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盘学苏联”盛行，鱼龙混杂在所难免。在当时的中国遗传学领域，有一段时间独尊苏联的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指责美国的摩尔根为资本主义学派。后来的事实证明，受到斯大林支持的李森科，利用斯大林的影响在组织上排除异己，在学术上压制不同意见，对苏联的科学事业，乃至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国家的科学事业，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956年4月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在学术界一些领域乱贴政治标签的现象，例如把摩尔根的遗传学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等，说道：“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5月2日，毛泽东又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谈家桢和他的老师李汝祺都是都先后从师摩尔根，是坚定的摩尔根学派。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当时，许多人劝谈家桢不要回国。理由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摩尔根遗传学者已横遭迫害，那么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是否也会遭到如此命运呢?谈家桢却坚定地选择了回国。他认为，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中国共产党不一定会学李森科那一套。

　　谈家桢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1956年8月10日，遗传学座谈会在中科院青岛疗养院召开。这次会议从深层背景看，是毛泽东导演的，为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显示中国共产党自主路线的一个重要部署。斯大林导演了宣判摩尔根学派政治死刑的苏联农科院1948年会议，而毛泽东导演了为摩尔根学派恢复名誉的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在此前几年饱受压抑的中国的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迎来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好机会。谈家桢和李汝祺都参加了会议。后来李汝祺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泽东看后非常赞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把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将原来的标题作为副标题，还亲自为之写了按语。

　　为了传达和贯彻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整风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中共中央于1957年3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参加了会议。

　　3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谈家桢应邀参加。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座谈会开始后，毛泽东还专门把身子转向谈家桢，关切地问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有些什么意见。谈家桢兴奋地介绍了青岛会议上各派遗传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以及那次会议后复旦大学和许多高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出现的好势头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沉思片刻后，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

　　从北京回来不久，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前受到毛泽东一番当面鼓励的谈家桢，信心十足也勇气十足。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三大意见，其中最敏感的是“学习苏联”问题。但他以“不要怕”的精神，大胆直言：由于全盘学习苏联，致使中国的遗传学事业受到巨大损失。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扶持下，倒行逆施，不仅没有改变和挽救苏联农业落后的局面，反而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后果严重。

　　后来，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有人向谈家桢打招呼，要他“看清形势”、“有所收敛”。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应邀参加的谈家桢未曾料到，毛泽东在许多人中间一眼认出了他，亲切地跟他打着招呼：“老朋友啦，谈先生。”继而又风趣地说道，“辛苦啦，天气这么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嘛!”毛泽东和大家围桌谈话约两个小时。谈到了延安整风、上海反右派斗争、高等教育和消灭血吸虫等问题。谈话后，毛泽东还和出席座谈的人员一起观看了越剧《杜十娘》。

　　1958年1月5日晨零时三十分，谈家桢和周谷城、赵构超应邀从上海到达杭州刘庄见毛泽东。他们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话题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方面，谈家桢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强调的群众观点。“毛泽东反复地说，无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他希望这三位党外朋友‘不要老待在教室里，报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走走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

　　谈天说地间，毛泽东亲切地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谈家桢后来回忆：“在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领袖关切的的询问下，我十分感动，积郁心头已久的心里话，汩汩地涌了出来......毛泽东仔细地倾听完我的话后，再一次表了态，他的语气显得很坚决：‘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来到上海，约见了谈家桢和苏步青、周谷城、周信芳等人。毛泽东问谈家桢：“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顾虑吗?”谈家桢回答没有什么顾虑并汇报在学校里已经成立了遗传学教研室，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的情况。毛泽东再次鼓励他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1961年年底，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遗传学研究所，成为了国内高等院校的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学高峰攀登。到1966年前夕，这个科研集体共发表科学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译作和讨论集16部。谈家桢学习摩尔根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有为的遗传学工作者。

　　运动开始后，谈家桢坚持的摩尔根学派观点被当作“资产阶级血统论”，遭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谈家桢本人也备受磨难。1968年底，毛泽东点名解放了包括谈家桢在内的八位教授，毛泽东当时还说了一句：“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1974年冬，毛泽东已经病重，还让王震给谈家桢带去了口信。谈家桢在一位“陪同”下，到上海的东湖宾馆见王震。王震对谈家桢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他在病中没有忘记你。这次让我带口信给你，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文章。有什么话还可以说嘛!”

　　谈家桢后来回忆道：“我凝视着坐在自己面前和蔼可亲的王震将军，百感交集，一时如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回过头去，我看到了身边那个虎视眈眈的‘陪同’，我苦笑着，只向老将军说了这么一句话：‘谢谢他老人家，我是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啊!’虽说是这么一句话，我还是及时准确地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谢意和我的决心。”

　　1978年，年近七旬的谈家桢，应邀参加了他的母校，美国加州工学院生物系成立50周年纪念会。他以海外校友的身份，作了《遗传学在新中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概要地叙述了“李森科主义”在中国遗传学道路上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叙述了毛泽东主席对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关爱，以及中国遗传学事业富有戏剧性的几度起落。他的报告引起了与会科学家的极大重视。随着全国科技大会把遗传工程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后，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开始驶上了快车道。

　　随着中国遗传学研究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谈家桢对毛泽东的思念也与日俱增。他说，“毛主席的关心和希望，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我同时还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