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年底,正在广东韶关医院工作的曾碧漪收到一封调令。
当时,这封调令是由南雄县委的几位同志亲自送过来的,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也异常郑重,他们告诉曾碧漪:“我们奉中央的命令,接你到北京。”
曾碧漪愣了一下,随后喜极而泣:“毛大哥没有忘记我!”
曾碧漪和古柏的婚恋
曾碧漪,1907年出生于广东南雄,她家境殷实,父母还开明,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父母却将她送进学校读书。
曾碧漪也是个争气的女孩,她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奋发向上,于1923年考入广州甲种工业学校。
当时,李富春和蔡畅刚从法国留学回来,正好在这所学校当老师。看着讲台上激情澎湃讲述马克思主义的两人,曾碧漪被感染到了。
于是,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当地的妇女解放协会。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曾碧漪便经常跑到黄埔军校、农讲所等地方“蹭课”,在那时,她已经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
除此之外,在曾碧漪的革命道路上,还有一位重要的领路人,那便是她的哥哥曾昭秀。
曾昭秀比曾碧漪更早投身革命,因此,在曾碧漪加入共产党后,便一直跟着哥哥工作。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曾昭秀和曾碧漪积极参与其中,也就是在这时,曾碧漪认识了她未来的爱人——古柏。
当时的古柏不过19岁,满腔的革命热情,让他迅速和曾家兄妹走到一起,三个人一起熬夜策划活动,一起举着旗帜走在最前面。
后来,反动派武装施压,三个人这才分开,古柏去了江西寻乌领导农民起义,曾昭秀和曾碧漪则被调回南雄。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北伐战争便开始了,这样一来,广东各地的反革命势力越发猖獗,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到了1926年冬天,南雄的各革命机关已经无法在城里继续下去了,只能被迫转移至梅关山。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个南雄更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曾昭秀带领群众发动了几次武装暴动,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破坏行动。
几个月后,南昌起义失败,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路过南雄,得知消息的曾昭秀和曾碧漪立刻下山迎接。
短暂的会面后,朱德留给曾昭秀9条步枪,那是朱德当时能给的最大支持。
然而,朱德、陈毅刚率起义军离开,反动派便在南雄开展了大屠杀。南雄县委马上将打散的赤卫队重组,曾碧漪作为县委妇女部长,带领妇女扛枪参加了战斗。
不久后,曾昭秀和曾碧漪带领赤卫队杀了回来,处决了反动团长,还成立了南雄县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无疑让反动派恼羞成怒,他们组织了更庞大的队伍围剿赤卫队,赤卫队苦苦坚持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寡不敌众。
战斗失败后,南雄机关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曾昭秀考虑过后,决定独自前往赣州寻找党组织。
可惜找来找去一直没个音信,就在这时,曾昭秀在报纸上看到古柏在寻乌的消息,于是,他马上动身,前往寻乌投奔古柏。
1928年5月,古柏见到了许久未见的曾昭秀,他很吃惊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曾昭秀笑呵呵地说:“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他们说寻乌有共产党,我一猜就是你,所以来投奔你了。”
古柏激动地抱住曾昭秀,曾昭秀也很高兴,不过他没有忘了自家妹妹:“我妹妹还隐蔽在乡下呢。”
古柏立马明白了曾昭秀的意思:“我马上派人去接。”
几个月后,古柏派去的人找到了曾碧漪,他们告诉女孩:“你哥哥在赣州寻找组织未果,现在已经在寻乌参加工作了。”
曾碧漪本来有些防备,可一听到来人说到了古柏的名字,马上就相信了,随后,她跟着几人出发了。
路上,一行人经过一个山寨,山寨里的匪首见曾碧漪国色天香,竟然起了要把她留下当压寨夫人的心思。
土匪人数众多,三名战士外加曾碧漪压根不是对手,就在这时,一名战士灵机一动,他告诉匪首:“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可是古柏未过门的妻子,你抢了她,不怕古柏跟你拼命啊?”
匪首听了这话,有些害怕了。古柏这些年在寻乌发展迅速,平常跟自己“井水不犯河水”,若是抢了对方的老婆,后果可不是自己惹得起的。
于是,他尴尬地笑了笑:“原来是古柏的妻子啊,不好意思,得罪了。”
说完,他还拿来30块大洋,当做是给古柏的新婚贺礼。
回去后,三名战士把这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说到有趣的地方,大家哈哈大笑,在一阵笑声中,古柏偷偷看了看红着脸的曾碧漪,一股莫名的情愫涌上心头。
没过多久,情投意合的两个年轻人便确定了关系,然而,这份很纯粹的爱恋却被有心人利用了。
在广州的某家报纸上,赫然写着“仁居山古柏,得一貌美妻子,原是省城工业学校‘校花’,被古柏派人抢去,占为妻子……”
虽然谣言传得沸沸扬扬,但知情人却并没有把这些当一回事,尤其是曾昭秀,他知道古柏是个好妹夫,所以经常劝他把婚事办了。
就在古柏正在考虑婚事大事之际,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
“闻得你们结婚大喜,于此遥示祝贺……我看喜事要大肆操办,让苏区的民众都知晓。要发表一个结婚宣言,大张旗鼓地张贴到城里,向民众宣传我们并不是‘共产夫妻’,而是实行自由恋爱,一夫一妻的婚姻政策,别无他赠,谨以此信权作结婚礼物。”
古柏协助毛泽东创作《寻乌调查》
这封信让古柏后知后觉地明白了反动派的不良居心,看来,他跟曾碧漪的婚事需要马上提上日程了。
这时,曾碧漪突然想到了什么,她问古柏:“毛委员是怎么知道咱俩的事情的?”
古柏有点不好意思:“我之前去瑞金开会的时候,毛委员问我有没有对象,我就如实告诉他了。”
说完,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眼曾碧漪:“那……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别辜负了毛委员和战友们的心意。”
曾碧漪红着脸点点头,当天晚上,古柏在油灯下起草了一份“结婚宣言”:
“我们是自由恋爱而结婚,不送礼、不请客、不坐花轿、不拜天地。我们不是封建婚姻里的奴隶,而是革命旅途中的伴侣,愿共同为革命奋斗终身。”
曾碧漪看过后表示满意,随后,两人用毛边红纸,将“宣言”抄写了30多份。
第二天,古柏将“宣言”交给十几名战士,让大家到县城街头张贴,这样一来,谣言不攻自破。
晚上,游击队的宿营地里燃起了熊熊篝火,这是战友们为古柏和曾碧漪办的婚礼晚会,一对新人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1930年,红四军从会昌来到寻乌,趁着部队发动群众工作的机会,毛泽东开展了为期20多天的社会调查。
意料之中,古柏成了毛泽东的助手。那时候,毛泽东住在寻乌县城南门外马蹄岗的一座小楼上,古柏与他朝夕相处,全力协助他做调查。
古柏陪着毛泽东走大街、穿小巷,讲述寻乌的风土人情,外带给毛泽东当“翻译”。
那一天,古柏带着毛泽东来到南门街,街上店铺鳞次栉比,行人来来往往,看到这门庭若市的景象,毛泽东情不自禁停下脚步,跟摆摊的商贩攀谈起来。
转完一圈后,毛泽东有些意犹未尽,他向古柏提出,自己想找一些对寻乌历史、商业有着深层了解的老人进行访问。
古柏想了一下,很快想起一个人,这人叫做郭友梅,是间杂货店的老板,同时,他也是寻乌商会的会长,对寻乌的大小事都了如指掌。
听到有这样一个人,毛泽东马上兴致勃勃地表示要去拜访。就这样,古柏带着毛泽东来到了郭友梅的杂货铺门前。
当时,郭友梅正在吸烟,看到古柏带着一位身材高大的陌生人走了进来,赶紧站起身。
毛泽东快走几步握住郭友梅的手:“郭先生,幸会幸会。”
古柏帮两人做了介绍,得知陌生人是大名鼎鼎的“毛委员”,郭友梅有些受宠若惊,他招呼两人坐下,毕恭毕敬地倒了茶。
毛泽东道谢后,四下环顾店内摆设,只见货架上零星地摆着几卷布和日用百货用品,看起来不是很景气。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询问了生意冷清的缘由,只见郭友梅长叹一声:
“想当年,我们家是寻乌城里第一大的商户,后来外国洋货入侵,生意就变得惨淡了,为了自救,县城的一些老板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商会,大家互帮互助,凑乎过日子吧。”
古柏接着补充:“郭先生在寻乌做了40年生意,曾担任过两届商会的会长,是个寻乌通。”
听了这话,毛泽东高兴地站起身:“您就是我打着灯笼都要找的行家啊,我最近要开个调查会,想请一些对寻乌各方面比较了解的人,不知道您能否赏光。”
郭友梅觉得这是好事,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从郭友梅这边出来,古柏又想起个人——范大明。
范大明是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委员,是土生土长的寻乌人,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还当过教员,有文化有见识,对寻乌的情况十分了解。
知道这些情况后,毛泽东直奔范大明家,只可惜他正在开会,没有办法,毛泽东只能拜托古柏,邀请范大明参加几天后的调查会。
几天后,调查会按时召开,除了郭友梅和范大明,还有古柏精心挑选的来自各行各业的知情人士。
其中,郭友梅和范大明是介绍最详细,提供材料最多的。整个调查会,毛泽东就像小学生一样,安安静静的做着笔记,遇到不明白的还会举手提问。
调查会一连召开了十多天,之后,毛泽东对那一大摞调查材料进行了整理,写出了著名的《寻乌调查》。
在序言中,毛泽东写道:
“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毛泽东找到曾碧漪
或许是因为合作愉快,寻乌调查后不久,毛泽东便把古柏调到了红四军前委任秘书长,而曾碧漪,则成了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当时,曾碧漪的主要工作是帮毛泽东整理抄写文件、搜集报纸材料。有一次,有人送来一封写在衬衫上的密件,因为找不到能抄写的纸张,曾碧漪急得哭了出来。
她火急火燎地找到毛泽东,将事情说明,毛泽东一边安慰她,一边从书堆中抽出几本线装书:“这些都是没用的闲书,你把它们拆开,用没字的那面抄写,废物利用。”
曾碧漪总算破涕为笑,拿着几本书回去抄写了。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曾碧漪本该和毛泽东一起参加长征的,然而,毛泽东交给她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留在苏区,负责照顾瞿秋白、何叔衡等受伤的同志。
与此同时,古柏从前线寄来信件,让曾碧漪马上把三个孩子寄养到老乡家。在信中,他一再叮嘱曾碧漪,不能让寄养人知道孩子的任何信息,以免带去不测。
曾碧漪没得选择,为了孩子的安全和自己的革命工作,她只能听从古柏的意见,让孩子隐姓埋名留在老乡家里。
不久后,红军主力开始转移,很快,反动派以蝗虫过境的架势占领了苏区。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留下来的游击队只能不断转移,即便是晚上也不得安生。
1935年,在某次转移过程中,曾碧漪因行动不便掉了队,随后,她被反动派逮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曾碧漪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对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情况一概不知。
见如何审问都没有有用的信息,敌人相信了曾碧漪的话,随便把她扔进大牢关着了。
一直到1936年,国共再度合作,曾碧漪才被释放。之后,她独自一人去了吉安,找到党组织后,以教会学校教员为掩护,做了地下交通员。
在此期间,曾碧漪一面工作,一面打听古柏的下落。1937年,有人送来一封信,这信是毛泽东写的,信中,毛泽东告诉她一个噩耗——古柏于1935年为掩护战友牺牲了。
曾碧漪伤心欲绝,她回信给毛泽东,请求前往延安工作。收到信后,毛泽东让贺子珍回信表示同意,没想到信件延误,曾碧漪最后也没能去成延安。
1938年,曾碧漪被调到广东韶关医院,以护士身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她在这里工作到1949年年底,直到毛泽东的一封调令传来。
曾碧漪没想到毛泽东还记得自己,她激动地收拾好行李,带着刚刚寻回不久的二儿子古一民乘车前往北京。
然而,车辆行驶至江西泰和时,不幸发生了,一场车祸直接把曾碧漪的右腿压断,古一民更是当场死亡。
白发人送黑发人,曾碧漪悲伤到几度晕厥。几天后,她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随行人员问她接下来准备怎么办,曾碧漪擦了一把眼泪,斩钉截铁地说:“去北京”。
就这样,受伤严重的曾碧漪挺到了北京,之后,她被送去医院治疗。
1950年4月,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毛泽东听说了曾碧漪的情况,他马上下令:“把她接到中南海来。”
这是他们时隔15年后再相见,曾碧漪满含热泪,低声喊了句“毛大哥”。
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看了她很久,才心情复杂的张口问道:“腿伤怎么样了?”
曾碧漪摇摇头:“没什么大碍了。”
接下来,曾碧漪在毛泽东的询问下打开了话匣子,她声泪俱下地讲述着这些年的经历,尤其是丈夫和儿子的去世,让她无法释怀。
听了这些,毛泽东轻叹一声:“你这个问题我实在解决不了,孩子已经走了,无法挽回了……”
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
“干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我也一样,我参加革命几十年,父母早就没了,大弟毛泽民和小弟毛泽覃都牺牲了,小弟的一个儿子才18岁,就被敌人活埋了,还有开慧,也为革命牺牲了,失踪的孩子们也没找到……”
这一刻,他们只是两个痛失亲人的普通人,满脸的伤痛也只有彼此能懂。
曾碧漪待了挺长时间,考虑到毛泽东要休息,这才主动告辞。离开前,毛泽东交代她:
“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不要太难过,以后会好起来的,以后常来看看我。对了,一定要回江西找孩子,我们准备让中组部去办这件事,革命的后代一定要管,过去打仗顾不上,现在可以了。”
本来,曾碧漪对找回孩子不敢抱太大期望,没想到,中组部真的替她找回了小儿子古忆民。
1960年,曾碧漪带着古忆民去北戴河休养,巧的是,古忆民偶遇了刚游泳出来的毛泽东。
古忆民见到毛泽东异常开心,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凑上去喊了句:“毛主席好”。
这时的毛泽东还不认识古忆民,不过,他还是和蔼地笑了笑:“你好啊。”
站在一旁的王稼祥为毛泽东做了介绍:“这位是曾碧漪和古柏同志的儿子,名叫古忆民,从瑞金找回来的。”
毛泽东惊喜地瞪大双眼:“你妈妈来了吗?她现在在哪里?”
古忆民赶紧跑回休息室,找到曾碧漪:“妈妈,主席找你呢。”
曾碧漪很意外,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毛泽东,她来到毛泽东身旁,握住他的手。
毛泽东冲她笑了笑:“你和古柏同志的孩子找到了,我很高兴呢。”
随后,他又有些失望地问道:“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这么久不来看我。”
曾碧漪无奈地摇摇头:“您工作忙,我不好总是打扰你的。”
“就算工作忙,你也得来看我啊,有些话,只有和你这样的老同志才能说……”
曾碧漪突然感觉到了毛泽东的孤独,后来,她只要有空,就会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
来源:静心历史录今日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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