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27年9月8日曾在浏阳张坊遇险

点击：  作者：末斋    来源：末斋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2-01-03 09:37:12

 

 

杨学诚高兴地从一个牛皮纸信封中，取出一封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寄来的信。这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发来的关于接受了他考证的毛泽东在浏阳遇险脱险时间为9月8日的“书面认可书”。

 

毛泽东在浏阳遇险的时间是1927年9月9日，还是9月8日？在张坊当过4年知青，今年64岁的株洲人杨学诚杨学诚经历了四年的漫长考证，经历了走访当地村民、深入档案馆查找资料等艰苦工作，终于确定具体时间是1927年9月8日（本报《走读浏阳》曾专题报道）。

 

而这一时间点确实的重大意义是：毛泽东遇险的地点确定在浏阳境内，不是铜鼓县。

 

毛泽东浏阳遇险时间确定为9月8日

 

“作为毛泽东戎马一生中唯一一次落入敌手，加之他身无一枪一弹，且能只身逃离虎口，成就了其在白色恐怖绝境中的一段孤胆传奇。”在张坊当过4年知青，今年64岁的株洲人杨学诚，一直对1927年毛泽东在浏阳遇险的这段传奇很是着迷。

 

4年前，当他听说毛泽东在张家坊（现浏阳张坊境内）遇险脱险一事的确切时间，在历史文献上有争议的时候，他开始了漫长的考证。

 

让他欣喜的是，他的考证结果最终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肯定，去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年谱》，采纳了他的考证意见，将9月9日改成9月8日。

 

去年12月22日在全国发行，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写道：

 

1927年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布夺取长沙的命令，令各地迅速动员，限于9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当时，毛泽东作为湖南省委委员，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奔走于萍乡和铜鼓之间，准备到位于铜鼓的第三团驻地直接参与领导起义。

 

“同日（即9月8日，编者注），毛泽东和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在被押送去团防局的路上，毛泽东机智脱险，死里逃生。”

 

与此同时，在去年12月26日上映的电视剧《毛泽东》中，也将毛泽东遇险脱险时间定为“1927年9月8日，浏阳张家坊。”而199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所记载的毛泽东脱险时间为9月9日。

 

 “杨老先生还原了历史事实 ，是严谨治史的体现，对浏阳红色旅游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浏阳市党史办工作人员称。

 

9月8日脱险如何考证而来？

 

那么9月8日这个时间，杨学诚实如何考证的呢？

 

“许多文献以秋收起义爆发，确定毛泽东浏阳遇险时间。秋收起义爆发于9月9日不假，但毛泽东也是9月9日在浏阳遭遇民团清乡队，被抓捕的吗？不是。”杨学诚通过寻找各种资料，以实地考察辅证：“毛泽东在张家坊基本脱险后，到达铜鼓第三团驻地前，一路上共住了两夜。”

 

开国上将陈伯钧在《毛委员领导我们上井冈》中回忆：1927年中秋节，我在铜鼓的肖家祠堂见到毛泽东。而1927年的中秋节是9月10日。

 

与此同时，革命前辈谢觉哉撰写的《浏阳遇险》一文中也写道：“……麻烦还并没有完，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那地方情况有些紧张了……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下……第二天，到了准备起义的驻军里。”

 

这样看来，毛泽东在1927年9月9日傍晚，到达了离铜鼓不是很远的一个集镇。而对比斯诺的记录：“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脚损伤的很厉害。路上我遇着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这说明天黑时，毛泽东基本脱险，在农家夜宿。次日，即9月9日由农民带路到下一个乡。

 

 “根据反推法来算，毛泽东遇险脱险的日期是9月8日就此定格了。”杨学诚说。

 

【新闻延伸】

 

 

江西铜鼓也有毛泽东化险福地?

 

江西月形是铜鼓县排埠镇所属的一个小小的村落。本世纪初，月形被“打造”成为当年毛泽东“化险福地”。当地政府打造毛泽东化险福地红色旅游景点。

 

杨学诚说要“打假”，“史实证明脱险福地为浏阳张坊。”

 

“这一虚构的‘纪念地’尽管‘生意’不好，却名声在外，还上了搜狗地图。”对此，杨学诚觉得这是亵渎了历史真实。

 

在《毛泽东年谱》一书中，明确写道：1927年9月8日，和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在被押送去团防局处死的路上，毛泽东机智脱险，死里逃生。

 

而注解中，也有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邻县即铜鼓县，因此可以推出，毛泽东在与铜鼓县搭界的浏阳县张家坊已经脱险了。

 

“很明显，浏阳张家坊，也就是现在的张坊，才是毛泽东的化险福地。”杨学诚说，接下来，他还想进一步地考证，毛泽东在张坊脱险的大概地方，以及是哪位村民留毛泽东住了一晚，帮助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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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浏阳遇险考察报告

 

一

 

目录提要

一、考察新见

（一）毛泽东铜鼓之行总线路和路程 

（二）毛泽东9月8日在七溪村被关押 

（三）毛泽东9月9日夜宿何地 

（四）毛泽东9月16日率兵途经七溪村 

（五）县团总、老族长陈阅初之死

二、考察新解

（一）毛泽东赴铜鼓没有途经张家坊 

（二）潘心元的被捕和出狱 

（三）陪同毛泽东赴铜鼓的有几人 

（四）毛泽东化险为夷原因分析

三、众说纷纭的毛泽东浏阳遇险

（一）斯诺《西行漫记》毛泽东自述 

（二）张启龙《毛委员到铜陵》 

（三）谢觉哉《毛泽东浏阳遇险》 

（四）张藩为毛泽东指路之说 

（五）毛泽东被捕后“叛变投敌”之说 

（六）毛泽东遇险地被美国作家“搬”到衡阳 

（七）铜鼓月形湾“化险福地”之说

 

毛泽东戎马一生，经历了许多坎坷和险境，都化险为夷。在那首著名颂歌《浏阳河》河畔，毛泽东突遇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遇险和脱险都极具传奇色彩。此事在毛泽东生平研究中，被称作第一个“九九之谜”。之所以被称作“谜”，除了后来又有多个巧合的“九九事件”之外，1927年9月发生的这个“谜”，主要还存在着多个悬而未决的疑点，至今扑朔迷离，如遇险时间、地点、同行人、被捕和脱险过程、谁帮助毛泽东脱险等关节点,都存在着多种说法。为此，我们考察队将其列为本次考察活动的重点内容之一，行前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有考察队员幽默而郑重地说：“到了毛泽东的遇险地，一定要在他当年藏身的水沟里躺一躺，感受被搜捕时的心情，沾带一点能神奇化险的灵光。”然而，当我们到达实地展开深入的考察和调研后，却惊讶地发现，无论地形、行程，还是当地村民的回忆，都与所谓“正史”出现很大偏差，甚至颠覆了原来的“历史”。

 

一、考察新见

 

毛泽东浏阳遇险，发生在如此一个历史大框架中：1927年9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在江西萍乡安源张家湾召开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史称“安源会议”。9月6日晨，毛泽东在安源将工作安排就绪后，同与会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等人赴时在江西铜鼓县城的浏阳工农义勇队驻地，领导秋收起义。在途经湘东山区浏阳县境时，毛泽东被当地团防总局团丁盘查、羁押，后脱险，于9月10日下午2时，安全到达铜鼓县城起义军驻地。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聚餐会上，毛泽东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宣布驻铜鼓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次日，第3团从铜鼓县城誓师出发，在浏阳白沙镇打响了本团参加秋收起义的第一枪。

 

关于毛泽东浏阳遇险的史料，主要有1936年毛泽东口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的文本《西行漫记》。此书有多种中文译本，在不同时期出版及摘编时，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红星》、《长征25000里》、《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自述》等，这些不同的译本在一些关键词上存在较大差异。毛泽东自述、斯诺所记录的浏阳遇险，大概情节是：1927年9月毛泽东等由安源赴铜鼓发动起义。途中被当地团丁逮捕，押送团防局。毛泽东决定用钱贿赂团丁的方法逃跑。直到离团防局大约不到200码（折合188米）的地方，他才找到机会，挣脱出来，跑向田野，藏身草丛深沟。团丁们追踪他，并强迫一些农民帮助搜寻。团丁走得很近，有几次毛泽东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天近黄昏，他们放弃了搜寻，毛泽东脱险后到铜鼓。斯诺的这段记述，已经成为毛泽东生平及中国革命史的经典文献，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文史著作上，也形象地展现在影视画面中。

 

此外，关于毛泽东浏阳遇险的记述，还有收录在《星火燎原》丛书中张启龙的《毛委员到铜陵》、谢觉哉的《浏阳遇险》。潘心元在时隔两年后给中央的报告，只是称他本人遇险入狱，对毛泽东的遇险脱险经历没有记述。除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这段历险的推测性叙述或文学语言描述，一般仅可作为参考的坊间传言，并不被史家作为信史和支撑论点的资料。实际上，今日已经造成误会和争议的一些所谓毛泽东“故居”、“化险福地”，即是因这些不同的记述造成的，其中也有当代人凭空想象的本是文艺创作的虚构演义而“弄假成真”。

 

浏阳遇险，这段似乎只有毛泽东自己才十分清楚的往事，其实应该还有另外三方：一是事件的对方直接参与者，即抓捕和释放毛泽东的当地团防局官兵，他们是事件的全程参与者；二是当地的目击者，他们是事件的部分过程见证人；三是毛泽东的同路人潘心元、轿夫等，他们是毛泽东被捕前行程或被捕时的见证人。我们考察队的采访和考证，正是从前两者入手，到实地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和调研。

 

（一）毛泽东铜鼓之行总线路和路程考证

 

从安源到铜鼓，今日乡间公路多是穿行在崇山峻岭中，当年的路途更是十分艰辛，徒步至少三天路程。

 

从现有历史文献看，可以确定毛泽东由安源到铜鼓的两头时间端点和大致路径。一是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时间可固定：毛泽东由安源出发时间是1927年9月6日上午，到达铜鼓县城肖家祠堂（起义军第3团团部）的时间是9月10日下午2时左右。二是行走线路也可基本划定：由安源张家湾经上栗市、大瑶到小溪河边，逆溪流走向东北，经火厂、七溪村到铜鼓县城，总体上呈西南、东北方向直线。由这两个时空基本数据和步速，即可基本推断出毛泽东在这个时段中所处的地段、地点，由此也即可判断一些回忆、传言的真实度。

 

关于毛泽东到达铜鼓的时间，原有9月8日之说，其实这是缺乏对这段历史档案资料的全面了解。1927年10月27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12期，发表有工农革命军第3团团长苏先俊所写《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其中写道：“9月7日接安源同志通告，知湖南革命委员会已组织成立，并决调各处军队进攻长沙。10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7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3团参谋的吴开瑞回忆：“1927年9月，快要过中秋节时，毛泽东同志经过艰难险阻来到了铜鼓。毛委员来，首先要与全团干部见面，于是就布置了这样一个仪式：全团排级以上干部参加中秋节聚餐宴会，欢迎毛委员。筵席上摆了黄牛肉。……次日，部队出发前，集合在铜鼓大沙洲上，毛泽东同志检阅部队，向全体指战员作了动员，号召秋收暴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68页）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张启龙回忆：“我记得中秋节会餐，第二天就出发。”（《星火燎原丛书》井冈山斗争专辑，第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众多文献史料都明确记载，毛泽东在9月10日到铜鼓。这天是中秋节，星期六。9月11日，第3团在铜鼓举行起义。这个时间关节点应是准确无误的。

 

此时，由于国共分裂，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惨杀共产党人，南昌起义失败，形势非常严峻。9月6日，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了长沙市共产党组织发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立即宣布：从9月8日起，全城“特别戒严5日，每日晚10时，即断交通，并于中秋节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1927年9月13日汉口《民国日报》）因此，安源至铜鼓一带的沿途，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气氛十分紧张和严峻。

 

经实地考察后推断，毛泽东从安源到铜鼓的实况可大致复原如下：1927年9月5日，毛泽东在安源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结束。9月6日，毛泽东由到会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等护送，日夜兼程赶往江西铜鼓发动起义。从安源经浏阳到近200公里之外的铜鼓，毛泽东一行必然会尽量避开集市重镇，避敌盘查，绕开行人较多、国民党军警防守严密的大道，抄近路行走在穷乡僻壤的乡村荒野小道。毛泽东对此行路线并不陌生，1917年寒假、1918年春在长沙师范读书时曾到浏阳走访同学和游学，几年前曾在这一地区作过农民运动专题考察。负责带路的潘心元是浏阳本地人，因此他们心中都有一张比较明晰的路线图。

 

有多种史料可证实，当时毛泽东因有脚伤，途中以轿代步。从我们的考察情况看，有轿夫随行，其中还有利用轿子作掩护运送起义经费的用意。也有资料说，毛泽东一行披星戴月，日夜兼程，由于长途跋涉，毛泽东的脚上打了很多血泡，疼痛难忍。随行人员看毛泽东行走困难，便雇来一顶轿子让他坐上。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途中无疑是亦徒步亦坐轿，是有轿子伴随左右的。轿夫有可能由安源工人充任，但从当时沿途驿站有轿夫轮值和后来发生的情况看，很大可能是从地方驿站雇来的。

 

轿夫步行的速度，约每小时5公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中的“齐步走”行进速度是每分钟116～122步，平均119步。每步约75厘米，每小时7140步、5355米，这是在操场、平路上的步速。条令说明，常行军速度为4～5公里，时速6公里以上为强行军、急行军，呈小跑的速度。这与人们在实践生活中的经验基本上是一致的，一般情况下，中年人平均步速每秒1.4米，时速5公里，这个步速在行路中是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按照中共湖南省委和安源军事会议的统一部署，秋收起义以9月9日首先炸断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开始，湘赣边界各地的秋收暴动也必须在9月9日至11日发动，15日对长沙发起围攻。因此，从当年毛泽东赴铜鼓行走的山路、乘轿和敌情等情况判断，他们一行虽然不能奔跑，但也必须是疾走，时速应在5公里左右。

 

毛泽东一行的总线路，应是毫无悬念地从萍乡安源经上栗到浏阳境内大瑶，大方向上是正南、正北；从大瑶经文家市西到铜鼓，大方向是西南、东北。在湘赣边界，由文家市之西沿小溪河南岸逆流而上，进入张坊（张坊镇政府所在地，又称张家坊、张坊村）地界，再到临近铜鼓县城的排埠镇地界。

 

据天文科学数据测算，浏阳地区湘赣边界9月9日前后几天的昼长12时30分，在毛泽东铜鼓之行关节地点上的日出、日落和天亮、天黑时间分别是：江西萍乡安源天亮5:37，日出6:07；日中12:22；日落18:36，天黑17:06。湖南浏阳七溪村天亮5:36，日出6:06；日中12:21；日落18:35，天黑17:05。江西铜鼓县城天亮5:35，日出6:05；日中12:20；日落18:34，天黑17:04。山区人少，荒野宁静，那时的偏僻山区和密林中时有盗贼出没。因此，赶路的毛泽东一行，应是在太阳将出时启程，太阳落后即住宿，行止时间大约在早6时、晚6时半左右。

 

从沿途村镇客栈分布情况看，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勾画出他们的行程路线图：

 

9月6日晨6时启程，傍晚7时住宿。途中休息及午餐时间都在内，行程约13小时65公里，可能住宿在大瑶镇（大何坪）。当日的行程路线是：安源→（6公里）萍乡市→（17公里）福田→（12公里）黄泥塘→（5公里）流江→（12公里）上栗市→（13公里）大瑶。

 

9月7日晨6时启程，傍晚6时住宿。行程约12小时60公里，可能住宿在浏阳火厂。当日的行程路线是：大瑶→（28公里）中和镇→（12公里）丁字桥→（10公里）板坑村（10公里）→火厂。

 

9月8日晨6时启程，中午11时许抵达七溪村（陈家坊）西南草坪饭馆午餐，行程约5小时25公里。当日的行程路线是：火厂（8公里）→小河镇（8公里）→凤溪村（8公里）江口→（1公里）七溪村西南草坪饭馆。毛泽东在七溪村西南草坪饭馆被浏阳县团防总局团丁逮捕，当日关押在七溪村陈家坊团防局，在此地过夜。

 

9月9日下午约2时半，毛泽东在七溪村东河边的枫树坳被释放。晚8时半，天黑透后，夜宿湘赣边界的江西铜鼓县排埠镇月形湾。当日行约6小时 24公里，时速4公里。行程路线是：七溪村→（5公里）石溪→（6公里）田村→（5公里）上洪→（4公里）→双溪（4公里）月形湾。

 

9月10日晨8时出发，下午2时抵达铜鼓县城肖家祠起义军第3团团部。当日行约6个小时 24公里，时速4公里。行程路线是：月形湾→（6公里）排埠镇→（18公里）铜鼓县城。

 

毛泽东在七溪村脱险后，走向铜鼓。他的脚伤严重，疲惫不堪，仍在顽强赶路。时速4公里的这个步速是军队通常的行军速度，速度是比较快的，还必须不停的走，不走弯路。

 

毛泽东由安源到铜鼓的步道总行程为198公里。今日由安源到铜鼓的公路，已经多处取直，行车路程为168公里。

 

由此行程可见，毛泽东在七溪村被捕及脱险，在地点和时间节点上都是吻合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轿夫的步速是5公里左右，每天12小时应行路60公里，9月6日、7日、8日三天行程应是180公里，而由安源到铜鼓的总行程为198公里，也就是说按原计划，毛泽东一行不用连夜赶路，9月8日晚饭时即可抵达铜鼓县城。然而，事实上是毛泽东在9月10日下午才抵达铜鼓县城，9月9日、10日上午这一天半的时间出现了“真空”，途中的毛泽东在干啥呢？即使如毛泽东自述被捕逃脱，卧伏草丛用了半天时间，并在这天晚上“彻夜翻山越岭”抵达“另一县境”，即湖南浏阳县、江西铜鼓县边界处的排埠镇以西住宿，那么，仍是空缺了一天的时间，排埠以西住宿的上一天晚上，他夜宿何处呢？看来不管怎样计算，毛泽东在9月8日晚住宿何处？都是解开“九九之谜”的关键点所在。

 

由此，我们考察队确定把实地考察重点放在湘赣边界的浏阳张坊七溪村附近。

 

（二）毛泽东9月8日在七溪村被关押

 

意境如诗如画的湖南民歌《浏阳河》唱道：“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哪，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浏阳河是湖南境内的大河，全长222公里，发源于湘东罗霄山脉大围山北麓，有北面的大溪河和南面的小溪河两条主要支流，两条溪流在浏阳市高坪乡双江口汇合至长沙湘江这一段，称浏阳河。大、小溪河，汇集湘东大围山众多涓涓细流奔腾而下，流向为东北、西南。由于地势较平缓，水流弯道很多，也淤积成了连绵大山中无数块土壤肥沃的小平地。

 

从空中俯瞰小溪河，从上游而下出现的第一、第二个大弯道，呈规则的“凹”字形，有突兀扑面而来之感。在这第一个大弯道里，地势平坦，多条山溪汇流于此，水得名“七溪”，地也因水得名，村庄遂冠名七溪村。元末明初，陈氏族人迁移此地居住，发达成为旺族后，当地人又称七溪村为陈家坊，今属浏阳市张坊镇，这里即是1927年9月毛泽东被捕并关押的地方。实际上，近现代的陈家坊作为村落，主要指的是陈家老宅所在地，七溪村是包括陈家坊在内的更大一个地域。三面环绕陈家坊而流淌的浏阳河主要支流小溪，在现保存最古老的清代七溪《陈氏族谱》中，注明的名称为“明溪”。这个地方是浏阳河上游的重要渡口所在地，《陈氏族谱》插图中有船只穿行于河流之上的景象。当年因水运方便，附近的经济相当发达。

 

当地流传一个有关陈家坊兴衰史的传说。说的是元末明初时，在陈家坊村东北牛轭岭悬崖上有一块酷似水牛的大石头，有一天突然跌落进河水中，那时正值七溪陈氏族人迁移到此地不久。落石半截淹没于河水中，恰如一头大水牛戏水浅滩。有趣的是这头牛的屁股朝西南，隔着山岭正对陈家坊方向。此地世代以农耕致富的村民，信奉牛屎预示着金子和财富。不久，陈家坊果然逐渐富庶起来。外族人迁户、嫁女，都纷纷来此地集居，盖房修路，日久天长，陈家坊扩展成七溪村，成为湘东山区里著名的商品贸易集散地。铜鼓县的桐油、纸伞，张家坊的木材、兽皮，都可顺小溪河的船只或竹筏顺流到浏阳县城。由于运价便宜，湘赣两省做边贸生意的商贾云集这里。经济飞速发展，使七溪村繁荣一时，陈氏族人修建了翘檐画壁的高墙瓦房，建起了规模宏大的总祠堂、分祠堂，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建筑群，陈家坊的名声由此传遍浏阳及湘赣两省。斗转星移中，陈家坊的兴盛史却也出现了衰败迹象。巧合的是，20世纪初，山洪连年爆发，把牛轭岭下河水中的那个石牛冲得旋转了180度，牛屁股朝向了东北方的张家坊。张家坊的经济迅速发展，后来成为湘东边陲的重要集镇，陈家坊却日益败落，销声敛迹。

 

查阅1890年修订印制的《陈氏族谱》得知，七溪陈氏的始祖是陈海贤，元末由江西铜鼓铜榨溪迁到浏阳小溪上游河畔。若再上溯，铜鼓的陈氏祖先来自江西九江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陈氏族人由铜鼓迁来浏阳，现已经历5朝600余年，家族繁荣昌盛，人口众多，附近陈氏多为同族同宗。今天的七溪村有1000多人，30多个姓，陈氏仍是第一大姓，也只有陈家有规模颇大的祠堂。

 

从《陈氏族谱》附图“七溪陈坊全境图”上看，陈家坊在清末的建筑规模很大。现仍存的陈氏祠堂，族谱图中标明称为“陈氏家庙”，扩基建祠于清康熙癸未年（1703年），由十三世祖陈明煐等义举捐资，历经3年竣工。七溪老祠雕梁画栋，再现辉煌，时名声大振，远近传扬，另族纷纷效仿。祠堂为三进院落，三组建筑依次是大门、淳睦堂、寝堂，两堂之间有一个天井，左右建马房2间，东建横屋5间。全长74米，宽23米，共占地1702平方米。距今240年，仍然保存完好。最近的新修缮在2002年竣工。村中较大的建筑群，原还有万寿宫、谦公祠、贤公祠、和公祠、轩公祠5栋，村西北角、东北角分别建有“古寺”和“灵官庙”，今都已不复存在。另外，“七溪陈坊全境图”上标明，在“家庙”西侧、万寿宫后边原还建有“公局”，是陈氏族人集体议事的地方，在功能上相当于后来称谓的办理公事的村公所，清末陈氏家族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这个“公局”即是后来关押毛泽东的地方——村公所团防局，今仅存断壁残垣，遗址上的房屋门牌号是七溪村万寿组110号。

 

在七溪村陈家坊及附近村庄，我们考察队的主要采访人有：陈本厚（1945年生，时年68岁，《陈氏族谱》1994年修订版主持人），唐观招（陈本厚之妻，1948年生，时年65岁），唐汉初（1924年生，时年90岁，唐观招之父），曾爱平（1974年生，时年39岁，七溪村陈氏长门长孙媳妇，本家族《陈氏族谱》现存最早版本1890年修订版保存者），以及当年毛泽东被捕地草坪饭馆老板唐燕贻的孙子唐全佳（1950年生，时年63岁），陈氏祠堂管理者万小平（1968年生，时年45岁），还有张家坊、李家村、枫树坳附近村庄等地的村民，共20余人。他们的口述历史基本一致，综合陈述如下：

 

1927年中秋节前两天（9月8日），七溪村陈家坊村南大道上，有一位坐轿子的30多岁的客人和两位年轻力壮的轿夫，由文家市方向而来，往铜鼓方向赶路。那种简易轿子，当地百姓称滑竿，一把竹制椅子两边各绑一根长竹竿，由前后两个人抬着走。当地人描述坐轿子的客人，传承记忆里是湖南少有的细高个，长发盖耳，慈眉善目，虽然是当时的标准农民打扮，布鞋黑裤，但他在白衬衫外面套了一件敞开怀的毛背心，让人一看是一个儒商“文化人”，特别是行为举止彬彬有礼，不像那些走南闯北、满嘴江湖话的商贩。

 

客人和轿夫3人歇脚七溪村西南角上的第一家饭馆，大约是午饭时间的11时半之后。客人自称是经营茶叶的商人，并随身携带着几盒茶叶样品。这家饭馆由本地人唐燕贻经营，此地名草坪，属七溪村，因此当地百姓习惯称这个饭馆为草坪饭馆。饭馆后面是背依小溪河的挂榜山（土岭，平地高约30多米），三间店铺面向大路，后面有一间厨房。饭馆建在土坡上，地势稍高，实测海拔222米。饭馆东侧下方现仍见有一个长满野草的水塘，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约20米，这里有可能就是毛泽东记忆中“藏身”地的水塘。

 

在草坪饭馆以东约100米处，还有一处临路的饭馆，时由唐燕贻的长子经营。这个饭馆现仍保存，虽然破烂，但基本上保持了当时的原貌，用墨竖写在白色墙壁上的“酒饭便益”4个大字仍清晰可见，可能是饭馆招揽顾客的招牌，也或许是饭馆的名字。一侧还有可能是后来用墨竖写的“陈本仁堂”4个小字，“陈本仁”是户主姓名。近年，村民在盖新房时，特意保存了这个有文物价值的老饭店，当地政府拟按“革命”遗址申请保护，但尚未得到批复。此饭馆地处挂榜山南脚下岔路口，向东前行直走是张家坊、铜鼓方向，下大路向东北走小路过小溪河石桥则直接进入陈家坊。

 

站立“酒饭便益”饭馆前，可通视陈家坊团防局、陈氏祠堂建筑区，距离约200多米，这里可能就是留在毛泽东记忆中“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在之西的草坪饭馆前，由于有挂榜山的阻隔，则看不见陈家坊团防局。可能正是这个地形原因，当年的毛泽东未曾想到，在这个看似荒野中之饭馆的山背后，竟然有这么一大片建筑规模令人惊讶的村落隐藏其中，若再知此地是县团防总局局长的家，也就不会在此午餐了。

 

当时的陈家坊，正是时任浏阳县团防总局副局长（代行局长职）陈阅初的祖居地，现为张坊镇七溪村万寿组。这是一个河水环抱、山野风光优美的村庄，地势较平，实测海拔219米。时年已55岁的陈阅初并不常驻县城，而是在本村内设立了县团防总局办公点，地址就在陈氏祠堂西侧，这里是自清末就设立的全村议事办公的“公局”。当地的房屋建设风俗，一般的院落都是分前后两栋，一栋三间，中间一个厅，前后两栋之间，有一个走廊，走廊中间是一个天井。前后两栋房屋只有最前、最后两面墙，中间没有分墙，只有两边供睡觉休息的厢房四面有墙，而厅的前后都没有墙。陈家坊“公局”两边的厢房，当时多用于作为储存公粮的粮仓，毛泽东被捕后，即被关押在东厢房。

 

陈本厚回忆说：“过去的老人们都习惯称呼这个房子叫‘局里’，是当时的公产。由于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上世纪50年代初搞土改时，把地主的好房屋分给贫雇农，而把这个破房子分给了两户地主。这两户地主都没有后代在村里，他们死后，这个房子又归了集体。在这里曾经做过学校，我记得我大姐在这里读了几年小学，大姐现在70多岁了。后来在祠堂南面建了正规的小学校舍，我在新建的小学读书时，还看到‘局里’的房子有学校贴的成绩榜。这个房子不做学校后，空下来没有多久，大约是大炼钢铁的1958年，房子就倒了。改革开放开始后的80年代初，我们陈家本家在这里又盖起了新房子。”

 

1927年9月，毛泽东一行赴铜鼓路过这里时，浏阳县团防总局的衙门理应设在县城内，然而，实际上的县团防总局常设办事机构，却就在这距离县城60多公里之外的陈家坊。陈家坊的这个所谓团防总局，显然是因局长陈阅初在家乡常住地办事方便而设立的派出机构。此时的陈阅初名义上是副局长，其实行使的是局长权力。他毕业于长沙法政学校，多年从事警察工作，1924年委任浏阳县团防总局局长，1926年县政府奉命改组，由县长谭鼎兼团防总局局长，陈阅初自然降格任副局长，但县府和百姓仍称呼他为局长。

 

事就这么凑巧，毛泽东路过七溪村的同一天，陈阅初刚从浏阳县城回到陈家坊，住在村庄西南角上的祖屋，正在为全族人欢度后天的中秋节（9月10日）而筹划赏月拜祖聚餐活动。因此，这天在村庄附近负责警卫的县团防总局团丁对行人的检查也非常严格，平时担负看家护院的“挨户团”团丁也有组织的开始巡防。“挨户团”是20世纪20年代初大革命时期的一种农村武装组织，“挨户”的含义是几乎每户都要参加。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当地土豪劣绅所利用，变成反革命的武装组织，也称挨户团常备队。七溪村的“挨户团”是县团防总局领导下的一个地方性的乡民武装组织，成员在当地称为乡丁，一般统称为团丁。

 

七溪村地处湖南浏阳、江西铜鼓两县边界，为湘赣两省交通要冲。在地界上已接近江西，而发生在一个月前（1927年8月1日）由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风暴已经波及到湘赣边界，中共湖南省委又将发动秋收暴动的传言此时正盛，风传浏阳、萍乡一带，所以国民党浏阳县政府管辖下的当地民团奉令设下重重关卡，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

 

问题首先出在轿子上。当毛泽东和轿夫在草坪饭馆午餐时，两个游手好闲的“挨户团”团丁斜背长枪来此地巡防，无意中碰倒了放在门前的轿子，发现这个竹竿做成的轿子重量异常，引起了怀疑。结果发现两根轿竿中藏满银元，当地百姓回忆称银元为“花边”或大洋，此银元无疑是中共湖南省委为发动秋收起义特别准备的经费。本来行商携带银元赶路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位客人解释说自己是茶商，并展示了同时携带的茶叶样品。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却接连发生，隐藏在茶叶盒中的“八子连”手枪被发现。当地百姓回忆中所称的这种“八子连”手枪，是弹匣可装8颗子弹连发的手枪。在北京询问兵器专家得知，这种枪仿勃朗宁手枪，长约20厘米，主要生产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下装弹匣，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短武器，生产量很小，因此现在的藏品很名贵。从茶叶盒中的这支手枪看，说明毛泽东当时佩枪并会使用这种手枪，否则带在身边却不会使用，反倒成了累赘。

 

唐汉初回忆说：“我的外公当时是县团防总局的一个小头目，为人行事比较仁义，他在附近听到‘挨户团’团丁吵吵嚷嚷说抓了一个有大钱的商人后，赶到了草坪饭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被抓的人就是毛主席。当时‘挨户团’的头目说将这个商人送到上一级政府张坊镇处理。我外公出主意说：‘你们已经把钱搞到了，就见好即收吧。这个人虽然带着枪，可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没有必要上送了。’意思是收钱了事，如果上交了人，钱也会被没收。这个说话场景就发生在毛主席面前，他非常聪明，见有‘大头目’帮着说话，就机智地对我的外公说：‘这位先生，我送你一样东西。’毛主席脱掉身上的毛线背心给我外公。我外公说：‘这位先生，你把衣服脱掉，现在山里的晚上还是很冷的。我不能要你的衣服。’毛主席看我外公不要衣服，顺手从滑竿上拿起一个枕头一样的垫子，坚持送给我外公。其实，那个枕头里面全是纸币。本来嘛，不应该搞客人家钱的，但人心贪财，见钱眼开，我外公和那几个团丁把枕头里的钱私分了。现在抓毛主席的那两个人的后代都还在，我们都知道是他们上辈人干的事，也可能他们的上辈人没有向他们说过这个事，或许是知道了也忌讳说。”

 

当时，由县团防总局的“头目”做主，大家约定，既然分了纸币，人就不能向张坊镇送了。众目睽睽之下，团丁们对竹竿里所藏数量很大的银元，却不敢私分，只好决定先将这位商人押送到村公所，听候老局长、族长的吩咐。轿夫因为是从地方上驿站雇来的，当场被释放。

 

看来毛泽东的被捕，与金钱有直接关系。因为作为行商带太多的钱在路上，无疑会增大招引歹徒图财害命的概率。

 

七溪村陈家坊三面环水，背靠大山，出入村庄原来仅有村西南角的石桥和村东北角的木桥（在老族谱中称“仁寿桥”）。上世纪40年代，先是因河水暴涨，木桥被冲垮，村民集资在村庄正南修建石桥，后扩建为水泥桥，过“南桥滩”直通村前大道，进出村庄的路由西南东北方向的斜线变为正南正北的直线，村西南角的石桥亦因此而荒凉废弃。从陈氏老族谱上看，这无疑是破了陈家坊的原有“风水”。由《陈氏族谱》所附各种“风水”图谱看，这些祖训历历在目，不知其后代为什么没有严格遵守。毛泽东当年在草坪饭馆被捕后，经“酒饭便益”饭馆前的岔路口，走下向张坊的大路，而转向北，沿挂榜山东面的小路，即是过陈家坊村西南的石桥，被押解到团防总局驻地。唯此一径，别无他路，实地考察看，从这个路段上逃脱，根本没有可能。

 

陈本厚的父亲陈清传（1914年生）在世时多次回忆，1927年他13岁，那年过中秋节前一天（9月8日），他和本村的小伙伴们一起曾在团防总局（村公所）趴在窗户上看到被捕的毛泽东，并未捆绑。毛泽东上身穿白衬衫，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印象很深刻，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看到毛泽东的照片甚为惊讶。“文革”时期，曾印发9亿多张的“毛主席去安源”画像普及到广大农村，见过毛泽东的七溪村村民指着画像说“就是他”。唐全佳回忆，他多次听其祖父唐燕贻、父亲唐台湖（1921～2012）讲，他们也见到过被捕后的毛泽东，并了解整个关押及释放过程。现团防总局遗址的房主陈本兴（1970年生）、曾爱平（1974年生）夫妇的爷爷陈全义（96岁去世）在世时也多次回忆此事。

 

当年见过毛泽东的七溪村陈家坊村民特别说明，毛泽东当时是短装衣着，而非画像“去安源”中的夏布长衫，因为那件开衫毛背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画像“去安源”中的毛泽东身着夏布长衫形象风靡全国时，七溪村陈家坊村民仍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上辈传承下来的看法。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叙述毛泽东此时的穿着时也记写为：“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元陪同赶往铜鼓。”（第1卷，第1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张启龙回忆：“毛委员身穿蓝布长衫，脚着草鞋，手拿雨伞，站在门口，微笑着和大家点头致意。”这身着装，应是脱险后毛泽东自述所说“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蓝布长衫”有可能在所托人的购物中，是新买的一件衣服。

 

抓住了一个带枪的“大人物”，并查获这么多银元，在当年的七溪村陈家坊是件大事。当时又是怎样处置后事的呢？归纳采访村民所反映的情况，可概括为两种意见：时驻陈家坊的县团防总局和“挨户团”外乡团丁因贪财而鼓动坚持杀人灭迹；然而陈氏族人感到这个有枪有钱的大商人特别有“来头”，说不清其身后此时就有大队人马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因而担心杀人会给村庄带来灾难，故力主不能劫财，更不能杀人，必须立即释放。两种意见莫衷一是，最后决定把这个重大情况报给老局长、老族长陈阅初定夺。

 

刚由县城回到陈家坊的陈阅初，在当天（9月8日）晚上得知了扣押“茶商”的消息，他在刚到家还没有来得及坐稳的路途劳顿中并没有立即给出具体答复，但明确说要好好款待这位“大商人”，不能有任何伤害。看来毛泽东在关押中没有被捆绑和没有受任何皮肉之苦，与陈阅初的吩咐有直接关系。当地有被采访者解释说，陈阅初是在反复思考这件事如何处理，也有被采访者说是因为那天晚上陈阅初在召集族人为筹备中秋节活动而忙碌，根本来不及顾及处理这件事，然而，中秋节的家人团圆情结却也深刻影响了陈阅初对释放毛泽东的态度。次日（9月9日）上午，陈阅初来到团防局，询问这位年轻的客人，谈话时间较长。客人仍坚持称自己是经营茶叶的商人，随身携带武器是为了防身自卫。

 

有目击者在后来回忆称，陈阅初见过客人走出公局，已接近午饭时。他回到公堂，与大家共同商议如何处置此事，明确说了三点：一是绝不能杀人。正值中秋佳日，普天下家人团圆，我们陈家坊怎么能伤人性命，让村庄充满血腥之气呢！二是必须放人。这位客人相貌堂堂，气宇轩昂，谈吐不凡，态度温和，有吉人天相，绝不是一般商人，若是杀了他，可能会遭到天谴报应；三是可以没收其枪和钱。在这个非常时期，私自藏枪带枪有重大嫌疑，可以此罪名留下客人的手枪和银元。为此，陈阅初指着团防局的几个头目和团丁反复强调，既然你们非要坚持留下客人的钱，就不能再要客人的命。此人带了这么多钱，还有枪，身后肯定还有其他人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如果杀了此人，可能会给本来宁静祥和的村庄招致灭门之灾。陈阅初如此明晰入理的折中调停指点，既满足了团防总局、挨户团头目和团丁们的强烈欲望，贪财留财；也满足了陈氏族人避免因此带来灾难的强烈要求，赶快放人。

 

陈阅初的身份很特殊，年纪也比较大，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他是陈氏族长、县团防总局局长，在当地讲话很有分量，可谓一言九鼎；还因为他有文化，省会高校毕业，较早接受西方文明，学识渊博，通贯古今中外。至今陈氏族人和浏阳百姓的传说中，都把他当做“高人”，评价他精通天文地理，深谙易经玄学。1938年编修《陈氏族谱》，陈阅初为之作序，洋洋洒洒数千言，文采飞扬，立意深远。其中陈阅初的条目详细记载了其生平：“在憉，源公长子，原名在恒，字阅初，庠名长策，晚号朝阳遗叟。岁入邑庠生，宣统元年（1909年）恩正并科举优，嗣由湖南达材法政学校毕业。民国三年（1914年）委任桃源县警佐兼禁烟查缉所所长，破获吗啡案多件，由湖南省巡按使沈金鑑特令嘉奖。四年（1915年）七月，解职民。十一月，选充县议会议员。民十三（1924年）委任县团防总局局长。民十五年（1926年）上令改组，由县长兼局长，仍委充副局长。民十八（1929年）委充县清乡善后委员会主任，民二十（1931年），委充县清乡委员会委员，旋改充县粮食管理局局长，二十一（1932年）委充县财政委员兼县百货捐主任，民二十二（1933年）由尹县长呈请民政厅，委任县府二科科长，民二十四（1935年）由王县长委充县救济院长，旋呈请教育厅委任教育科科长，复经省府审查合格，应徐委任六级实授科长秉咨铨徐部备案。”（第6卷，第53～54页）1994年编修的《陈氏族谱》删减了“团防总局”等任职，简述为“民国年间，乃数载委任各科主管负责人。”

 

据浏阳县志记载，在国共合作蜜月时期的1924年，浏阳青年罗陶吾、罗昭吾通过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罗章龙，与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取得联系，并在县城发展了陈阅初等少数几名国民党员。陈阅初较早接触革命思想，见多识广，在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时期，他在浏阳积极帮助国共两党发展成员，思想进步，在那个特殊年代他是极少见的特殊人物，这也恰好为毛泽东在七溪村陈家坊被捕后又被顺利释放，作了极其有益的特殊铺垫。考察各种资料看，毛泽东遇险而脱险，这与陈家坊村民的担忧遭连累、心底宽容有很大关系，更与族长陈阅初的见识多、心胸广、威望高有极大关系。

 

陈阅初决定释放“茶商”毛泽东后，还吩咐立即让其吃饱午饭，并将团丁搜走的20多个银元归还给毛泽东，作为旅途费用，礼送出境到村东枫树坳，以尽快恢复村庄内的平静，让全族人安度中秋节。“八子连”手枪则被扣押，下落不明。如此一番细心安排和处置后，毛泽东被“遣送”释放，出村东北角木桥（仁寿桥），跨过小溪河，踏上了去铜鼓的路程，此时已经是下午2时左右。

 

东桥头边是由七溪村通向张坊镇的大道，道路的左边是小溪河，右边是山。这里有个“丁”字形岔路口，走左边路向北是张坊，路宽平坦，是当时的官道，可绕个弯到铜鼓；走右边路向东是枫树坳，山间小路崎岖难行，但可以直接到铜鼓，毛泽东选择了这条近道。由此说明，毛泽东赴铜鼓没有经过张坊镇，也就无从谈起在张坊镇遇险。我们在张坊镇采访时，多位村民也说毛泽东是在七溪村被捕，而没有经过张坊镇。从常理推断看，毛泽东一行人在地处湘赣边界时的警惕性会更高，会避开重镇张坊，而选择远离张坊镇数里之外的某地经过。走枫树坳不绕道张坊就可直接到铜鼓，又何乐而不为呢？

 

枫树坳是七溪村陈家坊村东的一个山垭口，通往铜鼓的必经之地，实地测量海拔252米。垭口上原有一棵大樟树，树冠蔽空，道旁草深过人，阴森恐怖，至今附近百姓仍传说这里是“强人”出没的地方，过去常有行人在此遭到打劫。毛泽东被释放后，即是在此地再次遭到打劫的。就在团防局看押毛泽东的团丁中，有一人心生歹意，他从村庄中尾随毛泽东到了枫树坳，突然持枪打劫了毛泽东身上的银元。从村民们的口述和各种资料看，这个团丁并没有全部搜走毛泽东身上的银元，主要是恐于老族长的威望，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些银元，这可能就是毛泽东后来自述所说剩下的7块银元，方才有后来毛泽东在途中托乡民购买鞋子等必需品的钱。今天，每当地村民讲完这个故事后，总会加一个“尾巴”，说那个打劫毛泽东的团丁，在几年后受到“天谴”，全家遭遇雷火灭门之灾，应了老族长的预言。这把“天火”，有说是当地土匪在雨夜杀人防火所为，也有说是毛泽东派人复仇所致，反正是这一家人死于了火灾。

 

陈阅初与毛泽东两人有过面谈，在决定释放后又归还给毛泽东一些银元作为路费，应是不争的事实。团防局究竟归还给毛泽东多少银元，无从考证。从毛泽东自述和当地村民传说那个团丁打劫毛泽东的银元数量看，归还的银元应在20多块，这个钱应该是在安源临行时潘心元给毛泽东随身携带备用的。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英魂——潘心元传》记述：“临行前，安源市委派向导为他们引路。潘心元身着夏布长衫，装着富商打扮。为防不测，他将随身所带的50元大洋，给了毛泽东20多元。一路上，他总是走在毛泽东前面，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后来，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还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这个同志就是潘心元。”（第15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20多元大洋这个数目，与毛泽东自述和村民们的叙述基本上是一致的。陈阅初是否还送给了毛泽东别的东西，如鞋子、衣服、书籍等，在张家坊、陈家坊采访中，村民们有着不同的传说。还有毛泽东和潘心元同赴铜鼓，都在途中被捕，但在七溪村附近村民的口述中说只抓了一个人，关在村公所团防局，由此说明潘心元是在另地被捕。

 

在浏阳，我们考察队还听到另外一种释放“茶商”毛泽东的版本。说是族长陈阅初讲仁义，做好人，决定把这位“茶商”放了，但他又觉察到那些坚持不放人的部下和团丁有些不满，他们在抓人后又看守了一天一夜，特别是感到在这位“茶商”面前不能示弱。于是为了安抚团丁，并显示县团防总局的武力，借以警示这位“茶商”，决定做一个真放人的假现场，授意团丁“设局”释放。先是去除了关押毛泽东的那个房门外面的锁，把原来看守的团丁也撤了。毛泽东发现这个情况后乘机逃走。毛泽东前脚出门，后面的团丁假装去追，朝天开枪。毛泽东跑到枫树坳之东，藏身在一个水塘里。追的团丁假装没有看见，就不追了。这些身为本地普通劳苦大众的大部分团丁，在团总的授意下，采取的是半追半送的方式。毛泽东躲到天黑后，才出水塘走向铜鼓。这实际上是为了附会毛泽东自述中所言“藏身水塘”的说法。

 

实地考察中可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被捕后押解到村公所团防局，途中以及在村庄中都无法逃脱。逃脱之说，首先在地形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陈家坊三面环水，环村庄周围是开阔地，唯一出村通道是东南长约40多米的石桥和村东北长约50多米的木桥，不走桥如何能出村庄？村庄周边是河道很宽的河流，没有山地和长满茅草的水塘水沟，地理环境不符合毛泽东描述的极易脱逃的山野之地。当时押解毛泽东的团丁即使只有两个人，若是被绳子绑住的毛泽东怎能“扭断”挣脱？何况团丁和其头目手中都有枪。从团丁身边逃跑，如果举枪射击，如此近距离，逃跑之人肯定会被射中。今天的当地百姓诙谐地讲：“能逃脱的想法是一厢情愿。从开阔地逃走，是需要一些必要条件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传说是因为传言者没有到过实地，到实地后可看到在这片空旷的河道和特殊的地形上，孤零零的一个人，无论如何想方设法都跑不掉。”当地村民坚定地否定了毛泽东自述中所说的藏身水塘自己逃脱的说法。还有就是在时间上无法衔接，按照毛泽东自述所说天黑后才动身的说法，行夜路翻山越岭的毛泽东，不可能在这天晚上“飞”出24公里夜宿月形湾，在时间上也无法衔接和自圆其说。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多次听七溪村及附近村庄的村民说，有一位名叫彭才林的七溪村铁匠，曾在枫树坳以北为毛泽东带路到铜鼓县城。上世纪50年代成立“人民公社”时期，本地区因搞大生产，开始聚集在一起劳动的群众，盛传毛泽东在张坊被团丁抓住又放走的故事。大家众说纷纭中，彭铁匠首次公开讲了自己为毛泽东带路的经历，并说两人在铜鼓县城分手时，毛泽东给了他2块银元的带路钱，以前只是他的街坊邻居知道这件事。60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那位彭铁匠找到区公所的领导反映情况，他说：“解放后这些年来，对革命有功的人都得到了表扬和奖励，我救过毛主席，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奖励。”他要求政府给他奖励，并详细讲了他为毛泽东带路的经过。张坊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魏香成听说这件事后，感到事情重大，他以公社党委书记的名义专门写信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询问、求证这件事。不久，北京来了回信，一张16开的信笺纸，内容加上署名只有6个大字“有此事。毛泽东”，后面署的是年月日。信封用的是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制式信封，上书“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公社魏香成同志收”。现居张坊镇的原区党委秘书朱自民老人，还有魏香成的夫人都回忆说曾见过这封信，所述记忆中的信件内容基本相同。关于这封复信的下落，都说那时就交给了上级组织。再说魏书记收到北京的复信后，再次向彭才林询问核实有关情况。当时，全国人民都对毛泽东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魏书记等区领导对彭铁匠“敢”收毛泽东的钱，感到显然“太过分”了，又专门把彭铁匠请到区公所，讲话大意是：“你救毛主席有功，但是，你也拿了毛主席的钱。不能再算有功了。”言外之意，你怎么敢收毛主席的钱，不追究你的错就算便宜你了。彭铁匠的这件事，到此不了了之，在张坊也就算“妥善解决”。

 

为尊者讳，当地原来沸沸扬扬的传言，也因彭铁匠“拿了主席的钱”特别是七溪村“拿了主席的大钱”而从此不再敢声张。很快到了“文革”时期，当地百姓对此事更是噤若寒蝉。待另外有人声称是他们为毛主席带路，或在他们家住宿化险，即使说破了天，吹破了牛，而七溪村人闻此则一笑了之，从此不再争辩。“文革”时期，有人在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传言毛泽东浏阳遇险后用银元贿赂方式换得了释放，当时就有红卫兵追究“谣言”制造者，说这是诬蔑伟大领袖，浏阳县城还曾有人仅为寻找这个故事的出处而坐牢八年，七溪村全族人闻言更是胆战心惊，对此事从此更是“谈虎色变”，不再提起。即使到了1994年新修家谱时，还把老族长曾任县团防总局局长的记载全部抹掉。尤其是七溪彭氏后代至今仍不愿多提此事，以不了解和没有听父辈讲过而婉言拒绝访谈。

 

毛泽东离开七溪村到铜鼓途中的经历，当地还有着以下几种版本的传言：（1）开国中将张藩（1909～2002）组织的挑夫“扁担队”，在张家坊附近一个路口歇脚时，曾为毛泽东指路。（2）毛泽东向斯诺陈述，曾得到一位砍柴农民的带路和帮助。今日江西铜鼓有人说明此人是本地樵夫陈九（久）兴，又名陈帷德，当时是铜鼓纸工会的会员。毛泽东在浏阳七溪村脱险后，在途中遇到陈九兴，在他的帮助下，毛泽东顺利抵达铜鼓。解放后，毛泽东曾给陈九兴写过信，称他为“救命恩人”。（3）我们在采访中听到张家坊、李家村村民说，在七溪村东北的牛轭岭（牛兀岭），毛泽东因脚伤严重，有一位当地妇女背他过河，毛泽东给了他两个银元，解放后毛泽东还派人找过那位妇女。综合各种采访情况看，毛泽东脱险后的确得到过当地村民的帮助，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身世、与毛泽东的接触过程都还有待考证，特别是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旁证进一步证明这些村民帮助的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浏阳的遇险脱险地，在当地还有双溪村、人溪乡小溪湾之说。双溪村在七溪村东北方向约20公里处，小溪湾在七溪村东南方向约3公里处。但因为本身就是传言，所以现都无史迹可查。

 

当地还有其他传言。据资料和实地考察可判断，毛泽东离开七溪村后，于当天下午赶路，夜宿在到铜鼓县城的途中。从路程距离上判断，大概住宿在湘赣边界排埠镇以西地区，于次日（9月10日）下午2时左右到达目的地铜鼓县城肖家祠堂。

 

二

 

 

（三）毛泽东9月9日夜宿何地

 

按照安源会议的起义部署，毛泽东于9月6日从安源出发，一切顺利的话，本应该在9月8日或9日赶到起义军第3团铜鼓驻地发动起义，但毛泽东没能在预定时间赶到铜鼓。因此，有一种起源于毛泽东逝世后的“九九之谜”民间传说，说是毛泽东在49年前（1927年）没能赶上9月9日，49年后（1976年）终于赶上了9月9日。因为中华历书上的9月9日是黄道吉日，是具有“在相”的“吉人”才能拥有的日子。这种传说，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对毛泽东的深切感情和美好寄托。毛泽东1927年9月9日下午2时左右在七溪村被释放，这天晚上又究竟夜宿何地呢？

 

1.毛泽东是在有脚伤的情况下行走

 

毛泽东赴铜鼓时脚有伤是不争的事实。谢觉哉《浏阳遇险》中记述，毛泽东在被押解的“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为的是逃脱。实际上，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的脚此时确实已经受伤，并不是假装的。

 

毛泽东的脚究竟伤在何处？有两种说法：一是在脚背上，是被草鞋带子磨破溃脓，烂了一个洞；二是伤在脚底，因这次长途跋涉而磨起了血泡。在受伤时间上也有两种说法：一是在到七溪村之前就有脚伤；二是在七溪村被释放之后因丢了鞋子而磨破了脚。在没有穿鞋的原因上也有两种说法：一是因藏身水塘边，鞋子陷落泥沼中；二是团丁奉命准备将毛泽东押到民团总部后处死，特意脱下了毛泽东的鞋子，赤脚走路而被划伤。浏阳民间有迷信说法，处死犯人前，取走他的鞋子，可以免得将来被打入地狱的鬼魂追寻报复。

 

我们考察认为，从乘轿子的情况看，毛泽东的脚在到七溪村之前就已经受伤。综合各种资料看，是伤在脚背。从七溪村到铜鼓县城都是山路，毛泽东的脚本来已经受伤，脱险之初因为精神高度紧张，忘记了脚疼，走了一段山路后精神松弛下来，方才感到脚伤更重。他的雨伞和鞋子都丢了。赤脚行路，寸步难行，在途中他无奈到农户家里求宿，买了一双鞋子和一把雨伞。此脚伤一直到上井冈山都没有痊愈，给秋收起义中的毛泽东带来了行动上的很大不便。所以，在反映那段历史的影视作品中，毛泽东手拄一根竹竿或木棍，走路一瘸一拐，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的脚伤，严重影响了他从七溪村到铜鼓县城的时速。考察毛泽东在9月9日的住宿点，脚伤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计算参数，不容忽略。

 

2.宿营地约在七溪村至铜鼓县城之中间点

 

安源军事会议，原定9月9日以破坏长沙至岳阳、株洲的铁路为开始发动起义，在其他起义军所在地也多如期举行。在预定日子，毛泽东和潘心元则没能赶到铜鼓县城，驻扎在铜鼓的第3团推迟到9月11日才起事。其间的时间差，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迟到”所造成，如此耽搁的时间在一天之上。如此推算，不言自明，毛泽东遇险脱险地点应在距离铜鼓县城一天以上的路程之外，约在距离铜鼓县城50公里以上的浏阳县境内某地，而不可能在铜鼓县境。

 

据以上考察所述，毛泽东在七溪村东枫树坳遭打劫后立即奔赴铜鼓，时间约在9月9日下午2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重大责任，有历史使命在身，必须尽快赶到铜鼓传达起义的号令，尽管脚有伤，但步行速度不能慢下来。却也正因为有脚伤，脱险后的步行时速也不可能很快。因此在9月9日下午当天，他不可能到达百里之外的铜鼓县城。这天晚上，他必定“借宿”在湘赣边界线一侧的某地村庄。

 

根据毛泽东自述所说这天晚上宿于途中的情况和9月10日下午2时赶到铜鼓县城的路程看，他在9月9日的宿营地应在七溪村和铜鼓县城的中间。两地相距近50公里，中间点是25公里。如此推算，这个地点有可能就是传言中的排埠镇月形湾。而9月9日下午和10日上午的步行时速都必须在4公里左右。由此也可推论，毛泽东在9月9日下午不可能有藏身池塘边草丛中等到天黑再动身的时间，这天下午2时由七溪村动身，到月形湾的24公里路程需要6个小时，到时已是天黑透后的8时，这也正好与毛泽东记忆中在天黑后遇到一位樵夫的情节相吻合，但并非午夜途遇樵夫。

 

如果像毛泽东自述所说，这天他“躲着直到日落”（当地日落时间为18时35分），团丁结束搜寻时天已黑。再从毛泽东自述这天脱险后用钱急着买鞋、买伞的天象看，天在落雨，夜路无光，行路艰难，尤其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山里，毛泽东在夜暗密林中的时速不会超过4公里。从晚7时过到深夜11时过约4个小时，行路约16公里。事实上，从七溪村到月形湾的图上直线距离即近16公里，而走曲折起伏的山路却有24公里，从实地考察情况看，山路又是异常的崎岖难行。如果按照如此“躲”到天黑后才从七溪村东脱险动身的说法，毛泽东在9月9日午夜不可能住在24公里之处的月形湾。那么，如此推论“9月9日夜宿月形湾”，时间（9月9日天黑后才脱险）或地点（月形湾）其中必然有一处不实。但若从我们的实地考查情况看，毛泽东在七溪村的脱险时间是在9月9日午饭后，而不是天黑之后，如此再计算行程，夜宿月形湾则就顺理成章了。

 

3.铜鼓县排埠镇月形湾之考察

 

我们考察队的这次考察，在对七溪村进行重点考察后，沿乡间公路向铜鼓方向进发，继而考察了目前存在很大争议的“毛泽东化险福地”铜鼓县排埠镇月形湾。此地紧靠长浏高速公路，在双溪高架桥和铜鼓大屋大桥之间。高速公路之北的山坡上建有“毛泽东同志铜鼓化险专题馆”，立有高4.9米的毛泽东铜像，铜像座落在传说中毛泽东9月9日夜宿于此地的吴家祠一侧，铜像前实测海拔为456米。

 

2013年11月13日，我们考察队于下午4时20分进入实地考察，6时30分离开，可见此地的“红色旅游”异常冷落。在此地考察的2个多小时期间，空旷的院落及“专题馆”既无游人，也找不到任何工作人员。各个房间都空无一人，多数房间空空荡荡，有的堆满稻草和杂物，园区内山野异常寂静，整个园区毫无生气，看来此地远没有达到最初建园“旅游观光”的目标。傍晚时分，“专题馆”内可能是受时控器自动控制的灯光，突然间大亮，令人在空灵中猛然有“毛骨悚然”之感。馆内文字说明，毛泽东是从七溪村走过来的，遇险后藏身脱险的地方就在此地月形湾，“藏身处在距吴家祠600米的山坳里”。我们沿指示牌走向山半腰，但又被山上的指示牌“指”了回来，始终也没有找到那个传说中的水塘和“水沟”。

 

此地的颓败境况说明什么呢？除了“形象工程”短期效应的共同归宿之外，显然还与历史的真实性有直接关系。综合各种资料和实地考察情况，我们认为，毛泽东在9月9日下午由七溪村脱险后走向铜鼓，月形湾吴家祠应是他在这天晚上至9月10日黎明前的宿营地，而非脱险、化险之地。

 

（四）毛泽东9月16日率兵途经七溪村

 

这次在七溪村的采访中，90岁的老人唐汉初讲道：“我外公说，毛主席从这里脱险以后，没过几天就从铜鼓那边带兵打过来了，把那些抓他的人的家抄了，但人躲掉了。抄他们的家，可能是想办法把那些钱收回去。”许多史料说明，毛泽东在铜鼓发动起义后，率领起义军走向井冈山途中的确曾途经七溪村陈家坊。

 

1.途经七溪村到文家市

 

9月15日，毛泽东率领第3团在攻打浏阳东门失利后退兵，从上坪出发，经浏阳界岭进入江西铜鼓的排埠镇宿营。来自北面修水的第1团“闻三团不利，决心援助该团反攻浏阳东门之敌，至中途毛泽东以前敌书记名义来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萍乡再说。度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引自余洒度报告）。9月16日，起义部队转向浏阳境内，经铁树坳进入双坑。在双坑击败浏阳西乡张梅村的地主武装，部队到达上洪、张家坊、七溪村一带。9月17日，起义部队经七溪村、火厂、豆田、孙家塅向文家市进军。

 

孙家塅在文家市以北15公里处。张启龙回忆：“我们从上坪出发，边走边等（等第1团跟上来），经过四天行军，于9月17日到达孙家塅宿营。在那里休息了一天。”时任第3团团长苏先俊在事后的报告称：“一、三团败后，入驻浏阳之安源部队乃孤立无援，四面受敌，17日为敌袭击，竟致溃不成军。是日前敌委员会决退往湘南。”铁心的文章写道：“赶了几天路，忽然接到一封药水信：‘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小，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会毛令’……过了排埠以后，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时，我们工农革命军的领袖（指毛泽东、卢德铭、苏先俊、余洒度、余贲民等——引者）才一起见面了。”9月19日上午，毛泽东率第3团等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文家市。

 

时参加秋收起义担任浏阳工农义勇队中队党代表的宋任穷在1975年4月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27年8月，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奉命到南昌参加起义，因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撤离，于是他们在江西涂家埠车站奉命回驻铜鼓，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让他带一封信到铜鼓，并发给60块银元作为路费，“在回铜鼓的途中，听说铜鼓先到部队已经沿湘赣边界南下了。……我在江西省委散发反对国民党的传单的头一天离开南昌，在铜鼓以南之陈家坊找到了部队。回到我们部队团部后，同志们告诉我，毛泽东委员来了，现在是由毛委员领导。于是我把信和一些银洋（剩下的）交给了毛委员，并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9页）宋任穷在这里特别提到在“陈家坊找到了部队”。

 

以上资料说明，毛泽东在铜鼓发动秋收起义，率兵南下，9月16日曾经路过七溪村陈家坊。这条线路，正是数日前毛泽东由安源到铜鼓的线路。七溪村陈家坊村前的大道，是当时安源、铜鼓两地之间的必经之路。

 

2.在七溪村是否处决县团总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甘武的文章《毛泽东第一次遇险事件的始作俑者——陈甲元团防队覆灭记》记述说：“位于浏阳市张坊镇七溪村有一处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陈氏宗祠，……上个世纪20年代，房子的主人是当时为恶一方的大土豪陈甲元。陈凭借当时手里的十几条枪，勾结浏阳西乡的张梅村地主团防武装，组织了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的团防队，在当地霸占田地，积谷屯粮，剥削乡邻，肆意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邀功请赏，民众对他恨之入骨而敢怒不敢言。1927年9月9日，团防小队经过一整天的搜寻后，也没有找到那个机智脱逃的身穿旧蓝布衫、脚穿草鞋的高个男，就回到团防局（现陈氏宗祠）向陈甲元汇报情况。陈听后，回想近来得到平浏清乡团有关严密防守共党要在湘省举行暴动的消息，思忖着今天放走的人极有可能是一个工农暴动的大官，大为懊恼。”9月16日，毛泽东等领导的起义军第3团从排埠镇出发，跨过铜浏（江西铜鼓、湖南浏阳）边界进入浏阳张坊地域。“来到离张坊镇不到5华里的陈甲元团防局驻地陈氏宗祠时，陈仍垂死挣扎，组织拼命抵抗，经过仅十来分钟的战斗，团防队全部被缴械。组织进攻的工农革命军将他们一干人等押解到一块空地上，听候毛委员及三团军官们的审判。几天前险些抓住高个男的几个团丁，当得知坐在前台中央的高个男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时，顿时傻了眼，战战兢兢将此事报告给了陈甲元，陈听后立马瘫了下去。依据乡民们控诉团防队的种种劣行，工农革命军宣读审判报告，就地处决了这批无恶不作的团防队。当天，部队将在陈家坊的陈家祠堂所缴获的财物全部分给了附近的贫苦百姓。晚上，部队驻扎于此。并将陈甲元家的大肥猪杀了犒赏全体官兵。”

 

此文中的陈甲元，显然指的就是县团总陈阅初，但我们在考察中并未听说陈阅初还有另名陈甲元，在《陈氏族谱》中也没有找到陈甲元的名字。文中所说的陈甲元在当时（1927年）即被处决，而县团总陈阅初死于1951年。七溪村团防局不在陈氏祠堂，而是在一侧的另地。

 

（五）县团总、老族长陈阅初之死

 

七溪村《陈氏族谱》记载，陈阅初出生于1872年，娶妻帅氏（1875～1931，排埠人），帅氏病逝后续妻孙氏（1898年生，长沙人）。有3个儿子（陈前觉、陈寿田、陈树良）4个女儿（陈端秀、陈珊秀、陈沼兰、陈雪梅）。二儿子陈寿田（1906～1911）5岁时夭折；陈雪梅系孙氏所生。陈阅初在“镇反”赴死时已经79岁，主要起因于三儿子陈树良。

 

陈树良（1912～1950），名昍（读音“宣”）。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国民党，1932年任国民党浏阳县保安团军需副官，1936年任国民党南京教导团自动车队上士文书，1937年回家乡任教员，1939年任浏阳县洞溪乡户籍干事，后任副乡长、乡长；1947年任国民党浏阳县党部执行委员；1948年4月升任县党部书记长兼中统局张坊调查员，10月被解职回家。此期间，陈阅初、陈树良父子曾对同乡、共产党人王首道的母亲等多加照顾。

 

王首道（1906～1996）是浏阳张坊上洪蟹形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祁阳特支书记、中共浏东特委书记、浏阳县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1930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次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1944年10月与王震一同率部挺进华南，征战2万余里，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又一奇迹，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1949年3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同年12月兼任省人民政府主席，参与领导了湖南和平解放。1952年后任国家交通部部长、书记，组织领导了青藏、川藏公路等一批国家重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64年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78年相继担任和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是中共第七、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王首道晚年时十分关心家乡的各项建设，也曾多次督促落实陈阅初、陈树良父子的历史问题。

 

陈树良的历史问题主要复杂在湖南解放前夕的情报活动。1949年3月，陈树良在长沙参加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情报部和中原局社会部有联系的“三一三〇”第7总部江南地下第4军，任独立旅政委。陈树良回浏阳后，任浏阳东区指挥所主任，收编当地的游杂土匪武装，协助解放军第40军进行清匪反霸工作。长沙和平解放后，陈阅初、陈树良父子曾亲自把王首道的母亲从张坊送到长沙市王首道的家中。

 

1950年，全国掀起了疾风暴雨般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很快也席卷浏阳。曾任国民党浏阳县党部书记长兼中统局张坊调查员的陈树良被逮捕，审讯中把国民党军第20军散兵游勇在张坊地区为非作歹的许多罪行算到了他的身上。在张坊地区，至今还有些老人看见某些人不务正业、乱搞乱来时，即说此人“像20军的”，说明当时国民党第20军的民愤甚大。因此，当时的张坊区人民政府很快拟定判处陈树良死刑。然而，当地有许多“贫下中农”闻此消息后，联名画押具保，恳请人民政府保释陈树良“着免死刑”。意想不到的是，“民情”呼声却加速了陈树良的死期，张坊区人民政府坚持原判，并决定先斩后奏，在1950年7月底悄然执行了死刑（《陈氏族谱》及其墓碑都写明“7月殁”）。而此时的浏阳县人民政府并不知情，鉴于有众多百姓为陈树良“请命”，在8月25日还以公函形式将陈树良一案情况上报湖南省人民政府。消息传到长沙，时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王首道在百忙中过问此事，特别是王首道的母亲也督促儿子赶快救人。

 

王首道收到这些来自家乡张坊的“请命书”后，十分慎重，专门组织人员进行研究。8月28日，王首道为陈树良一案写信给时任浏阳县县长赵超山、副县长张国元，指示：“本年8月25日函及附件均悉。查陈犯树良，作恶多端，残害人民，残害革命同志，本应处以极刑；但念其于解放前1949年4月曾参加‘三一三〇’第7总部江南地下第4军唐拔部任旅政委，帮助我40军做了一些工作，应予将功折罪，着免死刑。并酌情议处10年以上、20年以下的长期徒刑，以资教育改造。兹将原附判决及材料发还，希查收照办为要。”这份原件，现存浏阳县人民法院。

 

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混乱年代，信息不畅通，加之当时的复杂历史背景和人事关系，特别是当时张坊区领导人的政策水平有限，个别人存在意气用事甚至打击报复的嫌疑，上级的“免死”指示在张坊区不仅没有得到贯彻，陈树良被执行死刑，反而连累了其家人。这时，曾任县团防总局局长的陈阅初尽管年老在家赋闲，仍逃脱不掉“反革命”的罪名，加之他原在洞溪乡教书的大儿子陈前觉逃往香港，三儿子陈树良被“镇反”，陈阅初也遭到了株连被杀。

 

陈阅初、陈树良的被错杀，主要因为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所致。1981年11月，陈树良一案（81）法刑复字第96号，宣判撤销，明确“对其历史问题应既往不咎，原判将历史问题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不当”，据此撤销原浏阳县人民法庭1951年1月3日（50）刑法字第48号刑事判决，恢复名誉，按起义人员对待。“镇反”中被错判、错杀的浏阳籍陈树良等15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都得到了平反昭雪，被陪刑的陈阅初也理当是杀错了。当地村民回忆至此，无不唏嘘不已，尤其是在释放毛泽东这件事上，都强调认为老族长陈阅初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三

 

二、考察新解

 

我们考察队在集体到实地考察结束后，部分队员又相继多次再到实地调研和核实，在全国寻找相关知情人和调阅有关资料，进行更加深入的专题考察和求证，前后历时70多天。通过实地考察，综合各种资料，与被采访人多次反复沟通认证，我们对毛泽东浏阳遇险史实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有着新的见解。

 

（一）毛泽东赴铜鼓没有途经张家坊

 

以往的史书、影视作品等，多叙述毛泽东在浏阳所辖张坊镇（张家坊、张坊村）被捕。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到过张坊镇，因此也不可能在张坊镇街上住宿客店。有人说毛泽东一行住在张家坊，那是对陈家坊的无知；有人说毛泽东在张家坊遇险，那是对陈家坊及族长陈阅初的不知。那时陈家坊的繁华程度远远胜过后来的张家坊，而陈家坊因为是县团防总局局长陈阅初的祖居地，所以是当时有重兵把守的团防局所在地。看来搞清楚浏阳的“团防”，对于探求毛泽东遇险脱险地非常重要。

 

明代嘉靖年间编写的《浏阳县志》记载，那时的浏阳县行政区划下设乡里制，辖四乡；明洪武初编户75里3坊，嘉靖时并为48里2坊。清代县下改为都甲，全县计63都、500甲；清咸丰3年（1853年）开始设团防，全县划为21个大团，294个小团，民国初年仍承袭团防制。县级的团防称总局，以下通常称团防局，而乡镇地区的团防局则常称为“民团总部”、“大团”，村庄级别的团防则称为“小团”。1927年9月，毛泽东途径此地时，浏阳的“团防”沿袭清末的大团、小团编制。作为集镇的张坊，是“大团”团防局所在地。而七溪村陈家坊本应是“小团”编制，但因此地是县团防总局局长陈阅初的居住地，所以，此地俨然是县团防总局的衙门，在兵力上自然要比张坊“大团”还要强大。据清末民初编写的《浏阳乡土志》记述，陈家坊的确曾经设“大团”，并有“张陈坊”之联名记载，印证了陈家坊在那时已经逐步退出人们的视野。这种团防制，直到1933年改设乡、保、甲制后才改变。

 

许多涉及毛泽东浏阳遇险地的“史书”和文章都提到了张家坊，说明遇险地在张家坊附近，但从我们的实地考察情况看，却不会在张家坊集镇上。因为，从江西萍乡安源进入湖南浏阳县境，沿浏阳河上游支流小溪东上，走当时的乡间小路，没有必要绕道号称团防“大团”的张家坊。当地百姓常走的路径是直接沿小溪河顺牛轭岭进大河背（现禹门村），再经上洪到铜鼓的排埠镇，这样就能避开重镇张家坊。所以，毛泽东遇险脱险之地非七溪村陈家坊附近莫属，绝不可能跑到张家坊，更不可能跑到20多公里之外的铜鼓月形湾。

 

出现张家坊遇险地之说，不排除当事人、知情人对陈（家坊）、张（家坊）一字之差的误写、误读、误解。这一字之差，在距离上虽然仅差了4公里路程，但反过来为了追求历史真相却又想尽可能“自圆其说”，然而，结果却是越描述越离题千里，漏洞百出，反而引起诸多疑惑，甚至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的“叛变投敌”之说。因为所描述的本身就不是真实历史，是建立在沙漠上的楼阁，这也应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俗语。

 

（二）潘心元的被捕和出狱

 

潘心元，名深兰，字国卿，号启瑞。在革命斗争中，为安全起见，潘心元曾用过10多个化名与异字名字，常用的还有潘心源、潘心员、潘星元、潘清连、彭清泉等。以往史书和文章多写为“潘心源”，但他在给中央、东方局的报告中亲笔署名为“潘心元”，其墓座落在浙江省玉环县苔山岛的墓碑也署名“潘心元”，故本报告统一记作“潘心元”。

 

潘心元陪同毛泽东赴铜鼓，他是毛泽东此次遇险脱险事件的第二见证人。然而，正是因为缺了这个关键见证人的证言，此事反而愈加扑朔迷离。1929年7月2日，潘心元在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写道：安源军事会议后，“我和毛泽东同志便赴铜鼓去指挥第三路工作。途中我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下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1页）这是潘心元事隔近两年后的记述，史料价值极高。但是，从“途中我被捕入狱”几个字中，后人很难再得到他们“浏阳遇险”的更多信息，只有综合其他史料观其全貌，再推论“遇险”过程。

 

1.浏阳名人潘心元

 

从潘心元的个人成长经历和他在浏阳的极高名望看，他是当时浏阳县的名流、显赫人物，当地国共两党的官员都应该认识他，熟悉他的鼎鼎大名。今天，我们解释和求证毛泽东、潘心元的浏阳遇险脱险经历，不能忽视了这一重要情况。

 

浏阳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始于潘心元。1903年1月，潘心元出生于浏阳县丰裕乡一个富裕家庭。1921年考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冬天，潘心元等人受中共湘区区委的派遣回到浏阳，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他们以北乡卓然学校为中心，开始建党工作，发展10多名工农分子和小学教员入党。1925年清明节，他们在丰裕乡毛公桥刘家店秘密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浏阳农村特别党支部。夏明翰、田波扬、潘心元代表湖南省委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又先后建立了蕉沙支部和北盛特别总支，掀起了农村革命高潮。

 

1926年10月初，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正式建立浏阳地方委员会（即县委），潘心元任书记。潘心元动员母亲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任乡妇女主任兼管农会财务。3年后，全县秘密发展党员达1000余人，大多数区乡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在县委建立之前，潘心元还帮助国民党组建了浏阳县党部，并领导建立了县总工会、县农协、团委、县妇联等各种群众组织，团结了全县广大群众，当时的农协会员就有30多万人。浏阳工农运动组织之广，声势之大，在湖南相当突出。李维汉回忆说：“当时外地同志到浏阳去，都口称去‘留洋’。”意思是说浏阳工农革命运动搞得火热，是值得去取经学习的地方。

 

各种革命组织建立以后，为了保卫革命运动的胜利开展，镇压土豪劣绅的干扰破坏，中共浏阳县委决定在原来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有一定政治军事素质、有新式武器装备的武装——工农义勇队。而当时全县的700余支枪，却由国民党浏阳县政府控制的团防总局所掌握。潘心元在设法购置武器的同时，决定收缴浏阳县各乡镇“大团”团防局的武器，用来武装工农义勇队。1927年2月4日（正月初二），潘心源利用“吃春酒”的机会，和平收缴了全县团防局的枪支和弹药，为建立县工农义勇队创造了条件。但县警备队队长唐秉忠私自放跑普迹乡反动团总张梅村，使斗争形势变得严峻复杂起来。

 

2月8日，潘心元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召开浏阳各界民众庆祝北伐胜利万人大会，通知全县21个“大团”的团总参加。会前作了周密部署，县农协委员长罗纳川和县委书记潘心元令工人纠察队三人对一人暗中监视县警备队员。县警备队长唐秉忠丝毫没有察觉潘心元的暗中计划。当会议中一声令下宣布逮捕唐秉忠时，工人纠察队一齐动手，将其警备队员全部抓获，收缴了县警备队的全部枪支。潘心元又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组织特别法庭，公开处决了唐秉忠。一直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县长萧骧，在公审会上极力为唐秉忠开脱罪责，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公愤，遂将其驱逐出境，改换县长。这就是浏阳县近现代史上著名的“除唐驱萧”事件。

 

潘心元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积极培训农民革命武装力量。3月9日，潘心元在县农会召开全县军事会议，正式宣布将浏阳农民自卫队与工人纠察队合并，成立“浏阳工农义勇队”，潘心元亲自任党代表。浏阳人民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支工农武装队伍。中共浏阳县委将收缴的枪支武装了工农义勇队，并召集各公法团体进行民主选举，共产党员、县总工会妇女部长邵振维当选为县政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县长），浏阳县的党政军大权一度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由此可见，潘心元在中共党内较早认识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特别是已经付诸实际，从事革命武装力量的组织领导工作。浏阳工农义勇队，后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成为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军事斗争的骨干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的形成如果刨根问底，最早源头之一可追根溯源于1927年3月9日由潘心元组织的浏阳工农义勇队。然而，关于此点，在以往的党史军史中却提及甚少。

 

4月底，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湖南有9名代表，省委特地分配给浏阳1个名额，县委书记潘心元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潘心元写信给浏阳县委，要求将工农义勇军扩大为一个师。5月中旬，他回浏阳后，用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工会、县农会的名义，又收缴全县团防局的100多支枪，扩大农民武装，掌控了用枪支、梭标、大刀武装起来的数万农军。

 

正当革命形势大发展之时，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惨案,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5月21日，湖南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三湘四水顿时乌云密布，各革命机关先后遭到破坏，团省委书记田波扬夫妇被捕牺牲，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为了反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决定，调集长沙周围的农军围攻长沙。中共浏阳县委接通知后，立即紧急动员，潘心元率浏阳农军参加了湖南10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斗争。当时有首流行的民歌，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朝打铁，晚打铁，打把梭镖送农协；梭镖磨得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

 

5月30日，浏阳农军陆续集结于靠近长沙的永安市，次日分两路直捣长沙，并很快逼近小吴门、南门口一带阵地。正欲深入，却因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加之其他农军未能及时会合，浏阳农军孤军对敌，打到长沙小吴门后奉命撤退。此次攻城，农军毙敌10余人，其中连长、排长各一人。7月7日，浏阳工农义勇队奉命撤出县城，开赴平江县长寿街一带隐蔽。潘心元千方百计保存浏阳农军武装，为随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准备了有生力量。7月15日，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苏先俊由鄂返湘，到达平江，传达中央决定，将浏阳、平江两县工农义勇队合编为独立团，归贺龙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管辖。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准备在秋收时期号召广大农民暴动”。

 

浏阳工农义勇队离开本县境后，许克祥派重兵到浏阳“进剿”。这时，普迹乡反动团总张梅村乘机潜回，用欺骗和强迫的手段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拼凑了当地所谓“农民军”，自任队长，制造了“普迹惨案”，杀害60多名前去镇反的工农义勇队战士，义勇队中队长王令德被劈成四块。随后，张梅村积极配合许克祥部队“进剿”，兵分两路，一路由南乡直窜县城，一路经北乡进犯东乡，烧杀抢掠。县级各革命机关被捣毁，城关状元洲成了杀害革命志士的屠场。

 

7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浏阳工农义勇队与平江工农义勇队会合，从平江龙门厂出发，开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8月5日，平、浏义勇队联合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独立团到达徐家埠，得知南昌起义已提前举行，起义部队已开往湘南。浏阳工农义勇队乃决定改道奉新以期与南昌起义部队主力汇合；平江工农义勇队则决定返回平江，坚持斗争。

 

8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两湖农民暴动必须于9月10日发动，暴动后组织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军事方面，乡村称农民革命军，城市称工人革命军，合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原中央警卫团与平、浏工农义勇队的负责人在修水、铜鼓边界的山口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驻扎在修水、铜鼓的三支革命武装合并，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

 

此时，浏阳工农义勇队遂奉中共江西省委命令以贺龙第20军独立团的番号活动，尔后又以受编不受调为条件，打着江西朱培德省防军暂编第1师的番号活动。其间，义勇队官兵的思想较为混乱，途经上高时，曾开会对部队去向问题展开争论。会后，即由潘心元、李信和邓华松到安源寻找中共湖南省委，汇报请示工作；部队在8月20日进至湘赣边界的铜鼓县城休整待命。8月30日，时在长沙的中共湖南省委几位常委开会，最后确定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到浏、平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星夜乘火车离开长沙，经株洲到时在安源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所在地，具体部署秋收起义的有关工作。恰好就在此时，潘心元等在安源适遇以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前来发动湘赣边秋收暴动的毛泽东，潘心元被邀出席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

 

以上所述，正是潘心元陪同毛泽东赴铜鼓，发动浏阳工农义勇队参加秋收起义的来龙去脉。同时，也说明潘心元对浏阳当地的情况应该是了如指掌，浏阳官场中人包括县团防总局的头目对他肯定不陌生。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史书”所述潘心元的浏阳遇险经历，他好像是一个外乡人、局外人，浏阳人并不认识这个被当地国共双方都认可的“社会名流”。

 

四

 

2.毛泽东、潘心元是否同时同地被捕

 

潘心元于9月8日在陪同毛泽东赴铜鼓的浏阳境内被捕。他是单独被捕，还是与毛泽东或其他人同时同地被捕，目前还没有看到有确实的档案资料。

 

我们在七溪村陈家坊的考察采访中，当地百姓肯定地说，被捕者只有一人，这就是毛泽东。另外两个轿夫被当场释放。没有听说还有毛泽东之外的人在此地同时被捕。

 

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说当时被捕的人只有他一人，并无其他人和他一起同行并同时被捕，所以他只用一个“我”字，而不是“我们”。

 

张启龙撰写的《毛委员到铜鼓》一文中，则说是毛泽东和潘心元同时被捕，两人后分路逃走，他写道：“毛委员和潘心源在路上碰上挨户团的巡逻队，刘建中等二人在前面走，没有发现。结果毛委员和潘心源同志一起被扣。刘建中等了一会没见毛委员来，有些着急，知道可能出事，就赶紧回去报告。毛委员和潘心源被扣后，毛委员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银元，往地上一撒，团丁急忙去抢钱，这时毛委员与潘心源乘机分两路逃走了。”

 

还有其他一些文章，记述潘心元等为了掩护毛泽东而走向另外方向，引开了团防队，而自己被捕，在被押往县城团防总局途中，走到古港地段时机智地逃脱，后潜回县城。有的文章则记述，与毛泽东同时同地逃跑中的潘心元后被团丁追上，抓住后押往浏阳县城，并被关进了监狱，几天后机智地从监狱里逃了出来。有的文章则说，潘心元脱险后很快也赶到了铜鼓。如上所述之逃脱后潜回浏阳县城、从监狱里逃脱、赶到铜鼓县城的说法显然不实。事实上，毛泽东领导的起义军第3团在9月11日即开拔离开铜鼓县城，而在浏阳县城监狱中的潘心元是在起义军第2团于9月16日克城后才出狱的，这几天时间，潘心元都在浏阳县城的大牢中。

 

新版《浏阳县志》记载：9月16日，工农革命军第2团由醴陵攻入浏阳，占领了县城。潘心元与部队联系上以后，即领队打开牢门，救出被关押的慕容楚强等300多位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9月17日，因敌突袭，工农革命军第2团被击散，撤出浏阳县城，部分官兵在9月19日撤到文家市与毛泽东领导的第3团、第1团会合。

 

张启龙撰写的《毛委员到铜鼓》一文中写道：“潘后来又被团丁追上，被送到团防局，审问时他就装傻。团防局查不出他的身份，就决定派两个团丁送回县城。押送的团丁对潘心源很注意。在离县城15里左右的一个小村，有两家饭店，当他们来到小村子前面一点的地方，路的一边是大山，一边是浏阳河，潘心源假装解溲，团丁说：‘你就解吧。我们先到村里的饭店等你。’潘趁机上山跑了。到黄昏时，他进了浏阳城一个有钱的亲戚家（潘心源家是个大地主），敌人没有去搜查。二团打开浏阳城后，他跑到二团去了。潘心源同王新亚在二团被打散后，到了文家市，王新亚跑了，潘在1927年冬又去当浏阳县委书记，搞了游击队，后失败了，又到了省委。”

 

事实上，潘心元与浏阳县团防总局副局长董泽汀非常熟悉，董的四个女儿与潘心元的妻子周坤元是同学，潘心元被捕逃脱后曾潜伏董家，而潘心元与团总陈阅初在当时都是浏阳县的名人，两人应该互相认识。如果潘心元在陈家坊被捕，他在后来给中央的遇险报告中就不会简单的只有“被捕入狱”4个字。从潘心元的字面报告看，他的被捕地可能在毛泽东被捕之前的路段小河乡附近，后经古港镇、溪江炭棚到浏阳县城。潘心元在被捕时，开口便大骂团丁是土匪抢劫，称自己与浏阳当地的社会名流有交。团丁头目听潘心元是本地口音，并不为难他，派两名团丁把他送往浏阳县城。潘心元在途中用钱贿赂团丁，抛撒银元和结婚金戒指，趁机脱身，只身迁回浏阳县城。由此也见，潘心元的贿赂团丁和抛撒银元逃脱情节，与毛泽东自述非常相似，毛泽东的自述很有可能移自潘心元在事后两人会面的自述。

 

从张启龙的回忆以及潘心元自述“入狱”看，潘心元在这段时间曾经有两次被捕，最后一次可能是在浏阳县城被捕，投入狱中，适逢起义军第2团攻下浏阳县城而出狱。然而，有的文章不提潘心元给中央报告中所说的“入狱”，直接说他被捕后机智救毛泽东之后脱险，而从来没有进过监狱。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英魂——潘心元传》第158～159页记述：潘心元和毛泽东在“七溪坳”被捕时，潘心元掩护毛泽东逃脱。潘心元被带到张坊团防局，在押送浏阳县城时，在古港炭棚附近逃脱，潜入浏阳县城。“国民党浏阳县团防总局的副团总董泽汀，为人较开明、正直。潘心元在担任国民党县党部执委时，曾与他颇有点交情。再说董泽汀的四个女儿，都是周坤元（潘心元之妻，1899～1997）在长沙时的同学，大女儿董薇还是地下党员，潘心元撤出浏阳时，特意留她在城里，利用她父亲的关系坚持地下斗争。因此，潘心元这次决定去找董薇，以便发动城里的地下党组织，做好迎接起义部队进城的准备。”

 

周坤元后来在《回忆心元》一文中写道：“1927年9月，心元和毛泽东在到铜鼓的路上，心元被国民党挨户团（即团防局）捉住，我听到消息后，立刻赶往浏阳县城，找到副团总董泽汀，央求他设法救心元。董的大女儿董薇、次女参权、三女参政、四女参仕都是我的同学，当时思想都较进步。董答应尽力想法援救。不两天，心元在溪江炭棚机智脱险，潜入浏阳县城，装扮成买菜的，也躲进了董家。我和心元见面后，顿觉惊喜，心元则严肃地批评我说，在这样危急关头你还往这里跑干什么？真是自投罗网！我被捉住了，你能救我的命吗？反而是我的一个包袱。要我立刻离开县城。但一时无法出城，后来还是心元想了一个妙计，把我装扮成厚生（董的侄儿，地下党员）的妻子，混出城门。”在形势异常紧急的情况下，潘心元不得不向妻子下了严厉的“逐客令”，然后又立即与董薇投入紧张的发动地下党迎接起义部队的准备工作，配合起义军第2团打开监牢，放出许多被捕的革命同志。

 

潘心元在“浏阳脱险”后，随起义军第2团部分官兵来到文家市，但他并没有随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而是留在浏阳坚持游击战争，组建了北区游击队。中共湖南省委派夏明翰来浏阳，参加秋收起义的王首道、张启龙、廖克平也先后回到家乡，他们与潘心元取得联系，分别寻找分散隐蔽下来的同志。10月6日，在蕉溪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恢复中共浏阳县委，潘心元仍任书记，在浏阳重新开展新的革命斗争。1928年，潘心元任中共湘东特委副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坚持在平、浏、醴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29年任中央巡视员，到湘赣红军中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检查工作，参加朱毛红军的领导工作。他多次往来于上海与苏区之间，传达党的指示，了解红军斗争情况，写了多篇报告，总结秋收起义和红军斗争的历史经验。1930年2月，当选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历任红三军代理政委、红四军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加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之役。经周恩来安排，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留在湘鄂赣苏区指导反“围剿”斗争，再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这年12月，在浙江省玉环县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年仅27岁。

 

（三）陪同毛泽东赴铜鼓的有几人

 

安源军事会议后，随同毛泽东一并前往铜鼓的究竟有几人？不同史料记载，有2人（毛泽东、潘心元）、4人（毛、潘和刘建中、周克民）、6人（毛、潘、刘、周、毛泽民和易子义）、10人以上（外加护卫的安源工人）之说。

 

1.毛泽民赴铜鼓到张家坊返回

 

罗章龙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在长沙协助湖南省委工作。他在1985年1月接受湘潭市委党史办采访时回忆说：“毛泽东离开长沙时，正值八月炎夏。他身体不大好，有点清瘦，大家不放心。我问他：你身体还行吗？他说不要紧。我还是不放心，找夏明翰商量，找个可靠地同志送他，于是决定派毛泽东之弟毛泽民护送。为了安全，我们和毛泽民商量，走路时，要和毛泽东保持一个距离，否则一出事就都被捕了。毛泽民把毛泽东送到浏阳张家坊才回来的，并且还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在张家坊脱险的情况。”（《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43页）

 

有文章记述，与毛泽民同行的有安源俱乐部中共党员易子义，后改名为易绍钦。

 

2.刘建中、周克明9月7日到铜鼓

 

苏先俊报告记载：“9月7日接安源同志通告知湖南革命委员会已组织成立，并决调各处军队进攻长沙。”这个“安源同志通告”是谁送到铜鼓的呢？当时的时间非常紧迫，并且通告内容十分保密，不可能通过邮局发送，只有从安源派人直接送达。

 

9月5日安源会议后，毛泽东要去铜鼓。有资料说，随毛泽东一同前往铜鼓的有潘心元和护送人员刘建中、周克明、毛泽民、易子义等。可以断言“安源同志通告”是由他们带去的。刘建中、周克明（均为浏阳人）化装成小贩，挑着担子走在前面引路，可能要早走半天或一天。毛泽东、潘心元跟在后面，按约定所设路标行走。走在最后的是毛泽民和易子义等安源工人。毛泽东、潘心元是起义部队的领导人，为了安全起见，不可能要他俩带信。毛泽民、易子义虽是护送人员，但他们走在最后，时间上不允许。而刘建中、周克明不仅走在最前面，而且他二人是奉浏阳工农义勇队之命，专程从铜鼓赶到安源接应的，道路比较熟悉，是最合适的带信人选。结果走在后面的人员在途中遇险被捕，耽误了时间，而苏先俊却在9月7日收到了“安源同志通告”，这说明“安源同志通告”是由刘建中和周克明送到的，因此说刘、周二人陪同毛泽东赴铜鼓也合情合理。

 

有文章从刘建中、周克明9月7日到铜鼓这一结论推断，毛泽东因被捕“藏身草丛”耽误一天，应在次日（9月8日）到了铜鼓县城肖家祠，而实际上毛泽东是在9月10日下午抵达肖家祠，其间耽误时间的地点就在陈家坊。

 

3.易礼容没有参加安源会议，也没有随毛泽东一同到铜鼓

 

有文章说，随毛泽东由安源一同去铜鼓的还有时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的易礼容。从文献资料看，这是不准确的。

 

1982年10月，易礼容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27年“6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成立临时省委，我任军委书记。实际上毛泽东未具体管，省委仍由我负责。马日事变到1928年春节共9个月，我一直在长沙。我在省委期间，协助毛泽东同志工作。党的‘八七’紧急会议，我未参加，是毛泽东去的，大约是8月1、2号，我送他走的。当时白色恐怖，他穿着国民党军装，斜挂着皮带，化装行动。……毛泽东在长沙活动后是哪一天离开的？不是8月30日，就是31日，或9月1日。我记得，他离开长沙时到浏阳乡下去。头一晚，我和他谈了一个通宵，他告诉我是去浏阳，他临走时穿农民衣服。那时，我们都很善于化装。……我是被中央开除的干部，没有工作，在长沙等待安排。”（《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38～139页）易礼容出生于1898年，湘乡人，字润生，号韵珊，是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和第一师范学习时的同学。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1921年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中共组织，与毛泽东、何叔衡三人组成湖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大革命时期任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马日事变”后任湖南共产党军委书记，后任湖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后任安源特委书记、行动委员会书记。这段时间，他虽然一直跟随毛泽东参加组织暴动工作，但他的以上自述明确表示，“马日事变到1928年春节共9个月，我一直在长沙”，他不可能去铜鼓领导第3团的秋收起义，也不可能与毛泽东同行。但为什么有文章说易礼容与毛泽东同赴铜鼓呢？很可能是因为把曾护送毛泽东赴铜鼓的安源俱乐部的中共党员易子义与易礼容当做了同一个人。易子义在全国解放后曾担任过湖南湘乡县的政协主席。

 

易礼容是一个在历史上很“尴尬”的人物。他因多次遭受党内打击，1928年3月脱离中共党组织，1929年去了日本，以后教过书，还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工作过。抗战时期虽然到了延安，全国解放后还做过政协常委，但因他的历史经历复杂，“文革”中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1977年任政协副秘书长。1997年逝世，享年99岁。

 

4.慕容楚强的铜鼓、安源之行

 

慕容楚强是浏阳工农义勇队（后编为起义军第3团）的领导人，秋收起义时为接应毛泽东和潘心元从铜鼓到过安源，但他并没有与毛、潘接应上。有的文章把慕容楚强的铜鼓——安源之行，与毛、潘的安源——铜鼓之行混淆在了一起，实际上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虽然同一段路，又几乎同时，但却是毛、潘由安源赴铜鼓，慕容楚强由铜鼓赴安源，他们在这段路上擦肩而过。

 

慕容楚强由铜鼓到安源，主要任务就是为了接应毛泽东、潘心元。详细情况大致是：8月底，潘心元到安源寻找中共湖南省委汇报情况。9月初，时驻铜鼓起义部队领导人苏先俊在多日未得到潘心元的消息后，感到非常不放心，派刘建中与周克明到安源寻找潘心元。其时，潘心元参加了毛泽东在安源主持的军事会议，刘建中与周克明在安源也找到了潘心元。毛泽东将会议决定写成作战命令分发各地起义军，给驻铜鼓起义军的命令即由刘建中、周克明先行送达，毛泽东和潘心元随后即到。刘建中与周克明在9月7日将命令顺利送达铜鼓，并说明毛泽东和潘心元隔天就到，然而久等未来，焦急的苏先俊等决定再派慕容楚强沿路寻找。慕容楚强由铜鼓抵达安源后，得知毛泽东、潘心元早已动身回铜鼓领导秋收起义，就连夜离开安源，回浏阳组织地下党作好接应工作。不料在途经浏阳枫林铺时，被叛徒认出而被捕，当即被打入死牢。9月16日，起义军第2团攻占浏阳县城后，慕容楚强被从狱中救出。

 

张启龙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第二天（9月10日）早饭后，徐麒、彭商人、刘建中、周克明、慕容楚强和我等几个人又在肖家祠堂二层楼上继续对毛委员和潘心元同志的去向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确定派慕容楚强顺着来路往高安方向寻找。”慕容楚强一个人的徒步时速应当很快，从铜鼓到安源两天即达，他约在9月12日抵达安源，随即返回浏阳，大约是在9月13日于浏阳县境被捕关押县城监狱。张启龙的这段记忆与《浏阳县志》等资料的记载是吻合的。

 

（四）毛泽东化险为夷原因分析

 

毛泽东在七溪村遇险并脱险，其原因不管怎样说，似乎都与钱有很大关系：有说毛泽东用钱贿赂了团丁，让其暂不追赶；有说毛泽东往地上撒钱，趁团丁抢钱的时候逃脱；有说是县团总得了钱放走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对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在被团丁抓住释放后，身边还有不少银元，这些细节的确令人费解，这些拦路打劫的“匪徒”怎么会如此“仁义”呢？在人们的印象中，“白狗子”在老百姓面前都是强抢硬拿的凶神恶煞，哪有不搜身的道理？但斯诺、张启龙、谢觉哉都记录了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他脱险时身上还有7块银元，在到铜鼓县城起义军驻地时，还风趣地说：“最后我身上只有几块钱了，要是再找不到你们，就没有办法了。”浏阳县团防总局、挨户团的头目和团丁们为什么会如此“明理知耻”呢？其实，从以上所陈述的考察情况看，除了金钱在起作用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

 

1.当地民风淳朴，陈氏族长胸襟宽阔，待人宽厚。

 

毛泽东的被捕和脱险颇有戏剧性，如果简单地说是团防局官兵愚蠢的不识“真人”面目，这实在牵强，也不厚道。毛泽东的脱险，与他本人的机智应对有关，也与当地淳朴的民风有极大关系。

 

浏阳张坊地区历史文化底蕴厚重。考古发掘有商周时代的石斧、陶片、鼎足等古文物，证实早在3100多年前本域内已有人类活动。此地处湘赣边境大围山东麓，高高的大围山像座天然屏障屹立县之东隅，弯弯的浏阳河贯穿全境入注湘江，地理交通上相对封闭。这里是浏阳客家人数量最多、客家文化最为浓厚的乡镇之一。“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破潭（潭州，今长沙）。浏遭歼屠殆尽，境内萧条冷落。奉诏招邻县民实其地。”于是，江西移民迁入，俗称本地人。七溪村陈氏族人即是在此时由铜鼓迁移到浏阳的。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避倭寇乱，明末清初（1624～1662）明将郑成功禁海迁户，这两个时期的迁入户大部分是广东客家人，或聚族而居，或与本地人杂居，均保持原籍客家方言，世代相承，示不忘祖。民国时期战事频繁，为避战乱，不少外乡人也纷纷迁入张坊山区，被客家方言同化，也讲客家话。此三方人统称张坊客家人，他们在语言、信仰、民俗、民居建筑等诸文化要素上继承发扬原有文化，并与本地人通婚融合，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张坊客家文化，居民崇尚耕读，民风古朴，待人宽厚。

 

张坊古称洞溪，在近代历史上虽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却有一座颇具规模、浏阳四大书院之一的“洞溪书院”。清代中期，长沙府各县涌现了一批书院，尤以浏阳张家坊的洞溪书院最具代表性。始创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由义学改称“洞溪书院”，完全由乡民捐资自办，咸丰二年（1852年）正式开馆，课程以学习经、史、诸子百家著作为主，兼读掌故舆地、儒道性理、泰西政书、诗文词赋等，以使生徒博学广采，扩大知识面。本书院的学规严明，因材施教，教学方法十分讲究，要求全神贯注地默读，撰写读书笔记。光绪末年，省城长沙废书院、办学堂渐成风气，影响所及，洞溪书院也改成学堂。此书院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数朝70余年而不衰，十数任院长均系知名学者，培养了大批人才，礼义廉耻之风盛行乡里，深刻影响了附近乡土民风。

 

在浏阳近现代历史上，张坊地区是人才辈出的革命老区，这里是著名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原型李白烈士的出生地，境内在录革命烈士有1080人，养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张藩、张翼翔，开国少将何志远等杰出将领。

 

毛泽东在七溪村遇险，最终能逃脱羁绊，与他超人的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密切相关，也与七溪村陈家坊村民及老族长陈阅初同情落难者和不愿置人于死地的仁厚思想密不可分。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自述所说，他在被押解途中还可以穿行于同志之中，从容地“借到”了几十元大洋。这几十元大洋无论是手捧还是袋装，随行的团丁们不可能不知道，只能说是佯装不知。那个在枫树坳打劫毛泽东的团丁拿钱了事，并未害人性命。带路的铁匠彭才林也很善良，虽然收了毛泽东的带路钱，但并没有出卖毛泽东去领更多的赏。湘潭人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在浏阳，浏阳人没过分为难他，却让他轻松地逃脱了。还有《浏阳河》这首民歌也充满了浏阳人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当年负责警卫毛泽东的8341部队招兵，点名要革命老区的青年，浏阳兵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后来的毛泽东对浏阳人也很好，浏阳人王震、王首道、胡耀邦、杨勇等多人被重用就是例证。

 

2012年12月底，大浏高速公路开通，拉近了张坊七溪村地区和长沙的距离，约需1个半小时从长沙市就可到达这里，领略湘东的秀美风光，接受湖南省第一缕阳光的洗礼（湘东第一高峰大围山七星岭海拔达1607.9米）。在过去，一般行车要6个多小时，翻过大峒岭天然屏障，方才能到达张坊地区。今日游客到七溪村，从长沙到浏阳后，走浏阳县城到江西铜鼓边境的309省道（进入江西后的编号为319省道），在官渡下高速公路后向东南行20公里即到张坊镇，再向南行4公里即到七溪村。2013年11月我们考察队由张坊镇到七溪村时，这段新修乡级公路正在修建，据称预计在2014年5月全线通车，交通更为便利，游客可从当地人的言行举止中，更多地了解和体会纯朴自然的社情民风。

 

2.国共分裂风波还未深度触及湘东偏远乡村。

 

上世纪20年代初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两党互相帮助、支持，亲密如一家人。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员还可以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湖南农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办起了许多农民协会，红色运动如火如荼。直到1927年4月，国共两党才因意识形态矛盾激化而撕破脸皮。5月底“马日事变”后，湖南的形势开始笼罩着“白色恐怖”。

 

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偏远山区县乡各级团防局、挨户团还没有完全被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所掌控，“雇佣的”团丁们仍还是乡里的农民。短短数月的变化，他们还不至于迅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打手。因此，底层的这些团丁对于“茶商”毛泽东还没有穷凶极恶地到了“白狗子”的地步，却还是以礼相待，没有打骂，没有搜身，也没有捆绑。从当时团丁们的政治思想分野看，还不可能像后来那样界限十分清楚，再看他们的那些举动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否则，则无法理解团丁们如此“温良恭俭让”的行为举止。

 

3.毛泽东熟知湖南乡村民情，冷静机智处置危情。

 

浏阳是湘东大县，历史悠久，山川秀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著名维新变法志士谭嗣同、唐才常、船山学社创办人刘人煦等都是浏阳人。

 

毛泽东早年奔波于湖南农村做农民运动的考察工作。1917年寒假期间，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准备实施一个计划，到好友陈昌（章甫）、陈绍休（赞周）、罗章龙（敖阶）的家乡浏阳去游学考察，结交更多的朋友，了解更多的社会民情。毛泽东由长沙步行50多公里到浏阳，在文家市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住了几天。他白天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针对当地没有栽树的习惯，毛泽东宣传种果树造福子孙，他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并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还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昌家走访。陈昌1911年考入长沙中路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后，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成为同窗挚友。毛泽东在陈昌家里住了49天。由于陈昌的妻子毛秉琴与毛泽东同姓，他们便以兄妹相称，陈昌的大女儿也亲切地称呼毛泽东为舅舅。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礼，即是陈昌、毛秉琴夫妇帮助筹办的。1918年春，毛泽东同蔡和森徒步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等情况。

 

1925年，32岁的毛泽东由广州、上海返回湖南时，已不仅仅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在革命年代里，毛泽东很快便以其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远见卓识而在中共领导层中独树一帜。当陈独秀还在谈论中国的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时候，毛泽东靠大量的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说明，中国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从1925年到1927年，毛泽东踏遍湖南、湖北的山山水水，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一系列农村调查研究文章，成为广东、湖南、湖北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成为黄埔军校、广州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最杰出的“教官”。

 

毛泽东浏阳遇险，死里逃生，这与他出身农民家庭，与他对中国乡村各阶级、阶层人士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分不开。正因为毛泽东对农村各阶层人士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的把握，深知民间“收人钱财，与人消灾”的做人之道，才在面临危险时，想到“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也让老族长在面见时刮目相看，断然决定留钱放人，礼送出境。因此，当毛泽东提出“以钱换命”时，这些不搜身、不抢掠、不捆绑的团防总局局长和团丁们都欣然接受，证实了毛泽东所判断的“我遭到枪决，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的预见是何等的高明。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对湖南农民的了如指掌和特殊感情，途中所遇农民才会和他一见如故，鼎力相助。可以想象若是换一个其他的中共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或瞿秋白、向忠发、张国焘，在这样的险境下能否脱险，就很难说了。

 

五

 

 

三、众说纷纭的毛泽东浏阳遇险

 

许多关于毛泽东浏阳遇险的文章，包括斯诺、谢觉哉、张启龙的文章，都只是记录了毛泽东本人的讲述，并有一些文学描述色彩。但从这些文章中可看出，他们都对浏阳七溪村附近的地理环境不熟悉，所以难免留下疑问和迷惑。以至于使人难以相信这是否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在讲离奇的童话故事。读者不禁要问，那“七块钱”从何而来，为什么最后还剩下两个铜板？出现“真空”的那两天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一）斯诺《西行漫记》毛泽东自述

 

1936年7月中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西保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旧事重提，谈到了1927年9月初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情况，特别是语气相当轻松地谈了他在浏阳遇险的这段只有他自己才“十分”清楚的往事。这是目前关于毛泽东这段生平的主要依据，因为是毛泽东自述，也最具权威，成为记述毛泽东浏阳遇险的“第一手资料”。

 

斯诺著《西行漫记》译本有多种，主要有以下几种，但在一些关键词上却存在差异。

 

1.史家康等六人合译斯诺《长征25000里》

 

此书副题为《中国的红星》，即《西行漫记》。斯诺用毛泽东的第一人称记述道：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在汉阳矿工和农民保卫队之间奔走的时候，我被与国民党通声气的一些民团捕获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手段正达到它的最高点，整百的有嫌疑的红党被枪决了，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那是一定要遭枪决的。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想贿赂押送人员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唯利是图的，我的遭受枪决，于他们没有特别利益，他们已经答允释放我了，可是负责的队长不肯。所以我决定打算脱逃，不过直到离民团总部不过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脱逃的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把绳子扭断，逃到田野里去躲着。

 

我走到一个高地方，在一个池子的上面，四周有长得很高的草，在那里我躲着直到日落。兵士们搜寻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我。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碰得到他们了。可是我始终没有被发觉。虽然有五六次我认为已经无望，觉得我是一定要再被捕获了。到后来，黄昏到了，他们不再搜寻我了。我马上出发，爬山越岭，整夜地跑着。我没有鞋，脚上起了泡。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待我很好，允许我借宿，后来又领导我到了邻县。我身边还有七块钱，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保卫队那里的时候，袋里只剩两个铜板了。”（第144～145页，上海启明书局，1949）

 

2.王厂青等译斯诺《西行漫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正在汉阳矿工和农民保卫队之间奔走的时候，我被和国民党通气的一些民团捕获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手段正达到它的最高点，整百的犯嫌疑红党被枪决了。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枪决。我从一个同志处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队释放我。普通的兵士都是用钱雇的，我遭受枪决，于他们没有特别益处，他们已经同意释放我了，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所以我决定打算逃跑，不过直到离民团总部不到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扭断了绳子，逃到田野里面躲着。

 

我走到一个高高地方，其地在一个池子的上面，周围有长得很高的草，在那里我藏着直等到日落。兵士们搜寻我，他们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我。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他们几乎接近了我的身子。可是我终于未被发觉。有五六次，我曾经放弃希望，觉得我是一定会被再捕获的。最后，天已经黑了，他们不再搜寻了。我马上出发越过了山，整夜地跑着。我没有鞋，我的脚起了泡。在路上我遇见了一个农民，他很友谊地待我，给我住处，又领导我到了邻县。我身边只带了七块钱，这钱我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保卫队的时候，在我的口袋里，只有两个铜元。”（第133～134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3.董乐山译斯诺《西行漫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是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我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个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第141～142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4.吴黎平修订《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由当时担任毛泽东、斯诺谈话翻译的吴黎平（1908～1986，又名吴亮平）整理修订。1979年8月，吴黎平在此书的“前言”中解释说：“斯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显然是斯诺自己后来作了修改。我们一般是采用最早版本的口述，只是个别地方采用后来一些版本的文字。还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同志谈话原来的意思，不能不作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同志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作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同志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

 

吴黎平整理修订的这段文字如下：“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第5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没有讲被关押在七溪村团防局一昼夜的过程，而只大概讲了后面的脱险和赶路过程。特别是对逃走后的细节叙述不厌其详，细致得记忆“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码（米）”。但在这段粗线条的自述中，他没有提及遇险时间，甚至没有年月份，也没有提及省、县、乡的地点，给后人想象留下了无尽发挥的余地，也留下了很多疑惑。仅就贿赂之钱看，以往就有学者提出四大疑点：

 

第一，贿赂之钱，怎么能借得来？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没有说拿了多少银元贿赂团丁，但着力强调了“贿赂”一事。然而，这时的毛泽东等人已是民团的俘虏，在检查时照例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东西当做“怀疑之物”，身上的钱财包括性命都交给了团丁。即使个别团丁想收贿赂，没有上司的准许，谁也不敢放人，何况团丁不止一个人。对被捕者来说，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没有可能任意处理钱物进行贿赂。

 

第二，贿赂之钱，怎样才能让团丁们都接受。毛泽东自述被捕时借得几十块钱用于贿赂，而抓捕他时，有团丁也有头目，不是一两个人。几十块钱由多人分，一人能得多少？分赃不匀又怎么办？给头目多少？怎样使团丁和头目一致接受贿赂？分赃是否均匀而不争吵；头目由不同意而变为同意，原因又何在？自述中都没有说清楚。

 

第三，贿赂后所剩7块钱之谜。毛泽东自述团丁接受了贿赂，却又给毛泽东留下了7块钱。这些爱钱如命、不畏上级怪罪的团丁和头目，怎么能如此大发慈悲呢？毛泽东是被押解到离团防局200码（折合188米）的时候逃脱的，押解之路一共有多少里程？从自述中都无从知晓。但在押解的一路上，毛泽东费尽口舌与团丁周旋、行贿、受贿，时间不会很短，距离也不会短，这些团丁在如此长距离的途中见钱财而不取，抛撒银元而哄抢，岂不是自相矛盾。

 

第四，贿赂后的效果并不佳。团丁们既然是接受了贿赂“放人”，就大可不必再追踪；“追赶不上”之后，更不会费时费力再强迫农民参加搜寻。搜寻中，接受贿赂的团丁可以故意看不见，但没有接受贿赂的当地农民，在搜寻时不可能看不出草地上有人经过的痕迹，发现不了逃者的藏身之处，如果所有追赶的人都是瞎子，那岂不是怪事。

 

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疑点，斯诺在当时采访和整理文字写作中应当觉察到，但他却忽略了这些难以“自圆其说”也不“顺理成章”的关键环节。这有可能是谈话者两人的身份地位所致，斯诺见到毛泽东时是1936年下半年，此时毛泽东的身份是红军最高领导人，更何况斯诺只是个记者，自然没有必要进一步盘问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直接沟通问题，两人的谈话需要翻译，所谈内容自然要求简捷易懂，侧重事件的“闪光点”和节点，记录者则多记其要点和重点。

 

由此，关于毛泽东生平中唯一一次被捕事件，由于缺乏资料，以往只能按毛泽东给斯诺的自述去记写。这一口述历史也被党史、军史所肯定，于是就有了毛泽东浏阳遇险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一些史书亦援引采用。特别是影视文艺作品为了猎奇，再凭想象地“添油加醋”演义，如此生发开来，变得更加离奇，还有投资很大的人造景观开始出现，却也是漏洞百出，疑点越来越大，引起了更多的人对毛泽东被捕一事的质疑。

 

5.主要依据斯诺《西行漫记》而生发的多种说法

 

（1）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9月11日，毛泽东领导第3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3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10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第71页，北京出版社，2000）

 

（2）杨庆旺编著《毛泽东指点江山》：“1927年有一支以20军独立团为旗号的队伍也是在浏阳活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9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下，离开安源前往铜鼓改编独立团。9月10日，在浏阳张家坊遇险逃脱之后，终于抵达铜鼓。”（第15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本书所述浏阳工农义勇队，即是在铜鼓起义的主力部队第3团。

 

（3）赵大义、高永芬著《险难中的毛泽东》：“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学铁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脚步，使一行人拉成两段”，“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了，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押解他们的团丁姓黄），就追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潘心源大声嚷嚷：你们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愕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们，还不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向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第76～7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本书提到潘心源（潘心元）之外，还提到另外两个姓名：易学铁、易子义。本书是用小说体写的，其中对话当出于作者的想象，当时的县长也并非姓吴。

 

（4）胡长水、李瑗编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第39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本书的记载，比毛泽东答斯诺的谈话多了一些情节和人物，如出发前毛泽东化名张先生，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是和潘心源（潘心元）等人一起赴铜鼓。至于潘心源是什么人，还有“等”字是谁，都略而不谈。毛泽东被捕以后的情况，只复述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但这一资料多于毛泽东自述的那些情节。

 

（5）陈冠任编著《人民解放军最强悍的钢铁雄师：十大王牌军》：“毛泽东他们就没有被捆，但是被团丁们押在一串人后面走着，前往民团总部。刚离开张家坊时，团丁们盯得很紧，走了一段后，他们开始抽烟、说话，对‘犯人’也有所放松。”（第8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显然，本书作者也没有到湘赣边界实地考察，更没有到过张家坊。书中所说团丁们押着人犯“离开张家坊”，又押往哪个“民团总部”呢？

 

六

 

（二）张启龙《毛委员到铜鼓》

 

本文收录在1986年6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之一“井冈山斗争”专辑，是本丛书的开卷首篇。

 

张启龙1925年入团，1926年转党。先后担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游击队党代表、湘东特委书记、湘赣苏维埃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参加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任红六军团供给部长。到延安后，任马列学院党总支书记、中央管理局局长，参加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命为吉林省委书记。1952年调京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后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人民日报》1987年7月15日，第4版）

 

秋收起义时，张启龙任浏阳工农义勇队第4团队党支部组织委员，他回忆说：

 

 “秋收起义时，我所在的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这个团的前身是浏阳工农义勇军第1纵队第4团，是1926年秋冬之交，由潘心源等同志，根据党的号召，领导浏阳县和各区农民协会，先后收缴地主武装枪支整编建立起来的。……潘心源同志负责去长沙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在安源遇到了毛委员。刘建中和周克民同志在安源化装成肩挑小贩，侦察情况。一天，刘建中在安源工人俱乐部与潘心源碰上后二人没敢说话，潘使了个眼色，刘随之一起出去。潘问刘部队在什么地方，刘说在铜鼓。潘说，毛委员找你们的部队。随即带刘去见毛委员。后来由刘建中和周克民二人带路，毛委员和潘心源同志一起去铜鼓找3团。

 

毛委员和潘心源在路上碰上挨户团的巡逻队，刘建中等二人在前面走，没有发现。结果毛委员和潘心源同志一起被扣。刘建中等了一会没见毛委员来，有些着急，知道可能出事，就赶紧回去报告。毛委员和潘心源被扣后，毛委员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银元，往地上一撒，团丁急忙去抢钱，这时毛委员与潘心源乘机分两路逃走了。毛委员藏在一个有深草的沟里，搞了些烂草盖在身上，团丁没有发现。晚间，碰上一个农民，毛委员问农民协会好不好，农民说好，毛委员请那农民搞点饭吃，那位农民将毛委员带到家中，吃了饭，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毛委员给他两块钱，请他买一双草鞋并付饭钱。那个农民把他送走了。以上是我听毛委员到铜鼓后讲的。

 

……我记得毛委员是9月初到达铜鼓的，究竟是哪一天记不得了。9月11日3团在铜鼓起义是肯定的。我记得毛委员来了之后，就询问了干部情况，并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和安源会议的精神，宣布要举行秋收起义，搞土地革命，建立政权。

 

我当时在第3团党支部工作，全团就一个支部。毛委员来时我看到了。毛委员在去铜鼓途中失踪了，我们非常着急。有一天上午，我们召开会议研究这个事，突然卫兵送进来一个条子，上写‘毛泽东’3个字，我们一看高兴极了，赶紧去接毛委员进来，毛委员到后，当天就给我们谈了有关八七会议、安源会议的情况。第二天，苏先骏和毛委员一起到警卫团和平江义勇军驻地去了。苏先骏回来发牢骚说，余洒度师长还可以，余贲民副师长我不服气。毛委员回来，把伍中豪那个营调到3团来，还从平江部队也拉了一些人来，就很快行动了。我记得中秋节会餐，第二天就出发。第3团团长是苏先骏，一营营长是汤采之，二营营长是张子清，三营营长是伍中豪。我们部队完全是正规的‘三三制’，都是钢枪。卢德铭回来时，部队早开始行动了，编队会议他没有参加，文家市会师他参加了。我们3团在浏阳东门战斗受了损失，部队中又有许多人打摆子，到文家市时，秋收起义的部队剩下有1500人。”

 

中共浏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潘心元》一书中，收录张启龙的回忆文章，记述说：当为毛泽东带路的刘建中和周克明回到铜鼓县城肖家祠时，“大家见他俩神色慌张，焦虑地问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当同志们知道路上发生的问题后，大吃一惊。大家同声叫道：‘毛委员是代表中央来领导我们举行秋收起义的，如果有个差错那还了得！’一个个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急做一团，……大多数同志都忧虑路上出了危险。你一句，我一句，一直议论到深夜，也议论不出个道理来，直急得食不甘味，睡不成眠，坐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徐麒、彭商人、刘建中、周克明、慕容楚强和我等几个人又在肖家祠堂二层楼上继续对毛委员和潘心元同志的去向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确定派慕容楚强顺着来路往高安方向寻找。……正在万分焦急的时刻，忽然门卫送来一张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毛泽东’三个字，当时大家那种欢欣若狂的情景，实在难用言语文字形容，个个都三步并做两步跑下楼去欢迎敬爱的毛委员。毛委员身穿蓝布长衫，脚着草鞋，手拿雨伞，站在门口，微笑着和大家点头致意。大家簇拥着毛委员，高高兴兴地走上二楼。”（第167～16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张启龙的这段回忆，在细节上要比他在《星火燎原》丛书中的文章所述更为详细。

 

当时的青年毛泽东34岁，从浏阳脱险仅隔一天，到达江西铜鼓起义军驻地，他一定会向关心他的农军弟兄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历险过程，笑谈他“迟到”的原因，张启龙的回忆文章记述了这一场景。热闹的吵吵嚷嚷中，年轻气盛的毛泽东难免不会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讲故事激情，感染着正经历干大事业的起义军官兵。而多年后张启龙再回忆有关细节，自然也未必记得那么准确，难免心怀敬仰之情的渲染。时值秋收起义前夜，时局紧张，当场无人记录毛泽东的原话，此后也无人无暇再提起，以后的记述只能完全凭头脑记忆了。

 

可以推测，时仅隔数天后，毛泽东与关押浏阳监狱后脱险的潘心元等人在文家市重逢，他们肯定在笑谈中会言及浏阳遇险的事。然而，潘心元在1929年7月2日写给中央的有关秋收起义报告中说到了自己的浏阳遇险入狱，却没有提及毛泽东遇险。这有可能是毛泽东没有向潘心元细说此事，再就是毛泽东的所述轻描淡写，没有给潘心元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谢觉哉《浏阳遇险》

 

本文最早收录在1964年由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第1册中,其中写道：

 

 “1927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儿去的共有3个人，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团防军押着他们走，毛泽东同志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走开。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了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走上前面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条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毛泽东对打柴的喊：‘喂，下面在打仗!’‘什么事打仗呀？’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帮我一帮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帮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了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麻烦还并没有完。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那地方情况也有些紧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短褂，一个汗衫，他便把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瞪：‘歇不得！’连碰了几个钉子。走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他索性不问了，走进去坐下，大声喊：‘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下。第二天，到了准备起义的驻军里，于是轰动世界的湘、赣、闽、粤的工农革命运动，就从此开始了。”

 

谢觉哉（1884～1971）的这篇文章，构思写作于延安时期。有一天，谢觉哉与毛泽东聊天，毛泽东兴致很高地谈了这个经历。谢对毛说：“这个故事很有趣，你写出来嘛！”毛笑道：“你来写吧。”不久，谢觉哉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谢觉哉在“文革”时，被指责为右倾，所罗列的罪名之一，就是说《浏阳遇险》一文丑化了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料事如神”的毛泽东不可能被捕，而伟大领袖怎么会对团丁“行贿”才得以逃脱呢？

 

谢觉哉的这段叙述，也是直接来自毛泽东的自述，但比斯诺的记述详细，也存在差异。

 

依据此文推论，在太阳下山以前毛泽东都躲在一个山坡上的水塘里，这个地点应该就在脱险地附近两三百米的地方。毛泽东在与那位农民对话时说：“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其中“下面喊捉人”这句话明白无误地指出，毛泽东并没有走远，还在刚摆脱团丁的地方，这也说明毛泽东途遇农民，也应在脱险地附近。还有“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浏阳张家坊、陈家坊距湘赣边界都还有10多公里，不是仅隔一个“高岭”的距离。这个距离脱险地很近的“高岭”应仍在湖南境内，不可能在江西地界。现今有人把排埠镇月形湾说成是毛泽东的“化险福地”，据称其重要依据就是谢觉哉《浏阳遇险》中的这句“这里已是江西地界”的话。

 

文中还有“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毛泽东在此又住宿一夜的说法，事实上应是不存在的。从浏阳县境到铜鼓县城的湘赣边界途中，所谓“市镇”唯有排埠镇，而排埠镇距离铜鼓县城仅有18公里。目前关于毛泽东脱险后的各种说法，对毛泽东接近铜鼓县城的半天行程基本上没有异议，是说这天清晨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某地出发赴铜鼓县城，途经排埠镇，午时过抵达县城。在军情十分紧急的情况下，肩负重任的毛泽东不可能用一整天的时间仅走出了几公里路，而又耽误半天时间在排埠镇过夜。

 

（四）张藩为毛泽东指路之说

 

开国中将张藩（1909～2002）出生在浏阳张坊，参加革命之前生活、工作在这一地区。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7岁的张藩积极参加乡农民协会，一心向往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浏阳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张藩没有被吓到，他组织了20多名挑夫组成“扁担队”，扶困济贫、伸张正义，在浏阳张家坊一带颇有影响。

 

据张藩的回忆文章记述：1927年秋收起义前夕，张藩带着“扁担队”正在张家坊的一个路口歇脚，突然一位穿长衫、书生模样的先生匆匆走来，打听去江西铜鼓的路，张藩指路后，来人又匆匆离去。这人离开后，一伙团丁追赶到来，询问张藩他们有没有看见一个穿长衫的人从这里经过。见此情景，张藩他们猜测，刚才那位长衫先生，肯定是革命党人，就毫不犹豫地指了另外一个方向。这位穿长衫的先生，正是毛泽东。“扁担队”的好心相助，帮助毛泽东顺利脱险。不过，张藩不曾想到他们救的这个人竟然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张藩看到谢觉哉撰写的《浏阳遇险》后，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1929年，张藩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九死一生的革命征程。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藩的这一说法属于“孤证”，没有任何另外的资料说明这个穿长衫、去铜鼓的先生就是毛泽东。

 

（五）毛泽东被捕后“叛变投敌”之说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宣告结束，消息传到长江以南，各省震动。湖南浏阳张坊地区的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产生浓厚兴趣。一个金姓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后，就地调查1927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寻访到了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曾在当时的团防总局总部做过文书。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大体情况，虽然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即1927年）中秋节前夕，有个瘦高的男子从此地经过，因为背的包袱很重，被团丁怀疑而被抓搜身，原来背的是100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押解到团防局审问。经过严刑拷打，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头目，他供出了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正在镇上一个小店铺里等他，随即也一同被捕获。

 

老文书还听说，当天团防局派团丁把那几个被捕的人押解到边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给国民党县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队起义官兵。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爱才重义，见毛泽东为国民党政府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其他的事，老文书就说不知道了。次年，浏阳解放后，老文书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调查所得的往事。1997年香港回归后，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与友人闲谈中述及此事。

 

这种传言说毛泽东这次“被捕降敌”的后果非常严重，不仅出卖了同党，而且使“秋收起义”遭受惨重损失。此说认为这就是国民党浏阳县团防局“放人又送路费”的真相，那“七块钱”路费，不是团丁也不是队长给留下的，而是毛泽东为团防队“立功”之后，由团防局长特意送给毛泽东的。甚至还有一说，传言当地民团头目以“捉放曹”之计放人，并赠送《四书五经》，毛在后来为掩盖此事方编造用银元收买团丁逃脱之说。

 

此说前几年流行于港台及境外报刊，近年先是流行于互联网，后又有刊物转载。现在一些网文仍能查阅到这些信息。从本考察报告看，这种“被捕降敌”的说法显然是对这段历史的不知，或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可能是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那就另当别论了。读了本考察报告，此说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六）毛泽东的遇险地被美国作家“搬”到衡阳

 

近年流行中国的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著、胡为雄和郑玉臣译《毛泽东传》中写道：“在去衡阳招募矿工参加他的部队时，毛泽东被地主的武装民团抓获。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总部去处死。快接近院子时，毛泽东沉着机智地想好脱身之策。他先是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用来企图贿赂押送的士兵以便脱身，但这一计策明显的无用。在离院子近200码的时候，毛泽东决定赶快逃走。他这时身材轻便，行动敏捷。他躲过了飞来的子弹，跑到池塘边的一片深草丛中藏了起来。团丁赶了上来，他们强迫老乡搜索草丛。毛泽东静静地蜷伏在地，暗抱一线希望。很有几次团丁逼近了他，他甚至能触到他们。他感到绝望，他以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他。降临的夜幕掩护了他，追兵停止了搜索，离去吃晚饭了。整整一夜，毛泽东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赤着脚，因为押送的士兵拿走了他的鞋，这半是因为士兵贪便宜，同时也出于迷信说法，即死人没有鞋就不会变鬼报复杀他的人。精疲力尽、遍体鳞伤的毛泽东迷了路。后来，他遇到一个答应帮助他的农民。毛泽东开始吉星高照了。他的身上还有贿赂别人剩下的七块钱，他用这些钱吃饭，同时买到了在中国革命的最低潮时最急需的两样东西：鞋和雨伞。毛泽东又追上了留候的部队。但秋收起义失败了。”（第94～95页，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罗斯?特里尔的这段文字，可看出主要源自斯诺的《西行漫记》，但也有不同的“润色”之处，最大的不同是他把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遇险被捕的地方“搬”到了衡阳，团丁也开了枪。

 

（七）铜鼓月形湾“化险福地”之说

 

近年，在江西铜鼓县排埠镇月形湾兴建了一处“毛泽东化险福地”，建立了“毛泽东同志铜鼓化险专题馆”，其展板文字总体上沿用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说法，并融合了张启龙、谢觉哉等人之说，但又有其独立一说的“新资料”。

 

展板文字写道：“1927年9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的护送下，乔装成安源煤矿采购员，从安源出发，奔赴铜鼓，亲自领导秋收起义。一路上日夜兼程，绕过敌人重兵把守的萍乡，在9月8日进入浏阳张坊镇七溪村时，被张坊团防局的团丁抓住。团丁要把毛泽东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此时，毛泽东同志一边同团丁闲聊，一边盘算如何脱险。恰好，押解他的团丁中有一人是湘潭人，同毛泽东是老乡，而且他们是雇佣兵。毛泽东就同他们说，枪毙了我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不如给你们几块银元，把我释放了。押送人同意释放，但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见此，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脱。来到一个岔路口，终于找到了机会。此处处于铜浏交界地，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于是，毛泽东急中生智，猛然从衣袋里抓出一把银元往路边一甩，自己往左一拐朝山上跑去。团丁们只顾跑去捡银元，直到发现毛泽东往山上跑，才一边大喊‘站住！’一边紧紧追赶。毛泽东利用一个拐弯处跳进路边的水沟里，借着沟边的茅草、灌木作掩护，整个身子躺在水沟里。一直躲到傍晚才从水沟里爬起来。这时，正好山上下来一位打柴人。这位打柴人名叫陈惟德（小名九兴），是铜鼓纸工会的一名会员。在陈惟德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吴家祠住了一晚，于9月10日到达铜鼓县城肖家祠，次日在铜鼓大沙洲阅兵，发动了著名的秋收暴动。”

 

铜鼓月形湾之说，除了沿叙毛泽东用钱贿赂团丁的说法之外，还有抛撒银元以及打柴人陈惟德救护的细节，特别是强调毛泽东化险处在铜浏交界的月形湾，并在吴家祠住宿。但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在“9月8日进入浏阳张坊镇七溪村时，被张坊团防局的团丁抓住”，专题纪念馆中并绘有特别标明毛泽东途经浏阳七溪村的示意图，展柜中还展示了陈惟德的亲属有关此事的采访笔录。

 

综上考察，本考察报告认为毛泽东在1927年9月8日、9日的遇险脱险地在湖南浏阳七溪村，江西铜鼓月形湾附近是毛泽东9月9日夜的宿营之地。这两地之间的半天路程，在当今全民旅游休闲成新时尚的新时代，尤其适宜作为旅行、游学之经典路段，本考察队特别推荐有关单位把黄金旅游项目引进到湘赣边界大山中，造福当地人民。

 

衷心感谢在实地考察中为我们提供资料和信息的诸位被采访人。本考察报告参考了胡玉明著《沉醉湘水》、不同版本的“潘心元传”以及“依旧”和“苦椎山人（杨学诚）”等网文有关内容，在此特别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并敬请知情人提供更多的线索，以便修正和进一步充实完善本报告。

 

本次考察活动的总体概况，请见主报告《毛泽东井冈山之路考察报告》。

 

来源：末斋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