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陈云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分析了人会犯错误的原因、避免犯错误的方法以及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党形成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问题的提出

　　陈云是一个爱思考、不随波逐流的人。大革命失败后，在党内“左”倾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他在上海各区委书记和军委参谋联席会议上汇报闸北区情况时，依然坚持实事求是、以事实说话。他说闸北地区的赤色先锋队虽已建立了24支，但都没有经过武装训练。宣传队名义上有27支，但实际上只有12支可以调动。宣传品印刷数量不少，但因没有解决交通问题，无法往下送。这种实事求是的发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全面抗战爆发后，陈云由迪化回到延安，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参与了延安整风运动。在此过程中，他开始思考一个司空见惯但至关重要的问题：人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

　　在延安整风期间，陈云曾就上述问题与毛泽东进行过三次交谈。在第一次交谈过程中，他认为自己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泽东则认为他犯错误的原因不是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建议他学点哲学。对此，陈云开始不以为然，但在第二次、第三次与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还是说人犯错误是因为思想方法有问题。这使得陈云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把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全部著作都找来看，研究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方法。与此同时，陈云还在中组部内部成立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自己担任组长，并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联共党史》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

　　经过学习与思考，陈云逐渐认同了毛泽东的看法，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人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因为“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他以蒋介石说3个月或者5个月就可以消灭我党、敌195师的失败以及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我党部分同志惊慌失措为例，指出出现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认识造成的。如蒋介石之所以说3个月或者5个月就可以消灭中共，在于他对我党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这一情况。

　　据此，他得出结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他要求党员干部，“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他还特别指出：“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定要实事求是，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以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这样才能少犯错误。

　　如何做到实事求是

　　在陈云看来，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因为实事求是要求全面了解情况，而在现实中，人们很多时候了解到的情况是片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呢？陈云概括了三个方法，即：交换、比较与反复。这与他后来提出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是一脉相通的，体现了陈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高超的哲学辩证思维。

　　所谓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目的是为了全面认识客观事物。陈云特别强调交换时要注意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在他看来，“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他特别分析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犯错误的原因，指出他们犯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他特别强调“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在这一点上，陈云特别推崇毛泽东注重收集反对意见的做法，指出毛泽东的著作大多是在搜集不正确的意见基础上产生的。如在写《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搜集了各种错误论调，并对之进行了逐一分析与批驳，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所谓比较，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在陈云看来，“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他认为如果把1932年的所谓“革命高潮”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及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相比，就可以认识到1932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在此基础上再决定党的政策，就不至于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他还举出美国将军史迪威的例子，指出史迪威到延安后，拿我党对美国的政策和美国对我党的政策进行对比后，就马上改变了对我党的态度。所以，他认为：“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也就更容易做到实事求是。

　　所谓反复，就是决定问题时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思考、斟酌决定的时间。陈云认为，交换和比较都是认识事物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事物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是检验是否正确认识事物的标准。他指出，在决定了对策之后，不要急于去执行，应该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反复斟酌一下，以“使认识更正确”。陈云指出，要通过实践反复修正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凡是错误的，就及时加以修改弥补改正，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陈云说，就他个人经验而言，如果上述三条都做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就能够“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

　　共产党人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

　　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尽管人都想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但犯错误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犯了错误之后，什么才是正确的态度呢？对此，陈云提出了“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的党性原则。

　　陈云曾说过：“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基于这种认识，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篇讲话中，他强调指出，共产党人犯了错误，要不怕丢脸，要“不充好汉，不爱面子”。他认为共产党人如果不能在充分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去改正，而是装洋蒜、打马虎眼，就一定要跌筋斗、要犯大错误。如果怕丢脸，就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有可能不丢脸。这与当前有些党员干部犯了错误，不敢正视，不敢揭露，而是想掖着、捂着、藏着，最终走上了歪路、邪路的情形，可以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云认为，共产党人要真正做到“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有个立场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他说：“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他指出如果共产党人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看问题，有了这种态度，“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要学习陈云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对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践行了一生。”从陈云《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讲话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