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益飞：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及其对新时代的启示

点击：作者：朱益飞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布时间:2019-02-25 1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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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最初源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对“分散主义”倾向的批评与思考，初步践行于1975年整顿中反对派性的斗争，进一步完善于当代中国改革实践。邓小平认为，改革事业必须在中央权威下推进，树立具有改革形象的领导集体是关键，中央权威主要体现在对改革的调控力上，维护中央权威必须破除圈子文化，要拥护党的领导集体及领导核心。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启示我们，新时代要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树立令人民信服的中央权威，坚持做好改革这篇大文章，切实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勇于向各种破坏中央权威的行为开展伟大斗争，充分彰显新时代改革大逻辑。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深刻地表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实现中央权威和改革开放二者的紧密结合，这是邓小平中央权威观的显著特点。避开中央权威谈改革，是没有顶层设计的改革；不以改革为主题的中央权威，是不能让人民群众信服的中央权威。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用改革的视角，重温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 形成理路：

邓小平中央权威观发展的历史脉络

邓小平对中央权威与改革关系的认识，发端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中央权威观初步践行于1975年的中国，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趋于成熟。

1. 批判“分散主义”与邓小平中央权威观的萌芽

邓小平初步认识到社会建设与中央权威之间的密切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因为违背了经济规律，导致当时的中国经济形势陡然严峻。面对困难，中央开始作出全面调整，决定制定一个七年计划，但在安排计划时，各地方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条件，中央权威受到干扰。邓小平对这一现象高度重视，他在1961年底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是大权旁落，混乱不堪。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没有希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指出：“应当强调集中统一，强调全局。全党服从中央是核心。”不久，七千人大会召开，会议的第一阶段以强调集中、反对分散主义为主要内容。邓小平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会议发言中明确提出，反对分散主义是在向全党提问题，一定要抓。邓小平从党的建设角度出发，专门对那些不重视中央权威的分散主义倾向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当前的工作中“分散主义相当厉害”，“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七千人大会在宽松的氛围中召开，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统一，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广泛讨论，来自全国的各级领导干部统一了思想认识，认清了党中央权威对全面调整的重要意义，有效地维护了中央权威。

可见，社会主义探索时期，邓小平已经认识到中央权威和社会建设之间的重要关系，“邓小平感到这个问题大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调整工作的进行，甚至影响党的前途”，并对树立和维护中央权威初步提出了解决路径。但是，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没有能够在全面整顿中得到很好贯彻，因为当时“左”的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三面红旗”仍然是当时全局性的指导思想，所以这一时期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主要体现在理论层面的探讨上。

2. 反对派性斗争与邓小平中央权威观的初步践行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逐步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客观上为他的中央权威观的初步践行提供了政治条件。从1975年开始，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领导了1975年的整顿。若干年后，邓小平对这一年做出了高度评价，他指出，改革实际上从1974年到1975年就已经试验过一段了，“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但整顿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因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地方派性严重，从而导致中央政令不畅通。邓小平敏锐地抓住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着重从铁路系统开始整顿。铁路运输被称为国民经济大动脉，当时铁路运输严重堵塞，工业生产以及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铁路运输成为突出问题。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当时铁路系统“多头管理”的领导体制有关，“文化大革命”后期，铁路系统派系林立，铁路造反派和地方造反派形成两派甚至几派，长期对峙，严重削弱了中央权威。邓小平指出，要打通国民经济大动脉，首先铁路运输的权力要集中到中央，铁道部要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指出，闹派性已经严重影响大局，要对闹派性的人进行再教育，反对闹派性的头头。他以徐州铁路分局为整顿切入点，果断逮捕闹派性的头头，在短时期内恢复了正常秩序，树立了中央权威。此后，徐州经验被铁道部在太原、郑州、南昌、长沙等地方推广。

中央对地方部门闹派性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为整顿工作铺平了道路，邓小平中央权威观的初步践行让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不能没有中央权威，闹派性就是与中央权威对抗。邓小平认为，这“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并进一步指出，“集中统一赞成不赞成？……闹派性要不要反对？对闹派性的头头要不要调开？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主要集中于他所分管的党建领域，那么到1975年，邓小平中央权威观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初步践行，已经从铁路部门扩展到钢铁工业、国防、科技、党的建设、教育、文艺等领域。以中央权威观作保障，推动改革的实践让深处困难中的中国经济社会看到了一线曙光。

3. 改革的艰辛开拓与邓小平中央权威观的完善

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是邓小平中央权威观的完善阶段。在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以及应对通货膨胀、政治风波等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健康方向发展。

首先，多元社会思潮呼唤着中央权威的新使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环境和思想氛围空前活跃，社会上逐渐出现两股错误思潮：一是自由化思潮，鼓吹西方社会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弱化党的领导；二是保守思潮，坚持“两个凡是”，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转移离了线，解放思想出了格，发扬民主闯了祸”。前者因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带来改革的无序性，后者会因封闭保守使改革迈不开步伐。这两种错误思潮在当时影响很大。邓小平认识到，要破除坚冰，必须尽快树立中央权威，统一思想认识。他指出：“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再次重申的“中央权威”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为改革开放铺路。

其次，破解改革难题，赋予中央权威新的定位。有中央权威的保障，改革开放在“大胆试验”中起步，从农村到城市、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各领域的改革，改革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但是在改革迎来第10个年头的1988年，由于新旧体制转轨，改革进程中10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集中暴露出来，这一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1988年，国家在推进价格和工资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邓小平指出，价格闯关必须要通过，因为这涉及多方面、综合的改革。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央要有权威》，他要求把“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作为一个“方针”定下来，这是对中央权威的新定位，也标志着邓小平中央权威观的正式确立。

再次，政治平稳交接提升了中央权威的新高度。1989年是中国政治交接之年，这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中央权威的作用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提出“三个坚决”，即“必须坚决维护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威，坚决维护国务院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威，坚决维护法纪政纪的权威”。随后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进而提出维护领导核心是维护中央权威重要体现的论断，深入论述了“维护一个核心”对于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党中央、国务院必须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再次提升了中央权威的理论和实践高度。

至此，邓小平对中央权威的意义、内涵、表现以及践行等都进行了论述，他的中央权威观在特殊历史时期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确保了中国继续沿着正确的改革方向前行，中央权威在改革中的作用充分凸显。

2 基本内涵：

邓小平中央权威观内容的多维

20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日臻成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论述了改革与中央权威的关系、中央权威在改革事业中的具体体现，阐述了具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应具备的改革精神与能力，并就如何维护中央权威提出了基本要求。

1. 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在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下推进

首先，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其功能的发挥是以树立和维护中央权威作为基本前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浩瀚工程，需要有超前胆识和科学规划，它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合时宜的方面进行变革，但“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所以必须树立中央权威，打破固有利益的藩篱。其次，树立中央权威有助于化解改革风险。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改革风险随时存在。邓小平指出：“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我们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妥善应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顺利解决了通货膨胀等问题，实现了领导班子的几次调整，这些都得益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使我们有效克服了改革起步阶段的一个又一个难题。最后，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能够从大局着眼，通过顶层设计，科学规划改革事业。改革开放事业是全方位的综合性改革，邓小平认为，改革如果是乱哄哄的，大家各行其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肯定不行，所以，“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作为保障，这样才能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

2. 中央权威体现在改革的调控力上

改革需要中央权威，那么，中央权威在改革过程中体现在哪些方面？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中央权威应当体现在调控力上。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既要反对保守，也要反对自由化，这是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得出的经验。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关于“左”或右的争论异常激烈，邓小平认为，改革要做到不争论、大胆试、大胆闯，必须依靠中央在大的方向问题上掌舵，所以，“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中央权威体现于统筹地区发展的能力。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则，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先富带动后富必然要提上日程。邓小平指出，发展到一定时候，沿海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权威，就办不到”。中央权威还表现于经济运行中的调控力上。1988年10月，邓小平针对当年我国经济发展过快、过热的困境，提出中央应该能够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治理经济环境以及整顿经济秩序。他指出：“应该加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控制能力，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和妥善的办法来加强管理。”这里所说的“控制能力”即中央权威。中央权威还体现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自信与定力上。针对西方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手画脚，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要复杂得多，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中央要能够在外界的各种“批判”声中增强改革的定力，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树立权威，具体要做到“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

3. 具有改革形象的领导集体是树立中央权威的关键

是否具有改革形象，这是中央能否在人民中树立权威的关键。1989年5月底，邓小平对中央领导层的变动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那么，什么样的中央才是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第一，权威的中央首先应该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的中央，既反对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反对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改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政治立场正确。邓小平告诫说，一个具有权威的中央，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第二，权威的中央要能够确保经济不滑坡，不仅要积极争取发展速度，而且还必须确保“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中央权威的树立取决于中央交给人民的改革“成绩单”。第三，权威的中央在改革过程中还应具备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能力。邓小平强调，改革必须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国家不能乱。这就要求中央能够排除“左”或右的干扰，发挥中央权威影响力，增强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1989年及之后的几年中，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施制裁的状况，我们党沉着应对，凝心聚力，克服了重重困难，迅速瓦解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围攻态势，充分体现出中央权威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性。第四，中央领导集体要做到让人民满意。人民是改革开放事业成败的最终评判者，为此，要以人民为中心，大胆地为人民进行改革。

因此，邓小平认为，中央必须具备改革精神、拥有改革本领，做到“取信于民”，“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的形象”。这不仅是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未来中央领导集体的期望，选择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并有政绩的人进入领导机构，使人民感到中央是要真心诚意地推进改革开放，这样人民才可以安心。

4. 在改革中维护中央权威的具体要求

中央权威一旦树立，党内、党外都应当切实维护。邓小平认为，维护中央权威首先要破除党内的圈子文化。他告诫说：“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党内形成了小圈子、小团体，要坚决地开展斗争，绝不能姑息，斗争是为了更好地团结。1975年整顿时期，他提出要按照毛泽东“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派性问题和反对圈子文化。他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指出要以教育为主，能教育过来的既往不咎；对那些敲过警钟、进行过教育但仍然不听中央、国务院话的，“不行就调人换头头”，因为“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其次，维护中央权威必须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邓小平认为，党风问题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极少部分党员及干部的不正之风不利于党在群众中树立威信，“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具体说，就是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中全党服从中央是这几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地同中央保持一致，维护中央的权威”。再次，维护中央权威必须维护领导核心。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希望全党能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以及核心。他指出，一个团结的、维护核心的领导班子，如果能做到团结奋进、努力工作、预防和惩治腐败，中国就不怕出乱子。

3 新时代的启示：

重温邓小平中央权威观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是改革开放不能有“中场休息”。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正如习近平所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前的改革涉及的人和领域更多，触及的利益更深，要勇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中央权威。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重温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1.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更强有力的中央权威

重温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首先就是在全党、全社会达成共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更离不开强有力的中央权威。

新时代的改革需要更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由当代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党和政府必须有力，多中心治理模式并不利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曾有下放权力的做法，原来高度集中的调控方式转变为地方分权调控方式，中央调控力大幅流向地方，客观上削弱了中央的调控能力，经济运行中曾发生混乱与无序现象。为此，邓小平指出，中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中央后来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加以改进，中国经济尽管几次面临失调危险，但由于党中央、国务院有权威，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使得几次风险都化险为夷。

改革需要更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也是由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所决定的。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变化，“三期叠加”的影响逐步显现。与以往改革相比，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增强社会凝聚力，也更需要发挥政府作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如何做？只有通过加强中央权威，实施顶层设计与科学规划，将一张好的蓝图贯彻到底，才能有效克服困难。正因为如此，中央权威才能有效避免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在政策上“翻烧饼”的弊端。

为此，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强调，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也只有改革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也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2. 树立令人民信服的中央权威

实践表明，不进行改革或者改革力度不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就激发不出来，中国梦就很难实现。习近平指出，要“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

一方面，做好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树立令人民信服的权威，中央要始终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2018年1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我们国家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这表明，在改革问题上不能犯根本性、方向性错误。当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滥用社会转型概念的倾向，把改革开放说成向资本主义进行“社会转型”。一般而言，社会转型是指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但不应当把同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调整和变革与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更替混淆起来，把它们都称为社会转型是不科学、不正确的”。中央权威的树立，首先要保证改革方向正确，要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另一方面，做好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树立令人民信服的权威，中国共产党就要不断增强改革的本领，提升改革开放的本领自觉。邓小平指出，如果不注意学习，只是忙于事务，思想庸俗化就会成为一个危险起点，所以，中央是否具备卓越的改革本领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政治问题与实践问题。新时代的新特点、人民的新诉求、改革的新气象都需要我们党必须具备引领时代、引领社会发展的改革本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要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从而不断增强政治领导本领，这样才能在真才实干中不断增强中央权威。

3. 切实维护改革砺炼出来的领导核心

中央权威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核心是不行的。所以，维护中央权威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旗帜鲜明地拥护领导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全党、全国人民就是要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真正的领导核心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尤其是在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转折关头的考验中形成与确立起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过程中，以共产党人的无私品格，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全面从严治党，反腐成效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为全面深化改革铺平了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等领域的改革中，习近平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述，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中国梦”，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经济发展新常态到五大发展理念……这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向新境界，以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一个个被攻破。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的责任担当，其权威是在改革中砺炼出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4. 勇于向破坏中央权威的行为进行伟大斗争

改革会触及深层利益，境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甚至会相互勾结、里应外合，挑起各种争端，企图破坏中央权威，阻碍改革进程。目前被处理的贪腐高官中，有不少人存在拉票贿选、拉帮结派，甚至企图篡党夺权等政治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伟大斗争”是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全面评估后作出的准确判断。要勇于向各种破坏中央权威的行为进行伟大斗争，这是改革之需，也是时代之需。

当前，对破坏中央权威的言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中央要对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进行坚决遏制和打击，方式不是采用革命战争年代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也不是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要借鉴邓小平的经验，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充分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那些有不当言行的人，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能够受到教育，吸取教训。对于那些执意不改，仍然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对抗中央的顽固分子或利益集团，要坚决按照党纪国法予以严惩。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事业的直接受惠者是广大老百姓，中央有权威，改革开放就能顺利推进，人民才能实现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是党和国家改革事业得失的评判者。要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在全社会营造支持改革开放事业、拥护改革开放事业的氛围，使人民都真心拥护中央权威，让那些破坏中央权威的图谋无所遁形。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实践中生成的，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的权威有本质区别。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不是为一己或一党私利的权威观，而是在改革实践中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权威观。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中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总结和基本规律，充分彰显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大逻辑。因此，在新时代我们坚持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党中央必须要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

参考文献：

[1]程中原：《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

[2]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3]王沪宁：《集分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协同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4]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5]张化：《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6]〔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

（作者系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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