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参加江苏盐城召开的新四军铁军精神研讨会上的讲话】我编辑写作过许多有关新四军历史、事件、人物的书籍和文章，也当面聆听过李先念、洪学智、刘震、周纯麟等许多新四军高级将领有关新四军历史的讲话。有关新四军铁军精神的阐释，各位老革命家都有自己的见解，其核心意思都差不多，我听得比较多的是洪学智将军对铁军精神的谈话。尤其是2001年我在解放军出版社任社长期间领导编辑《洪学智回忆录》时，洪学智曾单独和我或与参加该书编辑工作的所有人员有过五次比较详细的谈话。后来我担任由全国政协和总后勤部批准的《洪学智传》编著办公室副主任时，还参与了有关洪学智纪念文集、画册、专题片等制作工作，对洪学智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我首次见到洪学智将军是1983年在他任军委副秘书长兼总后勤部长时期的办公室，当时我和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的谢庆山、张光本一起向他汇报《红四方面军战史》有关编著工作。洪学智是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的主要成员，此后为这部战史的编著我们曾与他有过多次见面。我在承担《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的同时，还承担了解放军出版社许多重要的编辑工作，洪学智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如1982年到1986年我负责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编辑工作，洪学智为徐帅回忆录的编辑出版提供了许多方便；1985年1月16日，他参加了我创办的《解放军生活》杂志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创刊座谈会；1987年6月，《解放军生活》杂志举办评选“全军优秀班长”活动，他与其他军委首长一起接见了全军优秀班长代表，还在徐帅驻地陪同徐帅接见了部分优秀班长代表；1987年《解放军生活》杂志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建军60周年军歌大联唱晚会，他和其他军委首长一起观看了演出。从1982年我开始编辑徐帅回忆录、《红四方面军战史》到2004年出版《洪学智回忆录》的20多年间，他数次接见我，并有许多次重要讲话：他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讲述他在红军时期的红四方面军；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的抗大和新四军；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讲述他两任部长的总后勤部。我是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盐城人，伯父、伯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洪学智每次谈及人民军队的历史，我都特别关注他对新四军铁军精神的阐述。
200多个抗大学员没伤一兵一卒，胜利到达盐城，是新四军铁军精神重要的军事实践
红军到达延安后，洪学智在抗大先是学员，后是教员，继任抗大的队、支队、大队和团的领导。在抗大，他多次聆听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和循循善诱的教导让洪学智受益终生。他是毛主席最忠诚的高级将领之一，维护毛主席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是他最坚定的政治标准，也是他后来到了新四军认定的新四军铁军精神。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还是在顺利的和平环境，这是他和所有的新四军高级将领共同的认知，从不动摇，始终如一。他和所有的新四军高级将领坚定地践行铁军精神，是基于他们在新四军的革命战争实践，基于他们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虽然远离毛主席、远离党中央，但总是能积小胜为大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辉煌战果和实绩。延安时期的抗大，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它的教学环境了：首先是学制不一，有四个月、半年的，也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其次，学员多元，抗大有干部班、上干班、学员班，尽管统统叫学员，但有刚入伍的八路军战士，也有从连长到师长、军长的各级领导；再次，分配去向不确定，抗大的学员虽然经过不同内容的学习和不同层次的培训，但他们毕业以后的分配方向是随机的，因工作环境和战争的需要随时随地被派往全国各个战场。毕业后的抗大学员，到城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主要任务是动员抗日力量，创建抗日队伍，打击日本侵略者。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是集体组织，一般都在50人到100人之间，超过200人的很少。军人都知道200人的队伍是个什么概念，它超出了一个连的建制，无论是单独执行任务还是配属执行任务，它都是一支作战能力很强的战斗队。抗日战争期间，抗大向外派出了上百支这样的队伍，他们到了中国的各个抗日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从抗大派往各个战场的学员队，或活动于就近三五百里的西北，或远在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的数千里之外。要到达每一个目的地，都要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敌占区、封锁线，或者是铁路、黄河和长江这样的日本军队严密控制的交通防线。这些派出的队伍在到达目的地的途中，遇有日军的伏击是家常便饭，多有牺牲和损失惨重的。而像洪学智所率200多人的队伍，历经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到通过封锁线、交通沟、渡卫河、过津浦路，叠遭日军的围剿、阻击，最终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未失一人、没丢一枪的，几乎是抗大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在谈到这一战斗历程的艰难险阻时，洪学智说，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是他灵活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避实就虚、运动歼敌的战果，也是他长期加强共产党员党性锻炼、提升共产党员政治品德的结果。在出发前和行军途中，罗瑞卿、何长工、张际春等抗大领导多次提醒他，新四军要走向成熟、发展和壮大，必须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唯有如此才可能做到“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洪学智说，200名抗大师生历经千辛万苦顺利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存有的信念，是坚信毛主席发展和壮大抗日根据地的科学决策，坚信党中央对新四军的正确领导，坚信新四军一定会走向更大的胜利。有了这样的信念，才使得他们这个战斗集体有了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信心。后来，他把这种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即理解领会为新四军的铁军精神，并在新四军和后来的各个革命历史阶段认真宣传，发扬光大。实践证明，他的认识也是新四军各级领导共同的认识，是其后所有的革命征程中取得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
面对日军的进攻和“扫荡”，在游击战和运动战中歼敌，是新四军铁军精神的理论升华
1941年4月，到了盐城后不久，洪学智即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主管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工作。很快，他又被陈毅军长和刘少奇政委任命为盐城卫戍区司令员，负责盐城及周边地区的安全保卫及军事防御。这一年的7月，日军独立混成旅及其配属计1.7万余人，出动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掩护下，向盐阜地区进行夏季“大扫荡”，企图围歼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及新四军主力部队。20日，日军分四路进攻盐城，新四军军部撤至阜宁地区。洪学智受命负责军直所属部队及抗大五分校4000余人的撤退转移。以运动战、游击战与敌周旋，以河湖港汊作为打击敌人的主要阵地，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中，洪学智率领部队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紧接着又是日军的冬季大“扫荡”。军部离开盐阜地区，到黄花塘新四军二师所在的地区。洪学智被任命为盐阜军区司令，负责牵制、粉碎日军的冬季大“扫荡”。此时洪学智将盐阜军区的部队分为两部分：野战师团为主力，主要正面牵制打击日军的“扫荡”部队；各区、县大队及部分独立团，利用春节的机会，主要打击日伪军的保安团队和摧毁各级伪政权，坚决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和反动头目，围剿和消灭日伪军据点，摧毁所有的伪政权机构，对其反动头目大部不杀、不罚，达到教育目的即予释放。这一手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让敌伪政权惶惶不可终日，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日军大“扫荡”的政治基础。与夏季大“扫荡”一样，日军的冬季大“扫荡”也草草收场了。抗日战争到了战略决战阶段，洪学智调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协助黄克诚师长指挥三师部队积极打击日伪军，攻克合德、占领响水口。到了1945年4月，新四军又调集三师八旅和十旅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三个独立团发动了阜宁战役，仅用36个小时就全歼日伪军一个军部和两个师部，俘虏伪军副师长以下3000多人。这是新四军在苏北战场解放的第一个县城。阜宁的解放，对敌占区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洪学智说，我在新四军，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指挥下，始终遵循和维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坚决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我在抗大五分校任副校长，任盐城卫戍区司令、盐阜军区司令、新四军三师参谋长，领导盐城人民抗击日军的大“扫荡”，指挥抗大五分校的师生和新四军军直机关、部队的转移，在运动中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靠的就是遵循毛主席的运动战、游击战思想，毫不动摇。我在两次大“扫荡”的战斗间隙还举办培训班，讲解毛主席的游击战、运动战，让各级指挥员在反“扫荡”作战中提高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同时还举办党政干部学习讲座，讲解抗战以来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新四军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以提高地方党委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决策的自觉性。所有这一切，都让新四军的铁军精神在战争环境中得到理论升华。
从华东、东北，再到华北、华南、朝鲜战场，让新四军铁军精神不断地传承和弘扬
抗日战争胜利后，洪学智先为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后为副师长，协助师长黄克诚率领新四军三师近三万人的队伍沿着胶济线、京沪线北进，越过山海关，直达东北战场。到了东北以后，由于各个部队都在铁路沿线运动集结，秩序非常混乱。林彪任命洪学智为铁道司令，主要是整顿铁路运输秩序。铁路整顿结束后，洪学智又率部在黑河剿匪。剿匪战斗的胜利进行，为后来的辽沈战役和东北全境的解放发挥了保障作用。辽沈战役结束后，洪学智任四十三军军长，又率部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继又率部南下，沿着京广线一直打到广东，直到决胜海南岛。他说，我们取得一系列的胜利，靠的就是铁军精神，靠的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决策指挥坚信不疑、坚定不移。洪学智在叙述这些历史过程时坚定地表示，他一路走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主要靠的是坚决维护毛主席的领导核心，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他说，在新四军北上途中，沿途有部队领导劝他，东北苦寒之地，部队多为内地兵员，到了那可能会水土不服，三师兵多将广，何不就地发展？每当此时，洪学智都会坚定地否决这些好言相劝。他告诉沿途的一些党政领导，我们的部队是党的军队，只有坚定地听毛主席党中央指挥这一途，没有第二条出路；新四军三师到东北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策，岂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在谈到铁军精神时，洪学智一再强调，对铁军精神的理解，各个部队的提法不统一。他说：英勇作战、顽强斗争是铁军精神；机动灵活、在运动中歼敌是铁军精神；不怕艰苦、克服一切困难是铁军精神。这些虽然都是铁军精神，但不是核心精神、根本精神，维护毛主席的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的绝对权威，才是新四军铁军的核心精神。洪学智说，他率领部队出国作战，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面对美军的“绞杀战”，如果没有铁军精神，没有我们自己的“钢铁运输线”，根本扛不住敌人武器的先进、装备的坚固。当时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如何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有毛主席的坚强领导，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他们什么都不怕，毛主席、党中央就是他们胜利的希望，就是他们前进的方向，跟着毛主席，跟着党中央，就一定能够打胜仗。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洪学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志愿军总部，每天都会接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电报，有的时候一天五六份，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十几份。他说，每看到这些电报，哪怕是在坑道里，他心中就像升起了一颗红太阳，心明眼亮。这种感受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只有他们这些高级将领才体会最深。指挥打胜仗，不是他们的水平高，而是毛主席对他们的教导、教诲多。他们心中永远有一个丰碑，永远装着领袖，永远装着党，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不会犯错误、走弯路。新四军的铁军精神不是阶段性的，是长期的、永远的、坚定的。新中国成立后，洪学智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两次担任总后勤部长。他也因“庐山会议”受到过不公正的处理，由上将、总后勤部长，降到到一个省当厅长，后来还到过农场劳动。他说，我从来不发牢骚，因为我心里没牢骚，这一切都是党组织决定的，我个人只有服从分配的份儿。我也不搞封建迷信那一套，什么命，什么运，我全不信。我的一切都是党的，我没有个人的命和运。如果党有命，党有运，党好我就好。我没什么私利，我在当厅长的时候，和机关的同志们打成一片；上山下乡到车间、到农村，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我没觉得我官大了、官小了。后来又把我分配到农场劳动，我跟农场的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还与一个哑巴成了朋友，我仍然没有觉得我官大官小，我心中的信念仍然是党，仍然是毛主席，从不怀疑，从不动摇。我的信仰当中，最大目标是共产主义，大目标就是跟着毛主席，跟着党中央，干好工作，建设好部队，建设好社会主义。我从没有心情不舒畅的时候，也没有小资分子的那种忧愁悲伤。如果说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这就是铁军精神。洪学智还说，一般的铁军精神，对付不了美国鬼子，对付不了三年自然灾害，解决不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解决不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铁军精神中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解决中国一切实际问题的最根本方法。国家这么大，我们的敌人和对手这么多，地震、洪水、自然灾害这么频繁，靠什么，就是靠维护领袖、维护党中央，这就是他用自己一生的经历体会、理解、实践的铁军精神。洪学智是我军高级将领中最为擅谈的，每次讲话必滔滔不绝。他的记忆力极好，凡读过的书、签发过的电报、看过的军用地图，过目不忘；他极具哲学思维和逻辑头脑，条分缕析，清楚分明，纲举目张。他确定的信念从不会改变，一生坚信铁军精神，至死不移。他所实践的铁军精神，也已成为人民军队重要的思想传承，早已在人民军队中发扬光大。他所坚信的铁军精神和他本人一样，也早已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中的一座伟大丰碑，伟岸高矗。
（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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