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4月22日是革命导师列宁诞辰149周年。毛泽东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此，特刊发李慎明于1973年4月22日刊发在《新疆日报》上的这篇纪念列宁诞辰103周年的文章。列宁的勤奋学习精神，对于我们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有一句名言：“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因此，列宁严格地要求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列宁为革命勤奋学习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也是崭新的事业。每一个革命者，要透彻地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种种理论问题，彻底摆脱旧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不用相当独立的功夫，去探讨、检验、批判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因此，列宁强调在学习上要“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功夫”，他说：“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列宁刻苦学习的毅力是十分惊人的，他在学习上从来不畏劳苦。

沙皇封建专制的反动统治，给渴望寻求真理的列宁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十七岁的时候就进了大学。由于参加了学生运动，很快被反动当局开除。但是，列宁顽强地坚持自学，到二十岁的时候，他不仅自修了大学的全部课程，而且反复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参加革命以后，更是遭到反动当局的残酷迫害。他坐过牢，受过流放，并且多次被迫流亡国外。可是，列宁威武不屈，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侨居国外，他流落到哪里，就在哪里工作、战斗和学习。一八九五年，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后，他把监狱当成特种“学府”，每天从早到晚按照严格的计划从事读书和写作。在监禁的十四个月里，列宁除了做大量的工作外，还认真阅读和研究了许多关于经济、哲学以及统计方面的书籍，做好了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准备工作。出狱后，列宁开玩笑说：“可惜从监狱里出来得早了一点，能住一些日子把书写完就更好了。在西伯利亚是不容易得到参考书的。”一八九八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终日埋头于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并阅读了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由于紧张的学习和工作，列宁夜不成寐，异常消瘦。在失眠的夜里，他就继续学习和工作。被流放的三年中，他阅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关于党的建设的书籍，为指导以后的革命斗争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列宁不仅在政治上遭到阶级敌人的疯狂迫害，而且在经济上受到反动当局的残酷压榨。在国外侨居时，因缺钱，列宁不得不经常翻阅报纸，寻找廉价公寓的广告，它那十分贫困的生活，有时候靠稿费，有时靠克鲁普斯卡娅的微薄工资来维持。在伦敦侨居时，列宁身上出了金钱癣，因为花不起一个“基尼”找英国大夫治病，他只好忍受痛苦用碘酒擦身。但是，不管生活多么艰苦，列宁总是忘我地坚持工作和学习。1902年，列宁在伦敦，一段时间是在大英博物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度过的。伦敦还有许多一间屋子的阅览室，里面甚至连凳子都没有。列宁工作之余，也经常在这样的阅览室里专心致志地学习。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组织重新登记党员时，登计表中有这么一项：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哪些著作？列宁填写到：几乎全部。列宁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读书的事迹，对借口“工作忙，没时间读”的人是一个极好的教育。

我们的理论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一再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著名格言来教导我们。列宁说：“离开工作，离开斗争，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列宁一贯注重在斗争中刻苦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时代。第二国际的首领伯恩斯坦、考茨基之辈，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他们用庸俗的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的理论；在政治上，他们主张阶级调和，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并拼命推行社会沙文主义，竭力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抛弃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博战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列宁挺身而出担负起了“对第二国际的肮脏的马厩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的光荣任务。

为了彻底抨击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列宁先后读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指出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揭示了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国际背景，并指出工人贵族阶层是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列宁进一步从哲学、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等各个方面对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从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指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靠革命暴力实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础。经过长期艰巨的斗争，终于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谬论。

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同时，列宁又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机会主义—— 经济派、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沙文主义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反对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列宁同样用了很大的精力，刻苦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为了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彻底粉碎波格丹诺夫之流的进攻，列宁用了很多地时间和很大的精力，研究了俄国马赫主义的著作，又剖析了他们的祖师爷马赫、阿芬那留斯、休谟、贝克莱及其信徒们的著作，深入考察了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者的血缘关系。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列宁不仅重读了《反杜林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和其它哲学著作，而且还阅读了普列汉诺夫、梅林、狄慈根和其他人的著作。由于有几种需要的材料在日内瓦找不到，列宁又特意跑到伦敦，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呆了一个月，先后研究了几百种正反两方面的哲学、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文献资料，终于写出了批判马赫主义的战斗檄文，把马赫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从而教育了布尔什维克和工人群众，提高了全党向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战斗力。

列宁为了战斗而顽强学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特别是在当前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中，我们尤其需要为了批修而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批修的武器。

“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

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

列宁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但是他从来不满足，总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他严肃地说：“最有害的，就是我们自以为还懂得点什么。”

列宁有很强的记忆力，但是他决不单凭记忆。学习中，他对于重点部分，总是反复阅读，深思熟虑，并细心地作好读书笔记和摘录。例如，《哲学笔记》就是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著作八千多页所作的大量札记。《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是列宁研究了几百种基本上是外文版的书籍、学位论文、小册子以及报刊上文章的统计汇编，包括一百四十八本书和四十九种期刊上的二百三十二篇文章所作的笔记。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

从学习外文上，也可以看出革命导师永不满足的学习精神。列宁在学生时代，外语成绩就是相当好的。在坐牢流放期间，他仍然刻苦学习，很快能把很厚的英文书译成俄文。一九O二年到伦敦后，他发现自己的英语发音不对。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又热心地学习英文，把各种场合都当成了学英文的好机会。参加集会时，列宁坐到第一排去留心地注视讲演者的口型；海德公园里有很多讲演者向过路人讲演，列宁就经常到海德公园去学习发音，由于坚持学习，列宁不仅精通英文，而且精通德、法等外文，使他在写作时能够阅读大量的外文资料。

列宁把人民群众比成是浩瀚的大海，把自己比成是沧海之一栗。他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中，注重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特别是向工人阶级学习，所以他善于审视革命的面貌，善于全面地把握革命，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一八九四年，列宁在彼得堡给工人讲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把前一半上课的时间用来讲解，后一半时间用来详细了解工人的工作和劳动条件。他对每个能表明工人生活状况的细小事情都感兴趣，力求根据个别细小特征来了解工人们的全部生活。在伦敦的时候，他总喜欢到工人群众中间去。哪儿有工人，他就到哪儿去。他经常到城外草地和疲倦的工人聊天，到大众食堂和教堂听普通工人的辩论。所以列宁能够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血肉相连，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他力量的源泉。

革命导师就是这样永不满足，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九二二年，列宁身患重病，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但他的周围仍然堆满了书报。一九二三年，当他病体沉重，不能亲自执笔写作时，他还口授了《论合作制》、《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对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精辟的论述。

毛主席指出：“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想想革命导师永不满足、谦虚好学的学习精神，我们有什么理由存在自满情绪呢？“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在学习问题上，我们要牢牢记住革命导师的这些亲切教诲，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本文原载《新疆日报》1973年4月22日；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