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说：“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分工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会后不久，选举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是，张闻天为什么如此评价遵义会议呢？这到底又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真相呢？

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瑞金

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组成，博古负总责。就在中央机关在上海栖栖遑遑，东躲西藏的时候，全国已形成中央、湘鄂西、鄂豫皖、琼崖、赣东北、湘鄂赣、湘赣、右江等革命根据地。无情的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不二法门。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军事“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由于毛泽东的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与苏俄城市中心的主张相悖异，因此，他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被派往后方，担任苏维埃政府负责人。

张闻天

博古来到苏区后不久，就为难起毛泽东。当时，在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被提上了头等重要的大事。张闻天在《斗争》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要求“把这一反对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其实，反“罗明路线”实际目的是打击支持毛泽东的干部，消除他的政治影响。

1933年9月，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来到瑞金。在党的会议上，博古正式介绍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军事代表，中国名字叫李德。这个人到瑞金不久，就对毛泽东印象不佳，认为毛泽东只知道“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他进中央苏区时，恰逢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博古不懂军事，李德也就轻松顺利地取得了军事指挥权。他完全不从根据地和红军的实际出发，摒弃长期以来红军战则必胜的游击战争的战术，盲目地以硬碰硬，短促出击，推行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改选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毛泽东被排斥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也就是在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与博古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在此之前，他们就“共同抗日三条件”以及福建事变等，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矛盾并未公开。真正的公开冲突是广昌战役的发生。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3月以来，敌人重兵缓缓向广昌作堡垒式推进。李德全凭苏俄学来的一套，主张硬碰硬地与敌“决战”。张闻天虽然不懂军事，可他尊重活生生的事实。眼看红军节节败退，他坚决反对这种拼消耗的“决战”。

事情的发展果不其然，敌人在空中力量的支持下，在炮火的掩护下，以强锐的攻势，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敌强我弱，红军以简陋的武器，怎能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4月28日，不仅没将敌人抵御于“国门之外”，反而不得不撤离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中央苏区已危如累卵。在5月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提出批评，指出他们一味地打消耗战，使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博古非但不虚心接受批评，反而说张闻天和1905年反对俄国工人暴动的普列汉诺夫一样，是右倾机会主义。张闻天据理力争，论述普列汉诺夫和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他说，普列汉诺夫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今天批评你们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怎么我就成了普列汉诺夫了呢？张闻天越说越激动：我坚持，广昌战争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他还批评博古太依赖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主意。

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类似国家主席），还是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类似总理）。这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改由张闻天担任。毛泽东无具体事可做，几乎被闲置起来。

张闻天一眼就看穿其中的周密算计。他说，这是一种巧妙的“排挤”，“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

从莫斯科回国，张闻天怀揣的是莫斯科的经，自然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不甚理解和支持。到了中央苏区后，他对毛泽东的重新认识，则是来自于共同工作中的真实体会。他分管政府工作时，对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经验十分欣赏，并有意推广这些经验。当时，张闻天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毛泽东的两篇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首先在《斗争》分六期连载。他效法毛泽东召集区负责人开调查会，共同商讨基层苏维埃工作。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也在区苏维埃工作调查会的基础上，完成《区苏维埃怎样工作》。1934年4月，两本小册子合编成《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署名毛泽东、张闻天合著。书出版后，吴亮平对张闻天说，这本书很有用。张闻天笑着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啊！”

张闻天但凡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都要让毛泽东参加与指导。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分别迁至云石山和梅坑。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也搬到云石山古寺，他们同居一间堂屋内，自然又多了接触交流的机会，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1943年，他在整风笔记中无保留地坦陈了自己的心迹，他说：“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而由他们把持一切（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记得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他们三人编在中央纵队随军行动，三人中，只有张闻天算是健康的，可以骑马行军。毛泽东和王稼祥，一病一伤。他们三人一路行军，一路讨论。毛泽东不断地向他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他们很快取得共识，张、王欣然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湘江之战的惨败使广大指战员怀念井冈山岁月，追问五次反“围剿”以来接连失败的原因。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1990年8月，在纪念张闻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已是八十一岁高龄的耿飚回忆，在强渡乌江前，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曾告诉他，1934年12月20日，王稼祥和张闻天已在酝酿改变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他说：“那时正是南方橘子收获季节，在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谈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也与王稼祥、张闻天有着同样的想法，这就应了李德所说，毛泽东在红军中“由于多年共同战斗，有许多追随者”。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在延安的合影

毫无疑问，朱德影响了参加遵义会议的其他红军指挥员，在会上朱德一改平常宽厚慈祥的面目，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批评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作战方式，说道：“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他还严厉地说：“如果不改变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认同朱德等军队领导人的意见，提议毛泽东“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有许多同志还要求毛泽东代替博古。只是毛泽东不愿意，理由是身体不好，有病，难以胜任。

红军离开遵义向川黔边行进，来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找毛泽东商议，谈到遵义会议后，博古受到批评，恐怕很难再担任负总责的工作。毛泽东把张闻天的意见告诉了周恩来。毛泽东考虑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又是镀了金的莫斯科留学生。同时，共产国际对他熟悉和信任。所以，政治局选举张闻天担任总书记。

1997年，时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在同张闻天夫人刘英谈话时说：“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

我只是形式上当当主席

1935年3月4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来到遵义城的第四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距遵义会议不到二个月的时间，毛泽东由周恩来的“帮助者”终有了名正言顺的职务。3月10日1时，林彪、聂荣臻给军委发来电报，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而当时毛泽东正部署攻打中央军周浑元部的战斗。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吸取李德、博古独断专行的教训，凡事都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会上，通过举手表决同意林、聂的建议，惟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红军远离打鼓新场，滇军黔军会合方便，而川军还可侧击红军，主张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散会后，毛泽东左思右想，仍然觉得打鼓新场一仗于我军极为不利。当晚，他又提着马灯来找周恩来，要他再认真地想一想，可否晚些时候发布命令。周恩来当即召开负责人会议，再次研究作战计划，说服了与会者。二十一时，军委发布命令，不攻打打鼓新场，而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由于采用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损失。

通过这件事，张闻天感觉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不能以开会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策，那样会贻误军机。次日，在苟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晚年在谈及此事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周恩来虽是“三人团”的头，但对毛泽东仍是一如既往的尊重，尤其是在“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大多以毛泽东的判断作为战略行动的依据。到了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渐渐地实行了角色的转换，成为毛泽东的辅助者。“三人团”中的王稼祥带伤行军，不大参与军事决策，况且，王稼祥也信服毛泽东，这样，毛泽东就成为事实上的党的最高军事指挥者。

毛泽东是中共建党元老、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党内历史之长，军事基础之深厚，对中国国情之谙熟，都是其他领导人不具备或少具备的政治资源。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中，他是最为年长者，比张闻天长七岁，比周恩来长五岁，比王稼祥长十三岁，比博古长十四岁，他们像尊重兄长那样的尊敬毛泽东，亲切地称之为“老毛”。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毛泽东才能对全局性工作，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施加自己的影响，而不用担心领导层中有人批评他越权。邓小平是这样回忆长征中的高层决策：“每天住下来，要等每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大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他名义上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1956年10月，（由左至右）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

这就是张闻天所说遵义会议变换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道理之所在。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不像和平时期，党务就是军务，军事的胜利，军队的存亡，都那么紧密地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由于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领导核心，他的正确的主张、决策，得以在全党、全军贯彻执行，中国革命才不致于在惊涛骇浪中迷失方向。

张闻天在与毛泽东共事时，一直以谦逊的态度，凡事都与毛泽东商量，从不以自己是党内一把手，而颐指气使，反而以“配角”自居。

有人说张闻天怎么老是跟着毛泽东跑，他听后一笑置之，“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话：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根据这一讲话精神，他主动提出由毛泽东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通盘考虑后，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仍让张闻天继续担任下去。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张闻天仍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会议，但会后，他主动地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了毛泽东，虽然仍挂总书记的头衔，但他的工作范围已经转移。他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是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书记处，这样，党的领袖也正式实行由名义到实际的过渡。张闻天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说：“人患无‘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尽他的力量，来好好的工作下去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一贯制地这么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