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下中国对自身的一个定性，字面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中国特色”与“其他各类”相对。

主要包括了三点含义：一、不是资本主义；二、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三、是和中国自身国情以及历史文化都紧密相关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

最初的叫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邓小平于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首次提出。当时的世界，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集团还阵容齐整，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也遍地开花，中国把本国的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有中国特色的”，主要突出的是三点含义中的前两点，意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虽然在搞改革开放，但不要误会，并非要搞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却又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一样，是中国自己的一套，至于自己的这一套是什么，暂时“不争论”，所以用“有中国特色的”概而论之。

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名称整整20年没有变。这期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东欧变色、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反观中华大地，也许正是因为披上了这个“金钟铁罩衫”，甭管什么主义，总之不受干扰地、一往直前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事情做对了，话语便主动，2002年11月的十六大上正式改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时过境迁，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已变色，而社会主义中国却一枝独秀，于是原来的前两点含义不重要了，第三点含义开始突出，新的意思是：无论别的国家各自是什么主义，反正中国就是社会主义，哪怕全世界只剩下中国一个，也不会变，因为这是由中国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所决定的。

再过了15年，2017年的中国已赫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即将成为世界第一。从杭州G20到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短短半年多时间中国又完成了一系列角色变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全球化时代的新任领导者。站在这个高峰上一览众山，不要说曾经难兄难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就连一直被仰望的一众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已退居低处，而且个个问题缠身、前景不佳。进入这样一个新形势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已经脱净了刚刚提出时那种含糊其辞、莫衷一是、被动解释的应付，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独树一帜、当仁不让的气场。

当然，还是可以继续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原来的含义肯定是变了，而且逐渐产生出一个理直气壮的反问：既然主要是强调中国的独特性，既然中国已不再需要某个社会主义模范去对照追赶，而当前的中国道路越来越被理解为是自身历史逻辑的演进结果，那何必另加特色二字呢？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今天日新月异的伟大实践难道仍要遵从传统理论的“字面”指导吗？中国不能与时俱进地开创一个自己的主义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出现呢？

一、问题的源头：西欧“资产阶级”

关于社会主义，也许一直都存在误解。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在19世纪中期，这个描述完全正确。在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崛起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前，世界的图景是很清楚的：近现代世界的主要面貌，是被西欧社会所塑造的；近现代历史的源头，就在16-19世纪三百年间发生在西欧的社会巨变；而这个巨变的核心部分，就是一个新的人群——非贵族出身的、需要自谋生路的、主要依赖于智力劳动的、凭金钱获得权力和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崛起。

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这个新兴阶级为了说明自身或调适自身而制造出来的不同理论。

关于资本主义，最简单粗糙的理论，就是“自古以来早已存在”论：即认定世界上存在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普世理性，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有了“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相互交易”（亚当·斯密）的天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此后，人类社会踏上了通向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伟大征程，旅途漫长而艰辛，英勇的“资本主义者”们（从巴比伦商人，经佛罗伦萨市民，直到鹿特丹和伦敦的资本家）一路披荆斩棘，移除了所有障碍和藩篱之后，终于抵达了今天这个光辉的彼岸。

而关于社会主义，开始其实也是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根本差别在于，后来叙事人出现了变化，无产阶级理论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原来的资本主义宏大叙事之上另辟蹊径，新的叙事出现了，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劳动力商品化和阶级剥削等概念，然后将这个英雄故事解释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最后推导出结论：在“资本主义阶段”之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强行改变生产关系，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对于这个共产主义宏大叙事，资产阶级理论家不以为然。熊彼得说：“一旦我们假定：第一、必要的工业发展阶段已经达到，第二、过渡问题能够成功解决，那么，社会主义行得通是不可能怀疑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也就是说，即使社会主义被无产阶级拿过去自己用了，资产阶级也仍然不排斥这个概念，它仍然坚信这不过是一个“阶段”的问题，一个“过渡”的问题。资本主义伟大历史征程上那么多的“阶段”都“过渡”过来了，还差这一个么？

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一端，以熊彼得那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为另一端，思潮的光谱中间还分布有各种社会主义，如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尽管这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千差万别，但其根源却是一个，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运动”。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认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的本质。

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印刷工厂

二、最大的误区：西方中心的单线发展史

也就是说，首先出现的是被资产阶级理论家建构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谁创造出来的，也无论处在光谱的哪个位置，其实无不是从这同一棵观念的“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枝枝叶叶。

直到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横空出世之后，真正的拷问才终于出现。因为这个新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宏大叙事的亲缘关系最为疏淡的一个主义，它已经不是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一起长在同一棵观念的“大树”上的枝丫，而是长成单独的一棵树。而随着这棵树自己越长越大，并在中华文明传统中发现了越来越多只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历史基因”，新的问题冒了出来：两棵树到底是什么关系？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清末民初时期涌入中国，是夹裹在进化论、“普遍历史”和单线发展史观等重大观念中一起来到的，天生带着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即使很多人争辩其对错，但却无力质疑其背后的历史哲学基础，由于很多观念闻所未闻，也只好抱着学习的态度接受了下来。此后虽然一直都有关于东西方文明到底什么关系的种种争论，但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最坚定的学者，也无力否定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普世性，默认中国在文化上属于“太阳没有晒到的幽暗所在”（梁漱溟语）。

但毕竟时过境迁了，今天的世界，很多源自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都自行破产了，随着“西方中心论”、“单线发展史观”等基础观念越来越被质疑，被西欧资产阶级所臆造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从古至今线性发展的宏大叙事，也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世界相对于一两百年前的欧洲，有两个颠覆性的巨变任何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个是中国世纪的降临。无论哪一位欧洲思想家，无论多么天才的头脑，面对这两大巨变，都不可能不调整其世界观并大幅度修正其基本理论。

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本身就已经大大改变了世界基本图景，即使没有新理论出现，“西方中心论”和“单线发展史观”也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合理性。而互联网带来的知识爆炸，让曾经坚不可摧的理论模型也必须重新经受严格的科学审视和知识及实践检验，那些天马行空的编造已变得不可能。

就这样，近现代的西欧历史，由于从中产生了多个重大理论，成为了一个必须要重新梳理的特殊时期。通过变换新的世界历史视角，运用新的世界历史知识，进行重新考察，首先可以确认，在16-19世纪的三百多年时间里的确发生了一场独一无二的社会巨变，但同样可以确认，这场巨变只发生在西欧地区，属于特例，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并不是那么想当然。之所以后来被嵌入了整个“世界历史”，被解释为一个所有文明早晚都要经历的必然阶段，被当作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总结并用来指导所有其他文明，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西方取得了全球统治地位之后才应运而生的一个学术工程，旨在使西方的全球统治合法化、永久化。

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解释理论——理性科学、自由个体、新教伦理、人文主义——千方百计使西方世界与其他地方区别开来，并说明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只出现在西方并最终导致了西方的胜出，今天看来都十分可疑，很多都站不住脚，因为其中有明显的臆造历史或简化现实痕迹。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是“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以及所谓“内在发展的刚性规律”的主要建构者，但由于他影响巨大，使得19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建立在韦伯主义“西方中心论”基础之上。

还有作为西方社会科学衍生物的其他国家社会科学，也无不深受影响。就在最近，中国某著名学府的某著名学者还在一本正经地重复着被重复了几百年的伪观念：“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真是一种连韦伯本人都不敢企望的、接近于医学反应的洗脑效果。

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一个国家的整个知识界都被洗脑、被误导的情况确实会发生。这就意味着，全部问题的源头也许一直深陷在某个误区当中，一百多年里围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对错优劣的无数争论，也许根本没有走出那个被所谓“经典”理论、“经典”观念堆砌起来的空中楼阁，从来没触及到真正的社会现实和全部的世界。如果抽离掉“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和“内在发展的刚性规律”等基本假定，认识到这些观念完全可能是错觉，那么关于“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各种理论，关于“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历史发展必然规律”论述的各种理论，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基础、全新实践和批判环境下，都会变得面目可疑，在90后、00后年轻人那里，甚至变得不知所云。

三、还原之后不过是个特殊的小历史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这一点完全正确。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是因西欧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导致的。

如果说16-19世纪的西欧的确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新鲜事，那就是这一地区各国的资产阶级群体纷纷崛起并相互激烈竞争。而之所以发生这个现象，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从新大陆掠夺的金银令权贵阶层暴富；二是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刺激了各国精英阶层之间的激烈竞争；三是各国公权力的虚弱导致私权力膨胀。

这三个主要原因都有充足的史实作支撑，如果不是受到“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观念的强力主导，引出各种牵强附会和东拉西扯——源自于古希腊的资本主义萌芽、源自于古罗马的共和主义和私法传统、源自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源自于新教革命的资本主义工作伦理、源自于大宪章和普通法的自由主义文化——本来早应该出现更符合史实、更合乎逻辑、更令人信服的历史叙述。

但之所以真实的历史叙述不见天日，问题就在于这三条关于西欧资产阶级崛起的真实原因一点也不伟光正，拿出来很丢人：第一条“来自新大陆的金银”，背后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凶残的集体屠杀和种族灭绝，自然不太好提；第二条“西欧的四分五裂”，反映出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基督教社会长达千年的低等文明状态，与东方几大文明中心的繁荣没法比；第三条“公权力的虚弱”，体现出该地区国家建设普遍的未完成，甚至尚未达到古代亚述、埃及、巴比伦、波斯等早期文明的国家建设水平。

最重要的，从这三条当中无法归纳出“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也就无法形成关于“文明”的观念，无法得出西方先进、其他地方落后的结论。因此，绝不可能被19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界所接受。

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先入为主地预设了“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的立场，且将复杂的历史进行了理论上的大简化，大部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都或多或少脱离了真实的历史基础。正如一个美国学者指出的：“当学者们假设所有新教徒都分享对拯救途径的单一理解，那些封建冲突结束后的资产阶级胜利者们都追求同样的资本主义利益，或各种各样的国家组织内部的人员寻求增进共同利益时，历史比较的真正基础就模糊不清了。”（理查德·拉克曼：《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当时的欧洲思想家们不是那么急于建构“世界历史”、建立“世界秩序”，那么不由自主地要使自己成为“人类的主人”、“代理上帝”，如果他们关于东方文明历史特别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知识更多一些，理解更深一些，并因此而更谦卑一些，情况很可能有所不同。从今天的角度回顾地看，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的迅速膨胀，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小历史：从一个不高的文明状态中，以最野蛮的方式积累了财富，借助于最适合的社会条件，实现了最顺利的崛起。

其中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巨富的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强大需求中，诞生了网络状的“国际贸易”市场，同时在西北欧几个贸易中心城市出现强大的商业权力。

第二、从西欧各国内部特定的社会冲突中涌现出特定的精英集团，不同精英集团一方面以各自的方式统治远方的土地和人民，另一方面凭借各自攫取资源的能力而相互竞争。

第三、从各国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和战争中诞生了现代国家，国家从精英们让渡出来的私权力中获得公权力，并反过来通过公权力服务于精英集团。

第四、精英集团与国家的合作，使得精英集团拥有包括了经济和政治等多重攫取资源的手段，导致农民和手工业者全面沦为无产者，从而形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

第五、由于无产者失去了所有的生产资料，生产者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并取得生产工具，这就导致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即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是为了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换而生产。

有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理论所赖以产生的那个现实世界，就在这里了，也就是这些了，不需要更多了。

不难看出，这里并没有什么“文明之光”。贵族阶层的暴富，是因为对美洲的洗劫；对奢侈品的需求，是因为与东方世界的生活水平反差；不同精英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因为政治文明的低下；精英与国家的合作，是因为国家建设的未完成；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无产阶级化，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丛林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原始和野蛮状态。

根本扯不到什么古巴比伦古希腊，也扯不到什么新教伦理，与“世界历史”和“全部人类文明”都没什么关系。

唯一值得肯定的方面，只是西欧资产阶级在崛起过程中超强的学习和创造能力。他们从地中海文明中学到了科学和哲学，学到了文学和艺术，并创造性地应用到了他们的全球征服事业中。而征服事业的扩展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新的发明和创造，形成了一个“先进”和“霸权”相互加强的正循环。

四、“中国社会主义”才是自身大历史的产物

掀掉了“西方中心的单线发展史”这件外衣，搬掉了古希腊古罗马这块垫脚石，抽掉了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的刚性逻辑”这根脊柱，回归西欧资产阶级之崛起的本来面目，其实只是一个文明程度不高的蛮族群体借助于合适的历史条件实现的一次成功逆袭，尽管也有它的独特优势，但远远到不了构成一个“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阶段”的程度。

试图从这段特殊的小历史中归纳经验、形成理论、普及世界、教导各国、指引未来，对输出者来说是“思想帝国主义”，对输入者来说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只会越学越歪。

中国知识界当年以救亡图存为要务，迫于形势，不得不实行拿来主义，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无可厚非。但今天的形势已完全不同，如果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还言必称希腊、言必称韦伯、言必称斯密，头脑中始终摆脱不了那一条被西方知识界涂抹装饰了无数遍的“西方中心的单线发展史”线条，凡事都从古希腊说起，一条线不拐弯直达21世纪，那就永远没办法弄清楚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也就难以建立起来“四个自信”。

中国学界曾长年纠缠于“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在中国出现？”、“为什么落后的中国可以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等问题，至今不得其解。追溯其思想根源，无非是把特殊社会的小争论当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大问题，把特殊时期的小历史当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历史。不是吗？如果不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必然阶段，何来为什么没在中国出现的问题？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必须要在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才出现的阶段，何来为什么中国能提前进入的问题？

小社会和小历史视角中的近代早期的西欧，一点不神奇，不过是一个在中华文明中被称为“多君为政”的“据乱世”，是大一统问题未解决时的四分五裂阶段，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的“大道既隐”状态。与之相比，中华文明早在2500年前就有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两千年来长期不懈地追求国家的大一统建设，追求从“多君为政之世”向“民为政”之世的过渡。如此看来，到底是哪个政治文明更先进呢？

而小社会和小历史视角中的西欧新兴资产阶级之崛起，不过就是贵族、世卿、门阀势力在来自美洲的财富刺激下的恶性膨胀，而由于真正的文明国家建设的未完成，公权力未建立，导致这个阶级不受任何约束，自比上帝，为所欲为，将本国和异族的人民都欺负成了奴隶，这才有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和无产阶级的兴起。与之相比，中华文明早在2500年前就发明了“讥世卿”政治文化，豪强势力屡遭合击，从秦朝开始皇权便与公权力并为一体，大一统建设一路深化，此后越二千年，只要国家在，就决不让封建私权超越公权。如此看来，中国即使没诞生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了两千多年的早期社会主义理念和探索吧？

阶级斗争当然也是有的，但在中华大地上，更多地表现为代表平民阶级的军事集团与代表豪强阶级的军事集团之间为夺取江山而展开的斗争。例如魏晋的兴亡递嬗，就是代表地方儒家豪族的司马氏集团与代表非儒家寒族的曹氏集团之间的决战。这属于一种在大一统国家的基础上围绕大道沉浮、天下归属而展开的高文明等级的斗争，从来不在西欧蕞尔邦国的视野之内。

经济领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有的，但在中华大地上，由于秦汉帝国打下了大一统国家的基础，此后两千年，只要是太平盛世，一个百业兴盛、贸易畅通的全国性大市场就会自然形成，经济繁荣也自动发生。而生产力的被破坏，主要是因为王朝衰落、盗贼蜂起、异族入侵等政治因素。因此，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就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紧密相关，正如梁启超所观察的，中国社会并不适合从“有产-无产”上划分，更适合从“有业-无业”上划分。士农工商，只要各安其位，各司其业，物产的丰富和市场的繁荣都是可预期的，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由失地农民组成的无业游民大军人数暴增，离天下大乱、国家崩溃就不远了，生产力也会出现大倒退。这种在大一统国家中特有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也不是从西欧邦国的城市和乡村运动中观察到的个别现象能够直接对照参考的。

中华文明历史传统的独特性，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归纳？这实际上是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最终证明，无论是西欧的近现代社会、西欧的资产阶级，还是产生于其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差距甚大；那么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其实就直接称为“中国社会主义”也无妨。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关键在于摆脱教条。而中国理论的创新，关键还在于走出误区。启蒙运动以来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强调大写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神秘的理性），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是历史上一切社会进步的尺度。今天的中国，这棵根植于数千年中华文明大地上的老树，经改革开放大潮数十年的浇灌，青春焕发，枝头挂满了全新的果实。目不暇接的互联网生产，正在改变着中国百业、中国社会，许多领域正引领世界潮流，我们是否应当有自己的理论“尺度”呢？凭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以及将来所享有的世界地位，所取得的各项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成就，按说早应该有了自己的一整套理论，早应该大大超越了那些源自于19世纪西欧社会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框架。如果该出现的并没有出现，该改变的也并没有改变，那就是没有摆脱教条，没有走出误区。

回顾历史，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85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到：“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两代中国领导人的殷切愿望，到了今天，应该是可以实现了。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除了经济上的、科技上的，更应当包括思想观念和理论上的。随着“中国制造”走向全世界，“中国道路”日益清晰，中国理论、中国主义、中国思想，早晚也都要一一应运而生。

2017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