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深度总结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自信转化为方法论自觉的研究范式，必须要经过两大系列的型塑：第一系列是思想理论形态的型塑，需要经过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汇聚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凝聚中国视域，创新中国理论，形成中国话语等环节，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二是文化形态的型塑，需要经过文化态度转变、文化前理解反思、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内容、重塑文化形态等，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论》； 道路自信； 中国问题； 中国立场

　　来 源：《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7月第4期

　　毛泽东在80年前（1937年7月）发表的《实践论》，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道路，同时也成为在方法论自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重要开端。今天，深度总结百余年来、特别是《实践论》问世8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转化为方法论自觉的研究范式，必须要经过两大系列的型塑：第一系列是思想理论形态的型塑，需要经过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形成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凝聚中国视域，创新中国理论，形成中国话语等环节，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二是文化形态的型塑，需要经过文化自信的态度守成、文化前理解反思、全面批判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内容，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方法论自觉的逻辑装置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说：思想史都将经历两次，一次是自在的历史，另一次则是对自在历史的自觉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史，也同样经历从自在探索走向自觉反思的历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正在进入对以往道路反思的方法论自觉，演变为一种方法论装置的研究范式。

　　范式通常是指研究共同体共同遵循的路径、方法、规则、程式等等的综合。研究范式则是研究共同体在共同研究活动中达到方法论自觉层次基础上占有支配地位的活动规则。作为方法论自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道路之中。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盖上印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道路，为方法论自觉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没有方法论自觉的反思，没有上升到研究范式的高度，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国内较早研究“中国化”研究范式主要有两个学术群体。其一是武汉大学，以陶德麟先生为代表，秉承李达先生开创的“中国化”道路深入前行，代表性著作有陶德麟、何萍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以及汪信砚的《范式的追寻：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等；另一个就是笔者所主持的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中心对“中国化”研究范式多年的关注、聚焦和研究。从“中国化”的百余年史看，学界由于对“中国化”含义的理解迥异，因而，方法论自觉的反思意义和出场方式也就不同。对“中国化”差异性理解主要表现为下列五种观点。

第一种，“中国化”意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传播和应用。因此，自马克思主义被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大地上传播、特别是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用来唤醒民众、研究中国问题起，我们就开始了“中国化”。无疑，这一指谓是最广含义的“中国化”。在方法论研究范式上，这一见解的学者致力于传播学范式和应用学的改造。然而，在方法论自觉意义上，我们依然需要分析陈独秀、王明教条式的传播和独立自主创造之间的原则区别。前者在本质上不但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恰好是与毛泽东《实践论》所指明的中国化道路相对立的。“中国化”不是仅仅指传播，而是指在中国实践和文化基础上的重新出场和创新。

第二种，“中国化”意味着着“中国话”进而“大众话”。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文本、思想、原则“说中国话”，“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从外国语变成中国气派、民族语言的中国话语，进而变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因而让中国大众读者听得懂、看得懂、好掌握。在方法论研究范式上，这一主张者致力于“中国话语” 研究和“通俗化” 表达范式创新。然而，“中国化”需要变成“中国话”“大众话”，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风格、话语形式问题，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通俗化”表达问题，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涉及内容上是否聚焦中国问题、创造中国理论以及改造、原理创新和重新阐释的问题。

　　第三种，“中国化”意味着“聚焦中国问题反思”，得出关于中国问题的结论。“中国化”作为有的放矢过程，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射中国问题之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这肯定是对的。在方法论研究范式上，这一见解主张者强调“反思的问题学”导向，认为“中国化”成功与否的秘密全在于能否发现不同于外国的中国独特问题。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化”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中国问题导向固然非常必要，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的真问题必须成为主攻方向，但“中国化”仅此却是不够的。国外不少聚焦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机构，由于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他们的见解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如果没有鲜明的为中国人民做研究的立场和正确的视域，同样不可能有“中国化”理论。可见，仅仅有问题导向依然是不够的。

　　第四种，“中国化”等于原创“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关于中国话语前面已经论述，不再重述。在方法论研究范式上，主要致力于理论出场形态学研究：创造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唯物史观理论，等等。原创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当然是中国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两大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学界共识。问题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结合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基本路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实践路径，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其二是文化路径，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需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才能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因此，仅仅有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形态。因而与之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形态，也是在实践路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形态与文化路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形态二者的统一。

　　第五种，“中国化”等于儒家化、道家化、佛家化。以传统中国某一道统思想、流派来化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完全抹杀马克思主义文化本性与上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别。在方法论价值观上，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必须要坚持文化路径，全面继承弘扬包括中国优秀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秉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文化态度，非此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化。但是，“中国化”的文化路径不仅是在民族气派、风格和精神特色上“以中化马”，更是在科学真理、价值灵魂上“以马化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反思批判地变革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也才能创造全面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自觉形态的研究范式，决不能偏爱某一方面而致使总体偏颇。基于这样的判断，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必然提出：如何使研究范式在方法论自觉意义上全面而准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纲领？集《实践论》发表至今80年来的中国化实践道路的经验，这一方法论自觉的研究范式的内容，包含有两大系列要素。第一系列是实践路径、理论形态形成的方法论自觉系列。它经历一系列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一个整体的逻辑系统。也就是说，创造理论形态的研究范式是一个系统，由相关的环节组成。这些环节即是：基于实践第一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解答的民族立场；形成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凝聚中国研究视域；原创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阐述中国风格的话语方式。六个环节依次而为，构成一个整体，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第二系列则是文化路径、文化形态形成系列，也包括若干环节：秉持中国文化自信和文化态度；深刻把握理论接受的文化前理解结构；全面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只有总体包括上述两个系列的要素，才能构成一个全面而准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二、 理论形态：研究范式的第一系列型塑

　　从“中国化”实践路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结合）和理论形态的第一系列型塑逻辑来看，基于实践第一的观点，聚焦中国问题，成为研究范式的第一重要环节。《实践论》真正奠定了“中国化”起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遭遇一个笔者称为“康德式分裂”的尴尬。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源头在国外，借助知识分子（赫尔墨斯）和书本向中国大众传播。因此，这一舶来品理论对中国革命大众而言，仿佛是康德哲学中不依赖于后天经验、又构成他们经验必要条件的先天形式。先天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是赋予后天中国经验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的标准，一旦与中国革命大众后天的实践经验相冲突，那么，仿佛错误的永远是本土实践经验而不是理论。纠正错误的根本方法就如王明提出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究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书本还是来源于中国本土的大众革命实践？两者如果发生矛盾，究竟谁对谁错？《实践论》给予了斩钉截铁的回答：实践，唯有实践才是一切认识（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唯一源泉。一切真知都是从亲身实践发源的，实践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石破天惊的观点宣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真正起点。因此，反对从洋教条本本出发，而要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也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问题为导向。一切理论都是问答逻辑，都是从问题反思开始的。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1982：289-29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从本质与来源来说，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就是中国问题的发现史和解答史。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最重大问题，总是中国道路问题：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的关键在于按照何种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来对待中国社会：是“以西解中”、全盘照搬西方历史社会分期尺度来把握中国呢，还是文化自信地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重新探索中国道路？尽管马克思一再强调他的仅限于西欧的历史分期法不能作为“历史哲学”公式简单地套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道路，但是教条主义者只能简单套用来说明中国道路。以国外马克思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问题之的，本质上是将中国的道路设计简单地纳入西方现代性文化框架加以剪裁。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仍然处在封建状态，既然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前途主要是资本现代性，那么，这一革命的主导权当然应归属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当在现阶段放弃领导权。陈独秀不能区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所处的历史语境的差别以及性质的差别。从苏联归国的王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有领导权，但是他的论据恰好与陈独秀一样，认为现在应当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否则就没有必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话语是认为民主革命主导权不属于无产阶级。两者对中国现代性的误判导致了中国革命的两次大失败。基于两次大失败牵涉到对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误读这一根源的深刻反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个新论断，即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论断。这一论断坚持，中国文化自信地指明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新现代性，从而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然是中国新现代性的革命道路在新时期的延伸和转换。

坚守中国解答的民族立场或中国人民立场，是研究范式的第二个重要环节。问题导向是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对象引导环节，有的放矢、射箭须对准靶子是研究的基本逻辑。然而，聚焦中国问题还需要有正确的立场加以研究。立场不同，问题导向就不同，由此研究的最终结论也就大相径庭。我们看到：关注甚至聚焦中国问题的不仅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有来自多元多样背景、持各种民族和国家立场的中外学者、政治家的目光。众所周知，西方许多大学或研究院所都有针对中国的研究机构，他们都承担着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责，成为国家和民间的智库，如世界著名的美国费正清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等等。此外，全球大量的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都专注于中国问题研究。然而，他们的中国问题研究的立场与我们存在着许多差异，虽然他们也标榜价值中立、立场客观，打着“纯粹科学叙事”的旗号，也在收集中国问题资料、厘清具体事件脉络、寻找和揭示问题因果线索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学术贡献，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领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由于立场不同，因而在对待同一重大问题时得出的结论往往与我们有重大原则区别。许多西方学者主要是从西方立场来看待中国问题的。正如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中所指认的那样，他们往往是或狂热、或隐蔽的西方中心论代表，他们的人类学研究中国问题是为了证明中国的状况符合他们出于西方中心立场而对边缘中国的意识形态想象，证明西方对于东方霸权的合理性，是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只有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解放发展的立场上看待中国问题，为中国人民做学问，才能得出有益于民族的正确结论。这事关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宗旨和目的。

站在中国人民立场上，经过实践路径和问题反思而形成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成为“中国化”研究范式第一系列型塑的第三环节。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具有直接性、感性化和具体化的特点，然而这是所有理论形成最为重要的经验基础。所谓直接性，是因为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直接源于中国实践、服务于中国实践，紧密伴随着中国实践发展而前行。中国经验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问题的直接反思和精神表达。所谓感性化，是指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对中国实践涉及的对象总体的直观感性的反映，其中既有本质性的把握，更有表象的成分。所谓具体性，就是具象、生动、鲜活地表达、反映了中国实践的具体进程，每一个因素、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环节都感性地呈现，抓住了事物表面的联系整体，使人易学、易懂、易理解。但是，正因为直观性和感性化，因而使经验具有局限性，带有边界条件性和相对性，一旦跨界脱域地照搬中国经验，就有可能“水土不服”，造成实践中的失败。因此，经验是非常可贵的，进而还需要使之上升为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抽象理论。

　　凝聚中国研究视域是起于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到走向中国理论之间的第四个必要逻辑环节。视域通常是指一种凝聚的世界观即观视世界的方式，仿佛是按照一定的向度打开的叙事空间，带有核心概念和价值的方法论图景，是构成抽象的、理性的理论的必要内核、知识前提。它的作用就像盐池中的种子结晶体，迅速成为催化盐水结晶聚集的核心。我们的中国化问题意识、中国立场可能是直观的、朴素的，因而还不能直接成为理论。要使问题意识、坚定立场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抽象的理论，就必须要在一个世界观、方法论和核心概念的催生下形成。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没有了一定的理论世界观，也就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视域不同，同样的问题意识和立场就可能被加工为不同形态的理论。因此，我们重视视域在中国化研究范式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原因也在于此。因而，我们反对经验主义的思维短路，认为中国问题、中国立场、中国经验可以不经过一个可靠的视域直接上升为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大写的逻辑”或者作为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和“叙事方法”，从“感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再到“理性的具体”，等等，都是其视域。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这些大写的辩证逻辑，也就不可能有《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视域作为内核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当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等多部著作中都有阐释，认为方法不是外在于理论体系内容的路标，就是内容的有机形式，体系不过是方法在内容中的贯穿。同样，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不过是中国视域在理论内容中的贯穿。毛泽东的“人民主体论”、“实事求是”和“实践第一”观点、“共性个性”辩证法，就是这样的一种视域，贯穿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中。当然，视域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的，因而其构成的理论才有可能各具时代特点。

　　构建中国理论是“中国化”研究范式的主要创新目标之一，也是其系统的第五个关键环节。在问题反思和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需要经过视域核心的催化才能上升为抽象概念和原则。聚焦和解答中国问题得来的各个概念、经验、范畴、判断、推理、原则、规律、法则等等思维成果，都不能长期处在散漫无机的碎片化状态，而需要在立场支撑、视域支持下凝聚起来，按照一个逻辑框架，变成一个逻辑自洽、条理分明、理性完备的学科化、系统化的理论系统。理论概括需要来自新鲜的中国内容，也需要学科化的框架、体系、逻辑形式对这些内容加以整理、定型，成为一个理论系统和知识系统。定型化、完善化的中国理论是在一点一滴的中国智慧创造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反思继承相关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基础上提炼和转换的产物。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所内在体现的中国唯物史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构建中国理论的最为重大的部分。

创造中国话语是中国化研究范式第一系列型塑的完成形态。中国原创理论的话语形式必然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的资源是多样的，主要有中国五千年文明所形成的优秀思想和话语资源，有中国大众的日用日新的话语创造，也有对国外各种有益思想和话语的本土化再造，更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话语创新。中国五千年文明也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之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继承者。因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继承、批判地使用诸如实事求是、仁爱、和合、诚信、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等等各个概念性、命题性、范畴性话语，而且要整体性地、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优秀话语基因，促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形成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与中国理论合宜的话语形态。

三、 文化路径与文化形态：研究范式的第二系列型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仅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路径，同时也有与中国优秀文化结合的文化路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真理形态，更具有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价值形态和基于民族文化的文化形态。因而，作为研究范式，不仅要促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形态的建构，更要催生其价值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形成。这就需要第二系列型塑。

　　站在文化形态建构自觉与自信的制高点上来反思“中国化”研究范式，需要把握以下几个重要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秉持中国文化自信的文化态度，这是《实践论》深刻总结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第一结论。没有中国文化自信的文化态度，就不能彻底摆脱对洋文化的教条主义依赖，从中国实践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无论是通过西欧、日本还是俄国十月革命途径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作为国外先进思想文化代表样态出现在中国语境中的。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受到韦伯原理的影响，在文化态度上大多是文化激进主义，借助激烈的反传统、变革文化路径来实现变革社会的逻辑，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顺利出场而清场，将大传播、大倡导西方新文化与彻底颠覆中国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联袂出场，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气势造就一种文化变革和决裂。这一批判性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动虽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腾出了一定的文化空间，但是简单地采取形式主义否定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一边倒地采取“洋教条”的文化态度，也必定造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教条化倾向。在洋教条信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似乎只有载入《圣经》书本的或赫尔墨斯（传播者）“亲口相传”的才是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不需要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再检验就天然是真理。而站在革命一线的中国工农大众浴血奋战后天得来的经验和认识则被讥笑为要被“收起来”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以洋文化、洋教条为本位实施的马克思主义，就一定是不顾国情、不从中国本土的实践和文化实际出发，将国外马克思主义教条用来剪裁中国实践经验、削足适履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就是中国革命在1927年和1934年两次遭受大挫折和大失败。只有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整风运动，在《实践论》之中全面、深入地反思了教条主义产生背后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集中解决了一个文化立场转变和文化自信的根基问题，因而才有“一切真知都是从亲身实践发源的”的实践第一观点；才有坚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中国本土的实践中、只能在工农大众和军队的后天革命实践的浴血奋战中，一点一滴地通过本土化路径来诞生这一“中国化”发生道路；才有坚持理论主体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工农大众，他们的实践和文化创造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主体观；也才有理论与实践一旦发生矛盾，错误的始终是理论这一新的检验真理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可以随便抛弃的，而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为此，文化自信和文化态度的根本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造的深层基石，也因此成为研究范式的首要环节。

第二个环节，深刻把握“中国化”文化接受前理解的基础。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众和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本土文化与外来马克思主义在精神上有贯通性、一致性。跨文化场的对译和转换，需要有深层的文化结构一致性作为基础支撑。作为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所以被中国大众和知识分子接受，除了实践需要这一原因之外，也还有与中国文化在本然性上一致性、贯通性的文化前理解特质有关。两种文化都具有对人类美好理想社会的价值追求这一向度。例如，道家的“天下为公”，儒学的“大同社会、小康之家”，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佛教共产主义理想情怀，都与作为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有内在一致性。或者说，只有以这一文化前理解为铺垫，中国大众才能在文化上欣然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文化的疏离感。为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其实有中外两大文化资源。国外的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西方文化成果是一大文化来源，另一大来源，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和文化价值。因此，从传统儒道佛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贯通性转换，类似于国外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从传统诸子学辩证法、认识论、修身论、社稷论、天下论等等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对接和转换，类似于德国古典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换。建立这一文化坐标，由此看待“中国化”进程，我们的研究范式必然就具有了一脉相承的文化维度。

第三个环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继承者和整体继承者。所谓主体继承者，就是指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道统的衣钵传人不是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而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有价值的民族精神、合理思想，光大其“道统”。中国儒家大同思想、佛教共产主义理想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只有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里才能变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变成一种可行的人类解放纲领。所谓寄托“来世幸福”，只有在共产主义理想追求中才能得以开辟现实化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催化下才能发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谓整体继承者，就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个别概念（知行观）、个别思想（反者道之动）、个别范畴（实事求是）的摘抄者、改造者和继承者，而是整个文化精神、血脉、思想价值的批判的继承者和光大者。要改变过去仅仅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捕获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个别概念、个别原理和个别范畴的做法，真正做历史性梳理，建立从老子、孔子等诸子到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源流创生性转化、一脉相承的学统关系。只有在这一坐标中，“中国化”才具有了中国文化含义。

第四个环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的思想资源当然是多样、多元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更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阶段形成的红色革命文化、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也有吸收当代外来文化、科技文化、人文文化和生态文化，等等。关键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成为当代中国的科学真理形态，绝不是一种单纯客观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或智慧论，或者仅仅是“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三位一体”的东西，更要成为有立场、有价值、有道德、有温度、有情怀、有修为的当代中国哲学的文化形态。相比国外马克思主义，秉承中国传统伦理和修养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更可能是一种文化境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既要有揭示世界本质和规律、把握人类发展大势的科学思想的真理体系，更要有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天下大同的价值抱负和文化情怀，有一种追求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终极信仰，一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地藏菩萨所说的“地狱不空绝不成佛”那样自我牺牲的崇高境界。

四、 “中国化”研究范式：两个系列型塑之间的关系及其启迪

　　第一个系列的型塑是第二个系列型塑的现实根基和存在论支撑。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的思想体系，因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中国化的科学思想体系。在这一意义上说，方法论自觉意义上的“中国化”研究范式， 其底蕴和根基当然首先需要有能够形成科学思想的系列型塑，从实践第一的问题反思到立场选择，到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进而提升中国视域，最终上升为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形成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感性到理性、由基础到形上的逻辑跃升过程。遵循这一逻辑，就大致包含着“中国化” 理论思维的内在结构。这一逻辑是对百余年“中国化”实践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 更是方法论自觉的反思。

　　第二个系列型塑构成第一个型塑的精神条件和指向意义。中国文化自信的文化态度构成“中国化”道路开辟的文化精神条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前理解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内在一致性构成中国大众在文化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前提。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以后，只有广泛、全面、整体地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才能与中国文化之脉相通并成为其主体继承者，也才能在文化身份上从西方文化转向中国文化，彻底解决文化间的断裂问题。最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成为文化形态，才能真正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中国特点，不仅仅是采用中国话语，更重要的是秉承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在话语形式上中国化，更重要的是内容、气质、精神和价值的中国化，是中国哲学一脉相承的当代产物。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给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整体的和全盘的，不是个别的概念、范畴和原则。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改造、历史性地梳理这些遗产，因为未经现代化创生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就无法进展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给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肯定是大于、多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其文化境界甚至转换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

　　作为方法论自觉意义的“中国化”研究范式，在上述两个系列型塑的相互缠绕、相互支撑中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范型。由此观之，我们的启迪之一，就是不能把“中国化”归结为其中的某一个片段环节，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须要在系统整体上把握作为研究范式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联。脱离了系统整体的个别环节，对于“中国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绝不可能是完备的。作为方法论自觉意义上的研究范式，一定是在整体系统上对各个环节、要素的系统把握和整体操持。启迪之二，不能将“中国化”仅仅归结为实践路径和理论形态形成的型塑过程，而忽略、忘却文化路径、文化形态。可以说，“中国化”的最高境界、难点不在第一系列，而在第二系列。“中国化”的完善形态一定是作为第二系列存在的文化形态。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精神的个性化特色大多表现在第二系列。启迪之三，文化路径和文化形态需要有正确的文化态度。决不能持文化洋教条主义，全然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文化态度，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工具任意剪裁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成为碎片化的对象。我们需要整体继承其文化血脉和精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五千年中国文明的主体继承者。当然，更不能采取全盘照搬文化的原教旨主义态度，整体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文化复古，对其没有任何批判和扬弃。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需要经过整体的创生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经过这样的文化变革和文化改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才能真正出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 陶德麟，何  萍(2007).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 许全新(2003).毛泽东与孔夫子.北京：人民出版社.

　　［4］ 汪信砚(2014).范式的追寻：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O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for the Publication of On Practice

　　Ren Ping （S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We must finish the shaping of the two systems in order to deeply sum up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for more than 100 years,and transform the road confidence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into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The first one is the shaping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forms,which needs to focus on China’s problem,adhere to China’s position,gather China’s experience and wisdom,condense China’s vision,innovate China’s theory,form China’s discourse,and ultimately take shape the theoretical forms of Chinese Marxism.The second is the shaping of cultural forms,which needs to reflect the cultural pre-understanding,absorb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innovate the cultural content,reshape the cultural forms,and ultimately take shape the cultural forms of Chinese Marxism.

　　Key words:Marxism’s sinicization; On  Practice; road confidence; China’s problem; China’s position

　　■作者地址：任 平，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中心；江苏 苏州 2151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2&ZD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