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是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向其提出的兴复汉室、谋取天下的战略策划书。而此后刘备正是根据诸葛亮的这些策划，建立了蜀汉政权。因此，这篇名文颇为后人津津乐道。根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毛泽东对此文曾经有过两次评点。

　　一次与皖南事变有关。

　　1941年1月，国民党在皖南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消灭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后，针对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借用刘备伐吴战败身亡的典故教育全党。他说：三国时期，蜀汉所据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和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

　　在这里，毛泽东对《隆中对》确定“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是赞许的。诸葛亮通过对当时天下形势的深入分析，区别了各种矛盾的主次，抓住曹刘这一主要矛盾来制定刘备集团的发展战略，进而明确“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方针。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通过赤壁之战等多次战役，刘备成就了一番政绩，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但在处理诸多具体的矛盾关系时，能不能始终看清主要矛盾所在，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稍不冷静，就会铸成大错。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但关羽刚愎自用，与东吴交恶，结果败走麦城，身首异处；之后，刘备不听劝谏，感情用事，出兵伐吴，颠倒了矛盾的主次，破坏了孙刘联盟，结果兵败彝陵。

　　联系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举这个例子，意味深长。皖南事变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些同志认为，皖南事变可能会“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所以应该对国民党立即进行全面反击。这种想法事实上没有摆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位置。当时，党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全国各派力量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皖南事变固然使阶级矛盾在局部领域激化起来，但整体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并没有变化，因此，正确的选择是对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以达到在斗争中求团结的目的。否则，“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因此，毛泽东这个时候以刘备兵败东吴为例，就是告诫全党要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统一认识，以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

　　引发毛泽东另一次评点《隆中对》的，是《古文辞类纂》收录的苏洵的《权书·项籍》一文，并涉及诸葛亮为刘备集团提出的另外一个发展战略。

　　苏洵认为，诸葛亮只以关羽守荆州而以主力到西蜀建立根据地，很难实现两头兼顾的目的。孔明以为有高山险隘相阻，就可以免于灭亡，而实际上西蜀之险，守不可出，出不可继，保证安然偏于一隅都很困难，以此为根据地图取中原就更不可能了。苏洵还形象地举了一个例子：要成为富人，必须占据四通五达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赚到一点小利，就藏在家里，天天守着，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来了大盗，又怎么知道真的不会失去呢？

　　毛泽东赞同苏洵的这一观点，并批注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对《隆中对》在战略上的这个失误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兵法曰：“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因此，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方，特别是己方处于劣势时，主动调动敌方而不被敌方调动，使己方兵力相对集中，敌方兵力相对分散，各个歼灭分散之敌，便成为用兵者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然而《隆中对》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违背了这一原则。按照《隆中对》的部署，刘备“跨有荆、益”之后，将面临这样的形势：既要派兵守卫荆州门户，又要费力经营川蜀；“一旦天下有变”，还要兵分两路，进取中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刘备则“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更为不利的是，荆、益两州相距千里，更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相隔，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两路兵力很难相互呼应，协同作战。真可谓“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待到后来，关羽镇守荆州，守卫门户；孔明留守成都，巩固后方；刘备驻守白帝城，以应东、西之变，更是“三分兵力”矣。倘若实力足够强大，客观条件对自己足够有利，则二分、三分兵力或当无妨。但实际上，从当时实力对比看，蜀国力量最为薄弱（汉末十三州，魏占其九，吴、蜀各占其二）。本就力量单薄而客观条件又不允许，却二分以至三分兵力，正如毛泽东所言，“安得不败”？

　　毛泽东深谙中国古代兵法，经常强调“一个拳头打人”，并且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导演了多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对于《隆中对》在战略上的失误，当在深谙之中。

　　英国学者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称毛泽东“既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对《隆中对》的这两次评点无疑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评价。在皖南事变后极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着眼长远，着眼全局，以刘备违背《隆中对》确定的“联吴抗曹”方针导致兵败之典故，教育全党分清矛盾主次，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的过人气魄；而在赞同苏洵文章的批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刘备之败“其始误于隆中对”，认为《隆中对》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是一个战略失误，道前人之所未言，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伟大军事家的独到眼光。

　　回味毛泽东对《隆中对》一褒一贬的评点，褒其之所是而贬其之所错的辩证分析，从方法论上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作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实习员；来源：原文摘自《党的文献》，昆仑策研究院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