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顺势崛起，有的国家瞬间倒下。造成这二者差别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高低，而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选择的道路及其性质不同。

中国和印度竞争实际上就是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间的竞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由于大量引进外资，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也快。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甚至连“自身再生产”即养家糊口都不能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型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至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毛泽东那一代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也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们明白：依附型经济没有出路！鉴于蒋介石时期依附性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又鉴于国外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自主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这一重要命题。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以共产主义为其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前进的领导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使中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剔除了印度那样庞杂的非生产性的产权红利和生产利润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私有产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资金投到生产的流程之前，要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产权的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

生产者没有投资资金就只有借高利贷。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农村高利贷盛行，其利息也很高。这对印度生产者，尤其对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的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这样便出现大量的贫困阶层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

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自主发展就没有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本质要求的是人民市场。没有人民消费，没有民族市场，建立其上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农民获利就可以进行投资。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印度却不能呢？因为中国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议会的每个议员所考虑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由于人民没有资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费还得通过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转包给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满足资本家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拿出一些钱给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经济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鲁就质问：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答案其实很简单，即这些财富就是被庞大的私有产权预先截留了。

尼赫鲁本来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但他又想走“中间路线”，要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他的计划成为空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革命——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说社会主义，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自主创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几乎是同时建国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决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商品（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高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

假设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堆积如山的产权问题，那么现在中国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国内市场极为有限，只有依赖外部。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它们分别是1972到1973年度，其贸易顺差10亿卢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顺差6.8亿卢比。2003年逆差竟飙升到了4206亿卢比。印度外贸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

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列举依附性对印度传统产业的影响，只要看看现在被舆论炒得火热且美誉有加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T产业）并将它与中国同类产业比较，就不难理解印度经济中的依附性因素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

从1997～2003年期间，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2.9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

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近30%左右的贫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

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弱化。而拉开中国与印度自主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应该归功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虽然是一个自由经济论的拥护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对印度和中国的未来国家发展前景做出如下评估：

第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及建立其上的产权关系。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在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挣扎，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那么在与中国比较时，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第四，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在“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又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国用本国的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后劲已十分有限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思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从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次将是从“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把握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扎实地全面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这次飞跃的话，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就失去了起码的前提。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有删节）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