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的经济形势从来都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学界、政界人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系到究竟怎样对待政权统治力量及其领袖的问题。而且，当前中国经济之形势已经超越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所面临的所有经济形势，迫切需要我们以更加深入、更加长远和更为根本的观点来看待。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工作固然重要，但经济说到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那么，是否经济发展了，人民需要就满足了呢？不是的。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拿走了，广大人民的需要就无法满足。本来，如果大家都穷，人民也不会有多大不满。所以，孟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国家贫穷时，沿海地区有些人外逃，觉得到海外去可以过上好生活。他们虽然过去海外、境外了，也不一定过上好生活。再过多少年，在中国发展之后，就会发现可能还是在本国好，因为在他们去外国后，至少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不可能指望自己摆脱二等公民的身份。本来，中国以平等的方式（即主要以公有制企业）来发展经济，也不会长期处于贫穷状态。中国1978年时固然还较为贫穷，但已经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已经为未来发展（无论是平等发展还是不平等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而如果中国采取了一条不平等的发展之路，中国也确实采取了这样一条经济发展之路，那么，在国内少数人变得有钱从而变得穷奢极欲、为富不仁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必然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是，在两极分化的状态下，广大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老百姓会发现，即使自己再努力，都不可能过上那种有钱人过的生活。这样，广大老百姓必然产生造反的心态。因此，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在中国收入分配还非常平均（毛泽东主席就留下了这样一种社会分配状态）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在经济发展而收入分配变得不合理甚至非常不合理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位必然下降，这也就是为什么邓小平预见，在20世纪末的时候，就要突出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亦即财富公平分配问题。然而，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贫富分化愈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反腐，必须重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广大人民友好，也就是必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这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之道，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之道。反腐和重塑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合乎天道，但当中国执行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已经三十多年，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巨大不平等之后，就会形成一种极为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这就使得中国的反腐和重塑经济发展模式，要贯彻和落实起来非常困难，阻力空前巨大。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执行一种更为注重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而不是大批（低价）卖掉国企给民营企业让出市场的发展政策，本来是可以避免承担这么大的反腐成本，也不会扭曲经济发展模式而面临重塑任务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决策者在经济发展上的急迫心态？急当然是要急的，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也不能过急，不能不择目的，不择手段，不能认为GDP增长就是经济发展。只有在花费大量时间做足了调查研究，才能做出可靠的决策，否则，在做法上就可能病急乱投医，而在结果上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这样的情况积累多了，就有颠覆性危险了。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任他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列宁说过，“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不能糊涂。
二、辩证看待中国当下面临的经济形势
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虽然看似严峻，其实，它们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中国经济形势正是主要因为这些历史性成就而变得严峻起来。第一，从总体上看，中国现在投资增速趋缓，投资机会不足，正好反映了中国过去投资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劳的。1980年代，中国发展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的制约。中国采取了国际主流、被西方接受的招商引资的办法，解决了发展的资金问题，也得到了一些技术，也吸引了一些人才，但恐怕最主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民生领域的技术全方位地开始发展起来，商业人才也极大地培养了起来。中国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大批的非常有经商头脑的私企商人，而且产生了大批卓越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结果，中国生产力全面发展，花费短短50-70年左右的时间就在诸多领域走到了世界技术的最前沿，就形成了世界最全的工业体系，并且在经历了早期的假冒伪劣产品满天飞、外资控制之后，中国民族工业也全面崛起。中国人所享受和所能享受到的物质条件（如住房、基础设施）已经不输于西方发达国家，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在市场上琳琅满目。原来发愁的是生产不出来，现在发愁的是生产出来了，卖不出去。也就是说，现在，在一定意义上说，卖不出去的问题是发展后必然出现的问题，是用过去那种发展模式发展后必然出现的问题。当产品都多到卖不出去，新的能够支撑新产业发展的产品还没有涌现的时候，中国投资增速定会趋缓，投资机会定会不足。设想一下，即使中国过去40多年都靠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来发展，一定时期的投资增速趋缓、投资机会不足也必然会遇到，只不过可能推迟十年、二十年遇到。有了这个必然性判断，我们就知道，今天中国的政策着眼点就不应该是再如过去那样追求投资增速了。可以允许投资速度降下来了，投资增速降下来，人民可以更好的生活，不用“996”了。因此，如果不认为经济发展本身是目的，只要托住民生，在投资下降时让人们有饭吃（如给新毕业的没有找到合适工作、没有收入来源且家庭条件一般及以下的大学生、研究生以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贴，如保证城市每个家庭至少一个人就业、构建农村生活保障网），投资增速下降本身不构成太大的问题。根本不用搞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重要的是要解决长远的根本性的问题，包括解决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创新和分配公平化问题，为新一轮经济良性发展创造坚实的平台，开辟更好的前景。第二，只从总体上看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分析。当下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诊断似乎也大都没有注意到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提出的观点。恩格斯早就注意到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在走向垄断了，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大大发挥了恩格斯的垄断理论。那么，中国有没有垄断问题呢？当然有。改革开放40多年，以中国人的聪明，中国发展的独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快速性，中国在诸多行业多多少少地形成了垄断并且垄断还在发展，这是不问可知的事情。中央已经出台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政策，中国诸多学者已发表了许多关于垄断（包括平台垄断）的研究文章。垄断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是列宁意义上的垄断，还是琼·罗宾逊、张伯伦意义上的垄断，都意味着其他人进入到一个行业的困难。当人们进入到一个行业变得困难了，新的投资必然就增速下降。更何况，那些处于投资边际（具有某种投资能力）的人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投资，如股权投资、理财投资、企业投资之后发现落入了一个个陷阱，之后的人们必然对投资提高警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指出，即使形成卡特尔，面对经济大势，也可能顷刻间土崩瓦解。所以，就连垄断资本的投资也不再是保险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了。这种变化不是说中国经济的制度环境不好、政策环境不好，而是中国市场经济趋于成熟、走向垄断，类似原来的那种投资机会趋于耗尽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通过增加新办企业的便利程度等办法来改善营商环境，对于稳定经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中国无论怎样如某些人所主张的去“突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对于稳定民营经济的信心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即使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经济每隔十年一次所达到的经济成熟度，都无法给资本家带来信心。资本对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是最感到放心的吧？中国为了让资本放心，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吗？正如苏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让西方放心一样，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垄断资本也不会放心。资本永不眠，资本永远不会放心的。现在，美国的资本就放心了吗？很显然，也不是。所以，中国共产党切切不要过度追求让资本放心的政策，切切不要把自己变成资本的“打工仔”“店小二”。那样，党就会失掉民心。应该认识到，有的资本是自己人，有的资本跟自己半心半意，有的资本跟自己离心离德。不能一刀切地以为一切资本都是自己人。否则，那就根本违背对立统一规律，根本违背实事求是了，就是被资本裹挟了。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就要像毛主席学习了。要敢于面对挑战，敢于革命。不敢于革命，不敢于自我革命，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还要内外部联系起来看。改革开放建立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这种联系一度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但也迫使和诱导中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现在看，美国对中国施压可能还要持续几年，甚至还要持续十几年。在未来几年中，美国对中国施压可能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作为外部因素，其能够动用的经济力量就是利用利率操纵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流入流出，利用法律、外交、资本等手段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商品流通、人员往来、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境遇，这些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但由于美国也不可能指挥得动所有的外国，加上中国的应对，这些都不足以对中国经济造成根本性的损害。美国能够对中国造成根本损害的手段，只能是通过利用中国的内部人和内部矛盾。现在，一些非常了解中国的中国人生活在海外，可能会被美国政客利用。还有一批生活在国内的人，与美国政客有着这样那样的直接间接的联系。有些人可能极善于伪装，还没有被识别出来，还在中国理论界、舆论场甚至决策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阻碍着中国的自我革命。如果这样的人窃取了重要的位置，就会给我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对这一点，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从这个角度看，经济问题的解决决不是仅仅采取经济方面的措施，而是需要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由于中国教育科研的发展，有一些人打着学术探讨的旗号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之实，看起来很讲逻辑，隐藏得很深，诱惑性很大。第四，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我国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前沿，我国生产自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大量劳动力被替代，必然内需不足。由于现在还看不到催生全新产业的新技术的出现，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在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随着技术的进步，很有可能整个中国经济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是下降的。这就会造成一种局面，即那种依靠传统的在工厂等各种企业事业单位工作取得收入（按劳分配），再从市场上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模式越来越难以运转下去了。但中国需要维持一定的人口规模，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中国就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力。这就要求中国必须逐步建立起一定的按需分配的社会制度。按需分配要与低价格配套，因此，中国也需要尽力降低住房、教育、医疗的供给成本。我国的住房供给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或接近基本解决。教育和医疗的供给还有很大的空间。在教育领域，要破除对真正知识的垄断，使人民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这可以依赖一些信息技术手段来解决。在医疗领域，要大力发展中医、中药，使医疗成本降低，医疗效果提高，同时要采取预防为主的人民健康政策。现在，在我国各级医院中，中医和西医的矛盾是比较突出的。医生普遍愿意给出西医的解决方案，而西医的解决方案在不少情况下（如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并不是真正管用的解决方案。应该指出的是，即便随着中国技术进步，虽然会不断创生出新的企业，但也会导致垄断不断发展，从而不断摧毁大量的在位企业，使得许多企业破产。因此，许多原来先富起来的人可能会日子难过，甚至重新沦入一般人的生活状态之中。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结果，不能怪罪于公有制，更不能靠向国有经济开刀来解决。第五，要正确看待通货紧缩。现在，在中国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在面临通货紧缩。一些学者拿着过去的、西方的经验来看待中国的通货紧缩，认为通货紧缩是不好的。实际上，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花了五年左右的时间由政府主动系统地采取了通货紧缩的政策。现在，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汽车降价、住房降价以及各种价格指数下降）不是政府的主动而为，而是经济发展和总需求增速下降所导致的。从长远看，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应该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产品生产成本降低。当许多基础行业的成本和价格降低后，中国各行各业的产品价格就必然降低了。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下降了，这意味着土地的经济价值下降了。这种情况在城市也发生了，当大家开始捂紧了钱袋子，许多产品的社会需求就降低了。同时，当中国外需不足，更多转向内需后，产品价格更是要降低。产品价格降低是好事情，它能够舒缓生活较为困难的人民的生活压力，能够促使企业把精力更多地用于产品创新，而不是用于盲目的粗放的产量增长上，也有助于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这里我们不是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国家的企业数量太多了，这恐怕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此，必然有一个企业的优胜劣汰过程。我们预计，随着人工智能和各种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生产成本会进一步降低。因此，如果我国货币供给做适应性的增长（不过分增长），我国面对通货紧缩就是长期的，不可抗拒的。这有利于中国实现按需分配。应该看到，我国实施一定意义的按需分配是有基础的。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保证人民的基本需要。欧洲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种按需分配。转移支付也是按需分配的一种形式。按需分配不是人们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供给，而是在保障人民基本需要，免除饥饿、寒冷的威胁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按需分配将会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机会。它也意味着对传统的就业制度的根本性改造。当各种经济物品的价格都降低而供应充裕时，人们也不会浪费。数字货币的发行也会促进按需分配。通货紧缩的趋势要求我们改变货币供给速度。2022年，全国新增人民币贷款213096亿元，同比多增1363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41100亿元，同比多增13232亿元；中长期贷款138100亿元，同比少增15000亿元；票据融资29600亿元，同比多增14600亿元。这显示，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还是在按照传统的思维运转，还缺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有的研究认为，增发的货币在很大程度上沉淀在银行，很难借贷出去。由于中国生产的饱和，产能的过剩，这不是一个短期问题，而是一个长期问题。中国产品价值的下降要求人民币供给速度降低。而这要求人民银行改变货币理念。如果不降低货币增速，它可能就意味着中国一些资产价格的上升。因为当生产领域不需要大量的人民币时，人民币就会转移到资产运营领域，就会推高资产的价格。当房地产失去保值增值的功能后，具有保值增值功能的资产可能就是股票了。但股票价格上的投机具有造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为了防范这种危机，就需要控制股票的价格。现在看，中国有多种机制在控制股票的价格。而在允许股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控制股票价格的根本之策就是减少货币供给，使货币供给仅仅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或许，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建立复杂的股票市场的合理性。美国的债券市场规模比股票市场规模大得多。中国的股票市场规模则比债券市场规模大得多。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中国限制股票市场规模，是否有必要发展大规模的债券市场？我们认为，金融还是要尽可能地简单化。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应该主要体现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上，切不可形成寄生性的金融部门坐大的局面。当然，允许一些金融力量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也可能是有益的。世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在上升。但国外如果不是为了做空中国金融市场、资产市场，而主要是为了融通贸易，那么，它们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应该不会发展到太大的规模。过去，美元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供给是通过贷款和购买他国商品和资产来实现的。人民币的国际供给也可以通过类似的途径实现，但要达到和能达到多大的规模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中国只要有充足的生产能力，我们就不需要储备大量国际货币，也不需要在美元失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后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当然，人民币会有一个国际化过程，但到底能够走多远，现在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考虑到美国、欧洲对于人民币的态度，可以预言，人民币的国际化很难达到美元国际化的水平。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当下经济形势的认识不能就经济谈经济，要穿透经济看到它其实是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经济下行本身不会对我国社会造成损害。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三起三落，大起大落。在大落之后，只要国家投资启动，经济就会启动。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之所以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起作用。在市场机制支配之下，经济下行，私人企业由于自负盈亏，必然解雇工人（解雇工人还不足以生存时，必然走向关门、破产），而工人失去劳动机会，必然面对生存威胁。正是这种生存威胁造成了工人对于社会的反抗。而私人企业在社会中的占比越大，经济下行对于社会的影响就越大。这种影响今天恐怕是无法使用政策来对冲的。因此，当下中国的应对之策不是稳定私人企业的预期，更不是用颠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稳定私人企业的预期，而是应该重新建立起公有制企业的汪洋大海，在公有制基础上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在私有观念已经极为盛行、极为弥漫的中国是极为重要的。重新建立起公有制的汪洋大海，还是会同时存在各种中小民营企业。公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要建立起供应链关系，一些民营企业可以比较独立，采取向外发展的战略。但在总体上，中国必须保证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也必须把公有制企业做大做实。所谓做大做实公有制企业，一方面是要新增公有制企业，包括新增集体企业；另一方面，公有制企业要有人进行生产，不能只做非生产性的业务。
三、高度警惕蔡某某之流开出的政策毒药
当下，一些学者在给中国开出毒药药方。这种药方实际上是配合美国，要求进一步私有化，要求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主张，要求对我国宪法进行根本性修改。
如蔡某某近日公开发表文章《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关键要突破理论障碍》。该文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障碍。然而，社会上和学界中质疑和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仍反复出现，促使人们不得不做深入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科学阐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传统的剥削理论，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而要消除这一障碍必须重新认识剥削与私有制的关系。”蔡某某不仅是在反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在对中国共产党的祖宗偷坟掘墓。所谓传统的剥削理论，就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所谓消除这一障碍，就是在中国铲除马克思资本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铲除了马克思资本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就会失去灵魂，失去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明确指出，《资本论》没有过时，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因此，蔡某某的这篇文章是公然向党中央的挑战，公然违背“两个维护”。而且，蔡某某在这篇文章中公开声称其所“领导的学术团队潜心研究三十多年，创立了一个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基于广义价值论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为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提供了真正的理论依据。”可见，蔡某某的观点决非一时心血来潮，联系到他的观点与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的一致性，对于这种观点绝不能等闲视之！蔡某某有一种致命的自负，他以为他的理论可以取代马克思的理论，因而也就是以为他可以取代马克思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领袖。他是在自我造神！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在西方的一些邪教教主，如果中国的理论界、舆论界被这样的邪教教主统治了，中国经济形势就只能继续恶化了。（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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