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提出过一个标准，“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达到这个标准，才是圣人。但是历史上到底有谁达标了，大家说法不一。支持孔子和王阳明的人是最多的。

所谓“三不朽”最早出现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当中。具体表述是：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但是这个说法过于笼统，还需要做具体诠释。于是唐代学者，孔子的三十一世孙孔颖达做了这项工作，他说：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

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

孔颖达所讲的立德，显然不是私德，而是公德。不是个人德道水平有多高，而是社会因为有了他变得有多好。并且这个公德不仅是以自我修养对社会进行道德示范，更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套能促进国家不断强大，社会日渐文明的法制体系。因为道德倡导，往往只对自觉的人起作用；而“创制垂法”则可以借助国家机器来扬善弃恶，最大程度地让老百姓获得实实在在的保护和帮助。

然而尴尬的是，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孔子和王阳明在“立德”这一项上似乎都未达标。我们非常敬佩两位先贤的为人，完全相信他们有“博施济众”的强烈愿望，但遗憾的是现实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创制垂法”的充分条件。所以，我们不应该拘泥于孔颖达的文字界定，而要看到立德也有客观条件的局限。只要在能力范围内将立德行为最大化，已经可以称作典范了。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和王阳明被誉为圣人，并无不妥。

那么，本书的主人公管仲，是否达到“三不朽”的标准呢？

显然，对于不熟悉管仲的读者来说，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唐突。在很多人心里，管仲的形象还存在不少瑕疵。但是在中华世纪坛的所立四十位文化先贤雕像，管仲却位列第一。认知的反差如此巨大，正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本书愿望之一，就是帮助读者解除种种误会，了解真实的管仲，从而能够对照“三不朽”来评判他的人生高度。

首先说立德。

按照孔颖达的标准，管仲当之无愧。因为管仲为齐国建立了强大的国政系统，德法兼治使得百姓越来越富裕，国家越来越强大，社会越来越和谐。比如“九惠之教”就是用制度为百姓创造福利。完全符合“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的标准。在他去世之后，齐国遵其政，仍能常强于诸侯。并且管仲的作为并不局限在齐国国内，他还为华夏联盟制定了更加文明进步的盟约，促进了华夏圈的和平、团结、互惠，使得更多百姓过上了平安的生活。因此管仲的公德，无可置疑。

以往人们对他的成见，主要聚焦在私德方面。比如：他跟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时是否多分了红利？是否真的当过逃兵？为什么要辅佐政敌齐桓公？为什么在上任之前要求优厚的待遇？他是不是妓院的祖师爷？为什么要把家里搞得那么奢侈并且还僭越礼制？

其实这些私德问题不在孔颖达界定的范围之内，本不必细说。但是既然影响了公众判断，还是需要在此做一些分析。其中偷利和逃跑，是管仲为了抬举鲍叔牙所做的自嘲，不可当真；辅佐政敌和要求待遇，孔子已经给了非常肯定的评价，前者是他心怀天下，后者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奢侈和越礼，是管仲主动替齐桓公背的黑锅，为国君的形象所做的自我牺牲；所谓妓院祖师，更是无稽之谈，宋元之前的史料当中根本没有这个说法，这盆脏水是明清之际才泼到他身上的。

一个人贬低自己抬举朋友，牺牲自己维护国君，看淡小集团利益选择为国效力，以一国之力促进天下和平，难道不能称之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吗？

再说立功。

每个时代都有具体的需要。所以分析古人立功，也需要考虑到现实情况。在和平年月拍出《流浪地球》很了不起，而在战争年月则需要把敌方赶尽杀绝。管仲所在的时代，华夏社会有两大突出矛盾：一是周王失去威信，华夏秩序紊乱，诸侯之间战争频发；二是外敌不断侵略，诸侯无力抵抗，华夏眼看不保。在这种危难之际，周天子提出过好办法么？没有；同时代的各国诸侯，比如鲁庄公、郑文公、燕庄公、卫懿公、晋献公提出过好办法吗？同样没有；还有天下精英，比如宰孔、单伯、曹刿、子文等等提出过好办法吗？仍然没有。于是，山河破碎几乎成了必然趋势。

但是，管仲从贫寒之士经过个人奋斗，在当上齐国宰相之后，通过壮大齐国实力，担负起天下兴亡。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评价是——

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

没有管仲，中华文明就消亡了。所以管仲是孔子心中中华文明的保护神。

管仲仅仅是一国宰相，但他解决的是整个华夏的问题。他所促成的华夏联盟规模最大时，有齐鲁宋陈卫郑蔡燕楚江黄曹许滑滕邾大大小小等几十个诸侯国。各国诸侯有了盟主调停关系，变得和平团结，于是有精力发展经济，对抗外敌，中华文明从而得以保全。如果管仲本身就在辅佐周王，建立这样的功绩会相对容易。但仅仅是凭借司马迁所说的“区区之齐”就做出这种效果，实在令人深深敬服。这样的功绩称作“拯厄除难，功济于时”，无疑是恰如其分的。

最后说立言。

公元前500年左右，被很多学者称为“轴心时代”。那段时间，无论东西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智慧照耀着人类发展路程，即便是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不断地在他们的著作当中寻找答案。管子、老子、孔子，则是屹立于那个时代的巨人。

管仲身后的《管子》一书，包罗万象，宏博精深，“远非他书可及”。与老子专心于道，孔子专心于仁所不同的是，管子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思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权威和独到的，被历代政治家奉为经典。他提出的“以人为本”、“以百姓为天”、“以法治国”、“百年树人”、“礼义廉耻”、“和谐”“诚信”等等思想观念，放在今天也可谓主流高端，经世致用，无疑符合“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的标准。

但是，《管子》一书后来也遭到质疑，焦点在《管子》是否为管仲亲著上面。产生质疑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学术探究，也夹杂着门派之争和政治目的。因此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可全面接受。在此只提醒学者们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管仲有《管子》一书流传下来，是韩非子和司马迁都确认过的。他们与管仲在时间上更接近。他们的说法后世可以质疑，但在找到过硬的证据之前，是不能把质疑当结论的。

第二，管仲是宰相，他的职责并不是做一门学问，而是要博采众家之长治国理政。但在那个时代思想成果极为有限，因此管仲需要思考很多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他的话题涉及哲学、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卫生等等多个领域并不奇怪，“杂”恰恰符合他的职业需要。

第三，目前普通认为《管子》当中有管仲亲著、史官记录、后人整理补缀等多种情况，基本结论是非一人一时之作。但是即便有后人整理和补缀等成分，只要体现了管仲的思想和实践，就不能切断它和管仲的联系。其中一些重要言论，仍然可以看成出自管仲之口。这就仿佛弟子们整理的《论语》，仍然体现了孔子的思想一样。《管子》一书当中的政治和经济智慧，没有经过实战锤炼的书生们是编不出来的。

现在，将前面的论述综合起来，管仲无疑完全达到了“三不朽”的要求，理当被尊为圣人。

其实年少的管仲就被鲍叔牙视为贤人，去世之后齐桓公便开始称他圣人，到了孔子口中他甚至是中华文明的保护神。即便过了两千七百年之久，他的思想依然能够穿越时空，为现代中国人拨开迷雾。回望历史，管仲在世的那八十年当中，华夏社会有谁比他更为出色？管仲去世之后的两千六百多年里，又有几位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呢？

这样一位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选自：《穿越春秋品管仲》的结尾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