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担当。“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在突发事件爆发之时，在国家和人民需要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敢于担当，与人民同甘苦，与时代共命运。

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而是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投入战斗。

面对长征路上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追堵截以及党内重大突发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克服饥饿、严寒、疾病、分裂等无数困难，取得长征史诗般的胜利。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于次日即发出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表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直接戳穿其侵华阴谋。

面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和平与风险共存的复杂局面，在国民党突然撕毁“双十协定”，悍然挑起内战之际，党沉着应对，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用铁血忠魂在中华大地上刻下担当与责任的铮铮誓言。

底线思维。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做好随时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并且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1940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前，党中央就已经对国民党顽固派频繁的反共活动有所警觉。中央多次发出电报，提醒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和实际准备。党中央还提前拟定了两个应对预案，并且分析了可能的发展状况，做了军事、组织以及舆论方面的预警防范。虽然皖南事变最终还是发生了，但事变前的准备和预判，使我们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1941年2月17日，毛泽东等就皖南事变后的军事方针给彭德怀等发出指示，强调“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底线思维，经受了重庆谈判的风险考验，“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

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进行不懈努力，同时领导解放区人民做好对付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保证了我们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并拥有121万党员的强大政党了，国际国内形势也对我们有利。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仍强调“我们更要准备困难”，“准备吃亏”，并接连列出了17条困难，强调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

未雨绸缪，喜不忘忧，用实际行动展现出强大的底线思维能力。

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屡遭突发事件，严重时甚至危及生死存亡。之所以能够战胜险阻，转危为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既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党痛定思痛，逐渐认识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不断改变策略，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党积极地与过去一切缺点、错误和各种不正确观念作无情斗争，加强自身建设。

卢沟桥事变前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为了彻底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特别是主观主义错误，写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使党能够承担起中流砥柱的使命。

皖南事变后，中共在与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的同时，认真检视自身问题，坚决纠正错误，总结血的教训，在国际国内的威望大大提高。

群众路线。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最伟大的力量蕴含于群众之中。

在与各种突发风险危机做斗争的过程中，党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次斗争都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与拥护。“唤起民众千百万，同心干”，是战胜各种困难的重要法宝。

大革命时期，中共就已经广泛地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使处于个体状态的社会成员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合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次“围剿”根据地的突然进攻，党紧紧依靠群众，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带领根据地军民痛击一切来犯之敌。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寇一次次“清乡”“清剿”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中共全力推动民族大觉醒，民众大团结，最终让日本侵略者深陷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国统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等突发事件，中共第一时间揭穿其反动真面目，让血淋淋的悲剧唤醒广大民众，推动爱国民主运动全面高涨。在解放区，面对国民党的肆意摩擦和突然进犯，我们党领导军民奋起还击，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踊跃“支前”，彰显出人民的力量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舆论引导。新闻舆论不仅关系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并且关系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已逐渐能够在纷繁动荡的时局中把握舆论方向，使得多次突发事件后，事件的走向能朝着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

西安事变后，我们党通过《红色中华》以及人民通讯社等发表文章和评论，披露真相，表达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国难的坚定立场。这一举措有力地回击了国内外一些媒体的虚假宣传，扭转了舆论风向，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同志亲笔题词于《新华日报》，四两拨千斤，穿透了事变的迷雾，荡涤了山城的阴霾。中共中央还特别注意对国际社会的宣传，利用英美策动国际舆论，发动各界人士把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内战阴谋公之于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