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一支单一陆军型军队，没有完备的军兵种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面临的斗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为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建立完备的国防军兵种刻不容缓。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把我军由单一陆军建设成为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的战略构想。除其著作文献，毛泽东就此问题亦有大量口头谈话。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宣布“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可见，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已将筹建人民空军和海军事宜提上日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酝酿空军、海军司令员的合适人选，并亲自点将刘亚楼、萧劲光。诸如提到：“我们组建空军要‘老大哥’帮忙啊，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据说俄语说得不错，回国后又兼任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我看他是未来空军司令最合适的人选！”“现在要建设海军建设空军了，派谁去当司令员呢？你俩（指萧劲光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懂得我军的传统，又在苏联学习过。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们会俄语，又比较了解苏联军队，我看选定你们来当司令，还是合适的。”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均揭示了遴选空军、海军司令员背后的深层考量。

培养飞行员及相关技术人员是人民空军初创时期的首要任务。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航校建设。1949年8月，刘亚楼赴苏谈判，希望苏联援助中国空军建设。同年10月，刘亚楼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约其谈话，叮嘱道：“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好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航校办得怎么样，你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选好办校人。”“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毛泽东访苏回国后，再次向刘亚楼询问航校开办情况。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满意地说：“一定要再接再厉，早点把翅膀练硬，早日上天作战！你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希望空军很快地学会，学会了就打，越快越好，快一天也好。”

1950年10月，毛泽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1951年6月22日，毛泽东当面指示刘亚楼：“空军要抓紧时机参战，以求得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由于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边打边建”方针，人民空军在战火中接受淬炼，迅速成长壮大起来。

在领导建设人民空军的同时，毛泽东也密切关注人民海军的筹建工作。在人民海军组建过程中，曾面临海军领导机关是一个战略决策单位还是军委总参一个业务部门的定位问题。因关系重大，聂荣臻特意给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去电话。毛泽东明确回话：“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海军领导机关应设在北京。”讲话明确了海军在人民军队编成中的独立军种地位，为后续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毛泽东对近代以来中国“有海无防”的教训，对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耻有着切身体会，所以他极为重视海军建设。1953年2月19日至24日，毛泽东先后乘坐“长江”“洛阳”舰由武汉顺流而下至南京，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视察中，毛泽东对水兵说：“过去你们在陆地上，那时要求同志们要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应该爱舰爱海洋。”他反复用百余年来的历史教训教导水兵：“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要争气，要认真对付。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我们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飞机，有了军舰，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干，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视察中，毛泽东还为“长江”“洛阳”“南昌”“黄河”“广州”五舰题词，连续5次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题词，足见毛泽东对建设强大海军的信心和决心。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多次要求大力加强装甲兵、炮兵等陆军技术兵种建设。诸如提出：“我们从实际出发，一下子搞不起机械化部队，先从坦克搞起嘛！就让许光达去拉这个架子”。“往娘怀里躲的崽没出息，要在战斗中建设装甲兵！”“你们都当过红军，那时候是小米加步枪。现在不同了，有了坦克还有飞机、大炮，这些东西技术性很强。你们都还年轻，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把坦克兵搞好。”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关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和陆军各兵种领导机构及所属部队。随着规章制度、组织体制、干部配备、武器装备和军事院校的相继建立和完善，至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解放军初步完成了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转变，实现了军队力量结构和战斗力质的跃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瞻远瞩，果断决策发展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武器，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外，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更好地实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未雨绸缪，判定存在爆发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按“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标准，“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布局原则积极筹划三线建设。除其著作外，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发展尖端武器，筹划三线建设也有大量生动论述。

延安时期，毛泽东即明确表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但他也坚持认为，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掌握原子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发展原子弹事业的汇报。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有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正当我国尖端武器事业发展步入正轨，1959年夏，苏联决定中断对华技术援助。旋即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研发原子弹面临“上马”还是“下马”的艰难抉择。关键时刻，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强调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并多次强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1962年6月8日，毛泽东指示应抓紧对尖端武器的研制，说道：“战争一旦打起来，常规武器固然重要，但尖端武器我们也要有那么几件……你们都看过《封神演义》么？书中的各路仙家手上都有那么一两件‘法宝’，很可以克敌制胜呢！将古比今，所以说敌人手上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手上没有的我们也要有！”1964年5月，李富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述毛泽东关于发展原子弹的讲话：“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但要搞起来，搞起来吓吓人。”毛泽东关于发展核武器的谈话既生动形象又铿锵有力，旁征博引又不失风趣幽默，体现了他对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的热切期盼和坚定支持。

在毛泽东的前瞻决策下，我国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尖端武器相继研制成功，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慑战止战能力，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党把三线建设当作一件重要且紧迫的战略任务来看待。他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对沿海工厂搬迁和三线建设要热心些，不能冷冷清清，积极性越高越好，哪怕是粗糙一点，也要赶快搞起来。”“把这些事做好了，我就放心了。”同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在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还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同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保证，由此拉开了三线建设的序幕。三线建设期间，中西部地区众多工业城市相继兴起，有力地改善了新中国工业生产布局，扭转了中西部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使新中国有了坚实可靠的战略大后方。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线建设的众多项目中，毛泽东十分重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攀枝花市位于川滇交界处，战略资源储量丰富，且依山傍水、地形险要，被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1964年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提出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问题。他不无焦虑地说：“不建攀枝花，打起仗来怎么办，我睡不好觉。”“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再次谈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问题。他说：“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现在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抢时间，抢在战争爆发之前。”8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现在抓是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到最困难的情况，有备无患。”“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下，数十万各路建设队伍奔赴攀枝花，荒山扎根，野岭建厂。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成发展，为新中国的国防安全和国防工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对新中国虎视眈眈。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毛泽东要求全军狠抓军事训练。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改变一九五一年部队教育时间比例的指示》，指出“现为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需要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自此，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正规化训练。除著作文献外，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加强军事训练也有诸多论述，这里仅以20世纪60年代群众性练兵活动时的相关谈话举例。

开展军事训练过程中，全军贯彻“以我为主”的建设方针，成功探索了典型示范的工作方法。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郭兴福的练兵方法受到叶剑英的重视。1963年12月，叶剑英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建议军委向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毛泽东仔细审读了叶剑英的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他在下面划了一道杠，并说道：“这一条我最感兴趣。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还指出，总参镇江现场会“到会的多是‘后排议员’（指机关部门的领导和抓军事训练工作的副职），难以推广，必须让‘前排议员’（指主官）到会，一把手亲自抓。”1964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全军积极响应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号召，掀起了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热潮。

为了检验训练效果，在中央军委的统一安排下，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于1964年分别组织了大比武。1964年6月15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程来到北京西郊的射击场观看练兵汇报表演。射击表演结束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瞄了国产最新半自动步枪，并指出：“神枪手是练出来的。子弹可以多造一些，要多打，多练，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嘛！”随后，毛泽东又来到侦察兵比武场地。对于侦察兵的陆上功夫，毛泽东表示满意，但在他看来，侦察兵还应该有水下功夫。因此，毛泽东指示：“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地搞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在观看“夜老虎连”汇演时，毛泽东强调：“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战士的身体要很好，体力要好。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这样，打起仗来，天下就是我们的了。”汇演过程中，毛泽东还指出：“军队非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多想一点，想尽。”“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习文化。”这些谈话在肯定练兵比武成绩的同时，也对进一步深化军事训练提出了要求。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人民军队由小变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1965年3月，在同外宾谈话时，毛泽东谈及自己的战争经验，说道：“我打仗从来不看书，指挥作战时，书少看一点，看多了不好。”他认为：“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了，一读二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陆、海、空学校，不怎么高明；有些现代化武器的研制需要的时间长一些，而武器的使用和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时间，训练炮兵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谈话表明，对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从根本上只能来源于战争实践。

军事训练是生成和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新中国成立后，为应对可能的侵略战争，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全军狠抓军事训练，突出军事训练的战略地位，促进了军事训练的深入开展，提高了人民军队的备战打仗水平。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财政经济严重困难，面临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审时度势，确立了国防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并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指导原则，对统筹二者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探索。除著述外，毛泽东在谈话中对此也有诸多论述。

1956年2月，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在向毛泽东汇报对沿海工业采取限制发展的方针时，毛泽东说：“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毛泽东还针对有些同志怕打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的思想，指出：“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又说：“不用说有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业，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也完全合算。”1958年5月至7月间，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针对当前形势讨论国防建设问题。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在会上发言，提出经过10年到15年时间，海军逐步发展舰船40万吨。对于这一观点，毛泽东指出：“我是始终主张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但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刘道生的发言，可能急了点，但要保护他的积极性，他主张的数字并不大嘛。打个比方，蒋介石的海军像个蚊子，风一吹就吹跑了。我们要建设强大海军。”“我们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的建设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力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立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1964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汇报时，提出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论断，表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不能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指明了国防建设在国家总体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又深刻揭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国防为中心的三线建设，也是兼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典型。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按照毛泽东“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备要求，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军事布局调整。

毛泽东着眼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全局，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摆正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促进了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了新中国的国防实力。

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军队的革命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我军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把继承发扬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摆在突出位置。除著作文献外，毛泽东谈话中也有许多此类论述。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革命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有一系列的明确指示。刘伯承就曾回忆称：“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毛泽东这里谈到的“听指挥”指的便是部队首长要听从党委领导，军队要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1957年8月，毛泽东在青岛对海军建设作出指示：“希望你们把海军抓好。军队要起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军队是党领导的，靠得住”。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强调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和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取得了一场又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群众路线这一优良作风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中得到了良好传承。1953年2月24日，毛泽东登上了“南昌”号军舰，与官兵们亲切交谈。毛泽东说道：“海上也有群众，渔民就是群众。要依靠渔民，不要脱离群众。要到渔民中去，和渔民打成一片，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讲话强调了海军官兵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同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生死与共的关系。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彭德怀多次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展情况。汇报中，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讲道：“我是喜欢这支军队的，自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对着国内外强大敌人，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从胜利到失败，再从失败到胜利，靠的是什么？一是听从党指挥枪；二是懂得并且履行了‘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这个法宝，是我们独有的，敌人想学，也学不去。”可见，毛泽东将群众路线视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独有法宝。

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人民解放军历来强调官兵一致，形成了有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新型官兵关系。1967年9月，毛泽东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等干部们谈话，在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说道：“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现在有的干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所谓团结，是指的民主作风，是指的平等待人。老爷要向小爷学习，大官要向士兵学习。要向群众学习，要向战士学习，要放下架子，什么都是群众创造的。”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谆谆告诫，对于加强和改进军队作风，引导军队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指导人民军队的建设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不仅是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更是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力量之源。

结  语

总体上讲，毛泽东谈话与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和同向性特征。同构性，即从内容上看，毛泽东谈话与其著作文献在内容上具有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体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著作中写到的史实、理论、思想，谈话中也谈了，双方在内容上互为印证、充实；二是著作中没有写到的，谈话中说了，其谈话内容对著作起补充作用，二者互补为完整的体系。同向性，即从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向上看，毛泽东谈话与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其所论述、研究、解决的问题，均是朝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同向发力的，均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方向的。

本文梳理的毛泽东有关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谈话即展现出了上述特征。相较于毛泽东军事著作对相关理论阐发的周密完备，这些谈话往往是与人即兴交流，思维碰撞的产物，对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样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领导建设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决策发展尖端武器，筹划领导三线建设，增强了新中国慑战止战能力，建立起了坚实可靠的战略大后方；狠抓军事训练，聚力练兵备战，提升了人民军队备战打仗能力；统筹兼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既为国防建设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经济建设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继承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提供坚实根基。

限于篇幅，本文所述仅是毛泽东谈话中有关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部分论述。这些谈话与其著作文献在内容上相互充实、相互印证，但在形式上又各有千秋，往往是口头重点突出，笔下全面深入；谈话微处叮嘱，著述宏观擘画；言谈指点当下，笔力谋划长远。而从谈话的视域出发，使我们对毛泽东与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因此，总结“说”出来的毛泽东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不仅有利于发掘、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政治涵养、人格魅力、语言艺术，而且对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推动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落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军队打赢能力，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李国亮，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讲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唐正芒，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湘大毛研中心”，原刊于《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