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新冠病毒美国中心传播说”获得了有力的证据支持。据环球网10月1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以色列情报机构获取的新冠病毒传播证据。

根据泄露出的情报表格所示，在2019年10月的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就有不少的美国士兵和其家人感染新冠病毒。这个表格极其详细，包括这些人的身份、国籍、时间、感染症状等。这份文件至少可以表明，早在中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美国就已经有相当人数的感染者，还“正常”参加国际赛事。

从美国有记录的医疗历史开始，美国就进行着大规模的各种非人道的病毒病菌-人体实验。美国对这类病毒病菌的武器化研究和使用的历史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进入顶峰。

在1943年，美国就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生物武器的研究，并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德特里克堡陆军生物战实验室。该实验室不仅仅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实验，还包括工业综合体，能够自行建造可供使用的生物战剂。

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开展了“回形针”计划，将大量的德国、奥地利前纳粹科学家接回美国，协助美国进行相关科技的研发。其中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维尔纳·冯·布劳恩等火箭专家，更有诸如西奥多·本辛格的生物战专家。

而日本的731部队在战后也通过莫里桑德森的豁免协议，向美国提交了全部实验资料而获得豁免权，而此时，堪称“兵强马壮”的美国生物战研究中心，开始了各类“反人类实验”，而实验对象，不仅仅有外国人，甚至还包括美国人自己。

1950年，美国海军发动了“海喷计划”，美国海军向旧金山市散播了大量的粘质沙雷氏菌和萎缩芽孢杆菌，以判断旧金山市在未来可能的生物战当中的抵抗程度。为了保证实验的准确性，美国海军并没有征求旧金山市市民的意见，也没有任何的预警，旧金山市民就这样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成为了自己人的“试验场”。

类似的实验在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一共进行了239次，其中有80次使用了所谓的“无毒细菌”，余下的大多采用所谓的化学品进行测试。

除了利用无辜的市民进行“低烈度”的实验，美国还发挥传统，将美国数百万的囚犯当做随时可以利用的“实验体”，进行高烈度的生物武器实验。例如在195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利用了200个女囚犯进行病毒性肝炎感染实验。这些女囚犯后来大多死于病毒性肝炎的并发症，并在后来的生活中将病毒交叉感染给其他人。

对本国的公民尚且如此，对于其他国家的人，美国的生物战实验更是不可能有丝毫的手软。在1946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在危地马拉进行了著名的“梅毒实验”。该实验中，CDC的研究人员迫使感染梅毒的女性与囚犯和士兵发生关系，并对这些感染者进行不同的“治疗”以获得实验数据。

这场试验除了研究人员，其他人都不知情，都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感染病毒”和“接受无效治疗”。在整场梅毒实验当中，一共有至少83人因为梅毒感染而去世，死得不明不白。直到2010年，美国才象征性地给受害者的后代给予赔偿并道歉，然而这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事人大多都已经过世。

以上的这些案例，仅仅只是美国官方文件披露出的、影响范围均不大的生物实验。不过从实验对象和手法可以看出来，美国已毫无底线。无论是美国自己的公民，还是被剥夺了政治身份的囚犯，亦或是美国自己的士兵，还有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居民，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治病的细菌和病毒，成为美国生物战研究当中的资料。

随着对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并非第一个出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国家，在西欧和美国有比中国早得多的新冠病例。然而这些国家都进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操作：掩饰和不负责。也正因为政府的掩饰隐瞒和不作为，导致这场疫情席卷全球超过两年，依旧没有消停的意思。

如果说，新冠疫情真的是美国故意泄露，那么就是彻头彻尾的玩火自焚，如今，美国仍旧是世界上新冠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超过75万人因病去世。究竟是“人类清除计划”还是“生物战实验”，已然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新冠病毒加速了世界政治的转变进程，美国将在这次疫情之后彻底失去自己的霸权地位，并随着霸权地位的消失，迅速萎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