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碧晴：伟大的社会主义情怀——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
点击： 作者：周碧晴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3-07-31 08:47:30
什么是社会主义？大凡受过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人们都很明白，真正的共产党人更不含糊，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理念十分清楚，既有理论阐明，又有实践注解。令人意外的是，当“彻底否定”和“解放思想”之后，有很多人却对何谓“社会主义”犯上了糊涂；再经几十年高唱“中国特色”和“改革开放”，持有这种“不清楚”的人们却越来越多，甚而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也在含糊其词。这就不可等闲视之了！
当新中国正如一轮朝日喷薄欲出的时候，毛主席就在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上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崭新的社会制度，其政治统领的显著特色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与对敌人实行专政，其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是“人民当家作主”。无论是在建国后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还是1956年后的社会主义初创时期，毛主席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视为社会主义最高原则，反复强调、不断探索，使之坚决落到实处，并为捍卫和实施这一最高原则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这是毛主席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伟大清醒，也是他科学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终极情怀。
——必须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制度，确保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在国家权力运行中的主人翁地位。
毛主席心目中的“人民”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十分具体的，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划分。他对人民的真挚热爱、相信、依靠和领导，始终基于对中国国情民心的实际把握上。这种实际把握，来自于经常性的深入民众调查研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有伟大领袖与人民群众倾心交谈的故事。为了更为真实地摸清民情民意，他还时常吩咐身边的警卫战士利用探亲之机，回乡实地调查，并将了解的情况向他如实汇报。因此，他对中国社会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生产情绪，以及广大群众对现行政策的意见要求，总是了如指掌、胸中有数。把全国人民尤其是底层群众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时刻挂在心上。这是他心系人民的伟大品格，也是他把人民当作国家“主人”、视为自己“上帝”的终生立场。
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话时，当黄问到中共执政后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主席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主席所说的“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要想实现“人人起来负责”“监督政府”，绝非一声号召便可做到，一定要把人民群众真正放到国家主人翁的位置。为此，毛主席从制度建设着手，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之政体制度。
早在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的概念，主张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通过“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确保从上到下的权力运行始终置于人民代表的监控之中。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性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能否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关键在于“人民代表”的构成与其作用的发挥。若是查查毛泽东时代各级人大代表的组成，就不难发现其人民性的显著特色。在毛主席的“人民”注解中，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农民，始终是人民的主体和基本力量。这是因为，工农大众至今仍是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所以“人代会”不是什么“官代会”、“商代会”，而是国家中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不同阶层人民的共同代表大会。若是让工农劳动者代表边缘化（或被代表），而让其他阶层代表占据了人大代表的多数乃至绝大多数席位，那就偷换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概念，必然失去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自然也就失去党旗上“镰刀锤头”的政治寓意，更是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精神。显然，毛主席领导创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运行机制，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障。而其不可忽略的前提则是，人大代表必须真正来自人民，并能真正反映各阶层人民尤其是工农劳动大众的利益诉求。无论时代怎么变迁，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主体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呼声，这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神圣使命，也是我们国体赋予的本质要求！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是毛主席对人民群众伟大创造精神和社会变革决定性力量的通俗表达。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总是特别注重群众中涌现的具有首创精神的新事物。比如，在工业战线，他充分肯定并大力倡导“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民主管理制度，即实行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在农业战线，各县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与县委办公室合署办公，各区、公社和大队建立相应的“贫协”组织，生产小队建立“贫协小组”，旨在监督基层干部和集体财务，参与生产管理和产品分配。毛主席还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特别重视对申纪兰、时传祥、王进喜、郝建秀等诸多劳动模范的表彰。所有这些，既是确保工农大众主人翁地位的制度设置，又是工农大众主人翁精神的舆论弘扬。
为了强化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氛围，就要在“人民共和国”中处处凸显人民性。仅从新中国建立后的诸多机构命名，足以见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诸如人民政府、人民武装部、人民公安、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邮政、人民大学、人民公园等等，就连流通货币都叫“人民币”! 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如此高抬人民？这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思维逻辑，也是永远的政治提醒：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必须时时处处彰显人民至上。为此，党和政府的执政官员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句“人民万岁”的呼喊，道出了毛主席心系人民的社会主义情怀何等深厚！
二、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力量保障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力实施，须得通过执政党的组织领导方能实现。问题在于，并非有了党的干部当政，就自然而然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了，关键要看各级领导干部是否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历史表明，原本来自百姓的官员，一旦进入“衙门”、踏上官位，往往就会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就会玩弄权力、营私贪财，就会自以为是、成为官僚。这是权力蜕变的惯常现象，中共执政当然也不例外。
曾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之多的毛主席，从中国历代的政权垮塌、王朝更迭的血腥史实中，深知官僚主义是那“历史周期率”的致命病根。故而总是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必须把“一切向人民负责”作为政府工作成效的衡量标准，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谁若犯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就是背离人民，他的权力就已不再代表人民，也就失去为民作主的执政资格，因而必须毫不留情地与之斗争，不换思想就换人。
建国之初，毛主席就向全党下达指令：“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951年11月30日）并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1951年12月8日）。并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掷地有声：“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毛主席一生中最不可容忍之事，就是政府官僚的贪污腐败，他曾严厉警告：“谁搞腐败，我就割谁的脑袋！”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极刑惩处，就是最好说明。
在帝国主义围堵打压的国际背景下，社会主义江山失守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政府官僚与资本势力的勾连。这是毛主席在其晚年岁月中，竭力反对官僚主义抬头、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虑焦点。他曾深深担忧：“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群众是没有什么权利的。”“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他还坦露心迹：“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引自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P156-157、226）总不能让牺牲无数先烈推翻了的“官僚资本主义”这座大山，又重新压在人民头上吧！正所谓“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有学者经过研究，罗列了前些年我国的“政府清廉指数”“医疗卫生水平”“大学收费”“城乡收入差距”“行政成本”等项指标的世界排名，由于太过靠后，着实让人吃惊！若再加上改开后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这些都是与社会主义相悖的消极现象，也是“特色”二字无法遮掩的尴尬。问题出在哪儿？出在诸多领导干部丢失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严重背离了执政为民的党性，糊里糊涂地在滑向资本主义的坡道上忙碌，还自以为这是“中国特色”的使命！
有比较才有鉴别，遭惩罚就得反思。当大量执政官员与资本勾结已经成为沆瀣一气的“特权阶层”之时，其团体式贪污腐败、家族性窃取国财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还有里通外国的间谍、“第五纵队”已经渗透到党和国家重要部门、关键岗位，这些大大小小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以自己的倒行逆施，在为毛主席坚持继续革命的英明远见提供了一系列的反面佐证。我们还能否定阶级斗争、不要继续革命吗？如果八十年代起的“告别革命”潮流，能让我国干部队伍变好了，变得更加清廉了，国内外的敌对势力都自动消停了，那就证明毛主席的战略判断根本错了。然而，“告别革命”的结果，却带来了执政队伍前所未有的严重腐败局面，不仅确有崇洋媚外、出卖国家、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走资派在走，而且体系塌方、同生共腐、前仆后继、层出不穷，甚至爆出不少国级高官和军界将帅。那就该当反思了，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还能继续政治糊涂下去吗？！
为了确保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工农本色，毛主席还尝试着从工人农民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干部，并让他们到重要岗位掌权历练。比如众所周知的陈永贵、吴桂贤同志等，你可以嘲讽他们领导能力的欠缺或某些方面的知识短板，但你无法否认他们是地地道道、实实在在的“人民公仆”，也无法否认其秉公为民的政治人格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执政风格，更是不可否认毛主席想让杰出劳模走上前台、为民执政的改革尝试。再看看这些年来，那些身居要职者的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低劣、丑恶与肮脏，人们怎不抚今追昔、念想忠良？
毛主席经常告诫：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手中的问题。为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人民公仆”的手中，他力图通过“清除”与“培育”两条途径实现其战略目标。一是清除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当然，那种从下至上的运动方式容易造成内乱，但其通过发动群众监督官员的动机没错。二是培育新人，即让青年一代经风雨见世面，不断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为此，毛主席十分重视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改造，以及革命精神、斗争意志的炼造。他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与部署，无不源于这一革命初衷。
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变修成为事实，出于对人民政权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毛主席把谨防党内蜕化变质分子的滋生与走资派的形成，视为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头等大事。他经常提醒各级干部要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了解群众，并采取了“五七干校”等方式，让干部（包括自己的女儿）都要在劳动锻炼中消除身上的官僚气，不断“斗私批修”，以致站在工农大众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办事。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操手，居然把“五七干校”谓之打击迫害、受苦受难的“牛棚”，时至今日仍在某些媒体流传，实属荒谬！照此说来，那个年代比之更为艰苦的数亿农民，岂不都成了生来就在“牛棚”里受迫害？难道干部就应该脱离群众、高人一等？
综上所述，在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词典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色标志。如何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关键在于要使人民群众真正具有监督政府、防止执政队伍蜕化变质的实际权力和有效方法。严酷的现实表明，当执政队伍官僚主义盛行、贪污腐化成风，而人民大众又无可奈何之时，民心自然渐渐离散，膨胀的官僚资本就会集伙成势、趁机生变，人民政权垮塌的警钟就要敲响了！
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保障
在毛主席那强烈的社会主义意识中，唯有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而要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除了上述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的核心力量保障，更为重要的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保障。至于在社会文化、舆论、道德等方面的意识形态保障，另当别论。
马克思主义的A B C讲得明明白白：国家经济唯有以公有制为基础，才能使劳动人民真正摆脱被剥削、受压迫的命运，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国家主人；才能使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行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固有矛盾，及时调整供需关系、经济结构和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促进经济协调稳定发展，使人民国家快速强大。这已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无可辩驳的充分证明。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细读精研、融会贯通的毛主席深深懂得：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劳动者人人平等的生产关系和按劳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界定，故而终生为之坚守。如果连这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搞不清楚”或故装糊涂不加坚守，那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连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正是出于这样的社会主义清醒，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立即着手在旧中国的经济荒地上进行“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实践表明，所有制的变革会为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开辟道路，会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条件，会为消除剥削、人际平等和共同富裕创造前提。在对旧中国留下来的旧农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毛主席特别强调，“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只有通过“合作化道路”，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纳入集体经济轨道，实行集体所有制，才是实现未来机械化生产以致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通道，别无它途。直到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毛主席还对身边同志念叨：“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引自同上，P151）重温这段57年前的铮铮告诫，怎能不心灵震撼？但凡站在人民立场，你都会从这句句戳中现实的预言中，再次领略毛主席那无与伦比的社会主义情怀！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也是杰出人物奋力推动的。然而历史从来不是一路高歌的直线猛进，尤其在激情探索的开创性征途上，犯错总是难免的。不仅杰出人物会犯错，人民群体也会集体犯错。在新中国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像一个三四岁的懵懂孩童，刚会走路就要快跑怎么行呢？可是，在这遍地豺狼的世界丛林里，我们的新中国如同背负巨大生存压力的“苦孩子”，她太想太想快点长大了，所以才急于快跑、“大干快上”。当时，上至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大多数人都有这个强烈愿望。一些“左”的冒进行为，正是这种热情高涨的冲动。但凡是个心理正常的人，谁会喋喋不休地嘲讽长辈幼年时的“快跑摔跤”呢？
在毛主席领导时期，由于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的快速建立和集体化道路的迅速形成，极大地焕发了全国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出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蒸蒸日上，为国家工业体系的全面创建、农村水利工程的全面兴建、大中小学教育机构的全面组建，以及后来“两弹一星”等重大项目的完成，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时间。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直至今天我们仍在不断享用！然而居然有人把这社会主义宏伟大业污名为20世纪的“乌托邦”，真乃“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谬”！世上会有如此创造巨大成就的“空想”社会吗？
毛主席逝世之后，那些急于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的人，还妄图从“文革”的否定推导出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失败”，甚至撒下“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弥天大谎。假的就是假的，谎言总是不堪一击。早在文革期间的1969年初，我国就已向世界宣布实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举世为之震惊！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显示：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粮食增长33.8%，棉布增长20.9%，油料增长61.6%……。（见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2016年6月版，P631）中概述：“综合起来看，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181.7%，平均每年增长9.9%；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51.2℅，平均每年增长3.8%。”看看这些权威发布，你还信那些人为制造的“崩溃论”吗？上下五千年、环球天下国，有谁见过如此的“崩溃边缘”？
还有，这些年来总是有人唠唠叨叨地翻出前三十年中，曾经的人们“饿肚子”、生活用品“发票子”来说事，借以佐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空想模式”。其实，当年就有人指责这是不顾民生的“不仁政”。对此，毛主席在一次政府工作会议上，作了高屋建瓴的解答：“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1953年9月12 日）看待任何历史问题，都应着眼当时的背景与条件，否则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泥沼。要知道，新中国是在经历百年战乱、国库空虚，就连一根火柴、铁钉都难以制造的基地上起步的，在那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年代，没有全国人民尤其是几亿农民的勒紧裤带、忍饥挨饿，怎么积累大量资金实现国家工业化？怎么在中西部地区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又怎么进行“两弹一星”等国之重器的建造？
毛主席晚年时期，非常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不容否认，更不可忽视！而且，这些成就中的大多数虽然当时不能马上见效，却为后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撇开那时全国人民的奋斗精神不谈，仅从那辈人的节衣缩食来说，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牺牲，一种极其可贵的无私奉献！若因这段迫不得已、不可避免的“苦日子”，就此推论前三十年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良知何在？
让人民当家作主，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看，就是广大劳动人民能从集体化的协作和公有制的运行中，真正成为生产活动的主人翁和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因而，他们可以更为自觉地为了长远发展而牺牲眼前利益，并能在关键时刻和困难时期“舍小家为大家”、众志成城为国家。这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可歌可泣的“社会主义觉悟”，一种永载史册的伟大“觉悟”！当历史车轮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中张扬的个人主义，加之种种历史虚无主义歪风的惑害，渐渐模糊了人们的双眼，那种大公无私、忘我奉献的“觉悟”，随之渐渐淡化甚至消失殆尽。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定律，不是频繁的教育宣传所能改变的。
如今人们怀念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情怀，并非迷恋那个“一大二公”的年代和清贫岁月，而是国家主人地位的在乎和公平正义的向往。经过两个“三十年”的对比，人民再也不会糊涂。谁都知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搞那种清一色的公有制显然行不通，利用和调节市场经济，适度发展民营经济，将是很长一段时期的必要国策。很多群众会在民营企业中找到自己奋斗奉献的岗位，国家的强大也还需要这支“生力军”的助推。问题在于，怎么可以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公开推行全面私有化呢？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毛主席领导人民辛勤创建的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化为私有，无论何时都绝对不可丢失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若说在社会主义的特定发展阶段，“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那也不能一退再退、退到抛弃公有制为主体的底线吧？！丧失社会主义原则、偏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方向，难免会在错误的道路上前功尽弃，成为历史的罪人。
正如习总书记所言：“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新时期，为了大力发展经济、迅速增强国力，党和政府需要统筹兼顾、双管齐下：一方面要着力发展民营经济，尤其要积极扶植像华为集团那样，具有集体共有性质的民营企业，加入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洪流；另一方面，更要千方百计大力发展国有经济，重新开辟集体化生产方式，尽快扭转我国公有制经济不断萎缩的窘境。试问，若是公有制经济只能在“小半阵地”里徘徊，甚或继续萎缩下去，何谈“人民当家作主”？哪有社会主义雄厚基础？又该怎样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曾几何时，这已成了一个十分沉重的政治话题！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实践反复告诫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与延展，既要防“左”也得反右。要知道，潜伏在我们体制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早已不是极个别，而是已成气候。他们不会公开鼓吹资本主义道路，其惯用手法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通常是把“社会主义”抽象化、虚拟化，只作为一种空泛口号叫喊，或是当成一种标签符号宣传，而在具体原则和实践要求上，则误导人们“打左灯向右行”，即“对社会主义只说不做，对资本主义只做不说”。这是必须高度警惕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应比任何时候更加警醒：究竟“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这是一道必须解答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但愿执政的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九千八百多万中共党员们，真正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能从毛主席那伟大的社会主义情怀中，获取思想教益，找到正确答案。人民群众仍在热切期待，伟大领袖和无数革命先烈都在天上看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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