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每100名新生儿中就有20名死亡，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等传染病横行。当时，全国各类卫生机构仅有3000多所，约有80%的病人得不到正规的医疗帮助。

面对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痍，如何发挥中国医药优势，迅速找到解决百姓医疗卫生问题的办法，成为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1950年8月7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会议题词：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发挥中医药特点是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医疗卫生问题的关键。

1954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到了中医问题：

“我们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的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

发展和利用中医，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而成立研究中医的专门机构，解决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困扰，成为中央领导心中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

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鲁之俊和筹备小组的头等大事，就是邀请全国最好的中医来北京共同建立中医研究院。那么由谁来选拔中医专家并邀请他们来京呢？

一天，一位穿着朴素的老者走进了鲁之俊的办公室。

他叫陈邦贤，江苏镇江人，少时学医。30岁那年，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医学通史性专著——《中国医学史》。新中国成立后，陈邦贤投入医疗卫生事业之中。

【陈邦贤】

一见面，鲁之俊就说出了请陈老过来的原因。他希望陈邦贤前往上海等地，物色、聘请有经验的名中医加入中医研究院。

在上海，陈邦贤拜访了许多中医专家。在和这些专家的交流过程中，陈邦贤发现有许多著名中医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们离开家乡到寒冷的北方生活。

筹备小组经过商议，最终决定在上海成立教材编委会，把老中医专家的经验和理论编辑成教材，让更多的中医学习。

1954年底，研究院刚刚开始组建，房间十分有限。两位大夫共用一间诊室出诊，许多从外地来的专家、医生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诊室暂住。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医院专门修建了“专家楼”，让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医专家们有了稳定住所。

朱琏是中医研究院筹备小组里的一名针灸学专家。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刘庄接见了朱琏，还请她共进晚餐。席间，警卫员端上了一盘毛主席特意准备的菜品——炸馒头片。

毛主席说，朱医生你吃这个，这个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吃。

说到中医针灸时，毛泽东主席挥动着双手，用他那标志性的乡音强调：

“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同时，毛泽东主席再一次提到了中西医结合的问题：

“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04

1955年12月19日，虽然已是寒冬，但是广安门内北线阁中医研究院住院部小礼堂里依然挤满了人。

这几张签满姓名的纸组合起来就是中医研究院成立当天参加典礼人员的签名簿。

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卫生部任命鲁之俊为中医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党组书记，朱琏、田润芝为副院长，彭泽民为名誉院长，萧龙友为名誉副院长。

周恩来总理为中医研究院成立亲笔题词：

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中医研究院于1955年正式成立，198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几十载光辉历程，几十载薪火相传。中国中医科学院始终秉承护佑生命的职责，怀揣国家使命，承担民族重任。几代中国中医科学院人勇攀医学高峰、守正创新，在中医药传承发展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CCTV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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