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看到一些抹黑知青上山下乡的言论，自以为理直气壮，“政治正确”，实则危言耸听，虚无历史，自私狭隘，颠倒是非，不值一驳。这些言论虽出自少数人，但却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故有必要予以澄清。 

有人说，“1700万知青下乡，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大灾难。”这顶大帽子实在太吓人，令人匪夷所思。中国的知青下乡，就算再怎么悲惨不堪，也不能列入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件，也无法与美国贩卖黑奴、一战二战、日本侵略中国相提并论吧。显然，这是一个伪命题，毫无立足之地。我们研究历史，应当保持对历史的敬畏，切不可信口开河，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妄下结论。

知青下乡，从中国历史上看，是坚持弘扬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光荣传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必由之路，推动缩小“三大差别”的历史进步。诚然，知青下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具体动因、主要任务等，但它的本质是相同的、一致的、一脉相承的。 

就1968年以后的知青下乡而言，中国面临着取消高考，大学停止招生，“老三届”就业重压的特殊情况。组织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既是国家既有政策的延续，也是解决这一“特殊情况”的有效措施。就知青而言，既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是为国担责分忧。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应对战备，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支准军事部队应运而生，屯垦戍边，对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为保卫边防、建设边疆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40多万知青成为兵团的主力军，是响应国家号召，担负国家使命。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不管经历多少艰苦磨难、贡献大小，这都是每一个青年应尽的责任，一段神圣光荣的历史。但是，很可惜，这段历史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少数顶着“兵团战士”的知青却自我诋毁，自取其辱，岂不悲哀?!

城市知青下乡，是逐步缩小、消灭“三大差别”的战略举措，是同千百年来传统的陈腐观念的挑战和决裂，是历史的进步，绝不是什么“大倒退”。在一些人看来，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要永远延续下去，不但不能触动，还要强化、扩大“三大差别”的鸿沟。城市知青下乡大逆不道，没天理，没人性，罪不可赦。殊不知，在我们1700万知青下乡的同时，还有远远超过1700万的农村回乡青年“子承父业”，难道他们就比我们低人一等吗？我们大多数人只在农村呆了不足十年，却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灾难”而念念有词，耿耿于怀，而他们却是一辈子甚至世代传承，这天然合理吗？这是人权平等吗？我们就这样心安理得吗？！现在的城市人口，追根溯源，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是城市的本，是城市的根。城市人不能忘了这个本，这个根。改革开放以来，几亿农民工为了生存和发展进城打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这似乎理所当然；而城市知青下乡务农，建设新农村，则申冤叫屈，大逆不道，这是什么逻辑呢? 

同任何事物一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曲折和斗争，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应当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即肯定主流，又看到问题。不能用问题否定主流、成绩，也不能用成绩掩盖问题。就黑龙江兵团而言，在完成屯垦戍边的任务中，在短短几年内接受安置四十多万知青的情况下，也出现了死亡事故频发、严重迫害知青事件、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这些都是事实，不容否认。但是，现在有些人抓住这些问题不放，无限放大，“上纲上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企图全盘否定兵团的成绩，否定抹黑上山下乡运动，这就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是不能容忍的。

知青在乡下确实吃了不少苦，遭过不少罪，也有成长中的烦恼，这也是知青下乡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多数知青都确立了正确的“苦乐观”，以苦为乐，磨难兴邦，乐观向上，成长成才。他们以奋斗奉献为荣，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许多知青模范多次将上大学的机会让给别人，许多知青大学毕业又回到农场继续务农，成绩斐然。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就是靠千百万人的点滴奋斗汇成大海，成就伟业的，这是真正的希望所在。但是有少数人，不讲奋斗，不比贡献，似乎国家欠他太多，牢骚满腹，陷入斤斤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泥潭不能自拔，这才是民族精神的倒退。 

知青下乡，国家很早就有病退、困退的返城政策，体现了区别对待，对知青的关爱。当然，在执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走后门、弄虚作假、“曲线返城”等歪风。按照病退、困退政策返城很正常，光明正大。但有些人则不然，不安心边疆建设，又不具备返城条件，便想歪点子，出馊主意，甚至以“自残”的方式搞病退。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虽做法不妥，但亦无可厚非。可时至今日，有人却拿“自残”病退说事，抹黑国家的病退政策，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用老百姓的俗话，明明是“拿着不是当理说”，而且还“正襟危坐”，这就有些太不仗义了吧。 

当然，后来以病退名义的“返城风”不在此列，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是凝固了的事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拒绝假设，没有如果，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但现实中，总有些人生活在“虚无”的世界里，“如果没有‘文革’”，“如果没有知青上山下乡”等等，借此聊以自慰，无异于自欺欺人，画饼充饥。

知青上山下乡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似乎早已归于平静，尘埃落定。但是，就现在的国情看，“三农”问题仍然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短板，人才匮乏依旧是困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方面城市人才相对过剩，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农村人才短缺，望洋兴叹，长期不能破题。于是，当年下乡黑河地区的知青徐桔桔、贾爱春、杨晓沪“二次下乡”，继续创业。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知青下乡的重要性、迫切性，也道出了我们面临的两难尴尬。

终上所述，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从我们当年下乡时的背景，还是当今的现实，知青上山下乡都是正确的选择，都是国家实施的一项战略措施，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具体政策上采取不同的方式而已。抹黑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种悖论违背常识公理，可以休矣！

（作者：范学新，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屯垦戍边，曾任连队指导员；1983年以后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工作，历任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长等职；本文写于2024年4月27日。来源：知青问题研究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