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

这一段段的讲话，听来那么深邃而亲切，那么通俗而晓畅。你知道吗？这是毛主席说的，就来源于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整整八十年了。今天，作为文艺界的朋友，在俄乌战场炮声隆隆、美帝在全球处处拱火、世界备受疫情蹂躏的特殊背景下，我觉得备加需要重新阅读毛主席的这篇著名讲话，因为这个讲话对于今天，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说明白了同志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并不是来专谈理论问题的，我要讲现实。如讲理论，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这个重要讲话，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理论等各个方面，都是世界文艺理论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文献。

这铁的事实，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实用主义方法去解读，都不能改变它是我们永远遵循的文艺方向。现在这样，将来依然如此。这些年许多错误的解读，那都是过眼云烟，经不住历史检验。《讲话》永远都是烛照国民精神的灯塔，万古常在。

【1942年毛泽东朱德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前】

最后毛主席在听取了意见发表总结讲话，就“歌颂与暴露”作专门理论阐述，他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会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说到这儿，毛主席话锋一转直接批评：有些人对人民的事业，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冷眼旁观、毫无兴趣，他只关心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这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根本不愿意歌颂人民，更不愿意在大战背景下为人民鼓舞斗志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蠢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人。

我之所以大段复述了毛主席这段著名的论断，不是专门回顾历史，这一切已经被历史证明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论断极其严谨精确。我是说，毛主席八十年前的讲话和批评的问题，今天与历史如出一辙的正在重复，并且与历史几乎一模一样在演绎抗战年代“歌颂与暴露”的老问题。所不同的是，今天与延安相比，有的人还更加直接，反对歌颂人民、歌颂英雄、反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疫斗争的宣传导向，甚至比当年反对歌颂人民和八路军的情况，还要直言不讳。

【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三支医疗队分别从上海、重庆、西安三地乘坐军用飞机出发，于当晚23时44分全部抵达武汉机场。 （图源：新华社）】

值得一说的是，就在2020年全民抗疫开始，全国支援武汉的关键时刻，我在媒体发表文章，建议文艺家们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努力歌颂冒着危险去一线投入抗疫的白衣战士。特别是那些听从党中央一声号令，在大年初一就离开温暖的家直奔武汉的三军医疗队。当时的情况的确特别感人。但是，就这样一篇提倡大家按《讲话》精神为全民抗疫鼓劲的文章，却惹了一大批社会公知的极大不满。十几名大学教授，其中不乏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开始对我这篇提倡按《讲话》精神写好工农兵的文章大加挞伐和“围剿”。有人公开声称现在不是“歌颂”的时候，倡导歌颂就是“文革遗风”，是极左的表现。现在要干什么？要“追责”，要惩罚！是要写黎民百姓的“苦难”的时候，要写“火葬场”，要写那些满地“无主手机”，要写政府官员的渎职失职和不作为。

这还不算，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其中有个很有名的教授，大喊什么写这样文章早已过时了，公开说什么毛主席、朱德那一代人去世那么多年了，已经成为历史了，作者还甘心情愿为那一代人当“扫地僧”。我一篇倡导学习《讲话》的文章，没想到引来这么一些人的勃然大怒，这是我事先怎么也没有想到的。由此我想到，一些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对毛泽东等领袖的仇视、对我们曾经创造的辉煌历史是何等仇恨。让我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像他们这类公开贬低嘲讽领袖和老革命家、不允许讴歌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的文章，居然堂而皇之在一些媒体上能够发表出来，并且喧嚣一时！他们内外勾结，拼命维护什么呢？就是维护那个写日记嘲讽抗疫的某作家。实际上，这是非常典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较量。

并不是危言耸听！在2020年，当时疫情形势严峻，社会充满恐慌的时段，人民是需要树立信心，是需要鼓舞斗志的，但确实就有那么一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文章，表示对那些歌颂英雄的文章不感兴趣，公开呼吁湖北某报纸不要再刊发这样的文章，发什么呢？要发鼓励允许“骂街”的文章，鼓励“不满”的表达。这里某些人说的骂街，绝不仅仅是对工作的批评，而是要借助群众的某些意见，搅乱整个舆论场，好像越乱越好，这与善意的批评和寻找灾难原因完全是两码事。最明显的标志，当主流媒体出现歌颂一线抗疫战士、歌颂英雄人物们优秀事迹文章时，有人毫不犹豫指责这是马屁文章，这是“洗地”文章，甚至说“湖北不需要歌颂”“武汉不需要歌颂”。这让有的主流媒体无所措手足。这时候，有些带有谣言的东西也满天飞，弄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列出辟谣专号。当谣言漫天时，人们不知道听什么、信什么，于是便加剧恐慌心理。很多内容都是让人听后丧气的八卦。就不再复述了。

再后来，几乎这种关于我们应该写什么的议论辩驳，几乎伴随了整个抗疫的一些关键时期。如果说有转折的话，那就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对什么日记又是出版又是颁奖时，人们忽然明白，原来这些高喊“寻找真相”的人屁股早已坐在了敌人一边。特别是全国亿万青年，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真理一边，形势才发生极大扭转。这期间某些名人甚至不顾廉耻，写文章动用了肮脏的骂人粗口。

今天，在媒体表达方式多样化的今天，人们发表意见的空间与延安时期已经天差地别。但不管多么纷繁复杂，概括起来，用思想形态划分，无非两大类，一类是主流的舆论，直接为全民抗灾服务，比如包括很多自媒体在内的大量文章，它让人民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大灾面前如何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病毒进行坚决的斗争。许多画面和故事可歌可泣。这大大鼓舞着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大灾的信心和决心，比如那些盖满红手印的请战书，那些悲壮出征的图片，那些在国家危难时奋勇向前的英雄，那些夜以继日艰苦战斗的科学家，等等，人民群众正是通过这些宣传，坚定了信心，减少了恐惧，奋勇抗灾。许许多多的故事，大涨人民的士气。这属于歌颂之列。这类文章中，也包括对大灾原因的追问和思考，对官僚主义毫不留情的批评，对各种领导机构的行动的有效监督，等等，这都是我们宣传舆论的主流。

但是，第二种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各种媒体，夸大恐慌情绪，制造各类谣言，甚至编造一些假照片、假新闻来煽惑人心，让老百姓感到这是世界末日来了，甚至把这些原因都归于政府，扩展百姓已经有的负面情绪，甚至与香港“港独”势力“谣翻中国”的行动直接呼应。大量谣言被“港独”那个“谣翻中国”的所谓“文宣组”广为传播。当然这属于与人民为敌的对立行动。有人完全不是提善意的有建设性的建议，而是看不见人民抗灾的巨大成就，为写黑暗而写黑暗，为写恐怖而写恐怖。为了追求点击量，专发耸人听闻的马路新闻。

这些情况，不禁让我们想起范长江当年的《中国西北角》，那也是每一天的日记，但却鼓舞了千百万老百姓认识红军，认识中国共产党。那是给人民壮士气的。但我们有人却专门以写见闻的名义，却专写死亡，写恐怖。比如，有的媒体公开声称，不需要歌功颂德，要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只要媒体宣传了一个抗灾典型，立即就会被嘲讽，立即就会出现关于这个典型人物的负面故事。有的以报道实况名义，写火葬场、太平间，写百姓的骂街，写各种恐怖的画面，按照他们的话，这才叫吸人眼球的新闻。有的老师在学生课堂上公开煽情说，他坚决反对关于“春天即将到来”的说法，说“冬天你以为能走出去吗”？这样一种悲观的近乎对孩子们恐吓的语言，与抗灾的主流宣传格格不入，却在网络被迅速热炒。还有人公开说，他对那些先进事迹毫无兴趣，说这是政府“把丧事当喜事办”。等等等等，一句话，一种反对歌颂、反对正面给人民鼓舞斗志的言论曾经甚嚣尘上。弄得有些媒体表扬先进人物都畏手畏脚。

在近似战争背景下，宣传怎么做，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是关乎胜败的。不然的话，宣传变成了一个混乱的卖场，打仗还有不败的？

今天，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时，我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今天依然健在，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些不许写英雄，甚至写嘲讽英雄的文章的现象？我想，朱德总司令会再次拍案而起的。他们会说：如果你不歌颂不赞扬我们那些冒死去保护人民的英雄，而是一味指责，那要你这样的文艺家干什么？对这次重大灾情，我们确实需要反思，我们需要惩罚种种官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问题，但是眼下，并行不悖的是，我们还要战胜灾难和恢复生产，尽力给国家减少损失，这是第一位的。在灾难面前，作家缺席和失职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有人直接了当问道，那些曾经拿这奖那奖风光无限的作家，那些拿高片酬的大明星，为什么在灾难面前却要么缺席，要么表现失常？说白了，我们有些人，这些年太习惯于写负面东西了，受写黑暗获得国外大奖的个别作家的示范，不再会写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了。他们只关心怎么把一场人间苦难写成一部畅销书挣钱，关心怎样用写中国人的失误换取洋人的欢欣。

一句话，他们要写社会上的人咬狗，他们已经不习惯写老百姓的阳光一面，更不习惯写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这样也就看不见人民和社会道德潜在的积极力量。有些获大奖的让老百姓看不懂的灰暗作品，起了极大的坏作用。大灾之后，我想文艺领域，应该值得深刻反思。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称谓，中国作家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我们应该像党中央对我们要求的那样，把人民放在心中，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创作以获奖为目的，更不能为了在外国获奖，便丑化自己同胞，丑化自己的国家。所以，我还是要说，重新学学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你会感到如洪钟大吕、茅塞顿开，你会感到如雷贯耳，你会感到有些人自以为是的言论多么荒唐和丑陋。重读《讲话》，特别是把它与习近平主席的文艺讲话结合起来读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点，那就是明白什么叫共产党人倡导的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作家艺术家。

毋庸讳言，这些年，在一些错误观念的引导下，我们很多作家艺术家，其中包括一些管文艺的领导同志，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恐怕连一遍都没有读过（有些人的大学生活，正处在弱化毛泽东思想宣传的时期；有人现在虽然也处在领导岗位，甚至处在管文艺的领导岗位，恐怕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压根都没有碰过）。眼下，借用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老同志，我认真地向所有没有读过《讲话》的同志建议，扎扎实实趁着隔离宅家的时间，好好读一读《讲话》吧！读读讲话，你会豁然开朗，受益无穷。就是这个《讲话》，把旧社会的被人瞧不起的“戏子”改造成了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就是这个《讲话》，让文艺成了打击敌人、战胜敌人的精神利器；就是这个《讲话》，让千百万人明白毛主席是如何重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身为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如果你连毛主席的《讲话》都没有读过，你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文艺战士。请大家再不要相信那些公知们的胡说八道了，那些人压根或许就和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不是一条心。现在这样的家伙可是不少。为了不要上这些人的当，我力劝大家读毛主席论文艺的原著。

【附录】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的第四部分摘录：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