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今年3月，专程去韶山拜谒了韶山东方红广场的毛主席铜像。亲身感受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炽热的感情和真情的“崇拜”。

毛主席去世后“非毛”、“去毛”化，妖魔化毛泽东的气焰一度铺天盖地甚嚣尘上，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个人崇拜”。

按说，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45年，又经过如此强烈的“洗脑”，对毛泽东的感情越来越淡才对，为什么反而出现了逐步升温的趋势呢？老年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还好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都捧起了《毛选》呢？“个人崇拜”，这是赫鲁晓夫妖魔化斯大林最有力的利器。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想故技重施，妄图妖魔化毛泽东，没想到事与愿违，反而激发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怀念和“崇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什么是“崇拜”？怎样理解“崇拜”？怎样认识“个人崇拜”？毛主席为什么会受到“崇拜”？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他自己搞的吗？……离开韶山后，这些问题在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整理出一个《韶山归来话崇拜》系列（共五篇）与朋友们分享。

【编者按】吴铁壁同志《韶山归来话崇拜》系列文章，经作者授权，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已先后发布之二：《人民的领袖人民爱，人民的领袖爱人民》；之三：《没有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并在【附录】中补发之一：《不断升温的毛泽东热》（均可点击标题阅读）；原发之四：《是“搞崇拜”还是“被崇拜”》，因个别引文有误而删除，并深表歉意，今重新修订发布，以飨读者。 

看过刘少奇送审的“五一口号”修改稿，毛泽东于4月21日对其中的三条作了修改。一是将第14条中的“坚决贯彻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改为“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二是将第19条中的“不动富农财产”改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三是将第24条“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成”，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其他地方没有改动。

按照惯例，这份文件还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才能正式发出。因此，毛泽东改完后，又在标题《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下加括号写了“草案”二字，并在这份档案第1页的上方批示：“尚昆印发。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及乔木、陆定一、陈伯达、李立三、聂、薄，星期三讨论。”《人民日报》后来公开发表的“五一口号”，由34条增加到了38条。张主任还特别留意看了最后两条，发表时仍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与刘少奇修改的一字不差。在这份档案上，胡乔木起草用的是钢笔，刘少奇批改用的是毛笔，毛泽东批改用的是铅笔，因此完全能够区分什么地方是谁修改的。

一件是“像章热”时，我们家也和许多家庭一样，成了制作像章的“小作坊”。找像坯、买有机玻璃、用牙膏打磨拋光，做好的像章除自家用外，还拿去和其他人交换，忙得不亦乐呼。正当我们忙得正欢时，毛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还我飞机”（指做像章用的铝是造飞机的材料），“像章热”的温度才逐步降了下来。

毛泽东是不是有些“傻”？这几件亊的任何一件都够得上名留青史，而且可以大大提升他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威望。既然毛泽东被说成是犯有大搞“个人崇拜”错误的人，这些明显对他崇拜有利的机会怎么就这样轻易放弃了呢？

1958年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当时，他跟我们谈话时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毛主席说，他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南宁会议是一个劲反“右倾”的，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毛主席点名接见俺”

一篇通讯揭开的浮夸风责任真相

 

（转自360图书）

 

“1959年3月，在郑州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上戈公社窑沟连连长李成午如实反映当时情况，引起毛 重视，3月8日早上在省第三招待所接见李成午。”　李成午如实反映了当时的什么情况？毛 为什么要接见他？发生在领袖与农村基层干部之间的这次会见，对中国当时的社会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报记者赶赴位于豫西山区的洛宁县上戈镇窑沟村，艰难寻访到仍健在的当事人李成午，听他讲述了一段尘封48年的传奇往事。

 

骑马乘车连夜赶到郑州

 

李成午出生于1928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25岁时光荣入党，成为一名年轻的农村基层干部。

 

1959年3月2日晚，时年31岁、任洛宁县上戈公社窑沟一营一连连长的李成午正在连部开会，突然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要他代表窑沟连党支部马上赶到洛宁县委，与其他营、连的基层干部一起于次日８时前赶到郑州，参加有中央首长出席的六级干部会议，“要求务必保密”。

 

李成午预感到事情重大，说回家换一下衣服就走，但通知人已经为他准备好了马匹，要他立即动身，说“这是组织原则”。就这样，他骑上马连夜赶了４个多小时的山路，于半夜时分赶到了洛宁县委，与19名基层干部一起连夜乘车奔赴郑州。

 

一路上，对于“去郑州到底开啥会”这个问题，李成午一无所知，惴惴不安。3月3日凌晨，他们赶到了郑州，立即被人送到河南饭店。在饭店门外，有许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站岗。几经审查，他们才被放行到饭店内，后被工作人员安排到南楼休息。他们还没坐稳，便马上接到了“到洛阳地委临时办公室开会”的通知，在那里，李成午第一次见到了时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的纪登奎（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听到了他高声而严肃的讲话——关于这次会议的保密制度、安全措施、组织纪律、重要性等，关于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领导所作出的指示精神等……

 

中国到底有没有“共产风”

 

接下来几天，李成午等基层干部开始根据上级要求，以县为单位分组开展讨论会。“当时，按照毛 的最高指示，我们集中讨论了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共产风’……”李成午追忆说，当年参加了几次讨论会后，他才渐渐弄懂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实质。

 

如今的老人们都经历过那段历史：1958年，中国刮起了“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风暴，一些地方随之不仅兴起了“浮夸风”——“粮食亩产10万吨”，而且兴起了“共产风”——把壮劳力全都抽去“大炼钢铁”，把农民集中起来大搞集体食堂，结果“大锅饭”很快吃光了存粮，老百姓勒紧了裤腰带……

 

类似的种种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 、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到各地调查研究，下决心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毛 亲自来到河南，要听一听省委、地委、市委直至县委干部们的汇报和意见。从1959年2月27日起，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着重讨论和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和纠正“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随便调拨物资）的“共产风”问题。

 

然而，会议连续进行了好几天，各地汇报的均是“形势一片大好”、“集体食堂饭菜多样，人民群众丰衣足食”等内容。毛 一直没有听到关于“共产风”的真实汇报，有些生气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说'再这样下去不用打仗了，３年内中国人都饿死了’。我们共产党员都要考虑我们的国家何去何从……”随即，毛 指示再把会议扩大到营、连干部一级，“他们与群众最接近，我要听他们的意见”。

 

就是在这个指示下，像李成午一样的基层干部才被紧急通知到郑州参会。然而，在这些基层干部加入讨论后的头几天，总共１万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上，仍然没有人敢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我们那儿'共产风’刮得不小”

 

3月7日，会议进入总结阶段。当天上午9时许，洛阳地委组织洛阳地区的基层代表举行座谈会，由纪登奎主持，与会代表轮流发言。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成午说出了一席令举座皆惊的实话。

 

在他发言前，与会代表大多仍按材料照本宣科，其内容依然是“我们那儿'共产风’根本不存在”、“集体食堂无比优越”等假话、空话。

 

到李成午发言时，纪登奎刚好走过来，盯住他问：“你是哪个县的代表？叫啥名？”他有点紧张，结结巴巴地回答：“洛……洛宁县，李成午……”随即，纪登奎坐到他身边，鼓励他说：“你不用按材料上的讲。你能不能讲一下你们那里的食堂情况、生产情况？大胆讲，不要怕讲错了，讲错了也没关系，今天我给你作主。”跟在纪登奎身后的3个人，一个准备记录，一个举起相机，一个开始录音。会场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李成午。

 

“俺们上戈那儿'共产风’刮得不小。”众目睽睽之下，李成午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惊了四座。

 

他接着说：“俺们窑沟连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累计有60多万斤粮食被公社上调走了，30多头大骡子被上调走了，猪场里的几十头猪被上调走了，没给一个钱；留声机也被上调走了，娱乐用品没给我们留下一件……”

 

“连里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社员们都说，'干不干，一天三瓢饭，一月两块半（工资）’，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干活却出工不出力，上工的钟都响过俩钟头了，社员才稀稀拉拉到齐……”

 

“现在，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李成午的一席实话尚未讲完，已如一颗炸弹当场引爆了会场！看到洛宁县的领导满脸是汗，面色铁青，他一下子明白过来：呀，自己讲错了！他心里想着得赶紧改口说“俺说得不对，重讲”，但话从嘴里出来，却变成了“俺讲完了”。

 

纪登奎对他投来了赞许的目光，给他鼓掌后就起身出了会场。门刚被关上，各县与会代表就马上把他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斥责他：“你们那儿的'共产风’算个屁，我们那儿都开始搞男女集体宿舍了！咋就你老能呢，把实话全都给说了！”“你这是往天上捅了个大窟窿呀，你就等着坐监吧！”……

 

“毛 要亲自和你谈话”

 

李成午知道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心情沉重得喘不过气来。直到散会时，他还晕晕乎乎的，不知道是怎么回到驻地的。上戈公社领导问清他的发言内容后，劈头盖脸地训了他一通。

 

接下来，是李成午一生中感觉过得最慢的时候。整个下午，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到晚上吃饭，虽然是过年也吃不上的肉饺子，但他只勉强吃了3个，就再也吃不下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俺这回要被逮捕了，80岁的老娘谁养活，6岁的儿子咋办”之类的问题。

 

当天晚饭后不久，他正坐在床边发愁，时任洛宁县委书记的杨继宗推门进来，一见他就笑开了。他怯怯地问杨继宗笑啥，杨继宗喜笑颜开地说：他上午开会时说的那些话，已经被纪登奎汇报给毛 了，毛 知道后一连说了三个“好”字，还当场表示“明天早上８时要和成午同志谈话”。

 

“毛 要接见李成午？”这下子，大家全都惊诧得不得了。

 

事情出现了如此意外的转折，李成午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接下来，众人就开始忙活了。参加会议的洛宁县领导找来洛宁的有关资料，让人连夜给不识字的李成午反复念，让他硬记下来，第二天好向毛 汇报。

 

那一夜，李成午是在极度紧张和兴奋中度过的，前半夜是背资料，后半夜是想着见了伟大领袖毛 后，该和他汇报点啥……就这样，在那个未出正月的寒夜，他躺在床上越想越紧张，辗转反侧，出了一身汗……

 

幸福时刻：“毛 夸俺是个政治家”

 

1959年3月8日，一个李成午永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他受到了毛 的亲切接见！

 

当天７时许，几乎一夜未睡的李成午草草吃了几口早饭，就被洛阳地委的通讯员叫出河南饭店，坐上了等在门外的汽车。纪登奎坐在他身边，领着他去见毛 。

 

一路上，想着马上就要见到全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李成午激动万分，胸腔里像打鼓一样“咚咚”直跳，汗水从每一个毛孔内向外渗……

 

不知过了多久，汽车缓缓驶进了河南省军区第三招待所的大门，在一幢小楼前停了下来。纪登奎温和地告诉他：“到了，毛 就住在这里。”

 

李成午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下的车，又是怎样走进楼里的。他的双腿发软，一颗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

 

纪登奎把他领进了一个房间后，悄悄拽了他一下，身子往旁边一侧：“报告 ，这就是如实反映'共产风’的李成午同志。”李成午怔怔地抬了一下头，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已经起身站在了自己的面前，伸出温暖而宽厚的大手握住了自己的手：“成午同志，你是一个实干家、政治家呀！”

 

李成午一时呆住了：眼前握住自己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自己说话的人，就是毛 呀？！没错，宽宽的额头、梳理整齐的大背头、一颗痣长在下巴的左下方……跟画像上的毛 一模一样。此刻，毛 身披一件银灰色的呢子大衣，正和蔼可亲地看着自己笑呢！

 

“毛……毛 ！”李成午的嗓子一下子哽住了，眼里顿时噙满了激动的泪水。他接着本来想说一句“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或者喊一声“毛 万岁”的，可一出口却接了一个问句：“您……您吃饭了吗？”毛 笑着点点头，对他说：“坐下，坐下。”

 

随后，毛 转身坐在沙发上，一边聚精会神地翻阅李成午之前的发言记录，一边不住地点头。忽然，毛 站起身来，高兴地说：“好，好，很好！１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我们的会议算是开成功喽……”说着，他伸出手来又一次握住了李成午的手。

 

毛 转而又对纪登奎说：“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看他们能刮多久？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成立大队、生产队，**核算。我们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嘛！看来，我们的人民公社不是办糟了，而是办早了……”

 

这时，一位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悄声对毛 说了几句话，毛 说：“知道了。”纪登奎看毛 很忙，便起身告辞。毛 笑着说：“好，以后我和成午同志再谈嘛……”随后把纪登奎和李成午送到门口，与他们握手作别。李成午一步一退，当他看到毛 仍站在门口微笑着目送他俩时，他在心里郑重告诉自己：把毛 微笑的样子一辈子装在心里！

 

“这辈子最骄傲的一件事”

 

李成午的这段传奇往事，讲到这里本该结束，但今天的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在他当年说了实话、受到毛 接见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据史料记载，由于掌握到真实的情况，在郑州会议结束后，根据毛 的意见，党中央开始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这标志着党在纠正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农村的集体食堂开始逐渐撤销；农村的军事化建制撤销，改为大队、生产队；农民生活开始逐步好转。

 

郑州会议后不久，李成午当上了上戈公社党委委员，后又任窑沟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1986年才卸任。数十年来，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有争议，大伙都愿意找他论论理，因为他“最敢说实话”。

 

“当年1万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为什么唯独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实话？”面对79岁高龄的李成午，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共产党员最讲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俺之所以敢说实话，凭的就是俺对党的忠诚。”李成午想也没想，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作者简介】吴铁壁，新闻工作者，原人民铁道报社总编室首席编辑，先后荣获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2004年退休，现为北京连合教育咨询中心专家，大别山、可可托海等干部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