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诞辰129周年有感】

又快到毛主席诞辰纪念日了，每当这个时候，难免由衷思念老人家治党治国方略以及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特别想结合当前的一些实际，谈谈老人家所倡导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人才培养道路问题。

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教训中找到的一条中国革命发展的光明之路。建党初期，一群怀揣革命激情的年轻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革命理想，首先必须解决在白色恐怖中生存的问题。而只有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工农群众才可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这些共产党人。这种血与火的事例，在党革命早期比比皆是。随着经验和教训的不断总结，这一道路成为推进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巨大动力。到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特征就是来源于实践，又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城市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去追求革命理想和真理。这些青年的到来，为红色延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革命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另一方面，不少知识青年有着知识分子固有的傲慢，他们不熟悉也不愿熟悉工农群众，在群众面前往往要摆出知识分子的“酸架子”，导致了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感情“隔阂”。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刻历史认知和深厚感情的毛泽东，自然认为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在知识分子，因此，怎么样教育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毛泽东需要重点思考和重点解决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以解决这一现实矛盾。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参加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时说，我今天来要为大家送两件珍贵的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并指出：知识青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到工农群众中去”。

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性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以这一标准来划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

1939年12月9日，毛主席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即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又为知识分子的成长进步指明了方向。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更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但是，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后，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进一步把能不能与工农相结合提高到阶级划分的高度。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教作家丁玲“如何当好主任”的事例，可称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佳话之一。当时，中央任命丁玲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担心不能胜任，毛主席告诉她，当好主任首先要放下架子，深入实际，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后来，丁玲放弃吃小灶的待遇，深入连队谈心，在与干部战士同吃小米杂粮中建立起了亲密的感情，最终感慨道：“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革命战争中就会一事无成”。

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20多所大学的学生，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得到了根本性改造。大多数知识青年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主动放下架子，转变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仅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而且充分发挥自己知识面广，见识多的优势，为有的放矢地解决工作、生活、劳动和战争中的实际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知识分子中身上得到完美结合与体现，更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有理想、有知识、懂民情、掌握各种不同知识的不同层次的人才，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人才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没有变。毛主席认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党在在投入巨大精力着力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更把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项重大战略抓在手上。

历史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任何执政集团，总是需要一大批有知识的人去执掌国家政权的，但如果这些人和人民群众没有深厚的感情，和老百姓建立不起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就很难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制定国家战略和大政方针。而和平年代，又客观上解除了战争年代中与群众密切联系的自逼机制，即党的干部即使不主动去联系群众，也不会有衣食之忧，更不会有生命之忧。因此，客观机制决定了党面临着脱离群众的巨大危机。长期以往，一些党的干部难免会逐渐成为只懂得享受与盘剥的“蛀虫”。如果这些人一旦掌握高层权力，难免会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和命运。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深谙其理，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严厉的警示。进京后，毛主席更是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特别是美国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和前苏联变质后，更引起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警觉。为此，中央多次发文要求知识分子要到工农当中去，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了解工农的思想感情，学习工农的品质，树立为工农服务的思想。

鉴于建国初期我国落后的农业严重制约到工业和国防科技等发展，党中央、毛主席把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重点放在了农村。1955年，毛主席在许昌地委报送的材料中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中央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64年，中央《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1964年4月21日，毛主席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1964年12月26日，在老人家71岁生日时，特意邀请正在北京参会的插队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与自己一起过生日，并安排坐在了自己的身边。当有人提出让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也一起坐时，毛主席说：“她不下乡，不配。”这一特别行为，深刻表明了老人家对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鲜明态度。

任何执政条件下，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人，总是有更多机会捷足先登政治舞台；一些高干子弟的几率更高。毛主席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1965年，毛泽东在与其表侄孙女王海容谈话时讲到：“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由此可以看出老人家的深谋远虑。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又进一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并且亲自带头，将自己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的女儿李讷先送到“五·七”干校锻炼，后又到农村插队劳动。在毛主席的带动下，中央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也积极带头，把自己的子女亲属送到农村去、边疆去。此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普遍兴起，全国先后有1700余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这一广阔天地，去接受锻炼，接受再教育，也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知民情，与人民群众有着深厚感情的领导干部。

正是由于有毛主席当年的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后，有过知青经历的人进入高层政治舞台所占比例之高，为任何一个群体难以企及。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绝不是偶然的。知青，既有从小在城市养成的开阔的思路和广泛的见识，以及城市人较为先进的理念和活跃的思维习惯等，又通过插队经历，对最底层社会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是立体的。特别是通过长期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人民群众生活的艰辛以及淳朴善良的品德等感受至深，也与群众建立起了水乳交融的血肉感情。这些见解和感情，影响到他们终身，决定了他们的言行，也成就了他们的事业。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学。上了这个高中和大学，对老百姓才会有很深的感情”。因此，国内外舆论一致认为，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全面进入决策层，无疑将会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未来走向。

但是，知青毕竟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一批人终将会老去，而我们祖国，我们民族的未来呢？一个国家，政权可以交接，但经验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却不会随着政权的交接而交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不是靠简单的思想说教就能解决。如果我们继续走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的人才培养路径，那么，很担心我们未来的接班人，能不能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也很担心我们的一些所谓专家、智囊，会不会把国人和国家引向歧路！

这样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这样的事例在现实中已经屡见不鲜！

且不说饱受诟病的中小学教育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中小国有企业改革等，在一些专家的蛊惑和高层的“顶层设计”下，最后使人民群众“谈改色变”；也不说网载的所谓全国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所说的：中国老百姓“谁家没有个50万”、“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优势”、“只有拉大贫富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为了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建议“取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福利”、“医改如果成功了，是全国人民的悲剧”、“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等令人既愤慨又喷饭的“高见”；单单是这次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们不少基层领导干部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惟实，只惟上，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行为所导致的广大群众怨声载道，国家资源严重浪费，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等，就足以让我们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政权走向深深担忧！

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朝代，不管是治国理政还是社会发展，无疑都离不开一大批有知识的人。但真正的知识并不仅仅是文凭和学位！获取知识的路径也并不仅仅是书本！毛主席曾经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种所谓的“使用”，绝不是拿着书本去对照实践；也不是蜻蜓点水地到基层召开几次座谈会，听着一些言不由衷的发言，然后拿出几篇调研报告（笔者在职时曾多次遇到过这种现象）。这样的所谓成果，即使讲得天花乱坠，也只能是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而这样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越多，给民族、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祸害和灾难就可能越大，社会矛盾也就会越来越加剧。

走什么样的人才培养道路，不仅仅是思维方法问题，更是根本立场问题。毛主席之所以特别重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人才培养道路，说到底是老人家历史唯物主义人民观的具体体现。因为他老人家坚信，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英雄。载舟覆舟的道理人人都懂，但由于根本立场不同，在实践中就难免偏差走样。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依靠一些不懂得国情、民情，和老百姓毫无感情的“海归式精英”或资本大佬们去搞所谓“顶层设计”，最终只能把党和国家引向邪路。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同时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2014年5月，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当代中国青年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投身人民的伟大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同人民一起前进，青春才能昂扬；同人民一起梦想，青春才能无悔。”（2015年7月24日致全国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六大的贺信）因此，怎么样全面认真地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未来的国际、国内情况将更加复杂，治国理政的任务将更加艰巨，而人才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只有从现在起，像当年组织知青插队一样，拿出一整套政策和措施，让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到实践中、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老老实实地拜工农群众为师，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这样才可能增进和普通老百姓的真正感情，也才可能真正从思想上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也才能为未来党的事业培养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中华民族，也才可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