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中秋夺城夜，毛主席的解放军就是好！（下）

点击：  作者：党人碑    来源：党人碑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4-09-27 13:48:00

 

中秋月下的济南解放阁（2018年，来自网易号“山东讯息”）

 

1948年3月1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南京孝陵卫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举行九周年纪念会。

 

所谓“中训团党政训练班”，顾名思义，就是国民党培养要害部门中坚干部的大本营，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亲任团长。

 

当天，在南京的党政班各期学员近千人都参加了，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也悉数前来。

 

时逢我军发动宜川战役，胡宗南的精锐主力兵团整编二十九军，一头撞进我西北野战军的口袋阵，行将覆灭。全面进攻失败了，重点进攻也眼瞅着要完。

 

 

解放战争中的蒋介石（左）和王耀武（右），中间是陈诚

 

于是，蒋介石在纪念会上讲话时，大发感慨：

 

“我们党政班办了九年了，无论在党务上、政治上腐败的还是一样的腐败，贪污的还是一样贪污，足见我们所训练的全是官僚；共产党也在办训练，他们所训练出来的是革命党。我们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发奋努力，再醉生梦死，我们就会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明年这个时候，再要在这里开会，恐怕也不允许了。”

 

讲完话，蒋介石到后面休息室了，台下的训练班同学——那些国民党党政军的中青年骨干就开始起哄，他们纷纷站起来发言，指着台上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说贪污腐败，党国的超级大药丸，责任都在你们这些高官显贵身上，这个锅我们可背不起来！

 

接着，就人带头喊口号，打倒宋子文、孔祥熙，打倒张群、陈诚，打倒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

 

 

左起：孔祥熙、宋美龄、蒋介石

 

一时间群情激奋，口号声、鼓掌声，响彻会场。

 

中央训练团的教育长黄杰，赶紧出来维持秩序，叫大家安静。结果没人买账不说，还被大家抢白，说你完全没有被打倒的资格，别丢人现眼了。

 

听说此事，蒋介石的方面大将，二绥区、十五绥区司令官王耀武和康泽，都觉得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前途堪忧，搞不好“校长”还没完，自己就得先完为敬。

 

特别是王耀武，老长官、原军政部长何应钦，赴美国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回来，听说王耀武调任济南，还开他的玩笑，说：

 

“抗战胜利后，我们与共产党作战以来，我们的将领送给共产党的礼很多，你也送了不少。陈辞修（诚）曾夸口说过只需要三个月、六个月就可以解决共军的主力，可是现在已打了两年多了，不但没有解决共军的主力，我们的军队反而已经消灭了约有二百多万。这样下去，真是不堪设想。希望你守住济南，不要再向共产党送礼了。”

 

 

改造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杨伯涛、溥仪、王耀武、周振强（从左至右）

 

言犹在耳，康泽、王耀武，就先后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黄埔三期的同学，又成了“功德林（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同学。

 

王耀武更成为关内第一个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省主席，济南则是关内第一个被彻底解放的省会城市，解放战争中第一个被解放军夺取的敌10万以上重兵把守的坚固设防大城市，济南战役是国民党确定重点防御方针后我军进行的第一个大战役，是第一个作战双方兵力达60万人背景下的城市攻坚战，也是既有攻城又有打援阻援、攻防兼顾的重大战役，是解放军从长江北到黄河南的全国重点战场南线战场上的一个重大的胜利战役。

 

01 

军事民主创战争奇迹

 

1948年，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人民解放军逐渐扭转了不利局面，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这方面山东战场的巨大变化，尤为突出。

 

 

1948年，沈阳，近郊的“国军”防线和哨兵，此时东北激战正酣

 

全国战场一盘棋，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各主要战场上战略进攻的胜利，国民党军对我陕北、山东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破产，被迫从山东战场抽调部分兵力，用于其他战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大举反攻，解放了山东大部地区，使省会济南逐渐沦为一座孤城。二绥区司令王耀武觉得这么下去，恐非长策。内外隔绝，后勤补充全靠空运，更兼士气低落，如果没有外来强援，只靠现有部队，难以坚守。于是建议撤守济南，向南与徐州的“国军”连成一片，确保津浦路交通，以利今后的作战。

 

简单说，就是与其被吃掉，不如与刘峙抱团取暖，让“共军”啃不动。

 

不能不说王耀武还是有一套的，淮海战役本来我们就打得艰苦，60万对80万，本就是一锅“夹生饭”，如果王耀武的11万人再加入战团，吃起来的确费劲。

 

 

1948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操纵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上“选举”的女“国代”

 

不过蒋介石却认为济南，必须死保到底，否则美国盟友怎么看我们？搞不好影响美援可就要命了！

 

作为买办资产阶级，蒋介石的屁股就露出来了。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附庸，它的生存、发展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特别是其中当权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所以国民党发动内战是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蒋介石这辈子最在乎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国际观瞻”，洋大人怎么看我？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以重兵集团坚守济南，逐步消耗攻城的解放军兵力，同时集中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兵团，约17万人北援，迫使解放军在坚城之下进行“会战”，好内外夹击。空运一个整编师，再加上三个主力兵团，不愁不解济南之围，搞不好还能狠咬一口。这样，就能把战争拖延下去，阻止我军过江，以做垂死挣扎，等来“国际干涉”。

 

 

1948年，徐州，大队“国军”开赴前线

 

自信心满满的蒋介石给爱将王耀武打气，说：

 

“济南如果被围攻，我当亲自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增援。只要你能守得住，援军必能及时到达，我有力量来解你们的围。打仗主要是打士气，鼓励士气，首先自己不要气馁。你要知道，我们的失败是失败于士气的低落，你们如不奋发努力，坚定意志，将死无葬身之地。”

 

虽然他深知校长所谓“援军明日到达”这话，向来不作数，更别说国军诸将，友军有难，不动如山，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传统，可话说到这份上，王耀武还能如何，明知守济南是一步死棋，却不得不服从命令。

 

 

1948年，蚌埠，“国军”卡车运输军事物资和援军抵达火车站

 

所以，连蒋介石的侍卫长郝柏村，晚年也在吐槽：

 

“蒋公决定固守济南，政略目的固然必要，但军事战略已无把握。蒋公勉王耀武死守，不可突围，期其成仁，亦如对康泽。”

 

反观我军的决策，处处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军事民主。

 

所谓军事民主，简单说就是集思广益，谁说得对听谁的，而不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1948年，军事民主，高宏 摄

 

在新型人民军队中，下级和士兵不再是长官意志下拿枪的奴隶，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的同志，所以上下级，官与兵在政治上是地位平等，权利平等的，都是军队建设的主人翁，为了保卫人民利益，消灭反动派，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军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完成党赋予人们军队的历史使命。这既是我军军队民主建设的本质核心，也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敌强我弱，国民党还有美国人支持的情况下，短短三年半时间，人民解放军就打败了蒋介石， 除了人心的向背等因素之外，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关键，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的关键就是军事民主，最大限度的发挥各级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党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在战前谋划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和战区指挥员实行了军事民主，上下通气，择善而从。决策应民主，执行须集中，济南战役就是典型代表。

 

最初，毛泽东同志关于济南战役的构想，是一鱼两吃，内线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的东线兵团）攻击济南，调动徐州敌军增援，外线兵团（粟裕的西线兵团）寻机歼其一部。

 

但是具体落实下去，怎么吃、什么时候吃，才能吃得好？

 

粟裕经过深思熟虑，反复征求其他同志意见后，提出了三个方案。即：歼援、夺城阻援和攻济兼顾打援，但有重点的使用兵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粟裕（左二）

 

几经反复讨论，相互补充，中央军委本着极其慎重的态度，最终同意了华野的第三方案。但毛泽东仍以商榷的态度，跟前方指战员讨论各个方案，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发现问题，处理问题，才能更加圆满，双方都有哪些顾虑，一一对账，一一处置，尽量大家一起来完善这个方案。

 

对于济南战役的我军决策过程，时任华野政治部副主任的钟期光，后来在回忆录中评价：

 

“（一）济南战役决策的形成是经过反复酝酿的，是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二）统帅部十分重视战区指挥员的建议，又适时提出全局性的原则指导意见；而战区指挥员则敢于直言，又善于直言，言之有理。既对上级负责，又对部队指战员负责，两者高度统一，并十分尊重统帅部的全局指导，从而上下合力，形成民主的科学的决策。”

 

02 

意料之外与意料之中

 

吴化文是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起义的第一位军以上将领，吴化文起义对于济南战役的国共两军，都具有特殊意义。

 

 

起义后的吴化文（右）

 

不过问题来了，吴化文如果不起义，对于济南战役，是否会起到决定作用呢？

 

1948年10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朱德同志曾说：

 

“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当然吴化文即使不起义，我们同样可以打下济南。”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吴化文的起义成了国民党迅速“失陷”济南的遮羞布，吴化文并非是唯一的短板，他只是济南守军，乃至蒋介石统治集团中上层，离心离德，互相猜忌，无数跑冒滴漏现象的一个代表。

 

 

1948年，北平，守卫孤城的“国军”士兵

 

换句话说，国民党军内部闹不团结是个顽疾，蒋介石都解决不了，王耀武凭啥能轻松抹平呢？

 

国民党军之所以失败，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基于个人利害的相互间的矛盾，是无法统一的，所以都盼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王耀武在济南城中，看似手下兵多将勇，实际上除了中央军，还有西北军和东北军，更有山东本省地方势力的保安部队，他们同床异梦，勾心斗角。

 

别说对杂牌和地方武装了，嫡系内部也矛盾重重。

 

 

1948年，南京，蒋介石（左）在胜利教堂内，做完祈祷和牧师握手

 

整编第二师师长晏子风，与王耀武虽有十多年的关系，但除了互相利用，并无真正感情。对自己的参谋长罗幸理，王耀武也持将信将疑的态度。认为罗幸理，此前在军调部工作期间，跟山东“共军”来往密切，有亲共之嫌，再加上王耀武身边的亲信，为争宠吃醋，不惜捕风捉影，多有中伤，搞得王耀武对罗幸理在重要的作战指挥上的各种建议，爱答不理，不予采纳。下面的旅长、处长也对王耀武是满腹牢骚，认为“老长官”在经济、人事，只顾自己吃独食，完全是为自己和家庭的事打算，毫无吃相。

 

这里面，不少都是王耀武的黄埔师弟，多年的老部下，城破在即，危亡之秋，你还不给大家分肥，凭什么死扛到底？

 

嫡系内部尚且如此，杂牌特别是吴化文，怎么看国民党，看蒋介石，看王耀武，就可想而知了。

 

 

1948年，徐州，“国军”伙夫

 

国防部派来的战地视察官王然，作为整编九十六军的“监军”，更是近距离观察到了国民党军内部的各种矛盾。

 

吴化文曾对王然吐槽，当年他下水当汉奸，完全是戴笠软硬兼施，蒋介石亲自打保票的结果，可是戴笠死了，谁能证明我投靠汪伪是蒋“总统”叫我干的呢？更要命的是县官不如现管，王耀武拿我当后娘养的，我的部队，装备还不如保安团，几次跟“共军”死磕，造成的人员缺额，也不给我补充。您是“总统”亲信，又是王司令官的黄埔三期同学，能不能帮我说说情？

 

对此，王然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不过要说王耀武针对吴化文，也并非事实，毕竟“打死外敌除外患，打死杂牌除内乱”的骚操作，是“国军”家风。对王耀武，哪怕杜聿明提醒此人靠不住，要时刻提防，但王耀武表示，确实没有发现吴化文与共产党勾结，没有理由撤换他。当然军统特务，里三层外三层，各种化妆后，堵着吴化文家门口，那是另外一码事。

 

 

1948年11月，上海，“国军”运输牲口中

 

吴化文到底靠得住吗？

 

王耀武还专门向徐州的刘峙打听情况。刘峙说：“我没接到吴化文有与共产党勾结的情报。吴化文在抗战时当过伪军，常和共产党打仗，他与共产党打得很厉害，与共产党结下的仇恨很深，我看他不致有什么问题。”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国民党的问题是好坏就是这么一锅炖，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蒋介石当年“四·一二”之后的人才逆淘汰机制。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基本都投共了，国民党不革命了，就只能收拢臭鱼烂虾。这些货色大行其道，还能得蒋介石的宠用，使得国民党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蒋介石也乐得分而治之，让各派系之间恶性倾轧，没有派系他还要制造派系，来实现他的统治的权术，让各派系之间实现一种制衡。

 

 

1948年，北平，蒋介石（左）和傅作义

 

所以，国民党内部，党政军里出现“吴化文现象”并不罕见，解放战争中的“吴化文”层出不穷。傅作义起义后，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拉着傅作义的手，吐槽蒋介石：

 

“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王耀武按照校长亲传的章程，各种给吴化文慢性放血，同时把吴化文的部队放在城外，让其在第一线去拼命、去挡枪子。觉得这样就可以了，毕竟用人之际。可老话说得好，朝廷不差饿兵。你们欺人太甚，不拿杂牌当自己人，晃点一回又一回，吴化文吃亏上当多了，也就不想着吃亏上当，想另寻出路了。

 

03 

调转枪口打反动派

 

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序幕战，特别是与淮海战役的关系，堪称预演。

 

 

1948年，上海，“国军”士兵登上轮船，准备开赴徐蚌前线

 

尤其是针对解放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取得了“优待俘虏”政策的完胜，为淮海战役中如何改造俘虏，边打边补，提供了有效经验和积极探索。

 

战前，野政在《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中就提到：

 

“在火线上扩军，争取成分比较好的俘虏，随捉随补，以充实战力，但必须以本连队原有人数为比例，最多以不得超过五分之二（战斗班中）为原则，以便从组织上可以控制。这是执行以战养战的方针。”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还是保守了，低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瓦解敌军的深入人心，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得人心，还有解放战士醒悟后的觉悟。

 

 

1948年，徐州，“国军”在一处村庄的迫击炮炮兵阵地

 

十三纵政委廖海光说：“当时不是认为俘虏不重要，而是部队认为俘虏能否补充到部队去不敢说。因而对失散的俘虏采取放任态度，未予很好的收容。但是济南战役就不同啦，战斗一结束大家都注意收容俘虏，轻伤的也要。所以当时补充、收容后，共得八九千人之多。”

 

整个济南战役，十三纵是伤亡比较严重的部队，伤亡5907人（仅次于九纵伤亡9806人）。我手头没有十三纵在济南战役之前的兵力数字，却有淮海战役前的，实有26877人。如果从这个数字分析，十三纵补充进来的解放战士，在三分之一左右，远超预先设想。

 

1948年9月22日，激战正酣，十三纵三十七师一一一团三营七连的一个班，补充来三位解放战士，他们是扫清济南外围和夺取商埠战斗中的过来的新同志。他们说自己原先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轻机枪兵，希望能编到机枪组。

 

 

1948年，徐州，两名“国军”机枪手穿着单薄的棉衣，烤火御寒

 

班长、副班长都同意了，可是在攻占省立医院守敌的一个碉堡时，爆破组都冲上去了，解放战士却关键时刻掉链子，胡乱射击，根本打不中要害。要不是班长自己端过来机枪射击，爆破员技术娴熟又勇敢，才攻击成果，那是要出大问题的！

 

连长、指导员来问情况，班长气坏了，说：

 

“三个解放战士根本没打过机枪。他们在国民党那里听当官的说，当了俘虏，解放军就把他们身上捆上炸药，逼他们去和地堡一起开花，所以，就争着当机枪兵。”

 

19岁的副班长郝春耀，看着解放战士又羞又怕低着头，心想：“多么需要我们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教育他们啊！”

 

 

济南战役中的我军机枪阵地

 

磨刀不误砍柴工，七连紧急召开党支部会议，各班、排就地隐蔽，指导员召集支委、党小组长，说：

 

“我们已经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扫清外围’、‘夺取商埠’的战斗任务。在这次战斗中，共产党员发挥了勇敢作战的模范作用。由于伤亡大，补充了许多解放战士，他们绝大多数是穷苦人，但由于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军宽大俘虏的政策不了解，产生了种种思想顾虑。我们要用‘新式整军’的方法教育他们，真正做到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

 

三个解放战士所在的班，刚才带头冲上去的爆破员王克军第一个发言，他是班里的战斗骨干，也是共产党员。

 

 

解放军的诉苦大会

 

按理说，刚才出了这么大纰漏，差点没被胡乱开枪的解放战士害死，在国民党军队不说枪毙，他要是痛打仨人一顿也属正常。但王克军同志却以春风化雨的温和态度，不断启发新战士。在他的启发下，解放战士刘士通紧握拳头，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我的老家在河南，父亲给地主种地，因天灾收不到粮食，交不了租子，全家被迫逃荒。那年冬天逃荒到宿县，全家被国民党军队冲散，我被他们抓去给连长当勤务兵，天天挨打受骂......”

 

说到这里，他气得浑身发抖，双手猛地解开衣扣，挺起胸愤怒地说：

 

“你们看，这就是被国民党连长用枪条打的伤痕！”

 

 

济南社会各界庆祝解放大会

 

全班听了刘士通同志的控诉，看了他身上的条条伤疤，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深深感到天下穷人是一家。

 

说完擦干眼泪，刘士通抱起炸药包，对班长说：“班长，让我去送炸药吧！”

 

解放战士赵启明，也坚定地表示：“不打下济南府、活抓王耀武，我决不下战场！”

 

全班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要求担任最艰巨的任务。随后，七连继续冲锋，勇猛突击，向守敌发起了一拨拨气势长虹的进攻。突入内城时，敌人拼死顽抗，疯狂反击，新老战士心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

 

 

解放军冲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

 

王克军同志在敌群中，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刘士通同志和敌人白刃格斗，已经刺死了两个敌人，刚要转身，被后而上来的敌人刺中，浑身是血，誓死不退。

 

大家团结一致，密切配合，如猛虎下山，横扫残敌。

 

战斗进行过程中，往往来不及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多数要靠我军基层干部和老战士的带动和模范作用感化，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此时此刻发挥得最淋漓尽致。

 

冲锋陷阵如此，模范执行群众纪律方面更是如此。

 

 

济南人民公审反革命分子

 

战斗间隙，有战士随口说了句，太累了要是有袋烟，哪怕轮着吸口，提提神多好？

 

解放战士赵启明悄悄走开了，随后兜来了一包袱的香烟、糖果和饼干。先给班长、副班长发了一份，接着又给大家分发。同志们都愣住了，东西从哪来，显然违反群众记录了，纷纷交还给他。

 

副班长郝春耀，赶紧从挎包里掏出来《约法七章》，这是由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以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名义下发的入城纪律指南。先念了相关条款，然后严肃地说：

 

“小赵，咱们是人民解放军，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拿人民的任何东西。你这是违犯了《约法七章》，快把东西还给人家。”

 

 

济南机车厂的工人抢修“新中国号”火车头

 

说着郝春耀让赵启明带路，赶紧把香烟、饼干和糖果全装进挎包，找回原主归还。店主一看拿东西的那个兵又来了，以为刚才拿的不够，又领人来拿了，赶忙点头作揖，说：“老总，要什么尽管拿！”

 

郝春耀和蔼地说：“掌柜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赵同志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还不懂我们的政策、纪律。我们把东西都送回来了，向你道歉。”

 

说着，把挎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在柜台上，请店主清点，还说要是少啥，照价赔偿。

 

 

解放军进入济南市区

 

店主激动万分，慨叹道：

 

“过去，我光听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好，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今天我亲眼见到了。解放军就是好，秋毫无犯，名不虚传！”

 

尾声：英雄山上埋忠骨

 

今年的9月24日是济南战役胜利76周年纪念日，山东省济南市为第三批寻亲成功济南战役无名烈士举行立碑仪式，111位无名烈士重归有名英雄。

 

说“有名”，其实也是“无名”，因为他们基本都是普普通通的干部战士，他们的功绩并不为人所知，他们的音容笑貌，也早已随着老战士和亲人的凋零，而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

 

 

第三批寻亲成功的无名烈士墓

 

比如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郝春耀同志（当年隶属于著名的“济南二团”），等我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他的平凡中的伟大时，这位战士却已经在六年前（2018年）去世了，所以冥冥中这篇文章写完后，也是对他老人家的一种纪念，一种致敬吧？

 

你们的英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与世长辞。

 

这座位于济南市中心的英雄山，是毛泽东同志给取的。

 

 

济南英雄山上的革命烈士纪念塔

 

1952年10月27日，毛泽东同志来到四面山，凭吊早年的秘书和战友（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科长）黄祖炎烈士。随后，陪同的许世友同志又介绍了附近的一片坟茔，说：

 

“那里埋着济南战役中牺牲的部分烈士。1948年10月，济南刚解放，济南特别市的领导就决定在这里建个烈士纪念塔，以纪念济南战役牺牲的烈士。1949年6月，山东分局还派人到北京请您给题了‘革命烈士纪念塔’。现在山东省和济南市的领导，决定把打济南牺牲的烈士们，从周围的各个山头都迁过来，把为革命牺牲的历任山东党的领导人的坟也迁过来，建一个革命烈士陵园。”

 

 

许世友在四面山上，向毛泽东介绍黄祖炎遇害情况

 

听到这里，毛主席点了点头，说：

 

“好啊，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有这么多的英烈长眠在这里，四里山就成英雄山了。”

 

又：这篇又是近万字了，其实算是仓促写完。因为还有大量可写的，篇幅所限，只能暂时放弃，甚为可惜。

 

比如十三纵三十七师的高锐师长，解放后我军第一版战术条令就是他编写的，当年在济南战役中的表现，堪称“战术大师”；比如我军在济南战役中的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各种传奇故事，体现出真正的人民军队，应该是什么作风，跟某些货色妄图李代桃僵，拿军阀主义来各种作祟的，有什么本质区别；比如华东坦克队，在济南战役中的神奇表演，如何打得国民党军目瞪口呆；更比如那些普通却伟大的解放军战士，特别是烈士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但是我得谋生，写的越多，“关键字”越显著，资本平台越会艮㐬，打赏（我的唯一收入）只会越少，就得无奈转发那些我自己都觉得丢人，却不得不去转发的广告。我也想啥广告都不发，起码发点手机、汽车这样的高级体面广告，能衣食无忧地写这些普通英烈，肆无忌惮地在书商那里搜集购买基层革命史料，但我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咱没有捅蘸价值和经济价值，给我打赏的也多是收入不高的普通劳动者。

 

不过，再难再苦，还是要做下去，不因为什么，只因为还有好多普普通通的革命者和无名烈士，我还没去搜集整理，写出来他和她的事迹，我欠他们的，也许这算个理由吧？

 

2024年9月26日22:07于郑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来源：党人碑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