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思想往往不是说通而是靠现实“打”通——伟人在七大上的讲话集摘要2

点击：  作者：毛泽东    来源：乾坤纵谈  发布时间:2019-10-29 12:12:40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

正确思想往往不是说通而是靠现实“打”通

所以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于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教训），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

正确路线是靠总结正面经验和惨痛教训得出的

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抗日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了。

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

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14]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现在已经完全证明软弱是不对的。有一个章乃器[15]，我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叫“章乃器主义”，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现在已同我们讲和，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他，说章乃器的哲学不好，因为他那时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这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的意见被我们战胜了。他是中间派，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

以后自由资产阶级还会拿它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它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这个是很麻烦的。

要革命就不能怕麻烦、怕风波

同志们！麻烦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

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一点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两年，两年搞不清楚，三年。

不要和群众混同，是说要把群众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

不要讲我们共产党开了会，你就照念。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季米特洛夫[16]书上写的一个德国同志，在柏林一次失业工人大会上讲话时，就照念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三次全会的决议，所以老百姓不喜欢听。现在我们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说“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你回去这样一讲，很多农民同志就不赞成，他说他就是农民。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我们要力争领导权

我们要力争领导权。所谓力争，要注意这个“力”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争取领导权，要把广大人民，主要的是三万万六千万农民放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不受我们的影响。中国什么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农民。日本人打来就是要刮中国农民的油水，蒋介石也要刮农民的油水，还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19]老先生来刮油水。在希腊，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国刮希腊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把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因此他们是我们长期斗争的对象。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纲领有一般的纲领、具体的纲领。

一个问题，一般的纲领与具体的纲领。这样的划分是不是从这次才开始的呢？从前也是有划分的，不过从前没有在同一个地方把它分开来写：头一条是一般纲领，第二条是具体纲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那本小册子，没有说具体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纲领。但是我们各个时期都有具体的政策，比如抗战初期的十大纲领[21]，抗战中期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有二十一条施政纲领[22]，其他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有大同小异的纲领，性质相同，条文小异。内战时期，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十大纲领[23]，就是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下的具体纲领，更具体的还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条例等等。北伐战争时也有类似的东西。

这次我们把这个问题在这里说清楚一下，使我们的同志们懂得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有纲有目，“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

讲完全孙中山，力量越大越要举这面旗帜，大有好处

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就是孙中山也反对和不要

关于资本主义。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

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说到要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

在反对操纵国计民生前提下，我们不怕发展资本主义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要学会“留有余地”的斗争方式

因此，我们给国民党留有余地，就不会犯错误；如果不留余地，实际的结论只有一条，就是“打倒”，那我们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关于这一条，委员长也看出来了，他有几次要挑动我们去犯这样的错误，挑动我们的军队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动我们提出推翻国民党。同志们！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注意这些挑动。你说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须要洗一洗脸，才同你“结婚”；你若不洗脸，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结婚”。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关于自卫与反击。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29]，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反动派，不把他们打倒是不行的。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反击的。超过这个自卫的立场，我们就要犯错误。但有些同志劲来了，就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卫的立场，有了这样的立场，就不会犯错误。自卫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暂时就是有节，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违反了这个方针，就会犯错误。

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已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

我们要活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要看具体情况，有力量就打堡垒，打大城市。打堡垒时打得开，有饭吃，我们就打；打不开，又没有饭吃，我们就向后转，把队伍分散开，来一个“聋子放爆竹——散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

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乡村，说要我搞乡村工作我就不干，不分配我搞城市工作就是干部政策不正确。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没有那么多房子，乡村没有人去，行吗？所以我在报告中号召大批知识分子下乡，不要穿学生装，而要穿粗布衣。但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政治热情和物质力量要统一看，不能割裂看

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但这个军队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集中十万军队。首先因为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要是把五台山、太行山、晋绥、山东的军队，集中几万人，拿着步枪去打北平就不行。一个吉安，攻了八次没有攻进去，一个赣州，攻了七次没有攻进去，原因不是热情不够，也不是马列主义不显灵，而是我们能用来攻城的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

民族解放就是解放民族的个性

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

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

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会皇帝专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我们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们的党，他不受调动，他干这样工作也好，干那样工作也好，往东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党员就要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决议。

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33]。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34]。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总之，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

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35]，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36]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

如果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

敢听闲话，会听闲话，工作才能越做越好

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厂。开工厂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师、工程师。原料为什么不够？人员为什么不够？就要想想自己的责任。有没有贴广告？广告大不大？有没有出高价收买原料？事实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钱，只要贴上“欢迎”两个字，各种原料就源源而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我要声明一下，如果有什么人讲起来讲得很好，做起来不兑现，他讲的他自己也不执行，那就不对。

个性与党性，是基础原料和普遍性质的关系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既要讲清我们是谁，也要讲清我是谁，每个人是谁）。

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是一个问题。

任何阶级要掌权，都要有属于自己阶级、为自己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

人人都有缺点，学习才能进步，发展永无止境，学习永无止境

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那样完美，多少还会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你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那也很难讲。“我为党英勇奋斗，为什么还不是马列主义？”不能那样讲。我想这一条我也在内，如果说我是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不见得，说我一点布尔什维克气味都没有，也不是那样，许多同志给我写信，还是写“此致”、“布礼”。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

缺点中间有一个，就是背上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路，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

我不是讲每一个同志，或者具体指某些同志，请同志们不要见怪。但是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你们看，就是用脚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还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围绕太阳转几转人就增加了几年寿命，年纪愈长，包袱愈大，年纪老的同志们不要怪我这样说，我今年也五十二岁了，地球走的路也变成了我们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们的包袱。他们的眼睛尖，耳朵听得很远，眼明手快，这是他们的长处，但青年同志说老头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做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

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

为此目的，我们每到一处，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大家都是新民主主义解放区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延安的同志大多进过党校，在座的同志是参加七大的，你们懂得的东西更多，这是很好的，将来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们，需要你们去传达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鉴于历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自觉地注意这一点。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吃一点小米，吃一点大米，穿一点衣服，都是为了给人民做事，团结广大的群众，组织军队，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革命不是这样的革法，那末，就是专门革财政厅的命。有的人不革别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几十年的工夫，专门革财政厅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讲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想，就是我们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对各种所谓小事情，如生产、卫生、文化、民众团体、政权工作等各种具体工作。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经验不够，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进行研究。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对党要交心讲真话

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读好五本书

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48]，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敢于实事求是，亮美亮丑，改正进步，反对官僚主义

“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们就做不出来。鲁迅先生讲过，文章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就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搞逼供信的“逼”。

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