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远：毛主席晚年为什么爱看碑帖、字帖以及古今名人墨迹？

点击：  作者：徐中远    来源：红色文化网  发布时间:2024-05-27 09:28:19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对书法就有特别的兴趣。到了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甚至在他老人家生命垂危的最后岁月，也没间断过钻研和练习书法，还一直喜爱阅看历代草书字帖和古今名流、学者的墨迹与手书、手稿、手札。

 

为便于读者了解，这里，笔者把毛泽东晚年身体、健康、疾病等有关情况先简略地介绍如下：从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的睡眠已经很不好，每天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1971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1971年底、1972年初时，毛泽东身体健康状况急遽变化。1972年1月10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陈毅追悼会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夜晚难以入睡，很久都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2月12日凌晨，他突然休克了。那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20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向正常。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前面说的毛泽东突然休克只有9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下，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决定会见尼克松。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实际的健康状况。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泽东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8月24日晚，大会开幕的时候，毛泽东出席了。后来宣布散会时，他站起来已很困难了，于是周恩来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此时，毛泽东对自己健康状况是很清楚的。

 

1974年，毛泽东81岁。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心情也愈来愈沉重。8月间，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眼为轻。这时，毛泽东的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单靠稍好的左眼来工作和读书。医生给他服用药物，并配合滴用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根据医生意见，决定让毛泽东继续休养一段时间，随时检查，待适当时候再做手术治疗。在休息休养的日子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步履蹒跚，行动艰难，他那两腿和双脚浮肿得像发面馒头，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

 

1974年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达长沙。从武汉到长沙有300多公里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很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边握手边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宾馆九所。1975年2月8日，毛泽东来到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杭州。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了。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毛泽东在杭州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但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如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左眼。

 

1975年4月13日，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1975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多，不愿意起来(以前在床上还是坐着多)，一天也没有同几个人说话。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1975年6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华访问。毛泽东由于健康原因取消同外国首脑会晤，在病榻上并亲自向对方致函道歉，这对毛泽东来说还不曾有过。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自然，这是一封当时不能公开的信。

 

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对拖延已久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当天下午，眼科专家唐由之大夫为他的左眼作了针拨手术，前后只用了不到10分钟，手术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在他的要求下，摘掉了本来需要戴几天的保护眼罩。

 

7月下旬做过白内障手术后，虽然毛泽东一只眼睛又可以看见东西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毛泽东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的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

 

进入新的一年即1976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加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仍然都不知道。进入七八月，毛泽东已常处于昏迷状态。

 

面对这样的健康状况，本当好好地休养，保重身体，可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坚特每天看文件、看各种图书报刊，其中也包括历代碑帖、字帖和古今名人墨迹、手书、手稿、手札等。医生建议他少看书或不看书，但他一天也没有少看，一天也没有不看。据笔者当年的记录，从1972年10月12日到1975年的1月12日，整整3年零3个月。在这近1200个日日夜夜中，毛泽东就带病翻看了数百种、上千册的字帖、墨迹、真迹、手书等书法作品。

 

晚年的毛泽东，特别是在病魔缠身的岁月里，为什么还孜孜不倦、苦心钻研各种碑帖、字帖和古今名人墨迹、真迹、手书、手稿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因为阅览学习钻研历代书法作品是毛泽东一生的爱好，一生对此都有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无意、也无心成为书法家，因为他一生都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学习书法，练习书法只是毛泽东一生的业余爱好。尽管主观上并没有成为书法家的欲望和追求，但毛泽东几十年不懈地努力，加上他本人的天才和智慧，因此，毛泽东已被专家、行家公认是当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体已被人们誉为“毛体”。这己经是当今世人公认的事实。毛泽东在书法上的造诣和成就是他本人几十年坚持执着、从不满足、从不懈怠、苦苦钻研和学习练习的结果。这就叫做“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对于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陈秉忱老先生曾在《回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书法活动片断》一文中说：

 

“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指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写给罗学瓒的明信片。——笔者注)的字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紧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出国(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笔者注)访问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二王’(指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笔者注)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批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陈秉忱：《回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书法活动片断》，《书法》1980年第2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倾心谱写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工作千头万绪，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操劳。但是，他仍然挤出时间阅览、临摹和研究各种碑帖。这一时期，他阅览、临摹较多的是草书字帖。对于这一点，我们从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信中可以看出。这封信全文是这样写的：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田家英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信中提到的于右任是现代书法家，他曾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千字文”是指于右任选用历代草书名家的草字双勾而成的《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郑振铎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博览群帖，练习书法的事，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的回忆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介绍：“毛泽东可说是当代一流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他喜欢看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在草书中，毛泽东最喜欢怀素的草书。他多次要过怀素自叙帖。我们见到怀素的字帖，只要是好的，就买下来给他送去。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自叙帖》，并指示我们，把他所有的字帖都放在他那里。从此，我们就在北京和外地，买来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等，放在他的卧室外间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他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放着字帖，以便随时观赏。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各家书写的各种字体的《千字文》字帖。我们很快为他收集了30余种，行草隶篆，无所不有，而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来各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頫、康熙等，直到近代书法家于右任的作品。”“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我们有时还到故宫借一些名书法家的真迹给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字画，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写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徵明、董其昌等。”(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1966年8月以后，毛泽东从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搬到中南海游泳池居住。在这之前，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等先后为毛泽东收集、购买、配置的约六百多种历代碑帖和名人墨迹等书法作品有一部分也一并搬放到了游泳池。我们从晚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电视新闻报导中，常常可以看到，游泳池会见厅里的书架上、沙发旁边的茶几上，会见厅中间的小圆桌上，还有他的办公桌上、卧室的床上，到处都放有名家字帖、名流墨迹。工作之余、饭前会后，只要有空，他老人家就阅览、揣摩字帖。有时一边欣赏，一边还用手在自己的腿上临摹、比画。有许多的字帖如《王羲之真迹》、《怀素的自叙帖真迹》、《三希堂法帖》、《明文徵明墨迹选》、《张旭草书李青莲序》、《怀素书秋兴八首碑帖》、《元鲜太常赵文敏合书千字文真迹》等等，他老人家百看不厌。

 

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他们几位都是很爱好书法并在书法方面很有研究的。田家英为研究清代历史，从50年代中期开始，长年坚持在全国各地收集清代文人学者和书画名家的墨迹，“其所收作品之富之精，在个人收藏中堪称海内一大家”(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他对清代各个时期著名人物的墨迹和书法精品是很有研究的。陈秉忱是清末山东著名金石大家陈介琪之曾孙，家学渊博。1937年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于文学、书法、绘画、金石等有深厚的根基。逄先知自为毛泽东管理图书以来，按照毛泽东的需要，先后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多次非常用心地为毛泽东选购、借阅字帖。他们三位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10多年里先后为毛泽东购置了六百多种字帖。不能说这是我国历代书法精品的全部，但可以说它是我国历代书法的代表之作。由于田家英的特殊爱好，清代的名人墨迹、碑帖尤为齐全。毛泽东晚年对这些书法作品非常喜爱，六百多种字帖反复阅看，很快这些就不再能满足他学书钻研、观赏休息、调节的需要了。到了70年代，他老人家一次又一次地指示我们为他继续购置、借阅各种字帖，北京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研究部门找差不多了，又指示我们专门到南京、上海等地去借阅。仅1974年下半年，笔者经手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为毛泽东借用的各种字帖就达165种342册。据当年的借书登记统计列表如下：

 

单位 种数 册数

北京图书馆 51 113

南京图书馆等 46 88

上海图书馆等 42 48

中央办公厅图书馆 9 13

北京其他图书馆等 17 80

合 计 165 342

 

在为毛泽东图书服务的实际工作中我们知道，1974年上半年，毛泽东看书看得较多的是笑话书。从1974年4月起，毛泽东的兴趣好像又开始逐渐转到阅览字帖、墨迹上来了。从当时毛泽东借书登记的情形来看，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看书看得较多的就是历代法帖、名人墨迹等书法作品。1975年毛泽东还看过不少的字帖。直到1976年2月，他老人家还要我们为他购买过两种字帖。1974年底从南京、上海等地借来的88种136册字帖，他一直放在身边。记得当时这些字帖借出大半年后，上海、南京方面大概有些不太放心，因此常来电话询问。1975年9月17日上午，张玉凤同志打电话告诉我：“已请示首长同意，借上海、南京的字帖、墨迹，已退你们的可以退还他们，沒退的暂时不退还，首长还在看。”她要我转告上海、南京的同志：“没有退还的字帖、墨迹，首长还在用。待首长用完之后再退还你们。”我及时把这个意思转告给了上海、南京的同志。后来，我查阅主席借书登记本，上海、南京借来的字帖、墨迹，他老人家一直放在身边反复阅看，直到1976年病中还时常翻阅。

 

如果说，毛泽东晚年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是名副其实的书籍的海洋，那么，毛泽东十分喜爱的历代碑帖、字帖和名人草书墨迹等就是这浩瀚大海中的璀璨的明珠。满满几书架的历代碑帖、字帖，一册册装帧独特、别致的历代名人墨迹、诗稿、手札，其中许多都是50年代购置的，这些一直伴随着他老人家20多个春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第二，钻研学字学书、学习中国历史、学习中国文化的需要。

 

毛泽东曾说过：“学字要有帖”(刘锡山：《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学习书法，要对照字帖，用心研究，反复临摹练习。这是历代诸多前人学书的基本方法，也是毛泽东学书的基本经验。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开始学习书法时，就是从临摹字帖开始的。在为毛泽东服务工作中，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学习、练习书法，仍然非常喜爱研究临摹碑帖，直到生命垂危的岁月，他老人家还一直喜爱阅看历代草书字帖和各代名流、学者的墨迹与手札。毛泽东曾说过：“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炼。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董志英编：《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毛泽东的字所以写得好，所以能书写迅疾，随意挥洒，自成一体，独具一格，在书法上获得很大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几十年坚持不懈而又从不满足地博览群帖，刻苦临摹和练习、锲而不舍、垂老不倦地下功夫。

 

毛泽东对我国延绵数千年的书法艺术遗产的学习研究和临摹练习并不局限在书本上，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学习研究的范围很广，就是在环境恶劣、生活艰难的战争岁月，就是在战火纷飞的行军路上，只要一碰到石刻、碑文、字匾，他都非常虚心而又饶有兴趣地学习研究临摹一番。他很善于从历代碑帖中汲取精华，博采众长。

 

1935年1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赢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大胜—娄山关大捷，打破了娄山关守敌所谓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不可战胜的神话。娄山关位于贵州省遵义城北险峻的娄山上，是由贵州进入四川的重要关口，是防守贵州北部重镇遵义的要冲，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周围山峰峰峰如剑，万丈矗立，直插云端。关上有茅屋两间，石碑一通，上刻“娄山关”三个大字。当毛泽东随着胜利的中央红军沿着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羊肠山路来到地形十分险要的娄山关上时，如海的苍山，破旧的茅屋好像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而当他看到石碑上的“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时，却停住了脚步，饶有兴趣地问身边的陈昌奉等同志：“‘娄山关’刻碑干什么?”陈昌奉等同志一时都回答不出来。他便给大家解释说：“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接着，他又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向大家讲解了“娄山关”三个字的特点和价值。他称赞“娄山关”三个大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娄山关”三个字不仅写得很好，而且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匠心独运，维妙维肖。所以，毛泽东在颇有情致欣赏时，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画上临摹运笔，口中感叹道：“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和修建于何代。”

 

说到毛泽东在过去战争岁月行军转移途中喜爱欣赏石碑、石刻之事，还流传着一些小故事。一次，在广东和江西交界处的梅岭关上有块石碑，碑上还刻有很好的碑文书法。当毛泽东行军转移来到这里看到这块石碑时，仔细观赏，还告诉随行人员说，此地是分界要地，是古代战场，因而立有石碑刻有碑文。还有一次行军作战来到武夷关，武夷关附近有一座庙，庙内有不少的石刻、碑文。毛泽东看到这些石刻、碑文如获至宝、驻足观赏，细心揣摩。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很高造诣、价值很大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董志英编：《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76页。)

 

毛泽东学习练习书法，临摹过大量的字帖。时间的流逝，征途的沧桑，道路的曲折，生活的艰难困苦，以及个人家庭生活中的风风雨雨，都不曾影响毛泽东对书法始终如一的爱好和追求。直到1976年9月他老人家逝世前，我还在他的会客厅里亲眼看到，小圆桌上放着的《支那墨迹大成》(第1、2、4—12卷，共11册)、《宋徽宗书诗卷》、《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三种字帖，有的是翻开放的，有的夹有白纸条，有的折叠起来。《宋徽宗书诗卷》这册中还夹着一支他老人家晚年最喜爱用的上海中国铅笔一厂生产的8B铅笔，笔杆六面形，浅蓝色，笔芯黑而粗软，削好的笔尖已磨损许多。仿佛他老人家刚才还在阅览临摹。

 

这一册又一册的字帖、墨迹、手书、手札，是毛泽东学字学书的范本。它们默默地而又最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学字学书的执着追求与艰辛历程。

 

毛泽东晚年除了从历代碑帖、字帖和古今名人墨迹、手书、手稿等书法作品中学字学书之外，还常常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过程。这也是毛泽东涉猎传统文化的一个独到之处。

 

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偏爱看的是有风格的、字大而清晰的、开本适宜的、线装版本的草书和古今名人的诗书字帖及墨迹。例如：下面的这些墨迹、真迹、诗稿、诗卷等书法作品,都是毛泽东最爱看的、且看过多遍，一直放在游泳池住地会客厅、办公室、卧室等触手可及的地方以便随时翻看。

 

松雪草书墨宝 1册

宋米襄阳天衣禅师碑 1册

元赵文敏归去来辞真迹 1册

明文征仲行书西苑诗真迹 1册

明文征仲行书感怀诗真迹 1册

明文征明书大字诗卷真迹 1册

明文征明书渔父词十二首真迹 1册

明董香光墨妙四种 上、下册 2册

明王觉斯草书入秦行真迹 1册

明祝京兆草书五云裘歌 1册

祝枝山写赤壁赋墨宝 1册

玉兰堂百果园 1册

文待诏腾王阁序真迹 1册

祝京兆草书艳词墨迹 1册

史阁部草书杜诗真迹 1册

史阁部为江文石先生书云洲子歌 1册

明庐忠肃公象升草书手迹 1册

白阳山人行草诗卷 1册

黄山谷发愿文墨迹 1册

张文敏公真迹 1册

邵二泉诗卷真迹 1册

板桥书道情词墨迹 1册

徐天池行草诗卷 1册

唐郑广文草书大人赋墨迹 1册

宋仲温草书杜子美诗 1册

明莫云卿草书山居杂赋卷 1册

王铎书草书诗卷 1册

平湖秋月 1册

完白山人四体书 1册

明臣墨迹(上、下册) 2册

何子贞木假山记大楷书 1册

元赵孟頫书青山白云吟 1册

元赵文敏天冠山题泳真迹 1册

小万柳堂书苏诗 1册

海山仙馆藏真 1册

沈石田书诗册 1册

苏文忠书爱酒歌真迹 1册

屠赤水先生手写园詠五十首 1册

明史阁部杜诗 1册

清刘石庵行楷四种 1册

清张廉卿座右铬(上、下册) 2册

钱南园丛帖 (3—6册) 4册

鲜于枢书石鼓歌 1册

僧怀素草书千字文 1册

怀素自叙帖真迹 1册

唐怀素论书帖 1册

唐怀素小草千字文墨迹 1册

僧怀素书四十二章经 1册

唐释怀素圣母帖 1册

岳武穆书出师表 1册

董其昌书山抹微云词 1册

董其昌书海市诗 1册

郑板桥书重修文昌祠记 1册

刘石庵行书 1册

张旭草书李青莲序 1册

王觉斯草书墨迹 1册

祝枝山草书诗稿墨迹 1册

王虚舟临万岁通天帖 1册

怀素书秋兴八首 1册

清道人书大鹤仙人诗稿 1册

刘石庵相国墨迹第一集 1册

上田桑鸠先生草书范本 1册

玉虹鑑真贴 24册

祝枝山书秋兴八首 1册

王阳明书矫亭记七言诗真迹 1册

苏东坡清虚堂诗 1册

米南宫手札 1册

苏米合壁 1册

王梦楼寿屏十二轴全册 1册

何蝝叟行书墨迹 1册

王文成公书矫亭说真迹 1册

何子贞临麓山寺碑 1册

梁山舟先生墨迹 1册

遗民为僧之遗墨 1册

白云居米贴 卷1—12 12册

翁松禅写书谱墨迹 1册

宋拓苏长公雪堂帖 1册

王觉斯诗册墨迹 1册

姜西溟先生墨迹 1册

宋拓方园庵记 1册

曾宾谷章口三山联句 1册

元鲜于太常赵文敏合书千字文真迹 1册

北山移文合壁 1册

明莫廷韩词翰册 1册

明王铎行书诗卷 1册

王梦楼自书快雨堂诗稿 1册

王梦楼法书第二集 1册

荆谿十景六十自寿诗 1册

快雪堂法帖(1—5) 5册

戏洪堂法书(1—16) 16册

梨山园帖(1—10) 10册

怀素藏真律公二帖石刻 1册

褚书阴符经怀素山居诗 1册

大鹤山人诗汇册 1册

书谱 1册

赵孟頫书寿春堂记 1册

明文徵明墨迹选 1册

苏轼丰乐亭记 1册

宋黄山谷书墨竹赋等五种 1册

养泉斋遗墨 1册

元鲜于枢书透光古镜歌说明 1册

明陈白阳草书诗帖 1册

元鲜于枢书王安石诗 1册

董玄宰草书 1册

平远山房法帖 1册

明唐荆川草书诗稿真迹 1册

祝枝山草书杜诗 1册

明董文敏日诗月诗 1册

明董文敏行书李太白诗墨迹 1册

明董文敏虎丘诗真迹 1册

宋拓中兴颂 1册

刘文清公法书 1册

岳飞帖 1册

放大古法帖 上、下册

听雨楼法帖 1函8册

挥墨轩集古帖 1函16册

楹联墨迹大观第4册 高野候编辑 1册

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 1934年出版 1册

南宋赵孟坚自书诗 文物出版社出版 1册

话山草堂帖 1函6册

筠清馆法帖 1函6册

话雨楼法书 1函8册

采真馆帖 1函6册

鲁迅手稿选集三编 1册

……

 

这个目录当然不是毛泽东晚年所看碑帖、字帖、墨迹、真迹、手书、手稿等书作的全部，但从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很爱看的都是历史名人、名篇、名句书作。书作中有历史,书作中有文化，书作中有故事。看字帖、墨迹、手稿等书法作品，就是学习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

 

笔者还清楚地记得，从1974年4月开始，毛泽东看碑帖、字帖、墨迹逐渐增多，后来越来越多，到了8月份，笔者每天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全国到处找字帖。北京各家图书馆、博物馆找遍了，又到南京、上海等地去查找。为毛泽东选找字帖、墨迹就成了我们这一时期服务工作的中心任务。

 

从7月31日到8月14日，整整半个月时间，在北京有关单位找出来送给主席的字帖一共是92种174册。根据我们当时的记录，除当时他老人家看后陆续退还有关单位的之外，还有21种字帖一直放在他的身边。

 

这21种字帖墨迹，毛泽东一直留在他的身边，后来还时常翻阅。我们看到，这些字帖除个别之外几乎都是线装本，字都比较大，也比较清楚，差不多也都是行书和草书。21种中近一半书写的是古诗或古文，使阅读者既可以品味书法艺术，也可以欣赏古诗古文，学习中国历史知中国文化，可谓一举多得。例如，有一种叫《楹联墨迹大观》的字帖，这册中有赵书禾行楷“与人相见以诚，造物所忌者巧”的联句，毛泽东在阅看中用红铅笔在联句旁画了两个大圈。还有一册《玉虹鉴真帖》中写有毛泽东很爱读的唐代早逝诗人李贺的诗，李贺字长吉，毛泽东在这一册封面题签字旁用黑铅笔写了“李长吉诗”四个字，并用红铅笔在这四个字的旁边粗粗地画了一条曲线，在字的上面又画了一个大圈。《玉虹鉴真帖》是套帖，一套24册，在其中一册写有19首古诗的封面上，主席又用红铅笔在封面上画了两个大圈，表明他对这册字帖的喜爱。还有《怀素自叙帖真迹》等有关怀素的字帖，毛泽东更是爱不释手，百读不厌。1974年，日本首相太平正芳来我国访问时，毛泽东在他的游泳池住地亲切地接见了他，并十分高兴地将他自己非常喜爱的一册《怀素自叙帖真迹》亲手赠送给太平正芳。使太平正芳高兴得连连向主席鞠躬感谢。还有《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和《南宋赵孟坚自书诗》这两种字帖，毛泽东也都有圈画。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看字帖，不光是在看字，而且是在看诗、看文。他老人家看字帖、看墨迹，实际上是又一种形式的看书。特别是有风格的草书，书写的内容又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诗词、文赋等，这样的字帖、墨迹是毛泽东最爱看的。这是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的一大特点。

 

 

第三，为了休息、调节，也为了转移、缓解内心深处复杂的情感。

 

笔者认为，毛泽东晚年每天不停地看书(包括看字帖、名人墨迹、手书、手札等)，除了上述的两个方面属于主观方面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党事、国事、家事等多方面的情况，使毛泽东晚年精神遭受很大的损耗，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感情遭受很多的创伤，使他时常感到忧虑、不安、痛楚、孤独、寂寞、悲凉。这种情境下的看书，看字帖、看墨迹、看书法作品，显然有着排遣烦闷的功用。

 

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读书的兴趣仍然是很广泛的。他每天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名人字画、墨迹、真迹，笑话、诗话、楹联等等来调节一下。放松一下大脑，调节一下身体，让内心的孤独、寂寞、痛楚、悲凉得以转移。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工作之余，看看名人字画、墨迹，这也是一种休息。在这种情境下的读书、看字帖、看墨迹、看真迹等，一般是以浏览为主，批画较少。根据时间和环境，看多少就多少，看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显得比较轻松随意。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而且身患多种疾病，每天还有大量的工作，老长时间地阅看文件、还要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严肃正史，自然会很累的。很需要休息，很需要调节。怎么休息?怎么调节?毛泽东有他独到的做法，看正书看久了，看累了，就换着看闲书，看轻松的书，字帖、墨迹、书法真迹等就是他常看的休闲书籍。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毛泽东晚爱看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本)也是这样的书籍。

 

服务工作的实践，使我们逐步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翻阅字帖、墨迹，更多的已经不是在研究书法艺术，而是自我放松，调节大脑的一种方式。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体弱多病，连喜爱的游泳、散步等活动都不能坚持了。会见外宾时站立、行走都很困难，全靠张玉凤、吴旭君等同志的搀扶。但他老人家每天还是不停地看文件、看资料、看书，这种书看累了，又换一种书。根据笔者当时的记录，1975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还看过小人书。1974年底1975年初，这段时间毛泽东还常听京剧录音和侯宝林等说的相声。看笑话书、小人书、欣赏名人字画、听京剧、听相声，这些都是晚年毛泽东的娱乐活动，也是他休息调节的重要方式。出于这种实际情况的考虑，我们的服务工作就不能仅从学习书法艺术的角度出发了。我们在字帖、墨迹的挑选上既要考虑到他原有的喜好(老人家喜欢行书和草书，特别是草书更喜爱)。又要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健康条件、视力情况。就是说，既有书体的要求，又有书写内容的要求，同时还要兼顾有开本、装帧、式样、墨迹等要求。除了字体和书写的内容要是他老人家喜欢的，我们找来的书和字帖等，字要印得大些、清楚些，因为他老人家晚年视力减弱，字小看不清;本子要小一点、轻一点，他老人家体力不支，常常半躺在床上看书，书太厚、太重、太大，他老人家拿着不方便。这些具体要求都是我们选书、选字帖墨迹时必须考虑到的。

 

如果说游泳、散步、爬山等运动增强了毛泽东的体质，使其以旺盛的精力投入革命工作，那么，一生不懈地博览群书、学字学书、钻研书法，则为毛泽东的精神生活带来愉悦和享受。毛泽东一生爱好书法，爱好欣赏名人书法、墨迹。一册册古今名人字帖、墨迹、真迹等书法作品一直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作者：徐中远 系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本文摘自《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20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19—237页。转自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