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有一则“吕蒙泣斩同乡人”的小故事。这个故事颇令人深思。

故事说：吴军都督吕蒙打败关公，袭取了荆州后，为了约束队伍，安抚百姓，便下了一道告示，晓谕吴兵：“如有妄杀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人家财物者，按军法治之。”第二天，吕蒙亲率一班人马四处察看，忽见一士兵取民间箬笠来盖铠甲。捉来一问，原来是吕蒙的同乡人。吕蒙说：“我平生是不杀同乡同姓人的，但你现在违犯了号令，虽然是同乡人，但这是私情；而今天的号令，却是公事，怎么可以因私人感情而乱公家的法令呢?”这个士兵哭诉说：“我是怕雨水淋湿铠甲而取箬笠来遮盖的，并不是我私用。求将军看在故乡人的情分上饶了我吧!”吕蒙也哭泣道：“我也知道你是为了遮盖铠甲而取箬笠的，但毕竟不该索取百姓的财物违犯号令啊。”结果还是含着眼泪把这士兵杀了。对此，荆州的老百姓都非常感动，部队更是大为震动。从此形成了社会秩序特别好，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这也大概是年纪轻轻的吕蒙便能当上吴军的都督（也就是总司令），并打败蜀军“五虎猛将”之首--关公的原因吧。

我猜测，一个士兵因怕公家的兵器被雨水淋湿，取了群众的箬笠来遮盖了一下便被处死，这样的法令，肯定要被当今一些特讲“理性”“包容”的“好好先生”斥之为“极左”、“没人性”的。笔者本人也觉得动辄“杀人斩首”，甚至“夷其三族”的法令不值得效法。然而，我又认为这个故事对我们很有启发。它至少告诉我们两点：

其一，执行纪律或法令必须严格。制订党纪国法时，慎重一些，周密一些，这是必要的。但是，法纪一旦颁布出来之后，就必须严格执行。“号令已出，不能易也”。三国时代的吕蒙尚且如此执法如山倒，难道以“铁的纪律”称誉于世的我们，还不应该“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吗?“铁”者，“硬”也。“铁的纪律”是“硬梆梆”的，它不是可以随意拉长或缩短的“橡皮筋”。执行党纪国法必须严格，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办，犯了哪一条就得按哪一条处理，不能有什么“灵活掌握”的余地。执行党纪国法搞“灵活”，弊病很多。从时间上说，今天“灵活”了，明天要不要“灵活”?明天“灵活”了，以后还要不要“灵活”?从对象上讲，对张三“灵活”了，对李四要不要“灵活”?对李四也“灵活”了，对其他所有的人要不要“灵活”?如果都如此“灵活”下去，那不成了“纪不纪，法不法”了!可见，吕蒙那“号令已出，不能易也”的严肃执法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执行纪律或法令必须大公无私。“焉可以私己之盟而乱公法也?”吕蒙这话说得好。他不但这么说，也确实这么做了。他为了维护法令的严肃性，挥泪斩掉了颇有情谊的同乡人。吕蒙的这种秉公执法的精神也是值得称赞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执行纪律和法令更应该出以公心，铁面无私。只能依律办事，不能因人而易。如果执行纪律和法令时讲私情，这个是亲儿亲女，犯了国法可以“网开一面”；那个是亲朋好友，违了党纪可以“从轻发落”；这个是老乡，那个是同事，犯了事可以“包容包容”。总之一句话，凡事都要看在什么什么“情分”上给予“关照”，那党纪国法都将成为一纸毫无意义的空文。所以说，吕蒙的“不以私己之盟而乱公法”的主张是很有道理的，值得提倡。

反观我们当今的现实吧，也不知怎么搞的，原先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群众称赞为“铁的纪律”）称著于世的我们这支队伍，竟然变化了，在有些地方有些问题的处理上，“铁的纪律”变成“银样腊枪头”了。有那么一些人，而且大多数是各界的“精英”，学会了当“好好先生”。他们一个个像“水晶球”，形象漂亮不过，特点是圆滑善滚。他们说起话来、办起事来，不讲党性、没有原则，而是讲“人性”、讲“人情”。哪怕是执行党纪国法，也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因人而易”，是自己的领导、同事，亲人、朋友，或者是送了“好处费”的，那就该惩罚的也可“网开一面”、“从轻处置”、“包容包容”，不给处罚。

还有一种更恶劣的情洗是，有的人不但自己当“好好先生”，不照章办事，而且还要反对、攻击坚持党性、坚持原则的同志，把“不讲人情”、“不会包容”、“极左思想”等恶语扣到别人头上。你信不信，假若吕蒙生在当今，遇到了凡是对坏人坏事都大讲“包容”、“理性”的胡大主编，不把他骂个狗血淋头，在其头上载上一大堆帽子才怪。讲吕蒙是“极左分子”那是轻的，说不定会把“杀人恶魔”的帽子戴到其头上都极有可能。

哎！址远了，胡先生会对我恨之入骨。我怕他给我戴大帽子，还是闭嘴算了，不再扯了，到此打住。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