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开篇写下的这段话，正好可以用来描述韩非生活的时代：既美好又糟糕，既智慧又愚昧，既信仰又怀疑，既光明又黑暗，既充满希望又令人无比失望。

　　就“美好”的一面来说，韩非的时代乃是中国史上的“轴心时期”，涌现出来的文化巨人非常密集，超过中国有史以来的任何时期。思想之深邃，精神生活之自由，想象力之宏富，创造力之丰沛，辞章之灿烂，后世的中国人只能望洋兴叹。这样的时代，难道不是最美好、最有智慧、最令人神往的时代吗？

　　就“糟糕”的一面来说，韩非的时代凛冽而肃杀，是一个典型的丛林世界，一个真正的乱世。何谓乱世？孔夫子临死前7天拖着老病之躯说出的那几句话最为精到。他说：“泰山崩塌了，栋梁毁坏了，哲人凋零了。”给人以精神寄托的几样东西全部都垮掉了，这样的时代，不正是一个最黑暗、最令人沮丧失望的时代吗？

　　这是一个既令人特别悲伤，又让人万分欣喜的时代。现代智者弘一法师在临终前写下的“悲欣交集”四个字，恰好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实质。这番景象，就是韩非诞生之后第一次睁开眼睛所看到的时代画面，所面对的世界图景。

　　韩非生于韩，死于秦，这一点是很明确的。韩非死于公元前233年，这一点也是明确的；但他的生年，却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说得清楚。一个比较合理的推算是公元前295年。这一年，正值韩*王元年。

02

　　韩非的父亲是谁，史无记载。我们只知道，在韩国宫廷里出生的韩非，是名副其实的王室公子、高干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尽是生动活泼的宫廷政治剧。这样的天时地利，让韩非对于帝王之术，不仅有理论的修养，更有实践的体验。用现在的话来说，算是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成才之路。这就比那些只在体制之外谈权力、只在沙盘之上说政治的人，更有优势，至少不需要专门去搞调研。

　　不仅如此，韩非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那就是，作为荀子的学生，得到了荀子的真传，理论功底比较扎实。既有对宫廷政治的亲历亲见，又有学术思想名家的指点，再加自己的理论悟性，造就了韩非超越于其他人的政治卓识。但是，韩非也有一个让人难堪的毛病，那就是说话结巴，口才相当差。但是，上帝造人还是比较公平的，上帝虽然没有赋予韩非以寻常的演讲术，但却给了他超乎寻常的写作能力与文字表达技巧。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字，是公认的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按照郭沫若的说法，韩文的峻峭，与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相比，实在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03

　　与韩非交往较为密切的人，除了上文提及的导师荀子，还有以下几个人。这些人大致构成了韩非主要的交往圈子或社会关系；或者说，这些人构成了韩非最基本的生活世界。

　　一是相对暗弱的两任韩王：早期的韩*王，以及韩*王之后的韩桓惠王。当时的韩国积贫积弱，综合国力在“七雄”当中，排名倒数第一。由于长期遭受强秦的侵凌，国土越来越小，国家安全根本就得不到保障。韩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雄”，早已“雄”不起来了。韩非的文章告诉我们，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韩国在秦国面前，根本就不能保持独立国家的自主性，其地位仅仅相当于秦国的一郡一县。韩王受辱不说，大臣们也苦不堪言。对于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韩非深感忧虑。宗族公子的责任感，驱使他反复向两任韩王上书劝谏，希望韩王正确运用法术，实现富国强兵。遗憾的是，他的建议并未得到采纳。

　　二是相对有为的韩王安。这个于公元前278年接替桓惠王即位的韩国君主，比较赏识韩非。公元前237年，当秦国又一次威胁到韩国的时候，韩王安与韩非在一起研究过削弱秦国的策略。在韩王安即位的第5年，秦军猛攻韩国，在危险的关头，韩王安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是韩非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他由故国迁至敌国，并最终死在那里。又过了4年，韩王安也被秦王俘虏，成了亡国之君，韩国也降格成为了秦国的颖川郡。

　　三是堂谿公。这是一位韩国的老先生，身世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他曾规劝韩非要注意明哲保身，不要出风头去搞什么法术，因为那是很危险的。他告诫韩非：“你不是说过，楚国不用吴起，致使国力衰败；而秦国依靠商鞅，却实现了国富兵强的目标。然而，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都没有什么好结果，你又何必步他们的后尘呢？”然而，韩非颇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精神。他表示，建章立制，有利于国家与公众，即使有风险，也要一往无前。

　　四是秦王政。当他还没有见到韩非的时候，他是韩非的仰慕者，是韩非的粉丝。当他把韩非留在秦国之后，事实上又把韩非拖入了秦国的宫廷政争之中。韩非身陷其中，终于不能自拔，最后死在秦王政的手上。

　　与以上几个人相比，更深刻地左右了韩非命运的人物是李斯。这也是一位名士，在政治上很活跃，政治手腕比韩非还老辣。司马迁的《史记》专列一卷为其作传，这个待遇，比韩非高，比老子、庄子也高。

　　李斯本是楚国人，年轻时当过楚国某地方政府的小科员。后来跟随荀子学习帝王术。正是在荀子那里，他认识了作为同学的韩非。他读了韩非的文章后，只能自叹不如。我估计，忌妒与陷害的种子，很可能就是在那一刻种下的。

　　李斯完成学业后，发现楚王成不了什么大事；除了秦国，其他国家也不怎么样。为了摆脱卑贱和穷困的人生，李斯告别荀子，离开故土，来到秦国寻找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有志青年，在贫困的家乡找不到用武之地，就去北京、上海或深圳。李斯就是当时的有志青年。他来到最强大的秦国之后，首先投奔做丞相的吕不韦，通过吕不韦的关系，总算找到了游说秦王、表现自己的机会，并得到了秦王的信任。在秦国政权体系中，李斯获得了一席之地，从长史、客卿、廷尉，最终升至丞相的高位。

　　公元前234年，秦王政读到了韩非的名篇《孤愤》、《五蠢》，很受震动，深有感触地说：“哎哟，我要是能见到这等人物，要是有机会跟这样的高人交往，死了都愿意。”李斯听到这话，赶忙解释说：“这些文章都是我的同学韩非写的。”秦王政一听，高兴了，原来这位高人就在韩国，那还不容易！于是挥师伐韩。在大兵压境的情势下，韩王安派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来到秦国之后，提出的政见是保存韩国，当即遭到了李斯的反对；秦王也无法赞同。其间，韩非还在秦王面前说了权臣姚贾的坏话，这就引起了李斯与姚贾的合谋陷害。他们两人对秦王说：“韩非这个人，毕竟是韩国的宗族公子，始终都在谋求韩国利益的最大化，不可能真心实意地为秦国着想，留着他，永远都是个祸害，还不如把他诛杀了，更有利于维护秦国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秦王听信了这番话，同意把韩非交给狱吏去惩罚。在这个过程中，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不愿死，他想向秦王申诉，但未能如愿。等到后来秦王反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韩非却早已死在秦国的监狱中了。

　　看来，韩非是一个精于谋国而拙于谋身的人。他洞悉并阐述了宫廷权术的奥秘，为君主支了无数的高招，但却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