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香港的乱局愈演愈烈。据央视8月7日报道，当天，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在深圳共同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通报了中央关于稳定香港当前局势的重要精神，明确提出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张晓明指出，中央高度关注当前香港局势，并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研判和部署。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阻止香港滑向沉沦的深渊。尽管特区政府多次表示修例工作已彻底停止，但是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继续以“反修例”为幌子进行各种激进抗争活动，暴力化程度不断升级，社会波及面越来越广，甚至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那么，香港应该怎样摆脱这种“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呢？笔者上个月曾在《50年前英国准备提前归还香港的内幕》一文中，根据60年代时中央成功实现了让大多数香港人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是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一边，捍卫广大劳动者的权益；第二是必须坚决果断地打击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势力；第三是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现在看来这几点建议并没有过时，这里再简单的展开论述一下。

一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是挑起香港和内地的对立，进行“地域黑”，把当代香港青年称之为“废青”，甚至把整个香港的人都称之为“港灿”，认为“香港人没几个好东西”等等。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笔者个人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要是简单的把香港的问题说成是当地人特质的必然产物，那岂不是把整个香港的人都推向祖国的对立面儿了吗？何况在现实当中，站出来反对香港动乱的普通民众也有不少。

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把当前香港的问题说成是“一小撮人”之类。有说法说，香港上街的人超过百万。即使这是夸大其词，几十万人恐怕也是有的。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要知道，香港总人口只有700多万，扣除老人小孩，上街的人至少是青壮年的1/10，甚至1/5了。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颜色革命”的数字，甚至当年819事件当中响应叶利钦号召上街的人数也只不过是六七万人，就搞垮了3亿人口的苏联。

为什么那么多普通人居然卷入了当前的暴乱，做出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动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主要就是香港的两极分化过于严重，普通民众的生活过于艰苦。关于这个问题，国务院新闻办7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已经有所揭示：

【香港当前确实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土地、房屋、青年向上流动等，我想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深层次的、多方面的，有复杂的历史因素、社会根源，也有国际背景。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日之功，需要综合施策、多管齐下。

中央如何帮助香港社会排解怨气？港澳办：综合施策、多管齐下

https://baijiahao.kunlunce.net/s?id=1640383601278757252&wfr=spider&for=pc】

香港当地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日前也做出了类似表态：

【我们也要承认，由于在房屋问题、青年上流、贫富悬殊、医疗教育，以至退休保障等民生方面的长期缺失，形成了社会的郁结，更令部分青年因为看不到前景，而将不安、焦躁和无奈的情绪，透过街头政治的方式宣泄出来。

董建华：以坚定信念战胜风暴

http://news.eastday.com/c/20190731/u1a15014215_K26843.html】

简单的说，当前香港的问题，其实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在这种制度之下，普通民众生活的太苦了，日子过不下去自然就要想反抗，同时文化舆论方面又不让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么反抗的方向自然也就会被控制了文化舆论的西方的资本势力所利用。

这当然不是说，香港不应该搞“一国两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等于毫无节制地把财产权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让普通劳动者生活不下去。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先生不还提出要“节制资本”吗？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不等于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占领文化教育阵地，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也有了解真理的权利。马克思本人的《资本论》不还是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英国写成的吗？

因此，即使未来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应该吸纳一些大陆的发展经验，例如发展公益事业、关注民生、共同富裕、精准扶贫等等。另外，也应该在香港的文化教育当中注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让普通劳动者分清是非，明确到底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自己的敌人。只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拥护中央，反对西方资本势力，香港就不会出大的问题，即使有点问题也很容易解决。

二

现在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香港发生的暴乱不关大陆的事，中央不应该管，任其自己乱下去就好了。

笔者个人认为，这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香港即使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同样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的繁荣稳定当然也是中国全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如果认为香港的事和大陆无关，那岂不默认了某些分裂分子“香港是一个独立王国”的观点吗？

事实上，邓小平同志在当年论述香港“一国两制”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简而言之就是，只要香港发生动乱，就要进行干预。香港能够干预的了，就由香港当地来干预，香港人控制不了局面就由中央来干预。这其实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指针：

【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邓小平论述香港一国两制_新闻_央视网(cctv.com)

http://news.cntv.cn/2014/10/07/ARTI1412663989643894.shtml】

更何况，假如香港的暴乱势力真的做大了，甚至让整个香港成为了西方资本势力反共反华的基地，难道真的就不会对大陆产生影响吗？个人认为，恐怕未必。

当年，苏联在西柏林问题上进行让步之后，周恩来总理就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过，这看似只是对于西柏林这一个城市问题的让步，其实只是一系列事件的开端，已经预示了未来会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悲剧：

【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周恩来与当代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第78页】

在当时，很多人认为周总理只不过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甚至一直到1987年苏联举国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时，苏联东欧在表面上仍然相当稳定。可是只过了两年的时间，就发生了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东欧剧变，又过了两年，苏联自身也不复存在。这时，那些人才如梦方醒。

西柏林与东欧对苏联的影响尚且如此，更何况香港本身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呢？难道现在的大陆就没有像香港一样亲西方的公知或者和西方资本势力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这一类的问题吗？如果香港被西方资本势力掌控变成了反共反华的基地，这些人难道就不会受到鼓舞吗？

因此，我们对于香港问题绝不能不闻不问，必须坚定不移的打击在香港的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势力，绝不能让香港成为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

三

当然，现在中央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像8月7日时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就明确提出“如果香港局势进一步恶化，出现香港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动乱，中央绝不会坐视不管”：

【我们正告各种“反中乱港”势力，切莫误判形势，把克制当软弱，切莫低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如果香港局势进一步恶化，出现香港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动乱，中央绝不会坐视不管。按照基本法规定，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各种动乱。】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未来有关方面一定会采取有力的措施平息香港目前正在发生的动乱，不会出现对于香港的乱局放任不管的情况。真正要解决的大概也就是一个时机问题，一个事后处理问题。

至于时机问题，笔者相信有关方面一定会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把握住最好的时机。因此，我在这里也不想多说，只提供一个50年前的情况仅供参考：当时，我方先是对港英当局迫害香港爱国群众的事进行抗议，并没有急于出手。直到港英当局先动手枪杀了我方民兵张天生之后，才奋起反击，以零伤亡的代价当场击毙港英军警42人，从此其便再也不敢迫害香港爱国群众了。（可参见刘炳峰，《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的前前后后》，《党史纵横》2017年08期）

对于事后处理问题，笔者相信有关方面一定会把那些暴徒当中的骨干分子，也就是西方资本势力及其非政府组织操纵的汉奸卖国贼和一般对于生活不满的普通群众区分开来，重点打击汉奸卖国贼势力。只是现在有些人认为，未来如果香港的事态平息了，就应该原封不动的恢复原状，笔者则是不敢苟同的。

因为在这次动乱当中，已经明确暴露了香港回归以来很多长期积累的问题，除了前文提到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文教舆论严重西化以外，还有很多朋友指出的外籍法官操控司法，甚至在人名地名方面也没有进行“去殖民化”等等。这些问题当然都得需要解决的，如果不解决未来就仍然会存在隐患。

解决这些问题是否违背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呢？丝毫没有。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所指出的，香港回归以后并不是“什么都不变”，而是会“变得更好”，“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

【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

http://cpc.people.com.cn/GB/33839/34943/34944/34947/2617888.html】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香港现在面临的局面确实很严峻，但其实同样是一个机遇。如果要是能够处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解决香港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促进香港更好的发展，甚至也可以为大陆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的局面并不可怕，我们应该相信中央有能力把这次“危机”变成“转机”，摆脱“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