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阳明认为，心学立言宗旨是人人应致良知，人人可当圣人。在学做圣人问题上，王阳明提出“圣人分两说”，意在警示人们，学做圣人是第一位的，做多大的圣人是第二位的。学做圣人有道，立志、勤学、改过和知行合一是四门功夫，它们相互照应，不可分割。王阳明“圣人分两说”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学”颇具借鉴意义，它启示我们应有人性自觉和党员意识，做最好的自己，把理想信念扎根在本性上，科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方法，在知行合一中磨炼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把党的“心学”发扬光大，离不开中国传统心学精华的滋养。作为中国传统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认为，圣人之学便是心学，心学之要在于“致良知”，在于立志为圣。在探讨立志为圣的过程中，王阳明提出了“圣人分两（fēn liǎng）说”。学习研究“圣人分两说”，对于我们把握王阳明心学，对于我们反思党性教育这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都颇具意义。

何谓“圣人分两说”

　　在王阳明看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可以成圣人。所谓圣人，就是依天理行事之人，就是“致良知”之人，就是能做到心安理得之人。“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与天理同在，这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本质，是所有圣人的共同点。王阳明进一步认为，万物皆是为我之物，都是在与我的关系中存在的，故天理也即我的良知。找寻良知，要在万物与我一体的视域中展开，并把着力点放在自我而不是外物的层面。倘若把我与外物劈作两半，便会走入歧途。“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功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在此大视域下，所谓圣人一定是天人合一之人，而我们也完全可以期待一个圣人世界的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完全相同的无个性的人。从个性的角度、功能的角度、发挥作用的角度看，圣人与圣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这个角度，王阳明称之为“才力”。“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王阳明认为，圣人之为圣人全在于性质，而不在于分两，即在于质而不在于量，这就是所谓的“圣人分两说”。

　　把握王阳明的“圣人分两说”，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提出此说的针对性。“圣人分两说”是针对当时儒者对儒家学说的不正确理解和应用而提出的。在王阳明看来，世儒曲解了儒家思想真谛，把精力放在了考索著述上，放在了知识才能上，而忘记了根本，这就导致了异化。异化之一是求而无功，也就是说，由于用力方向的错误，导致了结果与目标的不匹配。异化之二是越求越坏，道路对目标不仅没有助益，反而是一种损害，具体地说，是忘却了本心、初心，而在才力上着力，就流于功利。有鉴于此，必须对时儒不当之论加以拨乱反正，否则难以展现真正的圣人之学。

　　第二，提出此说的进步性。“圣人分两说”不仅仅是针对时弊，同时也具有解放人的意义。圣人并不是古今少有的杰出人物，并不只是个别生而知之的少数人的专利，根本上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也就是说，在圣人之为圣人的问题上，从先天的同质性和后天的可能性角度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起码在人格和尊严上是平等的。针对人们把圣人夸大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神化圣人现象，王阳明一方面保持着对圣人的尊敬，另一方面也把圣人从天上拉回人间，使圣人与众人具有了本心上的平等性。例如，针对圣人生而知之、众人学而知之的说法，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而保全功夫便是学；众人虽因障蔽多而需克服、去学习，但学习的依据和旨归却是本心之良知。可以说，只有承认人人可以成圣，承认每个人在生命本源上的平等性，才能找到理解王阳明“圣人分两说”的可靠支点。

第三，提出此说的辩证性。“圣人分两说”并不意味着排斥分两，按照王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知行合一的思路，圣人之为圣人必在格物、处事、正行上体现，换句话说，必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体现。打交道一定会有力量，而力量会分大小，故圣人必有分两，无分两之人必不是人，更遑论圣人。既然必有分两，圣人就不能排斥分两，如若排斥分两，就是割裂人与世界的一体关系，这并不符合儒家真谛。儒家强调积极入世，强调要在事上体现良知天理，而这势必就要体现出分两。分两之不同，体现出圣人之间的差别。对此，王阳明以《易经》为例作了说明。在他看来，伏羲作易、尧舜用易、文王演卦、周公演爻、孔子玩易，其间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前者的分两要高于后者。不仅如此，即便对于同一个成圣之人来说，分两之不同也体现出发展阶段的不同。例如，童子有童子的良知，成人有成人的良知，而成人的良知发用也是一个不断向至善迈进的过程，不可能止步不前。然而，尽管圣人有分两，也必须要增加自己的分两，但圣人之为圣人却不是靠分两。王阳明认为这里总体思路有两条：一是非功利主义，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出发点。二是主张要从一般与个别、一与多的关系角度把握圣人与其分两的关系，并把着力点放在扬弃了个别的一般、扬弃了多的一上，这是其落脚点。也就是说，每个人应当成为圣人，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造化和才能，每个人有其特殊的成圣之道。要言之，王阳明认为：“若除去了此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

何为成圣之道

　　如前所述，王阳明“圣人分两说”是在承认分两的前提下，主张把功夫下在成圣上而不是分两上。在他看来，只要在成圣上下功夫，自会体现出适当的分两；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出在分两不足上，而是出在成圣欠缺上。所以，如果你的良知达至常觉常照、至诚无息境界，就会无知而无不知、处事游刃有余。如果你本心障蔽、诚明不足、自以为是，就会动静失据、进退失措、知行脱节。那么，如何才能成圣？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最为紧要的是立圣人之志。而立志不是悬空的，还应落到实处，把此志当作人生的根本点来看待。“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立志需要执守，需要责志。故怠心生，责此志，使不怠；忽心生，责此志，使不忽；躁心生，责此志，使不躁；妒心生，责此志，使不妒；忿心生，责此志，使不忿；贪心生，责此志，使不贪；傲心生，责此志，使不傲；吝心生，责此志，使不吝，等等。坚执志向，方可有成。许多人在必为圣人之志方面或牵挂太多，或患得患失，或劳累伤神，在王阳明眼里，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真正树立圣人之志，实乃作茧自缚。王阳明的学生黄修易提到因受制于亲而影响学习圣人之道，王阳明说：“此事归辞于亲者多矣，其实只是无志。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为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

　　第二，勤学。王阳明认为，学习乃人生第一要务。讲学习从根本上是要讲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必须要有诚意，而有诚意，必体现为勤奋；只有勤奋，学习方可有成。如不勤奋，就如地上灰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才能破除自以为是的局限，发见道无终穷。在学习过程中，不可忘记本心，也不可有贪心而拔苗助长，这就是王阳明不厌其烦所说的“勿忘勿助”。在学习的过程中，特别要破除两“心”。一是傲心。在王阳明看来，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人心本是天然之理，天然之理是无我的。“无我能自谦。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从恶之魁。”二是好胜心。圣人之学容不得好胜心的存在。“后世学术之不明，非为后人聪明识见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胜心为患，不能取善向下。”

　　第三，改过。王阳明认为，既然为圣就是复归、彰显本心、初心，那么，把附着于本心、初心上的灰尘除去，本身就是改过的过程。更进一步说，圣人与常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过，而在于是否能无大过，是否能时时改过。“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这也就可以看出改过在王阳明心学中的重要地位。那么，怎样改过呢？这就要从根本上用力，从心上用力，充分发挥自我的主动性和决定性。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念念不忘《中庸》的教诲：“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在他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对自己也要严格要求，要真正地从隐秘细微之处下手。此外，仅靠自己改过，还有所不足，还需要朋友责善发力。王阳明指出，仕途之人比退处山林之人，其养性功夫更难十倍，如得不到朋友时时劝诫警示，其不堕落者少之又少。但是，责善需循道而行，要抱着对朋友全心全意的忠爱之心，以妥当的方式劝导，使朋友能够切实接受。而对于非朋友之人的指责，无论其方式方法多么失当，王阳明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四，知行合一。贯通知与行，这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旨归。在他那里，所谓知，就是知做这件事；所谓行，就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行是知的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讲知便要说个行；知是行的主意，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殆，所以讲行便要说个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一说知便有行，一说行自有知在，二者本来就是一个功夫。针对懵懵懂懂、冥行妄做的人，要说个知；针对悬空思索、不肯躬行的人，要说个行。二者都是对症下药的说法，并不意味着知行分割。如果以为知行有先后，以为先知后行，那么，“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知行合一是一个不断由浅入深、由己及人的无限上升过程，是无穷无尽的。

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启示

　　以致良知为核心的王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心学的高峰，而“圣人分两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圣人分两说”中我们可以获得诸多启示。

　　第一，“圣人分两说”的前提是人人可以成圣人，这一前提启示我们，每个党员都应自觉其存在的尊严，都应有自身的担当。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既然人人可以为尧舜，那么，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员，更应该有圣人之志，更应该有实现中国梦所应有的担当。另一方面，既然人人可以成为圣人，那么，在党员之为党员问题上，人人都是平等而有尊严的。尽管因职务和地位的差异党员之间存在不平等，但是，在党员之为党员问题上，则不应当存在差异。因此，党的领导干部在管理普通党员时，要尊重党员的基本权利，不能以领导的名义剥夺这些基本权利，这样，党组织才能获得广大党员的真正的认同，广大党员才有可能从内心用功去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进一步说，心学之为心学，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并都是从本心上自觉发力，心学的这个特点显然是与对基本权利的执着连在一起的。

　　第二，“圣人分两说”启示我们，每个党员都应做最好的自己。每个人的才智、分两不同，但只要心存党的信念，都可以成为圣人类型的党员，都可以成为最好的自我。在这里，我们评价一个好党员根本上应该看他是否依据他的资质进行了最大的努力，而不是看他和别人相比是否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如果仅仅用比贡献来衡量是否为好党员，本质上就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要求，因为它比的是才力和分两，而不是本心和本体。当然，我们每个党员也应当讲分两、讲贡献，而且随着我们修养的提高，我们的分两、贡献也会增大，但是，我们要承认德与才本身不是正比例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在才能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在党性上的不同；人与人之间在党性上的相同，却又可能在才能上显现出重大差异。鉴于才能的不同，每个党员应当追求的是自己是否实现了自己、完善了自己，而不是功利地与其他党员比较贡献，否则终究失却党性。

　　第三，在如何为圣的问题上启示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植根在本心上。王阳明认为，人人可以成圣是植根在本心的前提之上的，立志成圣也是建立在内在超越基础之上，而并非建立在外在超越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人“心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而马克思认为，“对对象、现实、感性”，应当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应当“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即要把世界看作呈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世界。可以说，强调从主体方面把握世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王阳明心学具有一定的相亲性。这就提示我们，不仅要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笃信之上，还应建立在主体对其内在本性的把握上，从而实现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王阳明认为，从主体方面立志，即坚定理想信念是极为重要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不坚定是进步不足的根本原因，这些思想对于共产党人如何补足精神之钙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王阳明的改过和责善思想启示我们，要进一步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利器。王阳明的改过思想实际上就是自我批评和自我纠正，而他的责善思想则是同志式的批评，合起来类似于我们党所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王阳明认为，改过要从根上着手，在事上磨炼，不可就事论事，同时不能为改过而改过，这样会陷入形式主义，失却根本。责善需要注意方式方法，要使对方听得进去而自我改过；要有底线，不能使问题向更坏处发展。这些思想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毛泽东同志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效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在今天，结合王阳明改过与责善思想来理解党的批评与自我评这一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方法，或许会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深一步。

　　第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启示我们，要根据认识与实践的辩证法加强党性修养。针对知行分离的时代病根，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并对知行为何合一、怎样合一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知行的辩证法，但实事求是地说，王阳明并没有解决知行关系问题，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从实践活动这一人的本质出发，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根本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并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运动看作认识发展的总规律，指出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双重任务，提出了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目标，创立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同志的实践与认识的辩证法强调实践的逻辑优先性，要求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提升自己，要求我们实现实践与认识的互动，要求我们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的一些说法，例如关于终身不行便终身不知、克去妄念、达至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袁吉富，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