说，郭天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参加过广州起义，打仗很勇敢也有办法，就是军阀作风严重。挨过他打的战士，背地里还给他起了个“郭铁匠”的绰号。毛泽东听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于是就把郭天民找来。

其实，郭天民也有自己的一套“带兵之道”。在他看来，部队成立不久，人员成分复杂，军政素质差，游击习气重。要想在短时间内提高部队战斗力，带兵、训练就得狠，“不打不成兵”。

通过深入的交谈，毛泽东发现郭天民的出发点并不坏，只是方式方法上还是在延续着旧军队的那一套陋习。毛泽东告诉他，红军士兵是奔苏维埃分田地来的，他们是为土地革命而战，跟拉夫的旧军队不同。要用爱护和启发教育的方法来带兵，要身体力行做爱兵模范，只有这样，士兵才会真正服你。经过毛泽东的说服教育，郭天民心悦诚服，从此再也不打士兵了。

为进一步摸清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源，毛泽东还步行到离新泉五里外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收集农民对红军的意见。通过详尽的调查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获取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据跟随毛泽东身边做会议和谈话记录的欧阳毅回忆，在新泉整训中，“会上，毛泽东不断发问，自作记录，同与会同志进行热烈讨论，共同分析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原因，研究纠正的方法，并帮助大家分清哪些是无产阶级思想，哪些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把这种调查方法称之为‘请进来’。不仅如此，他还同陈毅一块冒着山涧凛冽的寒风，深入到部队的各个驻地，从这个大队步行到那个大队，分别召开士兵调查会，鼓励广大红军战士起来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同时，他还主动征询老乡对红军的意见和要求。他又把这种调查方法称之为‘走出去’”。

 

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雕塑）。资料图

十天的军政整训，多次的深入调查，在望云草室厢房的一间斗室里，标注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草案）》的草稿堆满了整整一个方桌。在这些凝结着毛泽东心血的纸张上，彰显着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积蓄着胜利的力量。

新泉整训结束后，面貌一新的红四军入驻古田。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120多位会议代表齐聚古田廖氏宗祠，一致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份2万余字的决议，浓缩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精华，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成功之笔。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资料图

成功，从古田开始。

成功，不止从古田开始。

在古田会议旧址，8个大字历久弥新：古田会议永放光芒。90年前，红四军在这里拨开思想和认识上的迷雾，筑牢了根和魂，重振了精神，从而迸发出磅礴的力量。这是人民军队真正走向成功的重要起点。

回溯过去，为的是从历史的光芒中找寻真理的原点。作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从1927年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始，先后进行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调查、大桥调查、李家坊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众多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其繁重的工作中，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这一份份调查报告，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古田会议决议》作为这些理论成果中，直接付诸于革命紧要关头斗争实践的光辉篇章，其中蕴含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工作作风，成为最璀璨也最经久的时代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