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 西方一些国家兴起了关于哲学咨询与治疗的理论与实践,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哲学再次回归现实生活的表现。中国紧跟西方的步伐,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在理论上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发表了不少以哲学咨询或哲学治疗为主题的文章和著作 (1) , 这些文章和著作大体上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介绍或探讨了哲学咨询与哲学治疗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等。但这些文章或著作都没有探讨或至少是很少探讨哲学治疗的基本原理、基本机制, 而这方面的问题又是哲学治疗或哲学咨询的基础性问题。出于此考虑, 本文在哲学的思想治疗功能基础上, 重点对治疗机制进行探讨, 从而尝试为哲学咨询与治疗奠定理论基础。

一哲学的思想治疗功能

自改革开放以来, 哲学就一直相对受到冷落, 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学生间就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由此可见一斑。实质上这种态度一直延续至今。笔者在从事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教学、研究过程中, 长期在思考一个问题:哲学究竟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是学生们和社会上的人们持续不断地提出的问题。我曾试图回答, 也有人曾有所回答, 但这些回答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并一直被淹没于对哲学功用的置疑甚至否定之中, 只有在哲学界内部, 尤其在哲学界那些著名的学者们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内部, 才基本没有这种置疑和否定。

让我们先看一下其他学问的情况。人们为什么不怀疑“数理化”, 尤其是工程技术科学的功用?因为它们本身是精确科学或实证科学, 可以实证, 或可以量化, 可以见到效果, 可以让人们体会到其实际功用。为什么人们不对农学、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功用怀疑和否定?因为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量化、实证, 可以解决社会或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为什么人们不对美术、音乐等艺术的功用产生怀疑?因为它们可以愉悦身心、陶冶情操, 普通大众也可以欣赏, 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大众化。为什么人们对心理学及心理咨询没有怀疑和否定?因为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实验验证并在实际上解决心理问题。可见, 量化、实用、有实际效果, 这是人们之所以肯定这些学问的最基本的原因。

那么哲学呢?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实质上, 哲学也有类似的功用。这是一切理论和学问的最终目的和用途所在, 否则何以成为科学?又何以能够持久地发展成一门学问 (科学) ?没有实践上的任何功用, 完全离开了生活实践的需要, 不能解决生活实践中的任何问题, 任何科学或学问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既不可能发源, 更不可能发展成一门科学。从这一意义上说, 哲学当然有其功用。

哲学的功用, 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用, 主要不在于非常具体的生活问题方面 (例如谋生问题) , 也不在实用技术方面 (例如修路建桥问题) , 而主要在社会历史的宏观整体利益方面, 在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利益方面, 从思想和思维方面说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但问题在于, 哲学,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是只有少数学者和理论家研究就够了, 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需要被民众普遍接受, 特别是需要被中国共产党党员普遍接受和认同, 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大众化。另外, 大学生、研究生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但在和平建设时期, 一般大众, 包括大学生、研究生, 他们思考的问题往往都是生活和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是实用性的、技术性的、具体的、往往还是与个人谋生密切相关的问题, 在此背景和条件下, 哲学,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还有其重要功用吗?

哲学,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于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和工作, 有何必要的指导意义?人们长期对此不置可否, 认识模糊。笔者认为, 经过我们长期的观察和思考, 以及大量现实实践证明, 完全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大量现实案例几乎直接性地告诉我们,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若有严重问题, 都是经受不住生活和工作的长期考验的, 都是相当危险的。社会上出现的贪污腐败、自杀、伤天害理等反面事例中有相当一部分主要就是“三观”问题, 这是症结, 是根源, 是罪魁祸首。不管是年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还是社会中的各种人士, 上至位高权重的官员, 下至普通百姓, 都需要正确而健康的“三观”指导, 这是笔者长年累月的观察体会, 既包括正面的经验性观察体会, 也包括反面的教训性观察体会。正确而健康的“三观”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有名有姓的政治人物的治国理政需要它,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 (例如种地的农民) 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它, 在此意义上不管如何强调“三观”的重要性, 都不会错误或显得片面。如果再考虑到市场经济大潮背景下滋生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负面思潮及其对人们造成的精神疾病 (轻微的如空虚、无聊, 严重的如堕落、犯罪, 或孤独、抑郁等) , 用哲学的语言概括就是由于人生意义缺失而倍感痛苦。心理学家荣格的著作《寻找灵魂的现代人》早就指出, 缺少人生意义是现代人的根本性问题,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性问题, 因此, “寻找灵魂”实质是现代人对人生意义的寻求。

综上所述,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的精神, 尤其是思想观念及其蕴含的“三观”需要哲学的指导。从精神健康与疾病角度去看待人们的思想观念, 哲学治疗的必要性、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二哲学治疗的基础与机制

一个人在生理上生病了, 可以到医院找医生进行治疗, 如果在心理上生病了, 可以找心理医生进行治疗, 那么思想上 (包括思维、观念) 生病了又找谁呢?回答:找哲学家。

(一) 思想疾病的症结

维特根斯坦曾把哲学当作是一种治疗, 但其所谓“治疗”主要是针对语句和思维而言的, 而且主要是针对传统哲学而言的。他认为传统哲学的语言及其思维有病, 所以需要治疗, 这便是语言哲学的基本要义。与这种语言哲学不同, 我们这里所说的思想疾病, 要广义得多, 更普遍化些。不仅哲学家在思想上、语言上会生病, 普通人也会在思想和思维方面生病, 这都是哲学治疗的内容。维特根斯坦所治疗的疾病仅仅是思想病中的高级病, 这种高级病仅仅占全部思想病的一小部分。

思想上、思维上会生病吗?回答:当然会。为什么会生病?回答:思想如灵魂、身体一样有其生命运行的内在固有逻辑或说规律, 这种规律性或逻辑性不能顺畅地体现出来时, 思想便生病了。例如, 思想的错误、扭曲, 观念的冲突和分裂, 思维的片面和偏执, 这都是病。思想之所以会生病, 是因为人在思想上 (包括其蕴含的思维方式) 的成长是有规律的。这一规律主要体现为:不断打破阻隔, 不断成长, 不断超越自身 (对思想家来说要求更高) , 而且在此过程中始终要保持思想 (包括思维、观念) 自身的整体性及内在和谐性。为什么思想会不断成长?因为思想本身是生命体, 在外界环境作用下, 自身便会发芽、成长、壮大、成熟。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谓的“自我实现”, 其基础就在于首先承认有一个“自我”存在并且这个自我会有规律地成长和完善。思想和精神就是这样的自我的一个本质部分。不能成长, 不能打破阻隔, 思想发展就会停滞甚至僵化、退化, 这就是病, 会导致思想的痛苦、死亡。哲学家为什么能治病?因为他们的思想更健康, 能传播富有生命力的思想, 打通思想的阻隔, 能使僵化、板结的思想重新流动起来, 能使分裂的思想整合起来。他们更善长做这样的工作, 因为他们的专职工作就是思想的创造和传播。相对于一般人, 他们在思想方面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更强些, 对思想疾病的诊断能力与鉴别能力更强些, 因而对思想健康的指导作用也更强些, 这是由他们的“职业”性质所决定的。所以从思想和思维方面说, 哲学对养生健康是有益的保健, 能使人更健康长寿。思想与思维更加健康了, 对于促进生理和身体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被称为“长寿俱乐部”“长寿系”, 可见哲理可以养生, 哲学素养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长寿因素。美国精神分析学家霍妮的《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证明, 人是在精神上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一旦被阻止了, 或被迫停止了, 甚至倒退了, 精神上就会生病。神经症就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阻碍心理成长的结果就是神经症。在霍妮看来, 神经症是人的正常成长过程被阻碍的结果。这无疑是正确的, 它已被大量临床观察和治疗实践所证实, 包括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治疗实践, 甚至包括普通人的日常观察经验, 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一理论蕴含的基本原理和机制完全可以扩展到思想观念层面, 而不限于心理层面。从实质上说, 人的整个精神或说心灵, 包括心理和精神、思想和思维、意识和无意识, 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是“生命”有机体, 心理层面的生命有机性只不过是被人们普遍认识的、较突出的一个层面而已。

(二) 哲学治疗的基础

哲学对思想的治疗不同于医院医生对生理疾病的治疗。对于思想观念上的疾病来说, “真正的改变还是来自你自己, 咨询师并不能改变你, 他只是指出你的问题。是否要改变取决于你自己。” (1) 显然, 这种“治疗”完全不同于医学 (尤其是西医) 对躯体疾病的治疗。哲学对思想观念的治疗以思想观念自身的自主性和生命性为基础, 当然哲学的自我治疗更是如此 (因为哲学的生命力更强、自主性更强) , 二者 (即哲学作为“治疗者”、以及思想和观念作为“被治疗者”) 的同质性 (即治疗者与被治疗者都是思想形态的生命机体) 是哲学能够治疗思想观念性质的疾病的基础。

思想是一个系统, 具有整体统一性, 并能够随着生活实践的改变而自我调整, 即不断产生新思想、吸纳新思想并修正过时或错误的思想, 从而实现思想活动的最终目的即指导生活实践。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 不仅仅是肉体的同一性, 而且更具本质性的是思想和精神的自我同一性。如果一个人的思想, 尤其是其“三观”能够保持这几种特性 (即整体统一性、自我同一性、变通性等) , 那么思想便是基本健康的。但从现实生活看, 许多人的思想, 尤其是其“三观”是有问题的, 甚至是有严重问题的。以这样的思想指导人生, 是非常危险的。例如, 人们对美的追求本来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有人主要由于受舆论的影响, 疯狂地进行整容, 以至于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又如, 有人为了得到钱财, 什么原则都不要了。还有人为了名和利, 什么道德和法律都不顾了。这是一些典型的思想病态, 另外更多的是不典型但又明显是错误的思想认识和“三观”。例如, 一些大学生、研究生论文 (包括平时作业) 抄袭造假, 这种几乎是屡教不改的行为的背后, 是其“三观”和思维方式的严重错误。他们可能会认为:“大家都抄袭, 所以我也抄袭。”或者认为:“抄袭也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被发现了, 最多就是批评改正。”这种行为在学校期间或许不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 (当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 但若形成顽固的思维定式并上升到“三观”高度, 那么这样的大学生、研究生进入社会, 恐怕就十分危险了。

许多人意识不到思想健康与正确的重要性, 在行动上一再犯错却又不知道其思想之错, 更不知其犯错的原因, 这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三观”往往对于人生的一些长远和根本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而眼前的、现实的、物质的后果不太明显, 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三观”没用。但恰恰是显得没用的“三观”决定性地造成了一个人整体人生的根本方面。当人生遭遇重大挑战时, 当人生出现重大挫折时, “三观”的作用就显得异常重要, 它往往起决定作用, 能够检验一个人“三观”的水平和健康程度。我们对人生很多重要事情的认识也是这样, 例如, 对学习知识的重要性的认识、对人格和人品的重要性的认识、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的认识, 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眼前、现实、物质的好处, 而在于对人生的整体、根本、长远层面的重要性。因此, 这些问题属于人生战略层面的问题, 它需要宏观、长远、根本、整体地去理解人生, 但这种理解对于思想上尚不成熟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来说, 的确有一定难度。

(三) 哲学治疗的机制

概而言之, 哲学治疗的理论根据在于, 人的精神 (或说心灵) 是一个具有生命特征的有机整体, 它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生物、自然的进化产物, 另一方面也是文化、社会历史的演化产物, 而且是全部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演化产物。因此, 精神 (广义上包括心理、思想、思维等) 健康与疾病, 不仅涉及到生物、生理问题, 而且本质上也是文化、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治疗心理和精神疾病的基本方法, 除了医学和心理学等科学方法之外, 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方法 (例如宗教的方法、艺术的方法等) 。目前在国外一些国家兴起的哲学咨询与治疗、美术治疗、音乐治疗等 (1) , 都体现了精神心理疾病的文化、社会属性。2018年8月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 分组会议第44组的主题是“哲学咨询和治疗” (2) , 可见哲学对于心理精神疾病的治疗的重要意义已被世界哲学界所认同。

哲学注重从整体、长远、根本层面看问题, 以人为本, 从这些层面和角度去发现、诊断、治疗思想观念的疾病, 这是哲学治疗的重要机制。我们的思想是一个系统整体, 并且具有随着生活实践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的能力。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僵化的、分裂的、缺乏深度而且碎片化的, 至多只能指导眼前的、现实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思想其实是没有什么系统整体性和自我更新能力的, 它缺乏有机性、整体性和内在和谐的结构, 不能指导人生整体、长远、根本的重大问题, 那么这样的思想从本质上说便是一种病态, 处于未充分发展的低级水平并具有脆弱性, 经受不住重大考验。对于这种思想疾病, 就要使思想获得整体和谐性、对现实生活的适应性, 以与生活实践的整体性、和谐性、变化性相适应。

思想是有“生命”的, 它能自我更新、不断生长、适应环境, 这就需要思想自身具有通透性、开放性, 即思想自身具有强大的自我调整和修复能力、免疫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不能及时吸纳新思想, 非常僵化, 以致不能适应并指导生活实践正常开展, 造成生活障碍, 那么这也是一种思想疾病。例如, 作为父母, 面对子女的婚姻选择, 如果很不认同子女的结婚对象而子女又坚决坚持自己的选择, 怎么办?是坚决反对, 甚至与子女彻底决裂, 还是支持?这种态度的选择就会体现一个人的“三观”, 由“三观”和思维方式决定。在我们遇到困难和棘手的问题时, 都需要健康而正确的思想和思维, 需要通透和具有自我调整能力、变通能力的思想和思维。传统中医理论认为, “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 这个理论完全可以应用于思想认识和“三观”上。

如果一个人遇到生活的重大挑战, 需要做出抉择, 那么就需要更通透的思想和更深刻而正确的“三观”指导。“更通透的思想”是程度上的描述, 也是定性描述, 它只能是根据生活内容而自行调整和决定。最通透的思想是与整个世界在深层次上保持一致而和谐的思想, 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说的“天人合一”。正如冯友兰所说, “哲学的功用是训练人成为完人, 完人的最高成就, 是与宇宙合一。” (3) 宗教信仰也往往具有类似作用, 但主要是从情感方面入手, 达到情感上的整合、和谐、合一 (既是自身的合一, 也是自身与“上帝”的合一) 。

哲学为什么能治疗思想疾病?例如, 尼采、叔本华, 以及心理医生所熟悉的无数案例等充分证明, 自我的成长受阻便会患病 (心理成长受阻较严重的往往会患神经症甚至精神病) , 因此, 治疗的本质过程是:打通心灵自我成长的通路。精神心理作为一个整体, 既有深度方面的结构性区分, 也有广度方面的区域划分, 但只要其中一个方面的成长受阻, 都有可能造成作为整体的心理精神的疾病。哲学思考的彻底和不断深入便是打通心灵发展通路的根本方法。例如, 古代哲人的静观和不动心是一种外在功能显示, 其实质是通过调整自我精神状态而适应外界社会现实的一种调养方法。在此意义上, 宗教信仰生活也是如此, 其承担的功能是养生和发展 (生存) 。尼采曾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养生方法, 是很有见地的。

反面的一些例证也同样说明哲学的思想治疗功能。例如, 尼采晚年的精神崩溃与失去哲学思考能力是互为条件、互相印证的。当尼采能够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时, 他的症状便会不断缓解, 因此, 哲学研究就是尼采自我治疗的药剂。如果一个人具有哲学式思维方式和哲学式思考能力, 他便具有了一定的自我治疗能力。实质上, 尼采本人也是这么看待他的哲学与他的疾病的关系的。如果一个人思考很全面、很中肯 (如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 理性思维能力异常强大 (完全能够控制其欲望和激情) , 这样的人就是思想最健康的人, 是能够自我更新、在思想生病后能够自我痊愈的人。在生活中, 特别是在动荡社会环境下的许多案例更进一步说明, 理性思维能力、哲学性思想和思维, 是保持我们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

三哲学治疗与宗教治疗的比较

宗教治疗的核心是通过信仰、祈祷、仪式, 并往往伴随着较强的情感投入, 达到与神圣的合一, 实质就是达到个体精神与世界、宇宙、上帝的合一、和谐、感通, 并以此方式消除个体精神的不完整、内在冲突与分裂、孤立感等等。之所以存在不同宗教派别、理论等, 是因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千差万别, 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气质、不同的病情, 因此适合不同的方式或途径, 但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即与神圣合一, 实质就是与世界合一。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充分证明, 宗教生活的根本动机是内心的统一与和谐。“内在的统一是整个宗教生活的主要动力。” (1) “圣徒的生活是一部连续舍弃纷杂的历史, 逐一抛弃与外界生活的接触, 以保持内心状态的纯净。” (2) “活泼型的虔信者以客观的方式达到心灵的统一, 以强力将失序与分歧排出, 而内隐型的虔信者则以主观的方式达到和谐, 将大世界的纷乱留在外面, 为自己创造一个小世界, 居于其中, 纷乱得以完全消弭。” (3) 为了保持精神上的安全和统一, 有的信徒采取了逃避外界现实而自我封闭的方式, 甚至达到病态地步。 (4)

哲学的治疗遵循的是另一条途径, 尽管这条途径与宗教治疗的途径或其他途径有一定程度的交叠, 但哲学的治疗自有其特点, 这决定了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简言之, 相对于宗教的仪式化、突出情感性等特征而言, 哲学的治疗更突出理智的理解, 更注重通过理性的理解与心灵的对话之途径而最终达到理性的洞察。理解和对话也是一种治疗, 对于一般的日常性的思想疾病来说, 哲学的理智理解和对话往往很有效。对于更深刻的世界观层面的病态, 可能需要哲学理性理解基础上的深刻洞察才行。甚至对于像严重的神经症或精神病之类的疾病, 病人对疾病的理解和洞察也往往会起到很大的治疗作用, 而不是单纯医学意义上的药物治疗就能治愈的。神经症和精神病包含的致病因素中, 思想、信念、思维也是重要因素。“理解一切就是宽宥一切。” (5) 尼采也曾认为, 理解就是敉平。由此可见, 人类早就发现了理性的理解对于治疗思想疾病的意义, 甚至可上升到“灵魂治疗” (荣格语) 的高度 (或说“心灵医治”, 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中反复提到此语) 。由此还可明白, 理智的理解对于心灵中相互冲突的因素的整合, 也是哲学治疗的基本机制之一。

在几千年来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中, 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不同文化的共同功能与对人类的作用的惊人一致, 这就是使人类的生活更安全、更舒适、更和谐、不断在更深层次上与世界保持和谐一致, 这实质上就是人类文化的深层动机和功能。这使我们更加坚信:治疗的目标 (本质) 就是达到自我和谐, 并与世界合一的境界。宗教史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也证明了这一点, 哲学和文化的起源更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这一目标甚至构成了宗教生活与心理治疗 (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的心理咨询、精神医学等意义上的) 的核心和宗旨。在治疗思想疾病并使人提高思想健康水平与境界方面, 哲学治疗的核心和宗旨也在这里。

哲学与宗教的治疗功能的历史证明, 一些哲学家和宗教创始人具有不同种类及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 其哲学与宗教情怀有效地对抗了他们的疾患。哲学使人敉平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立与鸿沟。宗教使人能在痛苦的境况下平和地活下去, 并且使心灵得以平静 (实质就是使分裂与冲突重新和解统一) , 在思想和情感上开拓出一个新生的世界, 战胜现实世界给心灵带来的纷乱和痛苦, 通过达致统一、整体、和谐、自我同一而重新解释、估价了现实。这也体现了思想、情感的巨大意义:同样的现实境况在不同的思想和情感的观照下会具有极其不同的意义。如果没有开拓出这个思想世界, 现实世界就会把这些宗教创始人压垮, 把哲学家折磨致死。在此意义上, 哲学、宗教是人类活下去的屏障与家园。

哲学与宗教为什么能够治疗灵魂?宗教的治疗机制是:典型的宗教徒往往都有类似宗教体验, 即与神合一的体验, 实质上就是与天地一体、与世界一体的体验, 这种体验或感觉会打通信徒的思想甚至思维, 使个人的有限、封闭、僵化的思想 (精神) 与人类 (世界) 融为一体 (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融为一体, 并且这些信徒往往只是意外偶然地获得这种体验) , 这样便获得一种整体感、力量感 (实即宇宙、世界整体的力量) , 从而使病情缓解。因为所谓病情 (灵魂的疾病) 最本质的症结就在于僵化、封闭、纷乱、破碎、分裂、冲突, 以及与世界的隔绝等, 而宗教的神秘体验 (尽管不是每个信徒都能获得这样的神秘体验, 而往往只是少数信徒甚至极个别信徒才能获得典型的神秘体验) 就在于打破这种隔绝并使心灵获得统一和和谐。

与宗教的治疗机制相对, 哲学的治疗机制是:在理性思维指导下, 激发思想内在的生命力, 使思想变得开放、灵活, 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宇宙融为一体, 使僵化的灵魂变得灵活、开放和富有生气。这样, 通过哲学治疗, 主要运用理性的手段向世界与宇宙无限地开放了, 从而使心灵 (或所谓灵魂) 具有了生命力, 不断生长, 与宇宙合为一体, 并且同时保持心灵自身的整体性和内在和谐性, 这就是所谓的治疗 (或治愈) 。因此, 不断破除世俗生活中形成的那些狭隘、僵固、自私的念头, 不断使充满冲突与分裂的精神进行整合 (整合与自我同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是与世界合一过程中必须保持的一种状态, 是开放、成长、变通的辩证的另一面) , 就必然成为治愈过程中的基本特征。与此相伴随的必然结果是, 心灵将变得更博大, 更灵活, 更具有世界情怀、人类情怀, 同时在同等的程度上也更具有自我同一的个性, 这同样也是心灵成长和治愈的基本特征。

当然, 无论是宗教治疗, 还是哲学治疗, 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正如医学治疗和心理治疗不是绝对一劳永逸的一样。所谓整合和统一、变通和适应, 都是相对的, 是一个永远开放的过程, 是通向更高境界的一个过程。不存在固定不变和终极静止状态的所谓治愈, 每个人都有适合于他自身特殊情况和水平的心灵健康, 同样也会相应地具有适合于他自身特殊情况和水平的心灵的治愈。

四结语

学术界普遍公认, 哲学自古以来就具有治疗性, 最典型的例证莫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现代的维特根斯坦。从实质上说, 中国的孔子、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是典型例证。回顾哲学的历史, 可知治疗功能是哲学的内在本性的体现, 而不是外在的、附属的或偶然具有的功能。

思想观念会“生病”, 因为思想观念具有独特的“生命”。凡是生命体都可能会生病, 不是生命体的无机物如石头是不会生病的。思想观念的疾病在原则上可划分为无限多种类并具有无限多层次, 如对于苏格拉底来说, 智者派的思想就可被看作是一种病, 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 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就可被看作是一种病, 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 传统哲学对语言的误解就可被看作是一种病, 对于尼采来说, 基督教道德就可被看作是一种病,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 传统哲学 (即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 也可被看作是一种病。海德格尔认为传统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主义, 就是形而上学, 他的哲学要彻底根除形而上学之病, 对这种疾病的治疗已经涉及到文明的根基 (世界观基础) 了, 这是哲学治疗达到的较高境界。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把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三位哲学家后期的研究看作是一种治疗型哲学。 (1) 相比之下, 对哲学中的相对主义、怀疑论、不可知论的“治疗”是哲学自我治疗的基本内容。相对主义、怀疑论、不可知论, 这是哲学自身的三大疾病 (从唯物主义角度看, 唯心主义也是一种病。但从哲学角度看, 不宜绝对说唯心主义是病。但相对主义、怀疑论、不可知论, 无论对于唯物主义来说, 还是对于唯心主义来说, 都是一种病, 是需要克服和治疗的) , 对这三大疾病的不断治疗及其疗效的不断巩固, 是哲学保持健康生命力和不断发展的基本条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在古希腊时期扮演了治疗古希腊哲学的相对主义、怀疑论、不可知论之疾病的哲学医生的角色。维特根斯坦则治疗了哲学的语言层面的疾病, 使哲学思维经受了科学精神中的精确性、实证性、清晰性的洗礼。

思想观念之疾病到底有多少 (种类、性质) , 这是不能确知, 也不可能确知的, 正如人的躯体疾病、心理疾病之种类无法绝对确知一样。但我们可以根据已经认识到的疾病大致概括一下。如上所述 (就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而言) , 最严重、层次最深的疾病是人类普遍的世界观之疾病, 如形而上学传统。其次, 较严重、层次较深的疾病是一个时代或较广大人群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疾病, 或个人的哲学世界观方面的疾病, 如中世纪宗教神学, 近代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思维范式, 作为特定时代的一种哲学理论的相对主义、怀疑论、不可知论等, 现代语言哲学所揭示的传统哲学的疾病也可归入此类。第三层面, 是一般个人在生活和思想方面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层面的疾病, 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第四层面, 个人的思维方面、认知方面、思想方面的疾病。显然, 越是严重和深层次的疾病, 就越难诊断和治疗, 越是轻微、浅表、个体性质的疾病, 就越容易诊断和治疗, 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 因为有些看起来是特殊个体性的疾病也非常难以诊断和治疗。以上分类当然是十分粗糙的, 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但由此足以可知, 思想疾病正如躯体的生理方面的疾病一样, 种类繁多, 性质多样, 轻重不一, 不可尽数。

人的生理上的疾病是有无限种类的, 人的心理与精神上的疾病也是有无限种类的, 人的思想观念, 包括个人、群体和人类的思想观念, 尤其是“三观”方面的疾病也是有无限种类的。因此, 具体的治疗总是因人因病而异, 没有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过去我们几乎完全把思想疾病归入“对或错”这种认识模式中了。“对或错”虽然主要是认识问题, 但在广义上说也是疾病与健康问题。思想疾病不仅仅是“对或错”的认识问题, 也是修养问题、道德问题、人生问题, 根本上就是生命问题。对思想疾病的治疗, 根本上是对人生生命的治疗。过去我们的认识一方面夸大了“对或错”的范围, 把人生与生命问题也当作认识问题, 另一方面也把真正的思想病患者无意间推到正统意义上的医生、心理医生, 甚至宗教信仰领域去了。但传统意义上的医院医生、心理医生、宗教信徒等, 并不能真正治疗思想病患, 尤其是“三观”病患。哲学在治疗思想病患和“三观”病患方面, 是恰好符合其本性的一项功能, 这个功能是无法由医院医生、心理治疗师、宗教信徒来代替的, 他们最多是附带性的、表层性的、不经意的对思想和“三观”病患有治疗作用。在一定程度上, 或许可以粗略地区分:哲学家是思想和“三观”的医生, 而医院医生是躯体生理病患的医生, 心理和精神科医生是心理和精神病患的医生, 宗教信徒 (尤其是宗教领袖) 是信仰的医生。他们之间虽有交叠, 不宜绝对划分, 但毕竟各有所长, 不可替代。

转自：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