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党的最高纲领与当前纲领的关系
——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个宝贵经验
【摘 要】回顾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党的当前纲领或最低纲领，在过去一百年不同历史阶段里的具体内容是各不相同的。正确把握党的最高纲领与当前纲领的关系，乃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和宝贵经验。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把党的最高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有机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回顾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概括了我们党的建党精神，向全党发出了继续奋斗的号召，从而深刻说明，正确把握党的最高纲领与当前纲领的关系，乃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和宝贵经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是党成立一百年来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当前纲领的共同点
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指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1]所谓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根据他们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宣布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最低纲领，则是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在不同历史阶段确定的当前奋斗目标，或曰当前纲领。《共产党宣言》表示，实现共产主义是分步骤有措施的，在不同国家，这些措施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没来得及制定为近期目标而奋斗的当前纲领，只表明了自己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但第二年在党的二大上，便明确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当前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党的当前纲领或最低纲领，在过去一百年不同历史阶段里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比如，在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党的当前纲领总起来说是“反帝反封建”，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是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阶段，党的当前纲领是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党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这个阶段的当前纲领即基本纲领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文化。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党又制定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任务，即党的十九大宣布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从2035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奋斗目标，可以看成是我们党最新的当前纲领。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时期制定的当前纲领，尽管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讲话》所概括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说明这一点，《讲话》将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分成四个阶段，并具体论述了每个阶段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讲话》指出，在百年奋斗史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党主要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武装挑衅，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第三个阶段主要是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改革开放，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在第四个阶段主要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讲话》之所以把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归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因为中国古代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而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时代列车，导致屡遭列强的侵略欺辱，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失去了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被堵死了通往工业化的道路。从此，民族独立和工业化成了中华民族复兴面临的两个最大问题，谁能提出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正确主张并付诸实施，谁就能成为中华民族的领导者。在欧美和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这两个任务一般是由资产阶级担负和完成的。但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愿也没有能力彻底反帝反封建，所以无法挑起这副担子。相反，工人阶级虽然在人数上比农民阶级少，在年龄上比西方工人阶级轻，在文化水平上比资产阶级低，却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2]，不仅受压迫最深重，力量最集中，革命最彻底，最有战斗性，与农民阶级有天然联系，而且当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后，拥有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而挑起了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双重革命任务的担子。毛泽东同志当年之所以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3]“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4]我们党“既代表了中国工农大众的最大利益，也是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5]。其道理就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了国家主人，国家也获得了完全独立，工业化道路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只“拦路虎”被彻底搬开，但我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仍然受到各种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帝国主义还在时不时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外交围堵、经济封锁、科技打压，并一直阻挠我国完成最终统一。另外，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加之外部干扰，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还有很多困难需要逐步克服。因此，新中国虽然建立了，但并不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要巩固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建成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还需要我们党带领人民继续奋斗。由此可见，《讲话》对我们党百年奋斗史所作的概括，既是一个全新的表述，也是一个完全符合实际的表述。这一表述把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四个主要阶段，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贯穿起来，更加凸显了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更加展现了我们党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而且更加有助于动员海内外中华儿女为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继续团结奋斗。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最高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结合点
自1840年鸦片战争时起，一切先进的爱国的中国人，都以复兴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革命先驱孙中山更是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但是，他们的希望都因为试图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最终落空了。正如《讲话》指出的，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才“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中有和其他先进的爱国的中国人相同的一面，即都要复兴中华民族，又有和他们不同的一面。这是因为，首先，我们党除了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6]其次，我们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第一步，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但由于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个革命只能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另外，在这个革命胜利之后，还要迈出第二步，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到我国虽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程度还比较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比重还比较高，文盲、半文盲还比较多，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只能说处在初级阶段。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这个基本纲领的主要内容和这个建设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都表明它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倒退到资本主义，而是为着“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7]所以，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早已经走完了第一步，也走完了第二步，现在正在走的是第三步，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现代化建设。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不久就作出过明确回答。他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8]“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9]可见，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和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党的最高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因此，每个共产党员在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同时，都必须牢记党的最高纲领，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为什么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呢？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曾作过很多论述。他说：“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我们整个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关系就在这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源于这个理想信念。”[10]“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11]“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12]这些论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源来自共产主义的理想，坚定这个理想，才可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讲话》鲜明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党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时牢牢把握正确方向的根本点
前文说到，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切先进的爱国的中国人都企盼中华民族的复兴，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走什么道路，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实践反复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有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时半会走得通，但在中国绝对走不通。中华民族要复兴，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只能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方面积极倡导和推行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绝不能搞资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他就指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13]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4]“如果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一亿人都有饭吃的问题。没有饭吃，中国人干吗？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15]他还说过：“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16]可见，要使改革开放行稳致远，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期实现，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方向。如何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呢？说一千道一万，最根本的保证就是《讲话》中所指出的：一方面“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他在这里所说的真理，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说的理想，无疑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说的初心使命，无疑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说，要把握好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方向，就要把党的最高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统一起来。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曾就处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为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和处理党的最高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关系提供了指导原则。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1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18]“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19]“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20]这些论述都告诉我们，要确保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最重要的就是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同时，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过程中是否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有着具体的检验标准
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在为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同时，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是具体的，也是有检验标准的。这种检验虽然不像做体检，有X光、CT、核磁共振成像，比较困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综合起来领会，就会看到这种检验的办法，起码有以下三条。第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同时，是否淡化甚至忘记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存在怕讲共产主义、怕讲理想信念、怕讲革命的现象，好像谁讲这些谁就是“左”，甚至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遥遥无期”“要给共产党改名”“要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等奇谈怪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理直气壮地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21]“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是理想信念动摇的一种表现。”[22]他还尖锐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嘲讽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23]关键在于丢掉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信念。他说：“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24]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说：“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陈云同志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他反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明确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25]他还不无针对性地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26]“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27]他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28]他批评关于“我们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的说法，指出我们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9]他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党在现阶段虽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但并没有放弃更没有否定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谁要是连共产主义理想都不肯承认甚至表示反对的话，那就可以断言他已经偏离或甚至背弃了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正确方向。第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同时，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用这些原则校正前进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有人曾宣扬“改革开放无方向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公有制效率低论”，鼓吹“应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收入分配要继续扩大”等主张。这些谬论的要害，就在于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相割裂，只讲改革开放而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与党的最高纲领相割裂，试图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凝固化、永久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一个游离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之外的社会制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尖锐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30]他强调：“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31]为了端正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他还提出，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32]他说：“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33]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掷地有声地讲，要“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动摇”。[34]为了用党的基本路线及时校正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经济体制改革要不要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问题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35]针对所有制改革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问题，他又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36]要“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37]“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38]他针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舆论明确指出：“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39]“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40]在分配制度改革要不要坚持共同富裕原则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表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41]因此，“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42]他指出，当前，“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必须“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43]针对有人反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共同富裕的言论，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地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44]就是说，强调共同富裕，并不是要一步到位，更不是要搞平均主义，而是针对近些年城乡区域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的实际问题，把工作着力点更多地放到共同富裕上，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他讲，人心向背并不仅仅决定于经济发展。“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45]我们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在中国消灭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2021年又提出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次《讲话》进一步指出，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不难看出，所有这些举措和论述，都是在用正确政治方向“对表对标、校准偏差”。第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同时，是否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片面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变得怕矛盾、怕斗争，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骑墙派”“看风派”“两面人”，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有的对严重错误言论以“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借口，不管不问，放任自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46]“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47]他告诫全党，对于敌对势力的言论“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48]他提倡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49]。他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充分认识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50]在这个《讲话》中，他进一步提醒我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他要求全党：“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关于要脚踏实地从事当前纲领的实践与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如果“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51]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他针对高校“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52]的现象指出：“要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改革举措，切实防止出现一些人担心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被边缘化’的问题。”[53]针对一些单位一些人，党的意识淡薄，对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受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现象，他又指出，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党报党刊党网、党政干部院校要强化政治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54]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互联网的问题。他对现在是“资本为王”的“资本媒体”“商业媒体”时代再提坚持党管媒体没有意义的观点，给予了严厉批驳。他说：“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要把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守土尽责的重要使命，充分发挥制度体制优势，坚持管用防并举，方方面面齐动手，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55]他指出：“对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对发出正义声音而受到围攻的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决力挺。”[56]他要求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他告诫大家，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强调“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拿出管用的办法”。[57]“做这项工作不容易，但再难也要做。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要怕别人说什么。”[58]在这个《讲话》中，他又特别强调，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越是接近胜利，危险和困难往往会越大、越多。我们要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入总结和充分利用党的百年奋斗史的宝贵经验，一方面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另一方面，任何时候都要牢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向全体党员发出的号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1][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688页。[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4]《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页。[5]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让步（1937年）》，《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7]《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页。[8][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10][12]《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6、77，83～84页。[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21页。[1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168页。[14][15][1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326、208页。[1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页。[18][19][20][21][23][24][26][29][46]《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6、73、74、83、76、87、229～330、299～300、98页。[22]《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6页。[25]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第2版。[27]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11期。[28]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日，第2版。[30][31]《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15页。[3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第1版。[3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5页。[34]《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32页。[35][37][3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4、69、63～64页。[36][41][4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01、552～553、553页。[39][40]《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0、63页。[4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27页。[4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9页。[45]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5页。[47][48][53][54][55][56][57][5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209、100、36、36、49～50、42～43、30页。[49]《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4页。[50]《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1页。[5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页。[5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来源： 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学术前沿》9月[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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