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真：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我们跳出“内卷”—

黄真：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我们跳出“内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点击：作者：黄真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1-03-27 10:40:14

前言：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选集》中他用中国人能懂的语言，讲明这个难懂的大道理，他系统地谈及哲学的多方面问题，至今对我们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里我们就看看，为什么有了哲学眼光就能够看得这么深邃？人说战争胜负要依赖战略决策水平的高低，而战略水平又依赖什么？就是依赖哲学水平！

这里仅举了两个例子：“四渡赤水”讲如何摆正前进的战略方向，避免“内卷化”；“重庆谈判”讲如何应对重大危机，如何变“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

一

四渡赤水——决策“如何跳出危险的包围圈”

蒋介石日记下的四渡赤水：“一生用兵之耻！”

毛主席和蒙哥马利说：“四渡赤水才是我最得意之笔”！

背景

蒋介石不仅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他把地方军阀一个个都收拾了。但他比不了毛主席，毛主席除了是军事家、政治家外，还是哲学家高手。下面就看看这两个高手是怎样过招的。

到遵义会议红军才恢复了主席参与指挥军事的权力。

主席一直在思考，怎样能够改变此严重的危机状况。经遵义会议，中革军委决定转移的红军应渡过长江去与川陕地区四方面军会合。但在一渡赤水后，红军几次企图从川黔滇三省边界处直接过江，但都未能成功。过不了江就仍在蒋介石以40万精锐军队严重的包围中，3万红军有彻底覆灭之危险！

主席突然先来个二渡赤水回兵黔北，势如破竹地连占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心。

毛泽东看到黔西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放弃了曾有在黔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他就集中思考红军处于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下，如何能够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北渡长江？

此时，主席已在酝酿大战略上的奇招，立即挥兵光天化日下大摇大摆三渡赤水向西。国民党的侦察机当即发现，这个消息让蒋介石深信红军主力预备再次从四川南部向北渡过长江，他急忙调动各路大军一齐赶往古蔺地区，以聚歼红军主力。他不禁兴奋：“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于是国军主力都被这三渡赤水忽悠到黔西北去了。

在三渡赤水后，第一次战役却没有打下鲁班场，林彪却发现另一个战机，一块到口边的肥肉！他和聂荣臻共同以一个“万急”电报向中革军委提出去打“打鼓场”的建议。主席已有了大战略上的奇想，坚决反对去打打鼓场。中革军委苟坝会议上却因此争论不休，对主席的意见包括周恩来、朱德等大多数高层军政领导都不能接受。从当时的情况看，二渡赤水取得了长征后的第一次大胜利，若能再取得一个胜利更将极大地鼓舞红军。

经表决，主席的意见被完全否定，仅得他自己的那一票。主席极为生气，半夜左思右想后，还是独自打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幸好先说服了周恩来，又一同去说服了朱德。第二天再次开会，中革军委才同意采取了主席的意见。

真能够打赢打鼓场那一仗固然好，但却掩盖了更大的危机，大家都忽略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不理会主要矛盾是什么？

主席依据哲学决策了大战略——“绕”

毛主席到底是怎样从哲学高度上去思考的？

在哲学著作中，主席一再告诉我们：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当时，主要的危险就是可能让小小的红军，极可能再次被国民党军逼近并遭到铁桶似严密地包围，这就直接面临生死存亡。

从红军长征以来，一直存在生死存亡问题，打“打鼓场”不仅不能解决生死存亡问题，反而陷于更加危险境地，就是“内卷化”！

如何能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才是所面临真正的问题，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主席依据哲学想到了，而其他领导人皆想不到那里！

毛主席又进一步想到：

“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在敌我这对矛盾中，蒋介石一直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地位，而红军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红军能否变被动为主动是关键的问题，能否红军反过来牵着蒋介石鼻子走？有没有可能？怎样能够变为主动？

上面哲学不是说了“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说明矛盾双方主动被动地位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拿什么条件来让蒋介石军队主动转化为被动？

这就是“四渡赤水”、去“绕个大弯”！

如前所说，当取得遵义大捷之后红军突然大摇大摆三渡赤水向西突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果然，这个消息让蒋介石发现了飘忽不定的红军主力，认为围歼的机会来了。他急忙调动各路大军一齐赶往古蔺地区，并加紧修筑碉堡欲以铁桶封锁聚歼红军主力。

这时主席立即杀个回马枪，主力隐蔽迅速地穿过了敌人以碉堡包围的缝隙，第四次东渡赤水。当蒋介石再发现，却以为红军主力要再夺遵义。蒋介石机不可失，马上从重庆飞抵贵阳督战，欲擒红军于遵义。

这时，红军却突然掉头南下渡过乌江，红军急奔剑指贵阳。蒋介石一下慌了神，还听说连贵阳机场周围也发现了红军的探子，多处报告共产党贴出“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蒋介石惊慌之余，他想起各路大军为防止红军渡江都在贵州北部，跟前哪里还有多余的人？唯有让最近的滇军孙渡前来勤王救驾。

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孫渡调出来，就是胜利。”

果然，就这样，把堵住红军西进道路上的拦路虎调走了，红军因此才得以大踏步绕过贵阳向西南，直指云南。又大造声势要进攻昆明，像似要在云南建立“根据地”。这又吓坏了龙云，迫使龙云急命守在滇北和金沙江边兵力急速回防。岂料，红军进攻昆明只是虚晃的一枪，自己却立即掉头北上乘江防空虚渡过了金沙江！跳出樊笼的红军，去的无影无踪！

毛主席四渡赤水这伟大战略决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同时在上面看到，诸多红军高级将领都是在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这场战争。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们认识不到当时的主要矛盾，更不知道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可以相互转化和如何转化！

我们做研究，选定了正确的努力方向吗？不再是“内卷”？

二

重庆谈判——决策“去”还是“不去”

背景

毛主席认为重庆谈判是自己最艰难的一次决策！

经历了10余年的战争，民众都期待持久和平；刚打完二次大战的美苏两大国，也呼吁和平。国民党蒋介石则相反，一心妄图发动内战窃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

蒋介石的谋士陶希圣建议说：“想用软的一套方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蒋介石果然依计而行，1945年8月14日，首次给延安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接着又两次去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蒋介石是摆下了一场“鸿门宴”。

之前蒋介石曾指示安插在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四处打探毛泽东意向，他们得到的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并密电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后，就真的相信了毛泽东不敢来重庆。

面对蒋介石的邀请，主席是去还是不去呢？毛泽东再三权衡，认为如果不去，正中了蒋介石的圈套，政治上损失巨大；去了肯定会面临许多危险。

延安中共中央高层也为毛泽东的安全极为担心，反对毛泽东赴重庆；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共第二次回电蒋介石也只是“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电文也并未告知主席是否赴渝，这更让蒋介石心喜。

国民党方面普遍预计毛泽东不敢亲赴重庆，故《中央日报》定下的宣传方针是“假戏真做”。在蒋介石的邀请电发出后，反而更剑拔弩张，指责。毛泽东是否赴重庆，和谈能否进行，成为一大悬念。

在中共尚未做出毛泽东亲赴重庆的决定之前，国内外舆论对中共有巨大压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蒋介石确实认为共产党中有许多杰出人才，如周恩来、陈赓、林彪等等。然而蒋介石在与红军战斗中，深感毛泽东的厉害。五次围剿中，前四次眼看拿到的胜利，却都败于毛泽东之手。蒋介石深刻领会，自己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对手就是毛泽东一个人！他无时无刻不在想除掉毛泽东。

最近，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在《炎黄春秋》上著文显示，蒋介石日记上记载了当时蒋曾下了决心要杀害毛主席。但次日，他的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主席依据哲学决策了大战略——“去”

下面再分析主席怎样从哲学的高度做出了这个“去”的决策？主席本人就是个大哲学家，无疑地，他考虑问题自然是从哲学的高度出发。

从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发展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经西安事变国共关系再次转变成为既合作又斗争以合作为主的统一战线阶段，但其中蒋介石曾三次发动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上述说明两党关系发展存在诸多特点不同的阶段，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复杂过程。整个过程，让共产党清清楚楚认识了蒋介石的彻底的反人民的本质。

到了抗日胜利，蒋介石却摆出要举行重庆谈判。反人民的独裁的蒋介石却为何变成呼吁“和平”？这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这时如何从战略的高度分析这个问题？又如何从哲学的观点切入这个问题？如何决策？

我们看到，主席在《毛选》中是这样说的：

“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主席还说“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

以及前面提到过的，矛盾双方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思想，主动被动地位是可以转化的！

按主席上述哲学思想，我们就要在基于过去十余年斗争的认识，再分析当前新阶段的新特点，分析这个新矛盾和决策如何再让此矛盾双方地位发生转化。

当然，我们清清楚楚知到，去“鸿门宴”真是非常危险，“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去，政治上将有多大的损失。这就是党中央决策两难和矛盾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确实处于非常非常被动的地位！

然而，毛主席以深刻的哲学思想，针对性地做了许多分析以说服全党，又具体地安排措施设法让矛盾双方地位发生转化。

主席说：“世界上的事是很复杂的，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

主席他还进一步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都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没摆好。加上广大解放区的存在，我们又不易被消灭，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的。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更大的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暂时和平是可能的。

再考虑到美国大使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了毛泽东赴渝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强烈反对，而苏联也是反对。再说有国内高涨的和平呼声，蒋介石是不敢轻易下手的。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会议上，毛泽东为谈判拟定应对策略：“我们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并指出，“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在他将离开延安时，又采取了组织措施，安排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等，以便书记处还能继续指挥全党与蒋介石作斗争。在排兵布阵上把主力部队调往中原、华北、东北，让中共诸多大将立即各就各位以备应战。将军们却担心，若蒋介石来犯怎么办？开打会不会影响主席的安全？主席早已就想到，立即对刘伯承、邓小平说：“你们放开的打，打得越好，对我们谈判越有利，我这里也就越安全”。——真是处处体现主席的辩证法哲学思想。

（果然，按蒋介石的密电，上党战役爆发，阎锡山主力向我上党地区进攻。刘邓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10月8日上党战役胜利，完成歼敌13个师3.5万人。正在关键时候的这个胜利为重庆谈判赢得筹码。蒋介石计划失败脸上无光，除了嘴上大骂阎锡山是个“笨蛋”外，无奈认输，双方签订下“双十协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主席对这个新阶段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的两个方面都认真的做了分析，更为矛盾地位的转化布置好了措施。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主席拿到了主意，一个字的战略决策——“去”！

果然，当出乎蒋介石所预料，主席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时，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震撼整个山城，引发了新闻界和公众的极大热情，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特别如成都《华西晚报》：“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让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而料定毛主席不敢来重庆的蒋介石，他什么准备也没有，他原有的主动地位完全丧失，而毛主席却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形势完全反转！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就是我们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