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判断不仅揭示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经济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同时为我们党进一步明确新时代的目标任务，与时俱进地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优化政策体系和提高政策质量提供了时代基石。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

　　历史方位的判断，是决定我们党和国家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石，从根本上决定了政策体系的走向和最终成效。审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所有成就，从根本上讲，都有赖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总判断，以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不同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国家面貌与时代特征也不同，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也会随着时代跃迁有一定的发展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凸显，实质上仍属于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矛盾，是由经济层面的矛盾向社会整体层面矛盾的转变。这个变化非常重大，直接关乎全局。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我国仍属于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没有变。

　　我们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不懈地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凝神聚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一是推动质量变革。质量变革是一场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工作的全方位变革。今后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向国际先进质量标准看齐，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二是推动效率变革。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企业主体活力，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造潜能。三是推动动力变革。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将传统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更好地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

　　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方位地补足短板，系统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全面小康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要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牢牢抓住全面这一核心要求，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系统地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在经济建设方面，继续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实现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在政治建设方面，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在文化建设方面，聚焦文化发展质量不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等矛盾，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文化自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社会建设方面，继续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生态建设方面，聚焦环境质量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等矛盾，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这要求我们正视短板，想方设法补齐短板，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民生领域最突出的短板。“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5年来，我国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2018年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280万人，任务依然相当繁重。一要加大精准脱贫力度，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在精准扶贫，分类施策，继续实施“五个一批”工程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分类施策的同时注重综合性施策，根据家庭和个人的致贫原因，长短结合，多管齐下，确保稳定脱贫。二要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将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强化社会保障有机结合，实现治标与治本的统一；将发展经济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实现局部与全局的统一。三要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四要坚持科学扶贫，攻坚期内脱贫不脱政策，做到脱真贫、真脱贫。五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加强扶贫资金整合和绩效管理。六要推动市场化“造血”扶贫。以中央企业资金为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对贫困地区具有特色和发展潜力的产业进行投资。充分发挥央企扶贫基金等基金工具的放大效应，组建基金联盟并形成统一的央企扶贫品牌，探索市场化的“造血”扶贫模式，最大限度地帮扶贫困地区发展经济。

　　公共服务高效化是补民生短板的重要途径。充足的公共服务供给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指标。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基础性公共服务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但保障性需求缺口日益凸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获得感；发展性缺口随着需求层次的提高也在不断增加。面对三个层次不同的供给任务，新时期各级政府的政策重心与供给方式也要发生变化。首先，继续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巩固扩大基础性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其次，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重点解决医疗、就业、养老、教育等保障性公共服务的缺口问题。第三，畅通需求表达机制，提升政府对人民群众公共服务需求的甄别能力和整合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合力，推动公共服务供给的个性化、社会化和智能化，前瞻性地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发展性公共服务需求。

　　区域均衡发展问题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69年来，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但是，由于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部分农村尤其是一些西部地区、边疆地区发展仍然滞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协调发展、均衡发展。一方面要科学把握乡村发展趋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类施策，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与组织振兴。另一方面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重点实施三大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着眼于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各方面改革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更好为经济基础服务，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

　　促进治理体系科学化，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涉及国家治理各类组织的功能定位、基本结构、运行规则、操作机制与策略。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微观管理、直接干预，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优化职能的同时，机构改革不断推进。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于2018年3月21日正式对外发布。与以往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同，此次改革从建立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高度谋篇布局，提出牢牢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为系统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支撑。

　　促进治理手段法治化，更好地鼓励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基本手段，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但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取证难、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这首先需要补齐法律法规“短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加大侵权惩罚力度。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这对震慑侵权行为，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进一步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建立以“行政执法、司法保护、维权援助、调解仲裁、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为主的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实现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的协调联动，推进知识产权的“快保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充分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这为信息化条件下提升国家治理工具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在高科技浪潮风起云涌的新形势下，注重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正面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一系列新兴业态的规制监管问题不断涌现，亟须政府部门运用互联网思维去积极应对和解决。首先是在指导思想上，应秉持宽容的态度，对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业态，不能按照惯性思维予以简单归类、仓促规制，而是可以先本着模糊性战略，给新事物一个发展空间，在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形成高效合理的监管与规制。其次是鼓励地方性的治理创新，激发地方治理积极性，由传统的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单向规制模式，向“上下来去”的双向模式发展，即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三是提升政府社会预见、同步设计和适应性治理水平，推动政府规制由被动的匆忙应对转变为高瞻远瞩和与时俱进。

　　促进治理方式现代化，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越高，民众的福祉就越多，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就越强。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拓展网上办理事项；同时推进综合执法机构机制改革，着力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这些措施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提升了民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些措施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观。只有将社会治理实践有机地融入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之中，才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只有通过社会治理的生活化，才能构建起全民团结的情感纽带，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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