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

李聚奎

（1937年7月18日）

李聚奎在九军古浪作战遭到重大损失之后，奉命到九军任参谋长。1937年7月18日在平泉镇写下《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

西路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有长久的斗争历史，很多指战员都是在长期艰苦斗争中与土地革命中锻炼出来的，不幸西渡黄河后，遭受了悲惨的失败，这就是不可忘记的血的历史教训。这一失败的因素，是由于四方面军过去领导同志的错误路线所致，我们除反对这种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外，还应该以冷静的头脑，细心的来研究这一血的历史教训，我现在提出下面的几个问题以供研究参考：

㈠政治因素

⒈当时的情况一般的是很好的，虽然后面有着敌人的尾追，但受黄河的阻碍与我前面敌人的薄弱，过河后是有充分时间来作战斗准备的，同时在尾追敌人部队中，已开始了抗日情绪的发动，前面敌人主力未集结，且力量很弱（只有马步青三个旅，每旅三团，每团一千人马左右，内骑兵两旅，步兵一旅，分住金台、五佛寺、甘草窝、古浪、大靖、一条山、索洽铺、土门子、凉州等处）。

⒉群众条件好，特别是民族仇恨很历害，汉人反对回官（即马家）的压迫剥削，抽丁拉夫等很希望红军把马家消灭，好过舒服日子。

⒊部队中一般的战斗情绪很高。

㈡战略与战术运用一般的是错误的

A、敌情

两马共九个旅，内骑兵六旅，每旅一千人马左右，步兵三旅，人数比骑兵较多，共计兵力不下一万三千人，从青海调来的及当地（作战区）的民团，总共不到二万人。一般的战术多属旧式的集团猛扑，且平时纪律很坏，奸淫抢劫无所不为，队伍组织松懈，但回官的压迫是很历害的，作战时全靠大刀督队，回兵比汉人较勇敢。

西路军全人数二万三千多，在数量上己超过敌人，质量上比敌人超过无数倍，且有准备的。敌人促手不及，除马步青的三个旅分驻黄河西岸各重镇外，马步芳的六个旅均在青海，开到古浪须要七天，同时还要临时集中。

B、战略方针

⒈过河后，是没有作战决心的，过河的目的是未定的，究竟到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是没有确定的。在土门子，西路军的领导者这样说过：“这次过河，军委是没有一定的决心的，总司令部亦未确定，究竟过多少队伍，就是四方面军指挥部，自己也未确定。”接着说“军委决定过一个军，有同志说过一个军更糟糕，另有同志说一个军有一个军的打法”。由此就可见是没有作战决心的，只抱着无限的向西退却（所谓西进）。

⒉因没有作战的决心，在战略布置上就是一种退却掩护的部署分散起来，如过河后，决心以三十军先占吴家川、尾泉、一条山，九军再由索洽铺进大拉排向横梁山、甘草窝、古浪推进，三十军又迅速抢土门子去凉州，这样分兵前进各走一路，甚至在军的范围内，又要分一个团或二个团出去，所谓先头团如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带一个团老走先头，最少隔主力一天路，这只有用退却掩护战的眼光来看，才说是以九军为左纵队，什么迷惑西宁的词调，不然就无从说战略方针了，事实上只有孤军无援的各自战斗，结果有机会不能消灭敌人。

⒊通过了横梁山、甘草窝、古浪、凉州以后，即在八坝、永昌、山角（山丹）之一，提出创造根据地的口号来了，但这个口号，只能成为退却掩护战略的掩盖，不能兑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过去中央苏区，粉碎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不但是巩固了苏区，而且扩大了。到五次“围剿”，不但没有粉碎敌人“围剿”和巩固已有的苏区，相反的被敌人逼迫退出苏区，这是单纯防御的结果，而西路军在八坝、永昌、山角（山丹）创造根据地的口号，只是单纯的分散防御，被敌包围没有看到，敌人未消灭，根据地是没有法子可以创造的重要关键。

⒋军队的组织，不适合于现代的战争，非战斗部队太大。在有敌人骑兵顾虑时，以一个军来掩护非战斗部队（五军掩护指直），其余各军师直属队，亦要抽出很大兵力来作掩护队，甘浚堡被敌夜袭，指直是两个步兵团掩护（先头一团后尾一团的布置），结果敌袭成功，自己失败，当然干部的犹豫、动摇、害怕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如果非战斗部队小一些，则失败情形亦要好些。

⒌假使过河后，有决心消灭敌人，即集结主力于吴家川、尾泉或索洽铺、大拉排一带，采取运动战的方式，乘敌主力未集中，给以各个击破而消灭之，在战斗中不让敌人逃脱一个，那么就在吴家川、尾泉、索洽铺、大拉排、甘草窝、横梁山、一条山‘带，创造根据地来是有可能的。

C、战术动作上的错误

⒈呆板的正面战斗，很少采用迂回包围的动作，总是敌人包围自己，每次战斗均限于正面的火力战和拼命战，结果虽将敌击溃得不到缴获，甚至自己受敌人包围陷于危险状态，到最后用拼命战挽救战局，如九军在甘草窝、横梁山、占浪等，均是拼命挽救战局，三十军在吴家川、尾泉之战，虽击溃了敌人，并未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只是拼了一些消耗罢了。

⒉兵力部署常常把主要突击方向和箝制方向分不清楚，任务不明确，结果使很大的兵力限制于无用之处，如王树声、孙玉清在古浪的战斗部署，以两个团成梯队配置，指明为制队，同时又指为突击队，结果敌人直接冲进街上来了，突击队突也未突，箝制队也未箝，就是这样完了，可惜事务人员被砍东瓜一样，最后被守备队的两个营未一个反攻，才把敌人打退出城。

⒊战术指挥紊乱，甚至有互相依赖，如九军去甘草窝、古浪时，指挥部派王树声以副指挥名义去指挥九军。而九军的首长认为副指挥来了，可解轻自己的责任了，甚至九军的领导者，不愿同副指挥一路行动，自己带一个团老走先头，不顾整个部队的领导，主力队伍出了岔子（仗未打好），才来算总账，结果就羊咬死狗，狗咬死羊，都搞不清楚到底谁人负责。

⒋轻视敌人骑兵，不适合对敌骑兵战术动作，有时被敌引诱而轻易出击（不细心考虑不管战况如何），致遭敌人的杀伤，甚至有步兵出击向骑兵追击或向敌骑兵驻地用步兵游击，遭敌反攻或出击就不能回来。（如九军在甘草窝，七十三团一营人的游击，与永昌东十里铺的出击，三十军一个团在水磨关的堵击，均被敌击溃）。

⒌战场指挥是司令时代的口令办法，无所谓指挥战斗，更说不上组织战斗，在战场一人主持一切，如自己的狂性来了，就不管什么情况什么时候，有无胜利把握的乱拼。在永昌十里铺，九军骑兵团由永昌赶上去，队伍跑得非常零乱，而九军的指挥者见骑兵团首长到了，马上令其冲锋，受令者说队伍未到齐，即用手枪指着“你怕死”，该团首长无法只得骑到马上就冲，队伍来一个去一个与步兵混在一起，是个散兵线上的队伍间增加样，这样零乱已极的散队伍，怎样能把已经占稳了阵地的、具有火力准备的敌人消灭呢？

⒍因敌人骑兵的确砍杀太凶，零散的混乱出击，总是未成结果，又来了一个更死的战斗动作，所谓“坚工固守”单纯的防御（如得凉州、永昌、山角、甘州、高台一带的民房，确实是天然的城墙，又高又厚再加上自己的坚工死守，敌人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攻不进来）。让敌人包围与对峙，一寸活动余地都没有，这样不但只是与之拼了一些消耗，就是在精神上亦受到无限的威吓，房子内的粮食吃完，即利用夜晚偷偷摸摸的突围，移到另一个地区，敌人则脚跟脚即又跟到另一地区来围住，总使你没有一点活动的时间和余地，我们总是一个死不出击，这样的被动怎样能取得胜利呢？有时有机会可以活动的又不动，如王树声带的两个团和六百骑兵，到水泉子对马彪（骑兵一千人）设埋伏时，就是因为犹豫而不敢出击，结果被敌逃脱。

⒎因战略上的分散，一直到战术动作上都是分散，各自为战，互不策应，如五军的大部守高台，明知敌人主力找着我之弱点，早不去解围又无法联络，只坐井观天的来听敌人的捷报，到最后高台危险己到极点，才开始派队伍去解围，但这个部队出动以后八十里路，走两个夜工未赶到，结果不但不能解高台的围，连自己被敌人抓住了，几乎自身难保，骑兵师师部就在这次送终，二天未赶到，第三天高台已失落敌手。

⒏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的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前卫尚未出动（还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向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塌糊涂的乱跑，明知在敌人左右只隔二、三百米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

⒐动作不协同，甚至有你攻我不攻，在东西南三柳沟，敌人插到我之纵深内来了，企图以两面夹击消灭之，结果三十军攻击，王树声指挥九军的一个团不动，因此不过是消耗了一些弹药，和伤亡了一些人就罢了。

⒑部队中缺乏战术素养，平时不注意训练，大家只知道猛冲就完了，部队中有很多连瞄准要领和击发动作都不晓得，在倪家营子的射击教育，突击周的检查，九军占三分之一的不认得表尺，甚至有些连排长亦不认得，对战术动作的了解就可想而知了。

㈢结论

⒈失败的重要原因，不是由于军事力量的不够，而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与一惯的退却路线及军阀主义的单纯军事观点，看不到整个的政治形势，只看到当时敌人的力量很大，没有法子可以战胜。对统一战线的成功，是没有信心的，西路军的过黄河就是由此出发。

⒉对军委和党中央抱着仇视的成见，军委给西路军的命令是没有执行的，在土门子接到军委对西路军的行动提出疑问的命令内容是：㈠西路军是否能够完成基本任务？㈡你们是否有把握解决二马？㈢如无把握是否回过河来？对这三个疑问西路军的军政委员会是没有提出讨论的，仅放大炮样的回了一个电报，该报的内容大概是说：“我们有着绝大把握解决二马，坚决完成我们的任务，现在是不利于回过河来”。西安事变以后，军委命令西路军接通兰州与抗日友军靠拢，对这命令完全是讲价钱的，说：“要我们接通兰州，须派三个师的兵力来接，否则彩病员带不走，我们只能向西进”。不过三四天的时间，即向西开了，彩病员带走了吗？没有。接通兰州是否有可能呢？我可肯定的答复有绝对把握。为什么呢？第一、那时西路军的基本力量存在第二、正当西安事变，部队中士气高涨；第三、当时敌人虽然迫得很紧，但还是有点害怕我们；第四、永昌到兰州不要十天，几个夜行军，即可达到。当然开始的四五天时间内，敌人是会猛追的，但到五六天以后靠近了兰州，他自然不会来了，就是在追击中我们可以打他，甚至集中力量来打，还可以取得胜利。

⒊风头主义的工作作风非常浓厚，而不细心和冷静的去分析与估计敌情和自己，仅只无条件的鼓吹自己的胜利，敌人如何的失败，在土门子这样的估计过敌人说：“二马的基本力量被我粉碎了”。这时马步芳的队伍刚由青海开来不久，我们并未在那里打过大的胜仗．怎样叫做基本力量被粉碎了呢？

⒋对部队的政治鼓动更是乱夸了，无根据的胡说，就是有根据也是没有政治鼓动的原则的，更没有未来事情的预见的，在会议上这样的作过报告，是说：“再过两个月你要坐汽车就有汽车，你一个月用三十元钱就用三十元，要用四十元就用四十元，新式武器子弹都可补充”。这是在永昌的干部会上说的，在倪家营子听到这样说过，说：“再艰苦奋斗二十天就好了”。（结果过了二十天就完了，而不是好了）过了两个月以后用牛车拖彩病员，群众中就这样说：“同志们这是苏联的汽车”。结果使政治工作在部队中不能取得很好的信仰，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下去了，以后对政治鼓动口号，只是高叫不消灭二马不算是红四方面军，不算是西路军等。

⒌对统一战线的工作，开始是与各方面写了一些信，并收到了一些小的成绩，如土门子工兵营未打全部缴械，韩启功旅的被围通讯后让其开走，但未得马步芳、马步青任何的回答，只是韩启功说了几句好话，因那时候敌人的兵力未集中，他知道一时没有增援部队来．不得不讲几句好话，但我们就没有耐烦的去讲条件，和细心的来说服他，虽然写了一些信去，也是没有诚意的，没有信心的，如军政委员会的同志这样说：“统一战线暂时打了再说”。

⒍对群众纪律是很坏的，所经过的地方猪、羊、粮食抢尽，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烧杀政策，永昌城北门外房子烧尽，大寨子附近亦烧得不少，到最后还把康龙寺的喇嘛寺烧了，其余可见一般。

⒎内部不团结，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关系恶化，以致做出一些瓦解自己的事情，对五军的不满，表现九军与三十军的吵架，甚至在战斗中公开说：“你让开等我来，你们打得仗！”但领导的同志始终抱着主力观念，认为他是我的主力部队，这没有什么问题，采取旁观态度，特别是干部中不团结，有些是采取垂头丧气、悲观失望的态度，如王树声有些就是说不得，你要说他或批评他，他说不干，如陈（程）世才、孙玉清等，军政委员会经常只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还解决不下，更没有法子来彻底解决。

以上这些，不能说不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红军中没有铁的纪律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他是不能完成他的使命的，也就是没有法子可以完成的。

李聚奎

七月十八日于平泉镇

抄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汇编 [侍]之三，11～15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院校训练部翻印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李聚奎《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转引自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㈣》第580～第589页，1980年3月印发。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有翻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